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昌，男，27岁，江西玉山县人，物理系助教，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父亲王鹤斋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官僚和党棍；当过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中将参谋和秘书长，并兼该战区战地党政委员会主任秘书，指导国民党东南五省的党务工作。1940年皖南事变时，其父亲顾祝同重要帮凶之一，与顾祝同等一道去皖南前线“解决”过新四军，还把军长叶挺将军送到重庆监禁。1944年秋，浙赣会战之后，其父又任江西区“宣慰”总团总团长，后病死。大哥王鼎来系国民党反动少校军官、国民党员。解放后被判处劳动改造。
王鼎昌曾参加过反动三青团，当过反动小报记者，长期接受国民党反动的党化教育，一贯敌视共产党。48年全国发动大规模的反内战、反饥饿游行示威的时候，王对于党所领导的这些学生运动很抵触的说：“一定是共产党操纵了，学潮变了质”，觉得“心里很别扭”。对蒋介石则崇拜得五体投地，认为：“蒋介石是好人，八年抗战都是他一个人抗的，功劳很大，而且有‘伟大的气节’，西安事变宁死不屈”。并十分欣赏国民党中央社的反动宣传：“国民党不应负内战的责任，都是中共挑拨不好，国民党不打亦得打”。甚至认为国民党应该继续进行“训政”，认为“还是抗战时的独裁好，一‘民主’，就出乱子了”。
48年秋，王满怀幻想地打算念完燕京大学就去美国，待回国后参加民社党或青年党，然后平步青云，作部长之类的大官。王对蒋介石是寄以极大的希望的，但却伪装一付“公正”的面孔说：“国共两党都是争权夺利”。
解放后，王伪装积极，混进了共青团，但仍然坚持其反动阶级立场；仇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镇反运动中，当其大哥被判处劳动改造时，他就公开为之喊冤说：“我哥哥不应判罪”；土地改革中同情地主家庭；肃反运动中包庇胡风反革命嫌疑分子李文雄，并竭力为李打掩护，因而受到团的纪律处分。这一事实并没有使王受到教育，他反而更仇恨党。55年到云大后，王伪装进步，到处吹嘘自己，企图以此来掩盖其灵魂深处的丑恶。鸣放期间，以为时机已到，便得意忘形地向党发动了猖狂进攻，到处点火煽动，惟恐天下不乱，大肆宣扬外地高等学校右派分子的活动情况。在学校中的“民主墙”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他就眉飞色舞，手舞足蹈地说：“精采极了”；“云大出现了新气象”，并认为“民主墙”上咒骂党的文章是“有文才，文笔锋利”的。不但如此，他还企图謆动教师“带头”，公开叫嚣要党团员“起义”。此外，他还亲自出马向党、党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及党的思想阵地——政治课教研室、校刊进行了一系列的污蔑和攻击；恶毒地攻击人事制度，污蔑党的干部政策；挑拨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他说：“人事制度是阴森森的”，“今天不如国民党时代了，蒋介石还有奖惩制度，今天却没有了“；“党员升级有裙带风”。大肆污蔑肃反运动是“捕风捉影”及“侵犯人权”，扬言要“治肃反中积极分子的罪”；极力赞成“教授治校”，提出“校务委员会”，企图取消党在学校中的领导。捏造或夸大“事实”以控诉某党支部书记为名企图全面向党进攻。并要挟说：“处理与否，将是对党委会整风有无决心的考验”，“如党委会不处理，我就要到高教部去告”。他别有用心地叫嚣说：“领导要大刀阔斧的干掉几个，否则群众鸣放有顾虑”，并且叫嚣要开除某党支部书记的党籍；要把学生科科长送“法院、劳改”，并企图謆动物理系教师及化三同学搞“大民主”。总之，他在鸣放期间，是向党向社会主义疯狂进攻的。当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开展后，他的美梦变成了泡影，因此他开始退却了。经过小组及大组会的多次说理斗争，他不但毫无坦白交代的诚意，反而对群众进行污蔑、诽谤，一贯抵赖、顽抗，拒绝检查，耍了一系列软的、硬的，装病……等花招，甚至以逃会来抗拒说理斗争。当他的这些花招被群众彻底揭穿之后，在开了全校讲助大会斗争他以后，公然无耻地拐骗了学校的钱财潜逃了。但各地人民都在追击右派分子，王无法在杭州立足，最后不得不回到学校来。事实证明，右派分子想逃避斗争是绝不可能的。
杨利春，男，24岁，云南大理县人，物理系助教，出身地主家庭。其父任过伪政府职员。杨读大学时经济来源是由舅父奚赵一供给。奚系大烟毒贩，解放后，与土匪勾结，被我判处徒刑十年。杨于1949年5月加入民青，50年8月转为后补团员。他虽然披着团员的外衣，但骨子里却充满了地主阶级的没落情绪，坚定地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人生观消极颓废，并一贯对新社会不满，对党所领导的各项运动抵触。他反对参军运动；诬蔑土地改革及思想改造运动；在五反运动中，站在资本家立场为资本家撑腰，并为其舅父喊冤说：“不应判处十年徒刑”；敌视肃反运动及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经常为肃反中的重点分子“申冤”；污蔑党团组织，对团内同志们对他的批评，则经常报之以讽刺、打击。早在肃反运动之前，他就和肃反中的重点，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一贯仇视党和人民政府的梁莲昭、刘涤生、傅洲堡、杨立典等结成了反动小集团。成天以酗酒，看黄色小说、谈女人、发牢骚、散布反动言论，“谈论”国内外大事为能事。如说：“贝利亚只不过是因为闹个人情绪而已”、“高、饶如果早死了还不是当了英雄”；骂团员是“警察”、“团员老爷”；骂班上是“党团员的天下，法西斯统治”；骂进步同学是“疯狗”等。杨不打自招地说：“我们的结合（指反动小集团——编者）无非是兴趣相投，或者说是人生的一点安慰吧！”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是鲜明的。鸣放开始后，他就活跃起来，在小组上屡次以对待敌人的态度、言词向党进攻。首先就肃反问题放出了毒箭，为反革命分子“申冤”、“鸣不平”，进行反攻倒算。他说：“肃反的成绩是主要的，但缺点也是严重的”，又说：“肃反以及其他运动都是党团包办的，不是群众性的运动”，并极其恶毒地污蔑和打击党团员和积极分子说：“难道揭发的事实都是真的吗？如果没有这些事实的话，这又说明什么问题呢？这种企图用别人的鲜血来建立自己的功勋的人，这种企图通过运动来获取信誉变成英雄的人，竟不惜用丧心病狂的卑劣手段，对别人进行疯狂的污蔑和中伤的打击，但这些人在最后的事实面前，除了揭露自己的丑恶可耻的面目外，还有什么呢？”并说：“是否死掉的人都是反革命？若是反革命，为什么不公布他的罪状？不公布罪状又意味着什么？所谓‘不冤枉一个好人’，是值得怀疑的”。又说：“若死者不是反革命．那么是谁逼死了他们？凶手是谁？应该追查”。“我完全支持民主墙上‘死者何罪，谁是凶手’的呼声”。在右派分子利用“民主墙”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他极力支持“民主墙”的反动言论。当反击右派斗争开展之后，还继续地为右派分子辩解，直到最近还为右派分子王鼎昌说话。杨利春是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蔑视社会主义制度、破坏国家法制的。他一贯消极怠工，对工作极不负责。虽经小组同志进行了说理斗争，但到现在尚无悔改之意，在会上还进行反扑。如不及早回头，必然自绝于人民。
蒙绍养，男，1953年广西大学毕业，现为云大数学系助教。
1950年，广西横县土匪暴乱，匪首即其堂兄，事先，他与其堂兄过往甚密，他亦与暴乱有关，暴动时蒙为我公安局逮捕，约一月，请保释放。
蒙对党是十分仇恨的。到云大后，一直对党采取敌视的态度。从个别的党员一直到党中央毛主席他都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说什么“共产党员就如石头上包的红布”、“省委书记参加体力劳动是欺骗农民”。还猖狂地诬蔑毛主席说：“毛主席是个人英雄主义”；“搞建设，是因毛主席想把自己造成盖世英雄，丰功伟绩”。并把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比作秦始皇筑长城，修阿房宫。他说：“秦始皇修长城、筑阿房宫，使得人民贫困不堪，赋税加重，毛主席为什么不以此为借鉴呢？”“中国既大且穷，又经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人民已疲惫不堪”，应该“休养生息”。
他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任何成果，都进行肆意的攻击，他说：“统购统销搞糟了”、“猪肉不够吃，还不是农业合作化有问题”；“报纸上天天吹大丰收，广西还不是饿死人”。
他处心极虑的来破坏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企图謆动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他说：“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历代王朝又兴科举，以治知识分子；现在的知识分子是造不了反的，共产党会把他们弄得规规矩矩的”、“历代统治者刚上台时都是骂知识分子，后来看看知识分子会歌功颂德，又利用知识分子”。以此来射影思想改造、肃反，及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并恶毒的攻击说：“历代王朝都有一套，共产党的一套就是马列主义”。
“鸣”“放”时，他更是得意忘形，大肆宣扬葛佩琦的言论是“忠言逆耳”，是“爱国的”。而对于某教授说党委书记好，就大骂是“歌功颂德”、“卑鄙”、“李广田无知”、“党委书记只会搞土改，对教学无法领导”等，企图取消党的领导。
他对党的宣传也大肆攻击，诬蔑报纸只会吹，并说：“解放初动员学生升学，报纸上是一套；现在又是另一套”。人民日报登出了右派分子言论“什么话”一栏，他把比之为历史上最暴虐的事件，说成为是“文字狱”，“扬州十日”等……
他对国际事件也进行诽谤。说什么“社会主义阵营在争权夺利”，为帝国主义叫嚣说：“匈牙利事件是对社会主义的最大讽刺”；“社会主义阵营污七八糟”，为美帝吹嘘，宣扬美帝的实力政策。总之，在他的灵魂深处长满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浓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