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复光与罗隆基、曾昭抡关系深远，早在1913—1920年时，他们就是美帝所控制的清华学校（即后来的清华大学）的同学，后又同往美国留学。另外，陈复光在一九四二年，任伪滇西干训团教务处长时，曾聘四南联大十个教授至该团讲学（其中有右派分子潘光旦、曾昭抡、张其浚），于是又结识了章罗联盟的骨干分子潘光旦、费孝通及云大右派分子张其浚。
一九四五年前后，陈复光与罗隆基同在昆明，因志同道合，臭味相投，而成为政治活动中的一对搭挡，共同为发展“第三种势力”，为在中国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而“奋斗”。他们一方面大肆宣传“中间路线”，高唱“政治学英美，经济学苏联”、“要拿国家社会主义来救中国”等反动滥调；另一方面积极与滇系军阀（龙云及其亲信龚自知、缪云台等）、桂系军阀（李宗仁及其亲信甘介侯）拉拢，以积累政治资本。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七年，陈复光所主管的伪花纱布管制局云南办事处，成了各派政客秘密聚会场所，罗隆基也经常至此与陈会晤。罗对陈的“政治掮客”的“才干”颇为赏识，介绍他参加了民盟，并鼓励他说：“将来在政治上露头角，得准备政治资本，应多写文章。”陈还故意作态说：“只愿同情民盟，秘密活动，不必露面。”其实陈的活动，都是公开进行的。
陈复光也确实不负罗隆基之所望，当罗在一九四八年初离昆后，陈即在昆继续为实现“中间路线”而努力，如与龙云积极联系、替李宗仁“竞选付总统”效力，并在观察报上发表“美苏冷战是否有变热战之可能”等文以宣传“中间路线”的反动理论。
一九四九年二月，陈复光奉卢汉、杨杰之命，赴南京去与伪代总统李宗仁联系，途经上海时，曾数次拜访罗隆基，罗为他策划了一条联络李宗仁的门路，即通过他们的密友甘介侯来打边鼓，因为甘介侯系李宗仁的心腹。同时罗又要他回昆时向杨杰转述一计，即劝杨杰不要离开云南，特别是“无政治资本，不要轻易北上”。另外他还曾为罗向资本家王振宇募捐过民盟经费，但为王所拒绝。
一九五○年五月，陈复光奉罗隆基电召而去北京〔按：据李德家（章罗联盟云南代理人之一）说：这是由于陈向罗一再要求的结果。但陈矢口否认自己曾向罗提过赴京要求〕，在北京的一两个月中，与罗隆基过往甚密，并到过龙云家中与章罗联盟的骨干分子潘光旦、曾昭抡等聚会过一次。罗隆基为了使陈复光成为自己反党集团中的骨干并在民盟中抓一部分权力，准备留他在北京担任民盟的工作，或者到四川任民盟西南区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当中央统战部决定要陈回昆担任民革筹备工作后，罗隆基才改变原来的打算，并要陈为自己在云南建立起反党的阵地。罗一方面为陈筹措政治资本，积极在周总理面前为陈吹嘘，把陈所著的“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送了周总理一本，替陈骗取了西南区文教委员职务，又介绍陈参加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另一方面又与陈密谋如何夺取云大校务委员会主委之职位，他们企图把云南大学变成反党的据点。此外，罗还二次来信指示陈要他如何夺取云大领导。
一九五○年七月，陈复光返昆后，发现夺取云大主委职位的把握不大，曾写信给罗隆基，表示希望到北京去。十月间，李德家从北京带来罗的一封回信，罗在信中表示不同意陈去北京，而希望陈留在昆明与李德家合作。特别示指说：“要集体合作，不要个人主义，以免淘汰”。又在信中任意挑拨说：“楚图南（那时任西南文教部长）一再打击你。”十二月间，罗又托杨维骏（民盟云南省委）带来一封信，指示陈从两方面来进行建立反党阵地的活动：第一是坚持原来夺取云大主委职位的计划，具体办法是要陈在云南“地方势力”中找一些人向中央提出建议，最好是由龙云提出来，同时与李德家紧密合作来反对当时云大主委秦瓒及其“支持者”楚图南，然后由罗通过即将任高教部付部长的曾昭抡加以支持；第二利用民主党派将要发展组织的机会，从组织上抓笔本钱。罗在信中曾这样对陈说：民盟、民建将发展组织，要“好自为之”。
罗隆基的两次来信，对陈复光的反党活动起了指导作用。陈一方面积极找当时在昆休养的龙云，要求龙云自中央提出任命自己为云大主委的建议；另一方面与李德家合作勾搭上托匪赵岑纪及政治系的几个讲师助教来反对秦瓒。同时又与张德尊、酒玉五（曾混入党内的军统特务，已逮捕）等筹划着把民革云南省组织控制到自己手中的阴谋。
1956年陈活动到北京开会，借此会见罗隆基请面示机宜，在京他们互相拜访，陈还屡次写信给罗。1957年鸣放期间罗隆基路过昆明，罗抵昆之前陈就与李德家密商宴请罗隆基。
总之陈复光与右派首脑罗隆基、费孝通等共同策划和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充当了章罗联盟在云南的忠实代理人。
解放后秦瓒任云大主委，陈复光就蓄意反对。1950年2月他的右派同盟者罗隆基约他赴京一行，他就把这个消息转告给他的小宗派集团赵匪岑纪等，共商夺取云大主委的计划，决定先起草云大当时情况及改革云大建议要点，再由陈复光带京积极活动。他说：“我当时谋当主委之心很切”。他进行的步骤是“用个人名义反映，使有关方面认为我能熟悉云大情形，还有一定见解”就很容易成功。（按：可见他急欲夺取云大领导是有计划、有步骤的。）
他到京后，就向龙云、罗隆基等，反映云大情况和他的改革要点，还大言不愧的提出“我希望当主委”。他的一伙右派集团，对这一阴谋都很支持。罗隆基指示他“西南文教部是一个重要关键，须打通楚图南部长。”在1950年7月罗隆基通知他，周总理已指定日期在政务院谒见他，他在谒见周总理时，也报告了云大情况。
1950年龙云回昆，在民革座谈会上支持陈篡夺云大领导，龙说：“我也对秦瓒行为不满，认为云南大学云南人也未尝不可任主委，”而且说：“罗隆基也向我提过，我认为陈是云南人，也还适合任主委，等我回京相机从旁反映”。龙云回京后对陈的阴谋极为关心，1951年4月特别给陈一封信说：“云大情况可与辛志超商量”。（辛是民盟中委，当时来云南视察民盟工作）陈因土改未能与辛志超见面，事后还认为是件很痛心的事。
陈复光在京时，罗隆基对陈当面作了指示，陈离京后仍不断得到罗的指示，1950年10月罗隆基通过李德家带信给陈，希望陈和李德家合作，并且千万不要放弃云大政治系主任（陈当时任云大政治系主任）以便掌握据点进行活动。12月罗又托杨维骏（民盟云南省委）带信给陈说：“若你有意多负责，曾昭抡即将任高教部付部长，只要地方上无问题，曾昭抡可以支持实现”。篡夺阴谋失败后，陈接受罗隆基的指示和因私利极恨秦瓒的右派分子李德家紧密勾结，共同主张“校长制，拥护周保中付主席当校长”，他们这样做的目的，绝不是拥护党的领导，而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主张用周付主席的名义使秦瓒不能做校长，以便他们采取更为阴险毒辣的办法来夺取云大领导权，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
1950年5月，章罗联盟的统帅罗隆基和王昆仑（民革中委）以所谓“征得周总理同意”为名要陈复光“去京一行”，6月陈抵京，备受罗隆基等的“关怀”并在云南王——龙云的“劝进”下答应负责担任云南民革组织筹备工作，经民革中常会决定由张天放、龚自知、陈复光等担任筹委，这时，早已别有用心的陈复光，为了把民革当作自己的政治资本，达到政治野心家的阴谋目的，却趁机把不征得本人同意的李济五和杨杰付官张德尊硬拉进筹委中去，壮大自己的声势。又用职位，诱惑李济五说：“你来民革，可以当总书记。”陈回昆后，又两次接到罗隆基信件指示，说什么“诸事希望与李德家合作”、“好自为之”。于是，陈复光就野心勃勃的行动起来了。在领导机构中，陈还希望把过去关系密切的杨克成（昆明民建主委，右派分子）拉进去。干部方面，安插陈的干兄弟沈沉，代张德尊管理农场的赵邦屏、陈强和彭华林等。在筹委会刚成立时公开对这些人说：“张天放虽然是召集人，实际责任由我负，你们都是我介绍入民革工作的，关系不同，以后有事先同我商量”。从民革筹委会成立到51年2月，陈复光一人独揽民革大权，适杨春洲（师院教务长、右派分子）由京返昆到民革参加工作，陈复光为了他的“家天下”不能打开裂口，大为不满，杨兼组织组长，陈便唆使张德尊（兼副组长）抓权排挤杨，甚至在发展成员上，也从跟陈、杨的感情如何为标准，郑重衡对杨春洲一直有意见，就轻易的吸收进了民革组织。51年夏季，一个以陈复光为首、以张德尊为主要骨干的宗派小集团便开始形成。
为了进行宗派阴谋活动，陈复光、张德尊等人经常采取欺骗恐吓等等卑鄙手段，如假借张天放同志的名义，哄骗群众参加宗派会议，会上陈复光还假惺惺的说：“天放同志说要来参加会议的，怎么这时候还不来？恐怕临时有事不会来了！”事实上，张天放同志根本不知道这回事。陈的宗派活动所造成的恶劣后果，实难以估计，事情发展到了52年8月，在中共省委统战部和民革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才作了正确的处理。
但是，陈复光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教训，不过是把自己的活动转入地下而已，相反的，这一条线随着张德尊外调北京工作，在北京，由于陈复光的“介绍”，张德尊跟右派分子陈铭枢、龙云等搭上了关系。按照陈复光自己交代的材料来说：“民革组织部付部长章友江同志曾对我说：据一些人的反映，张德尊作风卑劣，甚至替陈铭枢提皮包，真看不下去”。张德尊这次回云南很得意地对我说：他通过陈铭枢，常和龙云接近，并与他们谈过话。今年4月，张德尊带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回到昆明，张德尊除了经常在群众中散布挑拨离间民革同志间的团结、党群关系、歪曲民主集中制的反动言论，和一些别有来历的人如李耀廷等勾勾搭搭以外，还公开提出来两个挑拨性的问题来放火：一、要求“平反”（指53年关于民革宗派问题的处分）；二、为解放前万保邦率领下的“自卫军”要求得到“公平的照顾”。张德尊并且声称：“民革中央以至国务院对这个问题很重视，希望你（陈指）在云南民革说说话。”我跟谢崇文、曾恕怀谈过，他们都表示得很好。事实昭然，来龙去脉很明显，这决不是张德尊一个人的私见，跟张德尊一贯勾结的陈复光能置身事外吗？并且龙云跟罗隆基、潘光旦、曾昭抡等右派分子，从抗日战争时期起就有密切关系，陈铭枢等右派分子又是跟章罗联盟里应外合互相呼应的伙计，陈复光能不交代这一条阴谋的线索？！
1927年四月蒋匪介石背叛大革命，委任当时云南省主席龙云兼任伪第38军军长；1929年陈复光由美返昆，随即投奔龙云，任该军政治部主任（后改称政训处长）和特别党部常委达数年之久。以后，龙云又任陈为伪省政府顾问。
政训处的主要任务就是镇压共产党员和民主爱国人士，特别是当时正值“清党”高潮，大量杀害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可见，陈双手染满了人民的鲜血，对人民欠了大量血债。
陈自投靠龙云后，即与右派分子龚自知以及其他旧滇军政文化人员勾结在一起，而成为“滇人治滇”智囊团中的一员付将。同时还为龙云连络西南各省，加强龙的政治地位。
1934—1936年间，陈利用李匪宗仁和蒋匪之间的矛盾，曾两度秘密由南京去广州，通道桂系政治掮客甘匪介侯，与李匪宗仁和陈匪济棠密商，使粤桂和云南连络，组织西南联合政权，扩大龙云的势力范围。
1936年西安事变，陈又为龙云跑去成都，游说军阀刘湘与龙云联合，支持张学良等的反蒋活动。刘湘又给了他代表的名义，回滇与龙云互相勾结。
由于陈反共反人民有功，得到龙云的保举和孔祥熙提拔而担任了伪财政部云南花纱布管制局办事处处长，进行贪污中饱，以及拉拢反动政客和进行特务勾当。
1946年蒋介石将龙云软禁重庆时，陈又前去进行秘密勾当，49年2月云南解放在即，陈又去香港二次拜访龙云和龙云进行割据云南的密谋，所谓请龙回昆领导“起义”，以便向共产党讨价还价。
当我解放大军南下之际，陈为了进一步效忠龙云，继续保持云南王在云南的统治政权，四处奔走，为龙云拉拢四川军阀刘文辉等策划成立西南“反蒋”割据政权，以阻碍人民解放军进入西南，使西南人民永远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解放后，陈与龙云仍然相互勾结进行阴谋活动。50年6月陈到北京，龙云便指使陈参加民革，实行政治投机，篡夺民革领导权，以便于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
1950年12月龙云回昆“休假”，龙和龚自知等公开表示支持陈复光作云大主委，企图夺取云大领导权。
1956年陈复光去北京开民革全国代表会，对龙很恭顺，一到京就向龙报到，临走还辞行。龙对他在昆的活动殷殷询问，还给予指示。
鸣放开始以后，陈在南，龙在北都认为时机已至，互相呼应，共同向党猖狂进攻。
陈复光1925年从美国留学回国以后就开始了他反动的政治活动。1928年投靠龙云担任伪国民革命军三十八军政治部主任及该军国民党特别党部常委达数年之久。1933年陈复光任伪陆军大学政治教官，1934年—1936年他利用机会两次到广东、广西作反动活动，在军阀圈子里作政治掮客，会见了李匪宗仁，为桂系军阀拉拢龙云。1936年12月到成都见军阀刘湘为他联络龙云倒蒋。
1938年陈复光任伪驻苏大使馆秘书，回国后曾把当时苏联的政治、军事、社会制度等各种情况写成“考察报告”送给蒋匪，其中大谈“斯达汉诺夫”运动（即社会主义生产竞赛），提出“我国推进生产竞赛运动”意见书（他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竞赛贡献给法西斯的蒋政权来对工人进行剥削，其用心实在狠毒），以此为敲门砖勾搭上蒋匪密书陈芷汀、李维果，得到蒋匪打电召见，蒋匪对他的“万言书”极为欣赏并说：“以后先生有外交意见随时提出来”（陈真是受宠若惊）。蒋匪命令李宗黄（党棍、云南人民的死敌）设立所谓“新生活竞赛委员会”把他的意见在工厂中推行，对工人进行极其残酷的剥削。从此以后，陈复光以这卖身投靠为蒋匪效忠的反动行为作自己的政治资本夸耀于人（以对蒋匪的效忠为荣，反动立场之坚定已达极点，真是可耻、可鄙）。
陈复光与新疆伪督办反共专家盛世才的关系也极为密切，曾经在新疆住过几个月，他路过迪化（乌鲁木齐）时，盛世才不但派人接送设宴欢迎，而且召集了上万的人欢迎他演讲，他和盛匪世才之间有通讯专用秘密电码。此外他与反动的军阀、政客、特务、党棍张群、陈诚、孙科、孙立人、陈济棠、梁寒操、张静愚、杨虎……等都有密切联系（这位“教授”原来是以军阀、政客、特务、党棍为友，有电报密码往还的“教授”）。
1939年陈复光利用师生关系欺骗张凤歧用半年的时间替他搜集资料，两人分章写成“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一书，把书到处送人，用作政客的敲门砖。该书四、五两章是张凤歧执笔写的，但出版后只有陈复光的名字，窃取了别人的劳动，这就是“教授”、“老师”的真面目。
一九四三年陈复光到大理担任伪军事委员会滇西干训团教务处长，穿上了反动派少将的军衣，当时团长是蒋匪，付团长是李根源，伪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匪希濂任教育长。
一九四四年陈复光又依靠孔祥熙的关系担任伪财政部花纱布管制局云南办事处处长，在任职期间经常与桂系大政客甘介侯、右派分子罗隆基之流往来，并利用职权与永昌祥老板严燮成、杨克诚等串通，低价套购洋纱垄断市场以高价出售，从中大量榨取人民的血汗，单卖一批纱布陈复光就贪污黄金四百多两。陈复光还拉拢反动青年党云南省委王恕为付处长兼秘书、军统特务宋硕甫（伪战干团上校牒务教官）、陈的亲兄弟反动军官陈裕光、中统特务头子李耀廷都是陈复光手下的科长、托匪王壬担任他的视察，还由重庆带来一个姓吴的军统女特务任其女秘书并同居，向蒋匪输送情报，他公开对人说：“我的女秘书是一个特务，但我有用她之处。”由此可见，该处真是特务的大本营。陈复光的生活作风道德品质也极坏，他极尽享乐腐化之能事，他爱人曾向邻居说：“勋仲（陈复光字）对女人是乱七八糟的。”（这位“教授”原来是投机取巧、囤积居奇、贪污腐化、勾结特务的“勇士”）。
陈复光自1934年起到解放为止与李匪宗仁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他与桂系军阀白祟禧、政客甘介侯都有密切联系（甘是他的亲家，甘的爱人在昆时常住在他家），解放前他的客厅里经常挂着两张照片，一张是李匪宗仁送他的半身相，一是他与李匪等同游南宁名胜时所拍的照片，两人并肩站在一起，状甚亲密。1948年陈复光为李匪在昆奔走竞选伪付总统。淮海战役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大势已去，但陈得光仍在1949年二、三月间代表卢汉到南京通过甘介侯与李宗仁勾搭，他认为李宗仁不一定会垮台，共产党不一定能胜利，他阴谋进行破坏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陈复光多年以来一直是投靠蒋匪帮，游说于各派军阀之间，联甲倒乙、联乙倒内从中取利的政治野心家，对人民犯下了重大的罪行。解放前夕善变的、善于随风转舵的陈复光为了政治上的野心参加了云南筹组民革的活动。但49年9月9日在昆明被反动派逮捕以后，特务头子毛人凤恐吓他说：“只有两条路，不坦白就要枪毙，你愿意坦白还是愿意枪毙？”他表示愿意坦白，于是在特务头子戴笠的像下写下了坦白书，内容包括三部分：一、向特务低头承认自己错误；二、出卖组织和同志，供出了杨杰、杨青田、张天放等人；三、表示愿为国民党效忠，说他回国以后也一直做国民党的官，希望留他的性命来编孙中山著作以报效国民党。由于他的叛变使杨杰在香港被特务杀害。（“进步人士”、“起义有功”原来是假的，出卖组织、出卖同志叛变革命才是真的。）
解放以后陈复光披上了“民主人士”、“教授”、“学者”的外衣，对其反动罪行一味隐瞒欺骗，其反动立场也未根本改变，继续干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事业毫无感情，对反革命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夥同右派分子猖狂的向党进攻。1950年他把“一二、一”惨案的首脑人物之一李耀庭拉入民革任筹委。陈复光与特务酒玉五的关系也很密切，经常与酒玉五在一起长谈，酒被逮捕后陈复光的爱人仍常去找酒的爱人，她还经常与C．C．分子杨家麟的爱人聚在一起。陈复光思想感情上与右派分子完全是一致的，他1956年到北京后，右派分子陈铭枢对他说：“在肃反中听说你受了磨折？”陈复光听了这话很觉安慰。（真是臭味相投，心心相印。）
陈复光跟托匪的关系也是渊源很深的，远在1942年滇西干训团时候，陈就认识了托匪王壬，美其名曰：“学俄文”。王壬后来还担任了陈复光在花纱布管制处任内的视察职务。就在同年通过王壬介绍，陈又跟托匪赵岑纪搭上了关系，到处为赵匪宣扬俄文造诣很高，为人“正直”，是“马列主义专家”，解放以后，陈与赵匪关系更加密切，正所谓“形影不离”连开伙食都要凑合在一起，在陈复光阴谋夺取云大领导权事件中，陈、赵二人是相互勾结的，陈复光企图利用赵匪去接近周保中、楚图南同志，结果事与愿违，周、楚二位同志早已知道赵匪是别有来历的人，由此即可见陈、赵二人阴暗方面之一般。陈复光跟赵匪反动活动更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解放初期准备在昆明举办“真理周刊”，美其名曰“学术性质的研究，”实际上是为托匪建立宣传阵地，幸其阴谋未得逞，否则，万千读者将受其毒害不浅。
从上述材料当中可以看出陈复光三十年来的政治立场一贯是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反对社会主义的，他是国民党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忠实奴才，他和蒋匪、李匪起直到各种大小军阀、政客、党棍、特务、托匪都有密切联系，他是披着学者外衣的政治娼妓，他除了罪恶以外没有为人民为党为社会主义做过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