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竹”反党小集团的黑幕

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

在反右派斗争深入发展中,数学系四年级“爆竹”反党小集团的黑幕终于被揭开了。

这个反党小集团的头子,名叫沙毓麟;共青团叛徒崔学义是“狗头军师”;张士林、刘麟先为左右二将;黄集寿当了开路先锋;丁光汉、李湘是运粮官;另外还有勒令退学而顿在学校“饱食终日”的王志充和特理系一年级的右派分子赵乃德;为这个小集团摇旗呐喊的还有好几个人。

这一小撮垃圾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头子沙毓麟地主出身,在肃反中被斗过,其父是鸦片烟犯,被判徒刑十年。在大学四年中,沙的作风一贯恶劣,在同学中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先锋黄集寿解放前曾在中学侮辱进步教师,积极张贴反苏反共的墙报,在家乡横行霸道,有“小霸王”之称号。云南解放前夕,他钻进了党领导下的游击队,继而混进了党的外围组织“民青”,但这个流氓成性的骗子,在革命队伍中和党讲价钱,闹地位,当这些卑鄙的个人目的没有达到时,一天黑夜,他就潜逃了。黄入校后,思想反动,学习很不努力,每学期都有补考,有时竟交白卷。至于小集团的其他成员,不是出身于地主家庭,就是出身于旧军人家庭。

“爆竹”反党小集团的形成及其开始活动都比较早。“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他们的阶级复仇的火焰燃烧起来了,于是秘密筹划,经常对国内外局势进行“分析”,乐观地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着“革命”的“基础”,开始做着复辟的“美梦”。从去年十月到今年六月,在这将近九个月当中,沙毓麟、崔学义、黄集寿、李湘、王志充、赵乃德等人,在翠湖茶社、长城茶社、西九幢119舍等地先后召开了三十三次秘密会议,讨论了国内外大事。“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他们召开了许多次会议,祝贺匈牙利反革命叛乱的“胜利”;胡说苏联出兵是“干涉”;希望英、法侵略埃及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梦想“匈牙刊事件”在中国重演。李湘曾经断言:“社会主义迟早总会垮台的”。并磨拳擦掌的表示:“好,要干我就先杀某党员,后杀党支书!”头子沙毓麟则作出了“匈牙利事件会在中国闹起来”的结论。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传达后,他们也举行了一系列会议,歪曲毛主席的讲话原意,为反革命分子说话,黄集寿认为宣统皇帝和大特务头子康泽等“关了好几年了,也该放了”。小集团成员们还遗憾地表示:“这些人若不被关起来,他们可能会来一次复辟,那时该多好!又可以恢复以前的社会了。”

“鸣放”开始后,他们认为反攻的时机到了,黄集寿说:“反正现在用不着怕,要毕业了,要闹就大闹一通,闹完了就走。”他们认为要有一个固定的“根据地”,才足以扩大影响,因而在这种“万事具备,只欠东风”的情况下,合办了一个反动刊物,取名“爆竹”。

“爆竹”发刊词说:“身如束帛气如雷、能使妖魔胆尽摧”,这首绝句是偷“红楼梦”的,歪曲了原著的用意。其实,他们反党的叫嚣并不象“雷”,而是剥削阶级垂死挣扎的哀鸣。

他们的计划是:崔学义,刘麟先负责写稿子;沙毓麟、黄集寿去外边到处点火,收集稿件。约稿对象可分两类:对党团不满的是一类;肃反中被斗过的是一类。他们打着“文责自负”的招牌,但实际上却任意删改来稿,使其适合自己的口味。如将“一个女共产党员”改为“一个女皇”。诸如此类的事还很多。

这个刊物除了攻击班上党团组织及肃反运动外,还到处支援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他们支援所谓的“陈玉伟事件”,并提出要撤销学生科;支援历史系四年级班会改选。与此同时,沙毓麟还利用他是校排球队队员的身份到中一、生二点火,他鼓励生物系二年级陈孟如(右派分子)要大胆的放,煽动中文系一年级关弗安给他们写大字报,询问中一鸣放情况,当中一李佳俊写出攻击团组织的“一道奇妙的标题”的大字报时,沙毓麟立即用数学方法写出了“两个奇妙的定理”,来证明党团员是“特权阶级”;另外黄集寿又主动到中四去与右派分子郑雨时、鄢朝让联系,互相供给材料。

由于数四鸣放较迟,“爆竹”只出了两期,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就发表了;而且他们积极声援的“胡永文事件”,由于学校公布了事情真相,很多人清醒过来。于是“爆竹”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被迫停刊了。虽然只出了两期,但刊登的稿件不少,现在原稿大部失落,只有题目:

“爆竹”第一期发表了十篇文章:“鱼跳龙门”、“悟鹰犬莫入”、“政治课考查对象”、“尚武精神”、“一场虚惊”等五篇是专门攻击党团组织、政治课教研室,以及反对肃反的文章;又“马屁客”、“土王本纪”、“垂帘听政的女皇”、“霸王轶事”四篇则是对党员和积极分子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声援、声援”是一篇到处点火的文章。

第二期也刊登了十篇文章,题目是:“冤哉!帽子何时能脱”、“抛帽能将”、“检得几句”、“致中一李佳俊同学”、“支援历四班会改选”、“为什么特殊”、“西江月”、“斥应声虫”、“再斥应声虫”、“斥原来并非审讯的作者”。从十个题目的名字中读者多少可以看出一些内容的。

“爆竹”停办以后,这个反党小集团并没有停止活动。他们到处造谣生事,天天到翠湖、长城茶社等地秘密召开会议,制定行动纲领,决定除了继续对肃反、党团攻击外,还要煽动搞大民主。其中尤以沙毓麟最为积极。沙看到“小小民主”等反动刊物嚣张的气焰,便得意洋洋,手舞足蹈。当他看到某同学在看书,便说:“怎么?你还看得下去?我到真是看不进去了,外面闹得轰轰烈烈,(指民主墙)如果胡永文、陈玉伟事件学校不管,过不了几天就要罢课。”黄集寿也说:“若向云南日报贴大字报,我要去当积极分子。”他还同李景煜、郑雨时等联系,打听搞“大民主”的消息。沙毓麟、崔学义对师院发现的反动标语很感兴趣,认为许多标语都是很好的。还说:“‘民众团体’之所以贴标语,就是一党专政搞出来的。”“在目前情况下,只有在晚上出来贴。”他们对肃反是恨之入骨的。黄集寿说:“肃反整死了人,逼得很多人自杀。”他同意秦瓒污蔑肃反是“捕风捉影”的说法。而沙毓麟更富于煽动的说:“在我们学校,肃反从开始到结束,只不过逮捕了两个人,但被斗的人确很多,搞得同学不敢去找老师。”企图借此来煽动同学们反对党的领导、翻肃反的案,以达到他们搞“大民主”的目的。

这些右派分子,对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都是积极给予支持,而对那些拥护社会主义,向一切反社会主义的行为作坚决斗争的人却是敌视的,它们说:反右派的刊物都是“机关报”,不值一看。黄集寿、崔学义看到人民日报提了葛佩琦的历史,看到党委会拍了“民主墙”上的照片,便大叫:“恐怖!可怕!”并说:“储安平向毛主席提了意见,差事都搞脱了,可怕!”那几天他便在寝室里大唱“茶馆小唱”,高叫“休谈国事”。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他们又秘密布置,竭力反对开大会。并向领导小组建议:“用小组会解决问题,不要开大会。”领导小组没有接受这个意见。沙、崔便指使黄集寿逃会,然后他们在同学中散布空气说:“黄之所以逃会,就是因为大会的结果。”黄集寿回来后,与领导小组无理取闹,要翻阅记录,推翻事实。在他们策划下,黄装病耍赖,向领导小组提出三点要求:(1)会上声音不要大;(2)会议时间不要长;(3)谈出问题不要追。领导小组没答应这些条件,他们在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来参加开会。小集团的“主将”与“军师”策划的“疲劳轰炸”、“蒙混过关”的奸计破了产。黄集寿只得被迫参加开公,但在大会上,崔学义却为黄辩护,沙毓麟又威胁说:“汉子做事汉子当,不要连累人。”

原来,他们以为,只要拖一段时间,斗争就过去了,胡胡涂涂地也就毕业了。但出乎他们预料之外,不仅没有“胡胡涂涂”毕业,而且斗争一天天深入发展,这下黄集寿就惊慌起来了。于是大发牢骚:“大家的事,为什么要我一个去承当!”小集团内部发生了尖锐矛盾,促使它瓦解了。黄集寿准备缴械,其余的开始惊慌失措,他们积极筹划要黄离开昆明,黄集寿就暂时逃跑到温泉,后又到法院去“控告”,但是都失败了。最后,仍然被群众抓了回来。这下,主将、军师的“特效药”失去了灵验,黄集寿被迫交代了小集团活动,承认了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时,小集团其它的骨干分子也只得低头认罪了。

以沙毓麟为首的这个反党小集团,早在“鸣放”以前就已经形成,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开始有组织地进行活动。他们自主年十月到今年六月的八个多月中,一共召开了三十三次秘密会议,每一次会议的内容,都是围绕着当时国内外的重大问题,阴谋计议着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无耻勾当。“鸣放”开始以后,这群黑帮即以“合法”的身份出现,组织“爆竹”社,疯狂地向党进攻。如果说“鸣放”以后是他们最为嚣张的时候,是他们公开和半公开活动的时候;那么在此以前就是他们隐蔽活动的时候,是为大肆进行反党活动作好准备的时候。我们现在把这个小集团的某些次秘密会议记录,分成三个部分摘要发表。读者从这些秘密会议的记录中,完全不会嗅到一丝一毫新中国大学生的气味,而只能嗅到从我们的敌人那边所发出来的触鼻难闻的恶臭。在历次的会议中,他们恶毒地污蔑中国共产党,污蔑党的领袖,污蔑苏联,咒骂党、团员和一切拥护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人们;在这些记录中,人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反党集团对中国共产党是如何的敌对、仇视和痛恨!他们对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是如何的赞扬与歌颂!看了这些材料,人们会进一步认识到右派分子的言行,并非一部分人所想象的那样是单纯的思想问题。

来源:《右派言行集(下集)》 (全校学生中部分右派言行),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编,一九五七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