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马克思列宁主义“必要时还可以把他重新修订一番”。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没有看到今天科学的新成就，我们必须把新东西补充到辩证唯物论哲学里去，来丰富它的内容，必要时还可以把他重新校订一番。
（1957年4月25日文汇报王恒守“我看高等教育工作”）
2．“天下一石，共产党占了九斗。”
“三国时天下文章一石，子建八斗（指文才）。今天共产党占天下九斗（指名位），剩下一斗大家分，所以矛盾多了。”
（1957年7月12日新民报“王恒守供认一贯反党”）
3．有些党员“在运动中专门打击人家，抬高自己，打得中有功，打不中也有赏。”
“去年党内收了大批党员（指复旦），有些品质很好，可是有些不太好，在运动中专门打击人家，抬高自己，打得中有功，打不中也有赏，比资产阶级做买卖还要稳。资产阶级做生意还有亏本的时候，他永远不会亏本。有人说，现在党员行情看低了。”
（1957年6月8日王恒守在复旦党委座谈会上的发言）
“目前99％以上的党员都有这三个主义，所以要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
（九三市分社机关小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4．“二流”与“三流”。
“群众路线是老的，孙子兵法也有这样说法，过去有人认为群众有两种：一种是靠拢党的，一是不靠拢党的。靠拢党的，党就认为是群众，不靠扰党的，就不被重视。”“靠近党的是二流，想靠近党尚未靠上的人是三流。”
“学校中现在有一批得宠的人，接近权贵，这些人都是‘二流子手’”。
（以上系肃反学习小组中群众揭发，1957年7月9日王恒守在九三复旦支社大会上供认）
“现在知识分子中有些人向上爬、争名夺利，有些人是捧住饭碗不说话，只有一部份人是敢说话的，他们真正对国家忠心耿耿，但这些人常受小人讽刺打击，在历史上如白乐天、杜甫等就是这种遭遇。”王恒守在这里把自己比作上述第三类人而污蔑其他群众。
（1957年6月29日校刊第72期“数学系教师揭发王恒守的右派谬论”）
“现在复旦年老的教授（民主人士）与年轻的讲师、助教对抗，学生与教授也对抗，这都是党委片面重视年轻人的结果。”
（1956年7月19日王恒守向市委统战部反映的意见）
6．“民主党派也要有政治主张”，“统战都要为民主党派拍桌子去争。”
“民主党派也要有政治主张。党有几十年的经验和苏联的榜样，政治主张大部份是党提出来的，但有时我们也应积极提出政治主张。因党的主张经各级组织讨论，我们过去只是同意，今后工作更细致了，党有的地方照顾不到，我们应积极提出政治主张，不要被动下去。我们要主动，不要老是做尾巴。”
“各民主党派有很多合理化建议都要通过统战部，统战部就要起挑选作用。如发现其中有好的须与有关部门交涉，他们不卖账，统战部要为民主党派拍桌子去争。统战部不仅是站在党的立场，而且应站在人民的立场。”
（1957年王恒守在市委统战部举行的九三负责人座谈会上的发言）
6．“教授治校”
“我有一个科学预见，将来大学里必然要做到‘教授治校’’因为全世界的先进大学的教育制度，没有不是教授治校的。”
（1957年4月25日文汇报“我看高等教育工作”）
“因人的能力有高低，中央领导同志的能力高，应该领导，中级的领导也可以，到了具体工作单位，领导的能力不行，不应该由党领导一般民主党派而应由上级总的领导。如‘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是否一定要党委领导？学校不一定要党委领导，而应由教授领导，上面党作总的领导。”
（1956年11月29日在市高教局第二次视察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我主张总的还是由校务委员会负责，再分五个委员会，有管研究的、管人事的、管财务的、管学生思想工作的等等。……各个委员会都放在校务会议内，党的领导是融化在各个委员会中。”“现在我们讲的教授治校，就是说学校的无论什么会，在学校中有最高权力的会，都应该让教授参加，大家公开讨论，包括党委在内，决定了以后，还是要党委起保证作用的。”
（1957年5月20日王恒守在九三分社“关于高等学校管理制度形式和教授治校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
“我提出教授治校，并不是主张撤去党委。有人提出党委可以不参加校委会，而我说不能没有党委，否则就不能工作。我的意见是党委插在校委会中间，等到问题决定后，再由党领导执行。”
（1957年6月在九三市分社座谈会上的发言）
“加强党对科学教育的领导，就是说要求党多多地为科学教育创造更多更好的条件，使得提高下一代的科学水平。空谈无用，必须采取实际行动来保证。……”
（1957年4月12日王恒守给工会黑板报稿“怎样克服人民内部矛盾”）
7．党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是“奶牛”政策、“牛肉”与“鞭子”政策。
“党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是‘奶牛’政策，把知识分子当作‘牛’，有奶的时候就挤，没奶的时候就一脚踢。”
（新闻日报1957年6月29日王恒守如此“仗义执言”）
“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一手拿面包，一手拿鞭子，服贴的给吃面包，不服贴的抽鞭子。”
（新闻日报1957年6月29日王恒守如此“仗义执言”）
“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与对资本家的政策一样，是利用、限制、改造。”当时有人批驳他的说法，他即拍拍那人的肩膀说：“能利用你还算好啦！”
（王恒守在本校物理系学习小组讨论宪法草案时的发言）
“自从去年肃反以来，复旦民主人士教授普遍认为复旦党委对民主人士‘不是团结是打击，不是教育是侮辱，不是改造是迫害。”
（1956年7月19日向市委统战部反映意见）
1．“土改的确残暴。”
“土改的确残暴，现在浦东土改，女人被脱了衣服……。”
“乡下干部强占别人妻女，因之农民暴动的地方很多，都给武力压下去了，上海一地看不出，好像天下太平。”
“土干部，什么也不懂，要讲马列主义我比他们懂得多；只因为他们有权力，所以才横行霸道。”
（以上均引自新闻日报1957年6月29日王恒守如此“仗义执言”）
“以前是人耍猴子，现在是猴子耍人。”
（肃反小组会上群众当面揭发王自己承认）
2．抗美援朝是“听从克里姆林宫的命令”；“用血肉抵住钢铁”。
“中国人真傻，真可怜，听从克里姆林宫的命令，替人当炮灰。”
（新闻日报1957年6月29日王恒守如此“仗义执言”）
“抗美援朝是用血肉抵抗钢铁。”
“战争要靠武器，共产党以马列主义作武器，完全是唯心论。”
（新闻日报1957年6月29日王恒守如此“仗义执言”）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我们庆祝，王恒守却说我们“未免有点阿Q精神。”“因为美国懒得用力，美国顶好的武器还没有拿出来。”
（1957年7月1日新民报“王恒守发出无数毒箭”）
“这次战争一定是北韩军（按：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先冲过三八线而引起的；美国人生活好，为什么会要战争。”
（1957年7月1日新民报“王恒守发出无数毒箭”）
“美国人看不起朝鲜战争，懒得用力，要真的打起来。简直是鸭蛋碰石头。”
（1957年6月29日新闻日报王恒守如此“仗义执言”）
3．肃反运动是“用胡适派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办法”；“思想改造是镇压知识分子”。
“我们中国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国家，现在总算有一个好好的宪法，但肃反和宪法有无抵触还值得研究。”
（1957年5月6日在市政协预备会上的发言）
“肃反中是不应该犯偏差的，说错误不可避免就会原谅缺点，宪法从未规定肃反可以犯错误。”
“肃反中作为重点斗争的几个人，是很痛苦的。陈子展（编者按：陈子展并未参加肃反学习）和孙大雨都因此得病，几年来的积郁一直未能发泄，去年又被斗争，真是怨气冲天。”
（1956年12月20日在市一届三次政协全体会议小组发言）
“肃反应该是公安部门和检察官的责任，现在交给行政首长和党在抓，这样广泛地搞，在宪法上有什么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有没有委托给党做？”
（1957年5月6日在市政协预备会上的发言）
“我过去以为胡风是党员，共产党分二派，二派争权，胡风不得势，后来探知胡风不是党员，我想共产党好比是和尚，胡风好比是居士，都信佛，居士虽不出家，本领不一定比和尚差。”
（肃反时在小组会上的发言）
“我现在才知道胡适派实用主义的危害性，你们（指共产党）对我就是用胡适派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办法。”
（肃反时在小组会上的发言）
“思想改造是镇压知识分子。”
（新闻日报1957年6月29日王恒守如此“仗义执言”）
“抓住小辫子，使得你服服贴贴，听共产党的话。”
（1957年7月1日新民报“王恒守发出无数毒箭”）
一定要解放台湾的联合宣言发表后，在复旦大学召开的为解放台湾而斗争的会上，王恒守代表九三发言拥护一定要解放台湾，但后来王却对别人说：“还不过是宣传攻势，宣传宣传而已，要打台湾不是那么容易，人家第七舰队有兵舰、大炮，还有雷达、音波记录的侦察器。几只木船渡长江差不多，离台湾那么远可不行。”
（摘自市政协“综合材料”）
1．“鞍钢的无缝钢管变成有缝钢管了。”
“我报告一个惊人的消息：鞍钢的无缝钢管变成有缝钢管了，这是浙大的某教授在检验之后亲自告诉我的，这位教授是这方面的专家，他的话是完全可靠的。”
（1954年在市委统战部发言）
“党去年号召向科学进军，今年就煞车了，连一尺电丝都不易买到。我们不能以张之洞的方式办厂。”
（1957年2月11日在市统战部会议上发言）
“我们国家在军事、政治方面肯定有成绩，至少风气有所转变。但在生产、经济建设方面却不能这样说，比如一个工厂，仅把厂房建好，科学管理、科学技术、科学研究问题都未解决，怎能说成绩是肯定的呢？”
（1957年2月向市委统战部反映的意见）
“我们自制的飞机是从苏联运来的，说自己能造飞机是骗人的。”
（在讨论原子能宣传的小组会上的发言）
2．“每个企业都亏本，苦头吃足。”
“搞科学是从无到有，现在看到处兴旺是不错的，但经济建设是否够科学呢？”“为啥去年有赤字呢？因不科学亏本了，好多企业都是这样的。”“党想做好事，刻苦耐劳是肯定的，但是每个企业都亏本，苦头吃足，没有力量翻过身来，这是危机。”
（1957年1月20日在九三上海分社会上发言）
“还有大场养牛场的旁边有铁路，但是牛运来后不在这里下，要到江弯下，他们说是铁道部不允许，这里只允下猪，不允许下牛。这还不稀奇，养牛场在江弯，杀牛在徐家汇，每天要杀四百头牛怎么办，派许多人天天赶牛到徐家汇去杀。如果火星上确实有人或者高等动物生存，它们拿望远镜向地面观测一下的话，啊呀！地球上这些人乱糟糟的哄来哄去，它们在干些什么呀！”
（1956年12月在市政协会上发言）
（编者注：宰牛场与养牛场不在一个地方是历史留下来的，宰牛场地方小，不能设养牛场。又因投资等条件还未能在养牛场附近设宰牛场）。
3．高等教育事业办得“乱”“偏”“糟”。
“总起来说：这几年来高教系统的行政领导，三级制和二级制，校长还是集体领导制都还没有划一规定，校长以下的编制和职权也没有制定出来，犯了一个‘乱’的毛病。业务领导方面，如生硬地学习苏联，修订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工作量制度、口试制度等都弄得很‘糟’。在思想领导方面，导致老少之间矛盾，造成爱听好话的恶习，弄得很‘偏’。”
（1957年4月25日文汇报王恒守“我看高等教育工作”）
“一节课上45分钟是什么制度？哈尔滨工业大学上50分钟。其实上次流行性感冒是‘45分钟’制度搞出来的。”
（1956年11月23日在市高教局上的发言）
“高教界的制度一直是混乱的，整个的中央高教部制度是混乱的，大学究竟是三级制还是二级制？还没有明确？”
（1956年11月23日在市高教局的发言）
“不能说什么都是成绩主要的，缺点次要的。如教育系统的成绩是不能肯定的，打不到80分的。无论是专科大学、医科大学，每个地方打不到50分。教育部长说成绩是肯定的，我就不服贴。”
（1957年2月11日在市委挑战部的发言）
“中学、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质量低，不合规格，怎能说成绩是肯定的呢？抗美援朝可打100分，教育部门只打三四十分，平均分数还不错，但不能说教育部门没有缺点，只作对了一、两件事，其余都作坏了。”
（1957年2月向市委挑战部反映意见）
“解放以后的毕业生比解放前差多了。”
（1956年7月1日在市政协会上发言）
“国家办工农速成中学是好意，然而方法不好，变成迫害。工农子弟文化水平不高，底子差，一进学校，就号召他们争取五分。他们很积极，领导上一号召，就拼命读书，因而有的生病，有的神经衰弱，有的自杀。”
（1957年6月17日解放日报载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座谈会上王恒守发言）
“……过去在我们的教育系统中，犯了很严重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弄得处处碰壁，提了意见，不肯虚心接受，反而怀疑对方是否立场不稳，这种方法方式都不合乎马列主义科学性的……。”
（1957年4月12日王恒守给工会黑板报稿“怎样克服人民内部矛盾”）
“在数学方面，我还可以提两句：（1）科学水平低的人指导科学水平高的人或做科学水平高的事；（2）以阿Q精神来对待马列主义精神。中国的阿Q精神是过去错了不肯承认，而是说现在情况变了，过去是应该这样的。由于阿Q精神存在，马列主义精神就贯彻不进。高教方面也犯这个毛病：做错了不认错，认为过去做的还是对的，现在因为情况不同了。”
（1956年11月日29日在市高教局第二次视察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4．“张之洞的失败，生产关系落后原因小，没有重视‘科学研究’的关系大。”
“过去有个偏向，往往直觉的看问题，很容易把‘生产’看做比‘研究’重要；在这个问题上我要大声疾呼地提醒大家：清代末年张之洞开办工厂，提倡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来从事生产，结果都失败。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惨痛教训。我们必须研究他的失败原因。道理很明显，就因为他没有体会到‘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他以为有了武器，有了工程师，再配上一批工人就可以生产获利了。在目前的情况下，可能有人认为张之洞的失败，是在生产关系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有矛盾的，但是张之洞的失败，生产关系落后的原因小，没有重视‘科学研究’的关系大，也就是说后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要证明这一点很容易，我们只要看一看和张之洞同一时期的日本人办的工厂。两边的生产关系都是同样落后的，但日本的厂没有那样惨败，足见当时日本人的科学研究精神比我们强，就站起来了。”
（1957年4月25日文汇报王恒守“我看高等教育”）
“我听到别人告诉我，柯书记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不指名讲：‘怎样拿现在与张之洞比’，这是我在统战部及政协小组会上的意见，我认为为什么不能拿现在与张之洞比呢？并不是比那时的生产关系，是比生产力，这是我国的历史教训。”
（1957年3月11日向市委统战部反映意见）
“王恒守看了苏联展览会回来，除对极少数展品以外，大都不满，实质上是他对苏联的仇视。”
（1957年6月28日新闻日报载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常务委员笪移今发言）
“梁思成被批判是冤枉的，最初提倡民族形式是苏联专家，后来反对的是苏联专家，结果梁思成倒霉了，弄得这老头子生病了。”
（肃反中在小组会上发言）
“华东师大关于物理学符号的事，学习苏联反而学坏了，如果不学习苏联倒不致于会错。”
（在1954年一次教研组会上的发言）
“我从来未讲过‘考虑’学习苏联，而是主张‘选择’的学习苏联。”
（1957年7月1日新民报“王恒守发出无数毒箭”）
“苏联教材，颠来倒去，插图又不清，又简单，世界上印得最坏的就是它。”
（王恒守在理论物理教研组上的一次发言，1957年7月9日在九三支社大会上供认。）
“佛子岭水库原来是中国专家设计的，后来苏联专家来了全部推翻重新搞过，结果大水一来就冲垮。工程负责人后来对中国专家说，你们的设计原来是对的，因为是苏联专家所以不得不批评你们。” （摘自市政协综合材料）
“王恒守一贯崇拜美国，蔑视苏联，如苏联帮助我们建设的长江大桥合龙，王恒守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又不是新式的，不如华盛顿大桥，华盛顿大桥能通火车’。但据我知道，华盛顿大桥不是世界最大的，又不能通火车。”
（1957年6月28日复旦九三支社全体大会上丘日庆教授揭发，7月9日王在九三支社上供认。）
“美国、苏联只有一海之隔，美国在研究火箭炮，希望能一炮打到莫斯科，而苏联也希望一炮打到纽约，他们互相勾心斗角。”
（1950年上课时的说话）
“世界闹得不和平，全因苏联想要全世界走共产主义的道路。美国人生活那样好，决不要战争。”
（1957年7月1日新民报“王恒守发出无数毒箭”）
来源：《批判右派思想言论选辑之一：毒草集》,复旦大学校刊编辑室，195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