7月27日下午，林希翎到北京市委求见彭真同志，由办公厅来信科的同志接见，谈话四小时。林表示报纸上，尤其是中国青年报上对有关她的报道与事实有出入，并且要求给她以公开检讨的机会。她说：听了总理对大学毕业生的报告，很痛心，愿意交代一切问题。我把一切都交代了，但组织上还是认为我不老实。我再三要求给我机会写检讨。社会上的大右派分子都有机会检讨，我已经起义了却不给我检讨的机会，老是开小会磨。中国青年报关于我的报道，使我怀疑，党为了教育别人，不得不拿我当牺牲品。有许多事实夸大歪曲，不容申辩，捕风捉影地加在我的头上。她说：我是犯了错误，枪毙我都愿意，这样整我受不了，使我忍无可忍！林对报上刊登过的隐瞒年岁、乱搞男女关系、用美人计等都加以否认。她对中国青年报不满，认为青年报对她进行报复。她说：关于我私生活上的问题都不是事实，失恋有过几次，但没有乱搞，更谈不上为政治上、经济上的目的搞美人计。现在把什么骗子、流氓、妓女之类的坏名词都加到我的头上，使我忍无可忍。她说对黄绍竑、谭惕吾不了解，受了欺骗。林希翎否认她过去演讲时引用的材料是有意捏造的，只承认有夸大的地方。她要求市委建议报纸在没有弄清她的事实之前，先不要登报，同时给她以写检讨的时间和写检讨的机会。
昨天我跑出来找您，但未找到，市委的几个同志接见我，同我谈了话，我想他们是会告诉您的。
这些日子以来，我实在痛苦极了，尤其是昨天看到中国青年报后，我简直支持不下去了。我恨不得马上死了，什么也不知道多么好啊！我在上海的桥上出神地凝视着湖水的微波……。难道党真的打算抛弃我，以牺牲我的代价来教育大家吗？假如这样做真的是对党有利，能够弥补我给党所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话，那我宁肯牺牲自己，让我带着错误、耻辱和委屈，含冤地默默地死去好了。可是不！不是这样的，我想起那次您和周总理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对我们的讲话，我想起学校党组织、许多同学对我苦口婆心的帮助、挽救，都是那样的诚恳、真挚，社会主义的大门怎样能够对一个起义者、真心真意向党和人民低头认罪、愿意彻底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的青年关闭呢？决不会的，我感到我的怀疑是荒谬的。我迅速的离开了桥，我从死神强烈的诱惑力下挣脱出来了。我决心去找党，再一次地剖心地谈谈——这是我绝望中唯一的希望。党培养了我这么些年，我没有权利毁灭自己，我虽然已经二十一岁了，但生活对我来说还刚刚是开始呀！
尽管我的错误是极为严重的，对我的罪恶组织上要给予刑事处分我也决不会有丝毫的意见和埋怨的。与流沙河说：“我宁肯作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困儿……”这反动的念头完全相反的，我宁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当一个有可能被改造为新人的囚徒罪犯，也不愿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当一名“领袖”或“英雄”。我流尽了眼泪，我哀求党收容我这个回头的浪子。只要党这次挽救了我，那么正如你那天所说的，象得了伤寒病一样，可以永远免疫。我这个严重的伤寒病患者从今以后是永远也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的，我决心把自己全部的生命都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我要永永远远跟着党走。我现在具体的要求就是给我彻底检讨和交代的机会，让我一个人静下来，把一切都写出来。目前我所记得起来的，有关的问题是已经基本上交代完了的，而有些非事实的东西我的确不能承认，因为我知道这假口供会给反右派斗争造成混乱的，也是犯罪的行为。所以现在我要求不要对我再采用压逼的办法，同时我要求党能制止报纸（特别是中国青年报）目前对我这种作法。是不是我认为报纸上对我的批评太狠太厉害了呢！非也！实际上我还有许多反动言行，如和右派朋友之间讲的那些私房话，策划的一些活动，在报纸上都没有得到揭露（这些在不久以前我都交代出来了）。但是报纸在揭发这次错误无直接关系的许多问题上以及在关于我的道德品质方面却枉费了太多的心血，以至有许多事实都是歪曲、误解、甚至捕风捉影的，并采用了一些使人实在无法忍受的侮辱人格的谩骂的方法！以前为了顾全大局，既然自己的错误这么严重，所以都忍受下来了，根本未作任何反驳，因为党教导我要把精力放到检查自己错误上去，不要管那些。可是现在我真是忍无可忍的了，我觉得这不仅关系到我个人的命运问题，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报纸这种不实事求是的夸大等作法，最终对党是不利的，因为有些地方夸大歪曲到了使人难以置信的地步。这对真正的的以右派斗争是有害的。所以我要求市委能帮助学校一起很快的把我这些问题弄个水落石出，把我的问题弄清楚后，可以让我这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用现身说法的最有力的方法来积极地投入反右派的战斗。对文艺界和学生中的形形色色右派分子的言行我是非常清楚的，我可以用写文章等实际行动把枪口倒过来，对准右派开火，来赎罪。
亲爱的彭伯伯！我是用赤诚的心含泪地给您写这封信的，这里面没有丝毫的虚伪和作用的，最后我恳求您给我答复，您若有时间的话，我希望能见您一面。
致以
敬礼
程海果7月28日
来源：中共中央宣传部《宣教动态》1957年第二七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