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分子秦瓒，河南固始县人，1898年4月出生在大封建官僚地主家庭。他的父亲长期在云南、广东等地为官，广置田产，生活侈裕，门生故吏，一呼群诺。秦瓒从小就在这种环境中长大，一生醉心于养尊处优，不劳而食的剥削生活，直至解放后还常在津津乐道他这个“世家”的往史。
1913—1919年,就读于帝国主义为侵略我国而开办的以培养资产阶级买办政客的圣约翰大学。之后，又留学美国，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研究院。在这些地方，他又接受了一套完整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崇美奴才观点，并结识了一大批后来在反动政府中历居要职的同学，如现任台湾伪行政院的俞鸿钧，以及一贯投机作乱的右派滥政客罗隆基等，为自己积下了日后进行反动政治活动的本钱。
1926年回国，先后在河南大学、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授，开财政学一课，教材全部搬用美国谢里格曼租税转嫁论一书，从没有编过讲义，只有卡片。到云大后，仍旧用这一套卡片，历25年，并未增加过材料，也未作过一次修改。解放后，始改用千家驹的新财政学大纲，自称此书是千做学生时根据他讲授的笔记所写成，最后仍以讲不下去了事。
1946年联大复员，秦瓒去南京，投靠当时任伪财政部长的俞鸿钧，活动做次长，未成。1947年暑假，由他的学生——当时任昆明市直接税局长的贪官杨树德资助，再度去南京活动，想当云南省直接税局局长，因反动政府只肯给他在伪财政部做研究工作，抓不到实权，恼羞成怒，重返云大，才开始写几篇小骂大帮忙的文章，用以讨价还价；另一方面，他与地方财阀、官僚资本家缪嘉铭、林毓棠勾结，成为这一系统中的财政顾问，在距云南解放前半年，他还出任过云南财政经济改革委员会主任秘书，忠诚地为云南财阀献策。
解放前夕，伪教育部次长吴俊升来“整肃”云大，此时秦瓒一面有意地躲在巡津街盘龙新村一家顾姓的匪窝内，与特务头子蒋子孝等成日吹赌逍遥，对外则扬言，他是“逃难”避居，为日后伪装“进步”预下伏线；一面却又带了文稿去向吴俊升解释，要求不要误会，并跪求吴为其周旋，而终于获允“部聘”教授之职。与此同时，他还先后与其他文化教育特务刘英士、任泰、瞿桓等往还不已，至今仍以老朋友称之，十分思念。
解放初期，他以“进步”为幌子，混进新联，并以新联为宗派在校内进行活动：利用孙海波挑拨是非，攫得云大校主委职务，排挤、阻碍党的联络员张一夫的工作，不要党的领导。向军管会、文教厅将自己的意见谎报为群众意见。在云大校委会上又将自己意见说成上级指示，造成隔阂，排斥付主委寸树声，企图独揽大权。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则全不关心，最后形成极度混乱。在周保中兼任校长后，他还不断大放“谁为了也搞不好”的空气。
他担任校主委时，又兼任经济系主任。在经济系内，同样也搞宗派，破坏团结，严重影响了教学，造成瘫痪状态。
1950年，云大奉令接收法帝财产——甘美医院时，他竟宴请了帝国主义分子，还公开向之表示感谢。
他还不断利用职务，贪污纳贿。如私立五华学院合并入云大，即以送他金条、大头、烟土为解决条件。在云大派送一批教员去革大学习时，CC分子赵恩钜即以送他金条，而获包庇。由1950年至1951年，他曾以收礼方式，大量受贿，卖官鬻爵，陆续安插了一批门生于经济系中。至于小焉者，如子女赴京读书，旅费也报公账。孩子过生日，也向教员要钱。不管是黄金、白银、收音机、打火机、香烟，玩具无所不要。
对于五大运动，他没有一项不仇视、反对。在抗美援朝中，他说不能轻视美国；在土改中，他诬蔑农民是刽子手；在三反五反中，勾结奸商石筠鸿盗窃国家财产；在思改中，他装病请假，反诬称别人经过思想改造后仍是“依然故我”；在肃反运动中，起初把自己装扮成积极分子，后来则称自己是“整人的人”，认为肃反使人人都“背了包袱”。
他从未放过任何一个歪曲路线、与党对抗的机会。他担任云大工会主席时，反对工会面对教学的方针，主张专搞福利。并借此为自己搞了六百余元补助费。1951年召开全国高教会时，他反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主张大专教育应专搞理论，实践只是中等技术学校的任务。
从1951年10月取消了他的校主委，1954年云南省人委改选，他未再当选，1955年经济系又结束，秦瓒更为仇恨党及社会主义，在政治上开始了更有计划的阴谋活动。他向右派分子郭树人说：“今后学术搞不下去了，我们要搞政治。”即决心以一套滥政客的手腕，不择手段，大抓政治资本来直接反党反社会主义。去年揽得九三昆明主委后，即排斥付主委曲仲湘同志，并公开反对党员参加领导，无原则的发展组织，企图变九三为其独立“秦”国，以与党分庭抗礼。更在云南省政协内积极活动，想出席全国政协，再由中央来扩大势力。除了把亲信郭树人放在北京为其活动外，更趁右派分子费孝通来昆之机，面晤商谈。之后，即到处点火，并于5月7日、13日连续两次向云南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有计划地大放其一系列的谬论。至此，其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已公开外露。反右派斗争展开后，在群众愤怒反击下，虽然被迫作了数次检讨，但始终企图隐秘其与章罗联盟的联系，不肯老实交代，彻底悔悟，意存观望，梦想蒙混过关。
秦瓒说：“唯心唯物不知真理是在哪边？”但学习哲学时，他却连“物质”这个概念都不懂。
当节育问题提出后，他说：“过去不是反对马尔萨斯人口论吗？但现在又提倡节育，是不是马尔萨斯人口论又重新提倡了。”
秦瓒讲财政学一学期，多讲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部分只有提纲，只讲两小时。同学们要他批判资本主义财政学时，他总是搪塞说：“这一点你们已经知道了。用不着多谈……”实在滑不过去就说：“我随便谈谈”，其实是毫无内容的乱扯。他还说：“一个人最大的痛苦是学习资本主义经济学而改教社会主义经济学。”
刚解放不久，秦瓒对诸宝楚（云大农学院教授）说：“国民党虽然腐败也还维持了二十年，看来共产党要比二十年长些。”他在省人民委员会上，公开辱骂共产党是“上级好，中级少，下级草”。他还说过：“我认为党员至少要了解一下中国有几个民主党派，常说知识分子不问政治，但党员连这点政治常识都不知道，也可算是脱离政治了。”当他的云大校委会主委的职位下台后，对李群杰（前云南文教厅付厅长）说：“党用得着我们就要，用不着我们时就一脚踢开。”
他当云大主委下台后对人说：“这完全是李群杰搞的，周保中（前云南省副主席）听了李群杰一面之词。”他还对余世箴（昆明工学院讲师，九三社员，秦瓒小集团核心分子之一）说：这个党员獐头鼠目，那个党员又是什么东西。
解放初期，党派张一夫到云大任联络员，秦瓒就刘张的工作给予阻碍，经常利用王士魁的怪言怪语排斥张一夫，张曾说：“秦公是不欢迎我的”。
周保中副主席兼校长时，他说：“谁来都搞不好。”同时他想再夺取学校的领导权。当经济系排课时说：“我可能做副校长，不要排我的课。”
秦瓒说：“云大副校长应多设几个，每一个民主党派有一个副校长。”又说，校长最好由教授选举产生，任期不要太长，两年就可以了。他还主张，学校一级领导要轮流担任。
55年，他当工会主席时，教育工会的重要任务是面向教学，秦瓒认为这是“教条主义”，反对这样做，主张工会应专搞福利工作；但对群众的福利他又不感兴趣，只对个人福利有兴趣，一个人竟领了工会600元的补助费。同时，他反对党对工会的领导，有一位同志把大会上的发言稿请他提意见时，他把“经常向党请示汇报”一句话删掉了。
秦瓒认为党：团员的汇报是“以讹传讹”，造成党群之间的隔阂。他说：“过去学校里有这种情形：反映情况的都是党、团员。不管你一举一动，就是说句话也好，党、团员经常汇报，结果‘以讹传讹’，一句话就造成了隔阂。其实对知识分子说的话不要太认真了。时常是人家说一句，跟着应和一句，毫无政治用心。”
秦瓒说：“目前工程技术人员中有人问：‘我们是不是高级知识分子？’在工矿中，出了事故，就追究工程技术人员的政治历史，有了成绩，是别人的，因此造成恐惧。当前，工程技术界似乎比起文化教育界距离党较远些。”
秦瓒做云大主委时，在军管会文教厅和云大之间，瞒上欺下。将其一己私图到军管会文教厅说成是云大师生员工的群众意见；在云大则又说是军管会文教厅的指示，有意造成知识分子与党和政府间的隔阂。他作校主委时说：“张瑞纶把刘文典列为落后分子第一名”。又说：“张说刘要受重办。”由此造成刘对张不满。当政治课政治经济学教研组成立时，陈大谊（原经济系讲师）调到那里，他说：“那里非久居之地，每年都有新人来，会被挤掉的。”
他说：“我觉得党群之间造或‘墙’和‘沟’，是与人事制度有关系的。人事制度是由党员来掌握的，人事大权完全由党来控制包办，现在阶级已经消灭了，人事制度就应该放宽些。搞人事的，多只看政治不重视业务，把学机械的弄去当会计；学经济的当传达，所学非所用。这些也不能怪搞人事的人，他们也是忠心耿耿的，就是制度有问题，做人事工作的都是党、团员，他们接近的都是党、团员，接近的多，了解的就多，古语说：‘知人善用’。因此遇到什么事情，首先就想到党、团员，所以我说是制度问题。”
秦瓒同右派分子郭树人（云大经济系副教授，九三社员，秦瓒集团的核心人物）说：“我们搞学术是搞不下去了，我们以后只好搞政治了。”思想改造后民盟曾经想发展他，因为做不上领导，被他拒绝了。54年民进在昆明的成员徐嵩龄要右派分子秦瓒作民进云南的领导，秦瓒就答应了。最近，民进来昆明发展，他说：“民进来昆明晚了，没有市场。”可见他是如何看民主党派的。他在“检讨”中自白道：“我考虑作九三领导是很早了。54年郭树人到北京养病回来带来了三份表，说许主席说的，要我发展组织并领导。我就找方仲伯（前云大党组织负责人）谈过，后方仲伯说没接到统战部指示，个人直接参加是可以的，后我认为党不赞成，于是就冷了。56年曲仲湘、钱澄宇到昆明同我谈，我就加入了九三。九三昆明筹委会成立时，我想当主委的心是迫切的，我想我要搞就当领导，不当领导就不搞。我就找刘文典先生，把54年许主席的话和刘先生谈，先取得刘先生同意，后来在会上我就说：‘刘、方二先生同意我当主委’，我耍的手法就仅仅是这一点……我的向上爬是相对的，爬到什么地步，我说不出来。未作主委时，我想爬到主委，现在想当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代会代表，至于爬到那里，要到客观决定时才谈得出来。”根据同志们的揭发，当“九三”昆明分社筹委会成立时，有次在秦家里，谈到主委的事时，曲仲湘说秦人地熟悉，主委让秦作，秦毫不谦让地说：“好吧！我就承担这个名誉，有外宾来时我可以去接接，实际工作由你作。”
“九三”分社筹委会成立时，大家认为没有经验，希望党派干部来帮助“九三”开展工作，和密切与党的联系，先后提过四次，秦瓒却认为现在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不必那样。当专职干部同他谈，请他同统战部谈谈，请一个党员来参加“九三”分社的领导机构时，也被他以同样理由拒绝了。
“九三”昆明分社一告成立，他马上又把宗派活动带进“九三”。首先，让郭树人当“九三”直属小组秘书，互相吹嘘，郭借口到北京进修，成为他的驻京办事人。秦瓒的主委就是通过郭在社中央替地活动而来的。当余世箴从北京回昆明时，郭要他转告秦瓒说：‘九三’不能随便交给什么人。”另一方面，又在社内设法排斥付主委曲仲湘的领导。
秦瓒爬上了主委的职位以后，只热中于发展组织，扩大资本，什么“发挥民主党派的助手作用”，什么“对社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等等，早已付诸脑后了。今年初谈到“九三”的发展工作时，他提出今年要发展到五、六百人。在传达社的二中全会的决议时，他一再强调社的发展保守了，号召社员要积极发展组织。而二中全会的文件上，只提到发展要与巩固相结合，和要从工作中发展等，并没有说到保守。他自己在发展对象时，完全撇开社的发展原则，根据发展对象的不同，各许以名利、地位等，以投其所好。例如他对李埏说，参加“九三”给你当宣传部长；对诸宝楚说，农学院多发展几个，将来农学院独立时，你就是农学院“九三”负责人；对戴丽三说，你不参加民主党派，帽子就要来了；对年老的同志说，我们社内年纪大的多，社内不要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在一起谈得拢；他甚至对杨景庭说，你加入“九三”可以到北京开会，参观参观，玩耍玩耍。在发展组织时，他特别强调要发展落后层。当整风期间，有些民主党派暂停发展组织，他说，在中央未通知前，仍要继续发展。照社章规定，社员须由社中央批准，他嫌太慢，要求分社有批准权。
秦瓒说：“跟协商制度对立的是表决制度。现在好像协商用的多了一点，有时，协商反而不发扬民主了；因为发言的人有轻重，一个首长或是党、团员的发言，往往比10个人发言的力量还大，真是‘一言九鼎’。在政协会上也是如此。有时，各民主党派七、八个人的意见都一致了，一个首长一句话或一个表示，风就变了，原来的意见全没了。”
他说：“解放这多年以来，法制还没有搞全。民法、刑法、行政法都没有建起，这样做事就没有标准，就难免不犯主观主义。一个法官判案，没有法律根据，怎能不犯主观主义。”
他说：“解放以来，我们很喜欢搞运动……但有些事情不是一个运动所能解决的。……况且，一搞运动，就要造成气氛，就难免感情用事，一动感情，就容易出偏差。……拿肃反来说，最初，说云大一定有反革命，到系里，就成了系里一定有反革命；到小组里，就成了一个小组里有反革命。可是一个小组里只有七、八个人，弄得大家都很紧张，但谁也不敢说‘不见得有’，因为这样说违背了原则。就连我这个肃反运动里的积极分子、领导之一、整人的人，也背上了包袱。那么怎么办呢？就只好捕风捉影了。本来是打老虎，结果是把狼、狗、猫都打了……所以，这次整风，大家给李付校长（已改命为校长）提意见，有的甚至发气、骂，我一方面很同情这些人，因为他们受了委屈；可是我也同情李付校长，因为肃反时也不是李付校长要那么搞的，他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结果肃反怎样，成绩固然是有的，但成本确实不小。就拿我们学校来说，十分之三、四的人都背上了包袱，弄得大家不团结。肃反以后我的朋友、学生有些见我都不说话了。这样就造成了‘墙’和‘沟’。我觉得这座‘墙’和这条‘沟’，不但今天消灭不了，就是将来也消灭不了。所以，肃反运动要以成本和收获来衡量的话，到底怎样？我是有这样看法的。”
秦瓒在肃反中还对人说：“一个人不要太露锋芒，古往今来都是一样，露了就要吃亏，聪明人在新旧社会都要吃亏，应装傻一点。”
51年减租退押时，秦瓒任大队长，到官渡与农民见面时说，我是省政府委员，又是大队长，你们有冤枉对我谈。地主去拜访他，他还招待地主香烟，工作干部只好设法把地主调开。回到昆明到省府开会时，他污蔑农民说：“农民减租退押都不知道，说成‘减猪退鸭’，这还‘减’‘退’些什么？”
他参加建水青连乡土改时，是到农村中去当老爷。他带了一个佣人去给自己做饭、打水……会很少开，早睡晏起，常常坐在办公室摇电话，农民说：“你们的大队长就象个大地主。”有一天斗争一个大恶霸，他不但不积极参加，反而表现仇视农民的正义行为，他对工作干部说：“我当不惯刽子手”。有人说：“很多地主也是勤劳起家的”。他很同意这种说法，反对把地主都看成是剥削起家的“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说法。土改时，他还曾经把逃亡地主（他的舅子）藏在家里，引起居民们不满，说：“云大是地主的防空洞”。
抗美援朝开始时，有人说：美国是“纸老虎”。秦瓒说：“纸老虎也是老虎。”又说：“美国不是纸老虎，是钢铁打的老虎、何能轻视。”
根据同志们揭发，秦瓒在抗美援朝时与奸商石筠鸿勾结，以坏火硝充好火硝，蒙蔽省工业厅，非法骗取国家财产，从中分肥700元。五反中，石被判劳改，石劳改后即到北京控告云南地方政府，秦替石出路费并两次汇钱接济过石。
秦瓒说：“思想改造、肃反等出了许多偏差。陈复光先生说，思想改造里有‘加工’思想，我觉得不但是‘加工’，简直是唱戏，有唱红脸的，有唱白脸的。”又说：依我看，思想改造运动过去，大多数人一年以后，仍是“依然故我”。
秦瓒认为，“鸣”、“放”时可以不问立场、观点。他说：“虽说鸣不是收，但一鸣起来，对错误的意见给予严厉的批评，可能阻塞言路，问题很难处理，老是放下去，不争不行，如果掌握不好，才有个苗头就会影响放。储安平的话很多人感到不对，可能是丧失立场，许多原则问题没有搞清楚，但是不是到了明辨是非的阶段？如何明辩？这时候是否适合大鸣？大鸣是否影响放？”
他说：“整风是找缺点，不是总结。总结可说99％是成绩。但整风是整个别缺点，谁不承认党的领导及其成绩。但大鸣时一提到立场观点，搞出几顶帽子，就会影响放的。”
秦瓒认为正确的反批评是打击报复。他说：“放的人也还有顾虑，顾虑的不是怕严重的打击报复，打击报复的范围很宽，很难下一个定义，不一定会影响地位、职务和物质待遇，怕的是精神上的打击报复，如加上一顶右派的帽子，怕说是落后或是立场观点有问题。”
为了掩护右派分子进一步向党进攻，他说：“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是有些小题大作，这篇社论对推动争鸣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对卢先生（卢郁文）倒是一种安慰。”
对寸树声（云南省民盟主委、云大付校长）发表在云南日报上的〈谈谈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一文，他发表意见说：“寸先生处于领导地位，他的文章作为文章看，是非常正确的，但放得不够，如先肯定成绩便成了老八股，谈正面多，反面少，有些顾全大局，这文章有点冠冕堂皇，不会起副作用，但发表它有什么必要，我看不出来。”
当诸宝楚（云大农学院教授、“九三”社员）到省统战部参加座谈会时，秦瓒要他好好地谈，诸发言后，秦瓒对他说：“你的发言不着边际。”
当曲仲湘（“九三”付主委、云大教授）要到统战部开座谈会时，感到没有谈的，秦瓒就说“你可以谈谈你们下乡搞科学工作，连吃住都没有，党就不重视”。他煽动党、团员说：“党、团员何尝不可以放一下，起带头作用，使群众减少怕打击报复的顾虑。”他又用激将的口吻向讲师、助教说：“目前是教授、付教授放得开，讲师、助教放得不如教授、付教授那样；年青人顾虑要大一些，年老的要放得开些。”最后，他还鼓动工程技术界说：“工程界、高级知识分子还可放一下。”
秦瓒在云大民主党派联合揭发右派分子大会之后，回到家里在饭桌上对爱人说：“我是整不死的，不是人的人也要站起来说几句。”
秦瓒口口声声说他与章罗联盟只是思想本质上的一致，不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但根据揭发出来的材料看，秦瓒与章罗联盟存在着两条线的联系，至今他还没有坦白交代出来。
一条线是秦瓒→郭树人→储安平、吴景超章罗联盟。郭是秦瓒的骨干分子，他借口到北京进修，由秦瓒请刘文典（云大教授、“九三”社员）写信给游国恩，介绍郭住在“九三”社中央内。郭与储安平隔壁为邻，彼此结识，并由储介绍进而认识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景超。大家知道，储、吴都是章罗联盟的中坚分子，郭与储的关系又极亲密，储曾前后四次想让郭当社中央主任秘书。数月前秦瓒与刘文典到北京开“九三”二中全会时，同住在前门饭店，郭曾带储两度访刘文典要稿子，而储与秦又同是出席二中全会的代表，彼此不可能毫无接触，但秦瓒在他的“检讨”中，却否认他认识储安平其人。
另一条线是秦瓒→费孝通→章罗联盟。罗隆基是秦瓒留美时的同学。章、罗、费与秦又是联大和云大多年的同事，彼此早已结识。当费以专家局付局长的身分来昆点火时，秦在费的指使下，向诸宝楚串连，并对诸说：“费孝通来昆明调查知识分子问题，有何意见，我可以替你反映。”大家知道，罗、费是北京“六教授会议”的召集者和参加者，秦瓒对这条线的关系不能不作出交代。但秦瓒甚至把早就认识罗、费这点都否认了，这又怎能说得过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