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右派分子徐懋庸原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从1957年2月至8月半年多的时间内，先后在全国二十个报刊发表了二、三十万字的反党文章，此材料系部分反党文章的摘要。原载中共中央第五中级党校整风办公室所编的“徐懋庸言论”。
在听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以后，我同一个朋友讨论了一下，……我那个朋友突然说出了一句：“这里面有苦闷的象征”。……我这个朋友是个有些古怪脾气的人，所以向来总是不合时宜。但他的这一番话，对我却有很大的启发，使我懂得了教条主义的特点，也是在理论问题上没有苦闷，整天地“安心躺在火坑上来咀嚼现成的答案”，不去管六万万人——甚至几千几百人的实际，并且用教条去对付一切事物……
最近全国讨论毛主席讲话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看报纸上，言论一放，所有的人意见纷纷，诉不满，谈顾虑，矛盾多极了，苦闷多极了；因使负有解决矛盾之责的人们，也“忧心如焚”，官僚主义者也不能闭目塞耳地睡懒觉了。
……现在的社会，已不是过去的社会，现在的人，已不是过去的人；现在的人愈多的感到社会的苦闷，决不会消极悲观，反而产生出更好的思想来，于个人的进步和社会的进步都有益。(参看“苦闷”)
……现在的比较高级的干部，都是吃过国民党的不民主的苦头，曾为争取民主而奋斗多年的；他也深知国民党的压制民主的“工作方法”之复杂。现在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时代了，而有的高级干部，却嫌“群众民主太多”了，这是什么原因呢？也许，因为他现在已经是“干部”，从“群众”身分中解放出来了；也许，他过去的争民主，仅仅是为了他自己，并非为了群众——但我不敢武断。
……为什么怕民主呢？有的自以为是为党为国，怕民主多起来，社会主义就会动摇；他看得党国的基础薄弱得很。也有的，却只是为了自己，怕民主多起来，自己的什么架子摆不稳了；他脑中对于自己的基础，倒是有自知之明的。
……所以，人民内部的矛盾处理得正确不正确，会不会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是决定民主不民主，而不是决定于工作方法之简单与复杂的。(参看“不要怕民主”)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应该有“仁人不忧”，“当仁不让”的态度。过去的统治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曾经以“杀身成仁”的精神斗争过。何况，现在并不是整个阶级、整个政党、整个政权不让我们享受民主，只是少数官僚主义者不让，那么，我们有什么怕的!
但官僚主义者既然还有，那么，我们不能等到他们自动放手，才敢充分享受民主。我们现在敢于充分享受民主的表现之一，就是同官僚主义作斗争，不经过斗争，官僚主义恐怕是不肯自行消亡的。
……不怕黑暗，也不怕太阳，那么，世上还有什么可怕的!(参看“不要怕不民主”)
但在报纸上看到，我亲眼也看到过，有些人，把自己的质，规定得一成不变，例如，规定为首长。因此，他到戏院去，不买票而要占特座；他到百货公司去，把先到的顾客挤开，命令店员优先为他服务；他到医院里去，对医生和护士要求在他的领导下进行诊治和护理；他回到家里，对自己的父母，以行政命令分配勤务，在理论问题的争辩中，他要求下级服从他的意见……，总而言之，他给自己规定的首长这个质，是绝对稳定，在任何关系下不变。(“质的规定性”)
现在的高级干部，当然比吕蒙甚至比孙权忙得多，客观条件实在也对学习太不利。但现在有些高级干部毕竟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那“才略”，是非凡的。我看到，有些不读书的人，却极善于领导别人读书，而极善于批判读书的人从读书得来的言论，而且还要作结论。……
据说，他的依据，就是地位!
……我所说的那种领导人，思想呢？看来似乎也没有学会。但说他是“迂腐的学究”是不对的，他辩证地灵活得很。他的论点呢，不在于对问题的本身，而只在于他永远自以为是。
但他是永远不会“弯腰驼背的”。虽然“随”，但永远不会“毁”，永远是英明的领导者。
为什么呢？据说也还是由于地位!
……而那种习惯“随”的领导者，其言论的根据，却只有于经典著作，党的决议和社论，至于实际资料，那是“没有用的”。……
另外还有一个秘密。高级干部是常常有“秘本”和“秘闻”的。……但我们的有些领导者，却以此为最可靠的根据；把他的价值看得远在决议之上。……
群众只知道实际材料，但又是片面的；顶多，也只加上公开的文件。但领导者，却因地位的关系，还掌握着秘密。他的根据是这么坚强，所以他虽然不思而随，但能永远不毁。
有些地方，甚至于连科学研究上必须用到而不关什么机密的材料，也由少数领导人或大专家秘藏起来了。那么，在科学有成就的，自然只能是这些极少数的人。别的研究者，恐怕也只好“随”而“毁”了。……
说这位领导人是秦桧么？绝对地不是，但他学会了秦桧的“莫须有”。说他是曹操么？也绝对不是，但他不及曹操的老实，敢于说出他的真正人生观的根据。……
猫吃老鼠，是不讲任何理由的，但在哲学上，却有“目的论”的根据。……例如：“你反对我的领导，群众要我吃你……”之类。说来说去，一定要吃。但到底却只有一个根据，就是“一定要吃!”……
有的人，论身分是奴才，但他的精神是独立的，爱自由，如古罗马的斯巴达卡斯；有的奴才则就是奴才，有的人，身分是自由民，甚至于还是主子，但其本质却多少带奴才气。(“蝉噪居”漫笔)
……有些人急于挣地位，就因为由此可以产生才能和品性，但我自己，倒是觉得不凭地位而说话的好。在人们当作普通人的话来看的时候，是香还是毒，评价倒会客观些，杂文既然是街谈巷议，就占了这便宜。(“关于杂文的通信”)
不过，武汉大学的右派，却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他们开始于1953年，所以，他们是大学的右派的先觉者和先驱者。……
1953年，在武汉大学里，党对一个党员干部实行整风。就在这次整风中，现在证明确实是右派分子的程千帆等人，就大鸣大放，以“民主战士”的姿态出现，帮助整风。整风的结果，那个党员干部“下台”了，这在党是严肃的处理，在党员是从新的锻炼，而在右派分子则是革命的成功。(“大学里的右派”)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不久以前宣布退出美国共产党的作家霍华德·法斯特。……他退党，不过自己还说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为什么要退党呢？因为他在苏联共产党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以后，觉悟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对，以为这是“不道德”的“暴政”，是没有“伦理”没有“自由”的制度。他容忍不下去了。
我不想反对法斯特的退党；而且，我对他还有一定的尊重。因为，他在反对苏联，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他仍然反对美帝国主义。……他还珍视着杰斐逊，富兰克林，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因为这样，他还是一个反帝的战士，所以还值得我们尊重——当然不是当作马克思主义者而尊重他。……
法斯特现在是从左到右了，但还没有走到极右，……因此，他现在是又反美，也反苏。这样的人，今天不只法斯特一个；但他的不同，是还没有放弃共产主义的理想。在这里，我的怀疑是：这样下去，他的共产主义理想，到底将靠什么力量来实现呢？(“从卓别麟谈到法斯特和鲁迅”)
理论是思想斗争的武器，这规定是完全正确的。所以理论家也就是战士。但是，中外的历史上，所谓“理论家”，其实也有几类：第一，真正以理论为武器，在交锋中分胜负的战士；第二，以“理论”为刑具的刽子手；第三，以“理论”为道具的艺人。……
假如，对于并不是一个敌人的人，用了种种的力量，使之处在毫无争辩的地位，然后从捕风捉影的“确凿根据”出发，而无情批判之，残酷斗争之，指为假马克思主义，判为反动，终于取得“伟大的胜利”，那么，这“胜利”，也不过是刽子手的胜利。胜利者的“理论”呢？恐怕不一定是好刀。(“武器、刑具和道具”)
“武器”一文，一句照改。“刽子手”一节，……我不打算改。(给“长江文艺”编辑部的信)
现在人民中国，本来已没有“刽子手”了，……不过，有些人，论其立场，抽象地看来，是忠实于人民民主专政的，但他却志愿充当人民政权并不需要而他误以为还需要的“刽子手”，他确实做了“刽子手”的事情，但是我们自己阵营中的志愿做刽子手，还不是敌人，……发展下去，后文就难说。(给“长江文艺”编辑部的信)
但要附一点声明，我是被湖北的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封为“假马克思主义者”，“反动资产阶级思想家”，而驱逐出境的。到了北京，有人可怜我，怕我没有饭吃，就说，写写杂文吧，也许湖北的真正马克思主义者是不会来跟踪追击的，于是，我就写了起来。似乎北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远远低于湖北，所以，光是三月，人民日报上就发表了十一篇。最近，上海方面也用此法救济我了，当然也证明他们的水平之低。但我的杂文，拿到湖北去发表，我的顾虑是很大的，我怕你们那里的真正马克思主义者会要我的命。因此，请你们为“长江文艺”的命运考虑，再为我的命运考虑。……
我的哲学研究工作开始紧张起来，但看样子，哲学会研究，杂文也会愈多，只要真马克思主义者不要我的命，……(给“长江文艺”编辑部的信)
我相信在批评中，心要平，一般地还是对的。……自然，有些人，因为过去受了官僚主义者的不平的对待，现在心里有不平，这心里的不平是情有可原的；而且这不平，岂不也是对于不平的不平么!……
事要实，我以为也还对。过去的官僚主义之所以使人不平，就是因为在整人时事不实。现在我们整官僚主义了，难道不需要实事求是么！……
理要道，我以为也是对的。官僚主义者之为官僚主义者，就是不讲理，我们现在反官僚主义，不讲理能反得了么？……
现在却有一些人，只片面地强调批评的方式的改良。听说，什么地方，有一位近几年来爱发动群众斗争、一棍子打死人，而且特别偏爱打死老同志的人，现在轮到整自己的风了，却一味强调起“和风细雨”来；谁要是对他的错误事实揭露得清楚一些，他就认为谁就是匈牙利的知识分子；而且，对于他自己前几年的“暴风骤雨”打死人，认为还是符合真理，因为那时毛主席还没有讲话：“时间、地点、条件不同呵”!这人，实在是太精通辩证法了。(“人和事的理”)
毛主席说：“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这几句话，反对了那种不承认人的阶级性的人性论；但是，十五年来，却被许多人们利用来根本否认人类有共同的人性，其结果，这阶级性也被曲解了。人类之有共同的一般人性，正如它还有与其他生物共同的生物性一样，是不能否认的。……
……又如，爱，至少是亲子之爱和两性间的爱，是共同的人性，但在阶级社会里，这种人性，或者被金钱所磨灭，或者被大义所摈弃，而在阶级斗争极残酷的时候，革命者对这种人性的要求，竟不得不实行自觉的自我牺牲。乐生恶死也是普通的人性，……
所以，根本否认人性存在的阶级性论，在理论上，是歪曲的，它解释不了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实际问题：例如，倘若没有某些共同人性的基础，中国资产阶级为什么竟可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者；特别解释不了李后主的词为什么能够感动人民之类的文艺问题。至于在实践上，那些不承认人性而自以为无产阶级性极强的人们，则不过使自己的行为变成矫情，……(“过了时的纪念”)
……科学地说来，马克思主义地说来，“赤子之心”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这东西好象是有的，例如阶级意识尚未形成的儿童的那种心理状态。在阶级意识形成以后，这种心理状态似乎也多少会留下一点：而使不同阶级的人们普遍相通的，好象也就是这东西。这东西不能叫做人民性，但它是人民性的基础。(“关于李煜的词”)
但是，时间、地点、条件变化了，恩格斯这个原来只是在抽象意义下是正确的论断(按：指恩格斯在后来否定过了的一个论点)，现在在中国，却具有实践的有益的意义了。在工人阶级已经解放了的条件下，……中国的资产阶级，非但不再反抗工人阶级的解放，而且也感到自己有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的需要了，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了。他们争取变成工人阶级了。共产主义在今天的中国，真正成了“按其原则说来”是“趋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敌对”的学说了(括号内为恩格斯否定过了的一句话，参看“美国工人阶级状况”23页)。恩格斯的原来的抽象真理现在变成具体真理了。(一篇未发表的稿：“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
但是，又过了六十几年，在中国，恩格斯那一个论断(指恩格斯否定过了的一个论点)，却被中国共产党同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在实践中成了具体真理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现在不是表示情愿从狭窄的资本主义关系中解放出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把自己改造为社会主义者么？(“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例”)
……现在资本家所得的定息和过去资本家所得的利润，我们很容易看出其相同之处，即都是不劳而获的东西；但是，两者又有异：现在的定息，不过是对资本家过去剥削所得的生产资料(这现在已失去资本的作用)“赎买”的分期付款，而过去的利润，则是资本家的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直接增殖出来的剩余价值。但这一点异，似乎很难得到许多人的承认。(“同与异”)
从思想实质上把百家归纳为两家(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那自然可以说，现在的真理的总和，只会归于无产阶级一家。因为，资产阶级人士，如果求得了某些客观真理，无产阶级一定都接受。但资产阶级却本来是不接受无产阶级所发现的真理的。不过，我国现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已经不存在对抗性的矛盾了，资产阶级也已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学习无产阶级对待真理的态度了，资产阶级人士，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也渐渐地带些无产阶级气了；所以，具体情况，就跟以前大不相同了。
一般地说，真理从来对一切人是一视同仁的。无论谁，无论你出身于那个阶级，……
……若论个人，那么，被评为无产阶级者，未必完全具有无产阶级的态度；而被评为资产阶级者，也未必一定没有无产阶级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因此，真理对个人，是不光查阶级成分的。……
所以，任何个人，不管有产、无产，党员、非党员，前辈、后学……最好不要事先肯定自己是真理的独占者，却要肯定自己有发现真理的可能。对别人，也不要根据成分，党派和地位，肯定他一定有真理或无真理。……
……你说这样好，他说那样美、你说这个好东西里有缺点，他说那个坏东西里也有好处……最后就把问题的全面弄清楚了。
……最近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和其他会议上的讲话所射进我们心里来的。也就是这光明。我们相信，这光明将驱除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等等的阴影，而使科学繁荣，人民团结，真理归于大众。(“真理归于谁家”)
……但最近看到贺麟先生的文章，说在哲学史上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的关系，常常是师生朋友的关系。我想王、谢的事情(指王充同谢夷吾)，也是一例罢。
……但唯物主义者同唯心主义者互作为朋友师生，那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不少的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虽然在根本观点上是对立的，但就在哲学的其他问题上，是会有共同意见的；例如辩证法的思想，唯心主义者可以有，唯物主义者也可以有。在关于自然的具体知识方面，唯心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也是共同的，彼此可以互相补充启发。在实际政治问题上，唯心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也会有共同的立场。
……以现在论，唯心主义者只要政治上拥护社会主义，还不是唯物主义的朋友么？在历史上，我们甚至于看到不但哲学的基本观点不同，而且政治见解也不同的，却也可以只因为互相尊重私人品德而做朋友的，……(“敌与友的关系”)
“近四十年来，和近十年来，特别最近一年来，人类历史，经历了许多急剧的巨大的转变，而且正在迎接着新的转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都面临着包罗万象而充满矛盾的实践任务。这种形式与任务，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求它能够创造性地、正确有效地解决新问题。正因为这样，这个理论正在重新受审查。各式各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根据前一时期的实践经验，检查这个理论的已有的全部内容直到它的基本原理，都企图在这个理论宝库中添进新的东西去，同时修改它的那些已经不合时宜的东西。
这种努力是正常的现象，是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们的本分，是他们的权利和义务……”。
(修正主义批判)
……试想，短短的一篇“千字文”，竟也被教条主义所占据，还成什么话呢？杂文的作者，一方面，要坚决地宣扬真理，真理所在，当仁不让；在任何条件下不移、不淫、不屈。……
作品要表现自己的风格，那么，作者必须讲实话。根据真实生活，通过真正的理解，说出自己真情实感的话。杂文很短，话很少，在这里面讲假话，最容易被人戳穿。……所以，讲真话，就会暴露作者的本心，连缺点和错误一同。但这不要怕，现在有多少个人是掌握绝对真理的“完人”呢？真实而有缺陷的本色，总比那虚伪的完美形象崇高得多。……
在旧社会，杂文总是群众的街谈巷议，而不是官话。群众对官话厌烦了，才喜欢杂文。……至于现在的中国，似乎领导人最不宜于用杂文。……
……一个人有了一定的地位，也就有了学术才能和品性。……在我们现在的时代，这种情形还是有的，我自己就是这样。当我有某种地位的时候，说的话曾被人看作近乎香花，而地位一失之后，就一度被看作完全的毒草了。……(“关于杂文的通信”)
大凡，一种新生事物刚一露头或者只是个别地出现的时候，如黎明的日出，第一劳动模范的产生，人们总是以又惊又喜的浪漫主义的心情去大声欢呼它，这是自然的，必要的。但当日已中天，或劳动模范已经大量产生的时候，人们虽然还是歌颂，但未必再用惊喜的欢呼，而态度会越来越现实主义的，有分析，有批判、着重肯定其中最新的发展，还要指出其中的缺点；……这时候，倘再是一味龙统地大声夸奖赞叹，恐怕就会显得歌颂者的少见多怪，而对歌颂的对象的发展，倒未必有益了。(“过了时的纪念”)
关于“小品文的新危机”，是有感而发的。我在里面提出了七大矛盾，没有回答，但实际上是暗示了答案的，……弗先的“不要怕民主”一文，实际上也是对小品文的危机的答案，只要讲民主，什么“内外”(按大概是指内部和外部)，“上下”之类都不成问题了。其实“内外”并非问题，问题是“上”，那些官僚主义者，碰不得。但我以为一定要碰。“武器、刑具……”，也是碰的大师，你们不怕“命运”受影响，我更不怕，因为我已经死过一回了。(给长江文艺编辑部的信)
但另一方面，我也不怕把自己作题材，剥削自己的皮，以示我自己并非真理的占有者。我的灵魂。也确实存在着许多阴暗面。……
最后，我将这个反映着我自己的灵魂光明面和阴暗面的集子，献给一位非常关心我的老明友。(“我的杂文的过去和现在”)
来源：原载中共中央第五中级党校整风办公室所编的《徐懋庸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