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二月多的反右派斗争，以李耀钧为首的反党小集团终于在党的领导和职员群众的努力围歼下被揪出来了。
这伙黑帮集团的成员共有五人：魁首李耀钧；狗头军师孟庆庚；急先锋黄震；中坚骨干分子孟兴荣等。
从这伙黑帮人物的情况看，他们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深度、活动的范围虽有深浅及大小的不同，但他们共同点都是对被推翻了的旧社会恋恋不忘，对全国人民（反革命、右派分子、坏分子例外）所热烈爱戴和拥护的新社会刻骨的仇恨。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党和社会主义不满呢？这就不能不追溯到他们的历史渊源和现在所持的政治立场和阶级情感了。
首先，从政治历史上看，他们都是和国民党反动组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黑帮魁首李耀钧早在解放前就参加过国民党反动组织，并曾在反动军队中积极从事颂蒋诬共的宣传活动，解放前后则隐瞒反动历史和罪恶活动，并伪装积极混入我党，而被组织清洗的阶级异己分子；黑帮内的狗头军师孟庆庚是英帝间谍，是肃反重点，现在问题还未交代清楚；黑帮帐下的急先锋黄震，早在解放前就参加过三青团反动组织和臭名远扬的远征军反动部队，解放后曾参加了共青团组织，但对组织欺骗、隐瞒，在审干中是被审查的对象；黑帮内的中坚分子孟兴荣，一贯迷恋着解放前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解放后形式上虽然参加了共青团组织，思想上却与团组织离心离德，一贯对组织不忠诚老实，隐恶扬善，并经常散播谬论，说什么：“如不是解放，我现在早就是大学生了，决不会到云大来工作……”，对组织和同志的帮助置若网闻，甚至变本加厉地诬蔑组织强迫他承认错误，从这些无以辩驳的事实说明了他在思想上早就背叛了共青团组织。
其次，从思想感情上看，这一伙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黑帮人物，都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有的是官僚地主；有的则是资产阶级），剥削者的阶级烙印深深地浸入了他们的骨髓。解放八年来，他们虽在历次运动中一一混过了关，但运动过后却“依然故我”，因此，在这次大鸣大放中，打着“帮助党整风”的幌子，大肆向党进攻，至此，他们的原形毕露了。
再次，从他们所担负的工作看，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在工作上拖沓、磨洋工、不服从领导、挑拨离间、制造不团结，企图从工作上破坏我党事业。
以上所有情况，每一项都说明了这伙黑帮人物仇视新社会和共产党决非偶然。我们说这一小撮臭味相投、物以类聚的黑帮人物组成反党集团是毫不奇怪的。他们是结合在阴暗的政治历史和反动思想基础之上的。相反的，如果认为他们仅有满脑复仇火焰而不借机放射那才叫怪事。他们的言行就有力的证明了他们的反动本质。
他们是怎样组成反党小集团？他们既然早已对新社会抱着对立的情绪，对领导社会不断前进的共产党刻骨仇恨，这就像埋伏深沉的定时炸弹，迟早总会爆炸一样。今年五月党中央提出了整风运动，他们借“帮助党整风”为名，大肆向党发起猖獗的进攻，一度闹得乌云滚滚，毒草丛生。以李耀钧为首的黑帮人物，像全国右派分子一样也乘机活动起来，与全国和我校右派分子一唱一合，互相呼应，对一切右派的言论如获至宝似的拜读，又经常到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民主墙”下细致咀嚼“精神食粮”。回到小组上和在办公室则翘起大指拇謆动地说：“民主墙放得好，看了很过瘾”、“职工也应像学生一样搞民主墙”。一次在总务处的汇报时间，黄震提出要搞“民主墙”。李耀钧马上呼应说：“我们小组也有人想搞民主墙”，会后，李、黄二人便策划，分头去“了解”各所在小组鸣放情况，拟出了在职工中招兵买马、壮大力量、收罗对党心怀不满的“积极而可靠”的人来搞“职工民主墙”向党进攻。经过了一番物色和挑选后，孟兴荣、孟庆庚成了“职工民主墙——布谷鸟”的拓荒者了。从这伙黑帮人物的聚结，明显地说明了他们每个人反党意图是蓄谋已久的了，他们的聚结也同时表明了他们是职工中的渣滓，是集反动言行之大成，是一拍即合的反动言行的凝固。
这个反党集团形成后，他们在职工中四处活动，利用一切合法的鸣放机会，大肆散播流言蜚语，攻击党的组织，丑化党员干部和打击积极分子，同时又在暗底下分头寻觅对党不满的“知音”。据目前已证实的材料看，被他们点火謆动的达40余人，不少被謆动过的职工，曾一时不明是非真象，就在工作中消极怠工，积极谈论“民主墙是‘琳琅满目’、‘百花齐放’”，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工友中的右派分子王秀彦、雷鸿瑞、和献文也配合着一起向党进攻，叫嚣“取消人事科”、“撤消学生科”、“合并档案科”，污蔑云大是“黑暗王国”、党团员是“亲爱的眼中钉”，并提出了“反对压迫、反对歧视、争取民主、争取自由”的反动口号，还扬言“杀翻一个是本钱、杀翻两个是利钱、杀翻三个就赚钱”。此外，这伙黑帮人物异口同声地大肆叫嚣“党委书记水平低，不能领导高等学校”；又颠倒黑白地说什么“寸副校长（云南民盟主委——编者）压制鸣放”、“程副总务长水平低”、“总务处党支部最糟，小团员是被人利用的”；还诬积极为党工作的“严××是二斤半肉的科长；王××是牛科长；吴××是捧泡客……”。总之，当时黑帮人物是极尽污蔑、攻击党团组织之能事。他们从党委书记、副校长、民主人士起，一直攻击到学校一切部门的党团员和靠拢党团组织的人，几乎把一切人都丑化尽了。因此我们说：这伙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黑帮人物是思想一致、目标一致、行动一致的互相狼狈为奸的集团，他们与我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是背道而驰的。他们梦想着先在职工中造成一种“乌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再进一步在师生员工中点火謆动，就可掀起一个大民主，他们即可混水摸鱼地站出来“收拾残局”，达到他们偷资本主义的天，换社会主义之日的罪恶的政治阴谋。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他们向党扔出的集束手榴弹——“布谷鸟墙报”的污蔑謆动文章看。他们是通过一些大家所最关心的工资福利和干部提拔问题向党猖獗地进攻的，想通过这些“材料”来震撼师生员工的心弦，造成大家对党和学校行政不满，再进一步謆动搞大民主。如“民主墙”上的“我们对工资改革的看法”一文中，以歪曲事实的统计比例表来迷惑群众，说什么“工资评议没有凭德才，而是按入校以来的长短年限为评议的标准”，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诬蔑；在福利问题上，说教师占去了67％，职工只有33％。事实上职工占福利补助的33．5％，教师仅占36．5％，还更恶毒的是他们在补助费“材料”中有意的将合理补助的一些党员补助费数字公布，用以謆动群众对党不满。
正当他们兴高采烈地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并热衷于搞“民主墙”謆动搞大民主之际，人民日报的“这是为什么？”社论发表了，这伙黑帮人物看后一致都污蔑“党是在收了，压制鸣放了”。这时的黑帮魁首李耀钧仍利令智昏的个别分头“访问”，与黑帮人物密商如何更隐蔽、更巧妙地向党进攻的对策。扬言“布谷鸟”墙报不登载人身攻击的文章，企图掩盖他们的反党阴谋。但他们的反动本质仍驱使他们肆无忌惮地放出了无数支毒箭，从而暴露了他们的狰狞面目。
以李耀钧为首的反党集团正在大肆向党猖獗进攻之际，反击右派的斗争开始了，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提高了觉悟，擦亮了眼睛，许多过去被他们迷惑过的人也觉醒了，向大家一样的纷纷起来揭发事实，积极投入反右派斗争。以李耀钧为首的反党黑帮却想一面收敛他们的一度翘在天空的狐狸尾巴，一变而为灰溜溜的“老实人”，另一方面，又积极挖空心思地伪装躲避，但是，他们的罪证正像纸包不住火一样的无可辩驳的摆在面前，他们的一切伪装只是枉费心机，到现在还是一个个地被群众拖到光天化日之下，至此，他们的原形毕露，原来是一伙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一小撮牛鬼蛇神。
李耀钧，又名萧然，男，汉族，现年三十三岁，浙江省永嘉县人，出身于经营渔业的小商家庭。土改前，他家有田地十七亩，房子三间半。其自幼受“学而优则仕”、“光宗耀祖”等向上爬的唯利是图教育颇深。
中学念书时，因为读的是师范，感到将来当小学教师不能入宦途，光耀不了门庭，因而只读了两年就走上了他梦寐以求的仕途。先后任过伪浙江永嘉县梧埏区公所财政干事及松杨税局税务员。一九四四年起，因为攀上了邱匪清泉家的姻亲关系，与邱匪清泉之亲堂妹结了婚，于是得以荣任过匪第五军所主办的“云南扫荡报”校对，邱匪清泉第五军军需处上尉出纳股长。在政治上为了更进一步的靠拢蒋匪帮，四五年在该匪军又参加了国民党。
在他正式上任匪五军上尉军官之前，为了改变“平民俗气”，曾接受了邱匪五军训练班的军事训练五十余日。就任之后，在感激邱匪之余，撰书吹嘘过邱匪“功勋”以及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文章，进行反共宣传。
四五年八月离开匪五军后，进入伪云南邮政局担任科员，工作中伪装进步，混入工会，用欺骗手段。隐瞒在匪五军工作历史及参加国民党等重大政治情节，并捏造经历，于四七年一月混入了中国共产党。窃据工会理事职位，但不为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斗争，反而于同年三月，参加“勘乱救国捐”之国民党党员会议，并捐伪币五万元，资敌反共。
他混入党后，曾骗取得党的信任。于四七年十一月起，先后担任过讨蒋自救军宣传干事，中共滇桂黔边委宣传部干事、报纸编辑，文工团长，边纵四支政治部宣传科长，中共文山地委宣传科长等重要职务。
五二年八月整党时，党为了纯洁组织，将他这个长期隐瞒政治历史，伪造经历，欺骗党的阴谋家清洗出党。
五三年六月，他抱着仇恨党的心情进入云大。入校后，一贯对党不满，对云大党的领导同志肆意攻击、诽谤，对总务处党支部的几个负责同志攻击尤为猛烈，对一般党员则采取蔑视态度。藉口工作分配不当，一贯消极怠工，不负责任，情绪消沉，无精打采。但在鸣放开始后，突然变得十分兴奋活跃，打着“帮助党整风”的旗子，到处煽风点头，进行阴谋活动。
鸣放中，被他通过各种手法謆动点火的达四十余人之多。在其拉拢謆动向党进攻的同时，组织以他为首的五人反党小集团。并主编“布谷鸟”墙报，向被点火者收集反党材料，作为墙报内容，攻击工资福利等问题，与学生反动墙报互相呼应，配合向党猖狂进攻。
鸣放中，他向党进攻是多方面的。他歪曲污蔑党的组织路线，说党发展组织是“庸俗的拉拢”，主张发展党员“最好由群众做出鉴定”。否定统一战线作用，污蔑民主党派是“五花八门”。攻击党的干部政策是“大材小用”，主张“用人唯才”，开放“自由市场”，反对党对人事工作的领导。对于靠拢党，努力工作的积极分子，他也极为仇视，污之为“铁丝网”、“牛科长”等。此外还挑拨党群关系，拉此打彼，破坏团结，极尽煽风点火、挑拨离间、污蔑攻击之能事。
黄震，男，现年28岁，广东陇川县人，家庭成份地主，本人成份学生，四八年参加过反动三青团。广东解放后投机于革命队伍，五四年转业后到云大，现为工会基层委员会专职干部。
黄出身于大地主家庭，全靠剥削压迫人民过活。其二伯父是大恶霸，已在土改中镇压，三伯父劳改，父亲被斗，叔父尚在美国。他从小与三伯父（伪省参议员及其它要职）关系较好，曾叫黄学好英文，将来到美国留学，以便继承他的反动衣钵，黄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封建地主与反动官僚的家庭中，所受毒素是很深的。
1944年黄参加过反动青年军，在服役期中，曾受过预备军官训练，接受了一套反苏反共的宣传教育，因此非常仇恨苏联和共产党，并一再宣称“恨不得马上来一道命令，调到东北和苏联共产党拼上一场”。他自认是一名蒋匪的忠实走卒而感到“自豪”。
抗日胜利后，自以为是有功之臣，披着青年军少尉预备军官的身份复员回家。回家后黄由反动政府优先保送进了广州黄埔中正中学，又自称在学校中“很活跃、很吃得开的人物”。1948年春参加了反动三青团，担任了学生自治会的警察局长（该校学生的组织机构，均摸仿伪政府一套），称王称霸，乘专车看戏，学校开会即维持会场秩序，假日维持交通秩序，管治学生。当广州学生反饥饿、反内战举行示威游行时，黄震被邀出席了广东省行辕主任召集的全市青年军复员军人座谈会，号召他们“随时准备着，响应党国召唤”、“注意不要上了共产党的当”。
广州解放后，黄震同其家庭所有成员一样惶惶不安。他在“混饭吃的思想动机”掩护下，投机于革命队伍，但在参军时曾将保存的青年军的一切证件：复员证，预备军官证及纪念册等，送给大地主家庭隐藏起来，他声称：“眼看广州解放前夕，很多蒋匪军撤至海南岛，蒋介石打回之日，这些证件还会有用”。
五四年，黄转业来云大工作，一贯表现恶劣。在工作中主观、骄傲，从来不接受领导和同志们的耐心帮助，并自认为有“音乐天才”。当“西南音乐”上登过他一两篇作曲后，更加目中无人，到处自我吹嘘，认为云大环境不适宜他的发展，云大党委不懂得文艺，对他的工作安排不当，埋没了他的“天才”，整天闹着要走，不安心本岗位工作，并私自反映到文化局，又写信到省委袁勃部长处取闹。个人主义发展到极端，曾经党、政、工、团负责同志多次找他谈话。他不但不接受帮助教育，反而污蔑别人都是“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并骂党委书记态度极其粗暴，不像个党委负责人；骂李校长“官僚主义、胡风观点”，不允许他去体验生活，要和帮助他入党的同志脱离关系。他前一段在团委会任专职干部，不但不很好的在同学中贯彻团委精神，反而与落后同学拉拉扯扯。对受过团组织处分的人，给予无原则的“温暖”，说这些人是“心地善良、纯洁、有才学”的人，同时在同学中乱谈恋爱，影响极为恶劣，使团委工作受到很大损失。黄说：“我在团委会工作时是政治上受压迫，组织上受排挤”。调任工会专职干部时，骂团委会是“宗派小集团”，骂团委书记是“黑暗统治的独裁”，这些就是他反党的一贯表现。
在这次“大鸣”“大放”中，他配合全国的右派分子公开地猖狂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他披着共青团员“进步”的外衣，四处点火，惟恐天下不乱。和全国右派一唱一合，恶毒地污蔑，攻击学校党政领导。从否定文学艺术的成就到反对党的领导，要办一个“不要党领导的文艺刊物”。夥同职工中的右派分子李耀钧、孟庆庚、孟兴荣等组织反党小集团，并以“布谷鸟”墙报向党猖狂的进攻。反击右派开始，他歪曲毛主席的报告，为右派分子辩护。当反击到他时，他即使用软硬兼施的手法欺骗、迷惑群众，并四处打听斗争他的步骤，对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事实，采取会下承认会上否认，或会上承认会下否认种种手段，企图推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过，但群众的眼睛是雪壳的，右派分子黄震并没有滑过去，他已彻底地叛变了共青团，成了实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尹华中，男，现年37岁，云南腾冲县人，家庭出身工商业，本人成份职员，现任云大图书馆职员。尹出身于剥削家庭，一贯念帝国主义办的教会学校，从小就培养了他的剥削压迫人民的意识和出人头地向上爬的思想。因此高中时即参加了反动三青团组织，以打下将来向上爬的基础。他这种欲望当时并未得到满足，因而有一段时期曾经失业，不得不进入“五三兵工厂”当学徒，当绘图员，但他忠心依靠蒋匪，想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决心并未放弃。在不干寂寞的情况下，投靠到云南伪警务处作文书工作，后又由伪警务处介绍他到重庆投考伪警官学校。由于某种原因，未给他“效忠”的机会，后来才改读文华图专档案专业，但这并不是他的终身抱负，只是作为一时的栖身所在，因此在读书期间，一直想出人头地。曾参加伪远征军，和蒋经国在重庆北碚所办的反动三青团员夏令营，并在受训期间表现非常积极，他奴颜婢膝的姿态很受反动头子的赏识，曾受到蒋经国的两次召见，并给人民公敌蒋光头添过饭，这是他引以为荣幸永生不忘的事情。受训期满后，在反动三青团中央给特务头子康泽管过档案。后又参加反动青年军，45年遣散后，分配在美帝教会所办的东吴大学（苏州）图书馆当主任。一九四七年因吐血返昆明。但行李、衣物、日记本却全部交给了反动三青团中央的负责人陈本林带往台湾，企图待病稍愈即赴台湾。尹在这段期间受反动影响极深，也是他所谓的美好时代，极端仇视共产党、仇视苏联，认为“共产主义是苏联输入的东西，不适宜中国的国情”，并说：“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抢走了东北的机器，并把日本投降的枪弹，武装了赤足出关的共产党等……”。这是尹华中解放前的丑恶面貌。
四九年十二月昆明和平解放，打破了他依靠反动派，依靠帝国主义向上爬的美梦。当广大人民对党的领导，对解放军的到来欢欣鼓舞时。尹华中则在徘徊观望，对党的政策怀疑，对反动政权留恋，因而50年逃避反动党团登记，企图等待蒋匪反攻大陆。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打破了他复辟的幻想，于是对党心怀不满，极端仇视新社会，对党的政策，对历次运动极尽污蔑之能事，如他说：“抗美援朝是共产党用国际主义的幌子拒敌人于国门之外，实则保家卫国”。又说：“土改斗争地主太残忍了，几千年的封建剥削算在这一代地主头上，不公平”。又污蔑说：“镇反运动如国民党一样，宁可错杀一千，不愿放走一个”。“党的忠诚老实运动如美帝的忠诚调查”。当全国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时，他说：“这是历史上第二次最大的‘文字狱’”。
后来报上公布苏联贝利亚事件时，他说：“是斯大林纵容出来的”。他污蔑思改、肃反运动是“整人”，去年匈牙利事件发生时，又引起了他的思想波动。从以上一系列的思想言论不难看出他思想发展的系统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贯性，因此他今天成为右派分子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结果。
这次趁党整风的机会，他以学习付小组长的合法身份，到处点火，极力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他号召大家提意见“不管立场不立场”，“不管反动不反动”，他认为目前形势是“天下大乱，到处漆黑一团，有暴风雨来临的预感”。加上在国际方面看到美帝导弹部队进驻台湾，认为蒋介石必然配合国内情况进行“反攻大陆”，眼看“共产党不久就要下台”。他首先散播出“不要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两个万岁，只要几十岁就行了”的谬论，接着他向党展开了猖狂的进攻：攻击党的领导；污蔑党不能领导科学；要党委退出学校；主张教授治校；攻击人事制度，说：“人事科官僚主义太重，应该取消”、“人事科是特务机构，与旧社会人事科无异”；污蔑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是整人，说：“运动整得我抬不起头来，头发也白了，因此我恨一切人”，煽动肃反被审查的人进行翻案等，希望让民盟中的右派分子组成知识分子政党来坐天下，到那时不愁没有“美好前途”。这就是他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最卑鄙的目的。也是右派分子尹华中的丑恶小史。
耿精，男，32岁，云南榕丰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分职员，现为云大财务科职员。耿精解放前曾在国民党军队中当兵，47——48年任伪榕丰合作金库会计。50年先后与一些坏分子拜把弟兄，并参加反动会道门“白洋教”。1952年来云大膳食股做会计工作，一贯消极怠工，工作极不负责，账务累月结算不清，引起同学对校方的不满。后因贪污被降职降薪，从此对党表现了更露骨的仇恨。
耿精自到云大以来，一贯诬蔑党的各项政策，说二话，如说肃反是党团员“整人”，诬蔑党的干部政策是凭“庸俗的封建关系”；并肆意攻击领导同志，据初步统计，被他攻击过的领导同志达22人之多。鸣放时，他打着“帮助党整风”的招牌，向党发动了进攻，支持右派分子王云尘写反动文章，公开赞扬右派分子龚自知和反动大同党党魁吴文懿的反动观点和“才能”，并说：“财务科没有党员，因此没有宗派主义。”与储安平的论调一唱一和。
在反击右派斗争时，耿精又与右派分子王云尘拉拉扯扯，对王说：“不要怕，共产党是在诈你。”又说：“我也不揭发你，汉子人做事不要‘拉稀’”。企图阻止王云尘交代。在他自己交代时，态度极端恶劣，先是硬来，对他所散发的反动言论一概否认，等到同志们指出他说话的时间、地点时，抵赖不过，又来耍软把戏，自称是右派分子的尾巴狗，但对他进行活动的目的，却企图完全不谈，不肯向人民低头认罪。
王云法，男，30岁，云南昆明人，出身于旧军官家庭，本人成分旧军官，现任云大出版科职员。他的父亲曾当过反动营长；他的姐夫又是伪警备部的仓库主任。他从小就羡慕反动军官耀武扬威、作威作福的生活，并且抱着“要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的政治野心，想当个国家的“元首”。
王云尘在二十岁以前就当上了伪警备部的上尉军官。1949年云南解放前夕，随伪警备部逃往贵阳，充任匪首何绍周的军需主任及募兵委员等职。
王云尘偷地国境未遂，就伪装进步，投考贸易公司、革大、军干校等处，均因历史不清楚未被录用，继后混入云大工作。
在思想改造中，假造历史，一再翻案，企图蒙混过关。肃反时则破坏运动，造谣说：“新社会不能留用国民党旧人员，先杀大脑壳，后杀中脑壳，然后再杀小脑壳。”
王云尘一贯对党的政策抵触，在工作中消极怠工，打击领导，破坏团结，如故意拖延工作，不能按时供应教师上课的讲义，拉拢该科临时缮写员（反动军官）与检排室同志闹无原则纠纷等等。
整风运动开始后，王云尘就大肆向党进攻：写文章支持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謆动同志攻击党和学校领导；为反动墙报“布谷鸟”积极筹稿。学习毛主席报告时，他威胁说：“被提意见的人，不要用毛主席的报告来撑腰，否则就是压制鸣放。”反击右派时，他又与右派分子耿精搞攻守同盟，拒不交代，并且说：“楚世锠（该科科长，党员）若把我列为右派，我要他脑壳搬家。”又说：“如我也算右派，那么全国至少有五亿人都是右派分子了。”直到现在，他的态度仍极端恶劣，一直坚持其反动立场，无悔改之意。
赖瑞光，男，现年27岁，四川资阳县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学生，解放前曾参加过“袍哥”封建组织，于一九五三年由四川大学行政干部训练班分来云大工作，现为物理系教学辅助人员。
由于出身于封建剥削家庭，从小就培养了他的一种当大官发大财的名利地位思想。解放后也是带着这种个人主义的欲望来参加革命，认为依靠共产党可以出人头地，假如作了大事，身边背手枪的有好几个，也可在“仇人”面前摆点威风，如果找着更多的钱，别人才看得起。这是与他小时候好好读书，将来当大官，做大事，留学美国或全世界，成炎“万能博士”是一个思想体系的。
可是他的个人主义幻想，在新社会得不到实现。他的地主家庭在土改中又被打垮了。由于他父亲过去当过袍哥大爷、伪乡团练大队长等，一贯剥削压迫人民，因而他母亲在土改中被斗死了，于是他对党对新社会极端的仇恨，正如他说的：“若不是共产党来，我母亲不会死，农民也不敢打我母亲的……。”另外，他自己在复查中同情家庭被关、被斗过，心怀不满，从而种下阶级报复的火种，想替其地主恶霸母亲报仇，表现在平时工作上一贯消极怠工，破坏劳动纪律，挑拨同志关系，打击领导等。其次他对党的各种政策、运动均加以诋毁、敌视。如他诬蔑三反运动说：“共产党革的啥子命，还不是与国民党一样贪污”、“那个来革命，都是一样换汤不换药，争权夺利，改朝换代的。”并歪曲高饶反党联盟的处理是党内派系之间的勾心斗角，是另一派人想整高饶。又说：“云南大学卑鄙、龌龊，什么都有，我讨厌云大的一切。”
这次鸣放期间更大举向党进攻，首先挑拨党群关系，说：“党团员看不起群众，积极分子看不起落后分子是很自然的，不足为怪，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并破坏党的整风，说：“官僚主义还不是官僚主义，群众提意见如放屁，提了不改，你把他奈何？”“党团群是人为的界限。”这次右派猖狂向党进攻，他则摇旗呐喊，煽火助威，希望把共产党闹翻、闹垮，成立多党政治，才不会有人为的界限，因此他大肆为储安平的“党天下”叫嚣，以达到他反动阴谋的目的。
王秀彦，男，现年37岁，浙江山乘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分旧军官，现为云大秘书科收发室工友。
王曾加入过三青团、国民党反动组织。从1943年就积极为国民党效劳、曾由伪军上士文书晋升到少尉司书、少尉代理尉官。中尉队员、上尉副官等职。多年来，王依附国民党反动势力，在伪部队中剥削压迫士兵，贪污成性，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1949年云南解放前夕，王曾夥同伪23军在云南滇西一带摸索过我游击队情况，并乘机大肆抢劫当地居民财物，王本人曾分赃了不少衣物等物品。
1951年，王到云大工作，由于思想上留恋旧社会，对新社会和新事物刻骨仇恨，在工作上一贯消极怠工，在校警队巡夜抓小偷不负责任，连他自己的笠帽弄失了还不知道。调收发室工作，见人就叫“工作忙”，但据熟悉他工作的同志揭发，王经常借“整理信件”为名，关起办公室的门来在里面睡大觉。另外，王利用职权，私下拉用收发室的公款。王对领导则诃谀奉承，对同科其他工作同志则打击诬蔑，企图显示自己“工作积极”、“有才干”。
王到云大后，对历次运动都抵触造谣，土改运动他造谣说：“你们工友还谈分地主的土地，分土地是谎话，再过一、二年，学校里的工友就要统统被赶到荒山野箐去开荒去”、“你们说农民管制地主，我说再过三年地主就要来管制你们哪！”思想改造运动，他同意右派分子言论说：“思改的缺点大于优点。”肃反运动，他造谣说：“肃反是整人，肃反逼死了许多不该死的人。”……正如王自己在这次运动中自白说：“出于仇视新社会，想使资本主义又在中国复辟，加上自己的包袱未放下，因此一遇运动就害怕，看见警察就心慌……。”
鸣放开始，王一反过去在工作上消极怠工状态，废寝忘食地在校内积极活动，奔走于工友和部分职员中收集情况，作为向党进攻的资本。之后，他打起“帮助党整风”的幌子，大肆点火謆动，极尽丑化云大党组织和党员之能事，向党发起了猖狂的进攻。他公开提出了要放12炮（指尖锐意见）轰击学校一切部门。事实上，王的“意见”正是对学校一切部门开刀，他攻击学校党委，说他们过问工会宣传工作会阻碍群众发挥积极性；他叫嚣一切大权都在党委会，校长还是个空架子。他攻击人事制度，主张用人要唯才是德。他主张档案科应该合并，人事处的干部应精简，并说什么党员科长水平低，不能领导。他私下指使右派分子雷鸿瑞、和献文，要他们执行他的“策略路线”——打击党团员与积极分子，争取对鸣放有意见而对党有不满情绪者，配合右派分子李耀钧等人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和、雷二人在王的唆使下，除了“贯彻”王的“策略路线”外，还在工友中写了反动墙报，把党员在漫画上形容为一群歪嘴歪脸的小丑，又提出了“反压迫、反歧视、争自由、争民主”的反动口号，雷还拟出如何在学校里搞大民主的阴谋计划，具体安排了闹事时杀十余人的罪恶计划。与此同时，王还亲自出马在工友中个别謆动拉拢达十余人，要他们起来与领导对抗，大家离开云大。他又公开叫嚣党员水平低，不能领导鸣放，要水平高的同学郝平山（农学系应届毕业生，右派分子）来领导鸣放。他又利用小组长的地位，把学校发下去的一切整风和鸣放的文件藏起来，不让工友同志们知道。更恶毒的是他把工友学习的房门锁起来，使工友同志找不到学习地点，而他自己则冒充“工友代表”，混到教务科职员小组去作謆动性的污蔑挑拨，声称要“为工友诉苦”，在职员组上公开造谣说：“全体工友同志认为在学校中打扫清洁工作是劳改，还不如劳改的犯人得休息；工友扫厕所就是奴隶，工友要质问扫清洁的职员是学校还是国务院规定的？”他企图謆动职员对学校领导不满，再进一步煽动大家跟学校闹对立，甚至策划搞大民主的罪恶活动。但职员识破了他的“代表”身分后，要他立刻回去，他愤恨地回到工友学习小组中后，又大叫：“工友完蛋了，连职员也看不起工友了”，再一次地在工友中挑起工友对职员的不满，造成右派分子们大肆向党进攻的材料。另外他经常在深夜鬼鬼祟祟地与右派分子李耀钧等策划于密室，为了攻击党的工资政策，他曾跑到财务科询问各项账目。
正当他在得意忘形之际，反右派斗争开始了，他在工友同志们的揭发下花样百出，被迫地吞吞吐吐交代了部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工友同志们对他恨之入骨，把他比拟为其毒胜过草乌（云南最毒的一种草药），其凶狠胜过狐狸，并表示如果王不彻底交代他的罪恶活动，就一定要和他斗争，直到他彻底缴械投降为止。
和献文，男，现年27岁，摩西族，云南丽江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分伪军士兵，现为事务科工友。
1947年，他参加伪保安团，曾在滇西一带攻打过我游击部队。1949年他到云大来工作。工作中一贯消极怠工，对工友工作很抵触，如领导派他去农学系工作，他拒绝，调他去卫生科工作他也不干。另外，他借身患肺病就经常在工作中推病，不做较烦重的工作，认为他识几个字，当工友就是“大材小用”，经常牢骚满腹。生活上极享乐腐化，几乎所有的茶馆酒楼都常有他的足迹，更令人痛恨的是他一贯欺骗玩弄妇女，虽然他有爱人，但他仍色胆包天，曾诱奸妇女数人，强奸有夫之妇一人，就是在学校疗养肺病期间，还不间断的带领妓女到他房内睡觉。
1952年到现在，因他患肺病，学校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送他到康复医院去治疗，花了3000多元，但他在医院，还责骂医生不给他打补药针水，并用肺结核病的啖块和啖吁欧打护士，骂护士不给他好东西吃，回校后还恬不知耻地经常说：“我住医院时，护士都被我骂得哭起来了。”他回校休养期间，还一再造谣说：“学校不给我打补针，不给我好东西吃。”但事实上学校对全体患病同志都很重视，学校包给他吃的牛奶，他私下退掉，把钱花在酒楼茶馆，尽管学校给他多方面的照顾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他仍然忘恩负义，恩将仇报。
鸣放开始，他积极在工友中组织反党力量，拉拢右派分子雷鸿瑞与王秀彦，写反动墙报，污蔑云大是“黑暗统治”，丑化云大党组织和党团员，他要肺疗组的一个同学替他把党员画成歪嘴歪脸的漫画，标写恶毒的字句骂党团员，同学看到太过分不愿帮忙，他说：“你怕什么？你搞啊，杀头我负责任！”他还与雷、王密谋在整风学习中排挤本单位的党员领导工友学习，提出要学生来领导学习，他们推荐要水平高的同学郝平山（右派分子）来领导学习。另外，他到处奔走謆动工友搞大民主，曾对和国治说：“老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美国导弹部队已到台湾，不久美国就要与蒋介石一齐打回大陆来，我们工友不久就可以抛掉扫帚翻身啰！”他就是幻想着共产党下台，让反动统治重新复辟，如六月里的某一天，他在肺疗组休养，听到学校敲钟，他以为一定是学校里搞大民主了，于是匆匆赶进学校，欲乘机帮助右派分子雷鸿瑞杀人，当他奔入学校后，知道了不是闹大民主，而是学生吃饭的钟声，他才大失所望，怅然而返。
反右开始后，他花样百出，用哭的手法欺骗群众失败后，又耍了逃会的手段，甚至背着行李到法院“自首”，以及“自杀”等手段来逃避群众对他的斗争，更激起了全体工友同志对他的愤恨和斗争的决心，他也不得不在工友同志面前被迫作了交代。
雷鸿瑞，男，现年21岁，汉族，云南昆明人，家庭出身于小资产阶级，本人成分学生，现为云大事务科工友。
雷自幼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薰陶，养成了极端自私自利往上爬的剥削思想，加上他的母亲在旧社会贩卖鸦片烟，银钱来得极易，由此他从小就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当他还是高小学生之际，就经常出入跳舞厅，口里随时哼着黄色歌曲。
解放后，雷一贯幻想着的“天堂生活”破灭了，随着他的母亲贩卖毒品屡教不改而被政府强迫劳动改造，他的经济来源窘迫了，他又投奔到他的大资产阶级姑父家，但不久他姑父在三、五反因退赃而垮了台，他不得不到云大来从事劳动继续生活。
雷抱着留恋旧社会那种醉生梦死的“天堂生活方式”到云大后，对于学校朝气勃勃在各方面的成就一点也看不到。到校不久，学校为了给他发挥其专长，调他到农学系作教学辅助人员的工作，但他在系上经常迟到早退，贪污师生实习公款300多元，偷盗系上实习的标本及卡片出卖，去继续过他奢侈的生活。学校行政和团的组织曾多次帮助教育他改邪归正，但他拒绝帮助，反而破口大骂新社会不自由。当学校要调整他的工作，他又说：“如果调我到化学系工作，那儿有许多爆炸药品，我去时就爆炸掉它几样；如果调我去茶房烧开水，我就要拼命的加煤，把锅炉烧了爆炸掉，就是学校领导追查，我就藉口说业务不熟，看你把我奈何。”他被调到事务科工作后，经常睡觉不上班，不作清洁工作，还找岔子和领导上吵架，有时推故请假出校去找女朋友。他一贯打击积极工作和靠拢党团的同志，骂他们是“捧泡”、“走上级路线”。在生活上，更是享乐腐化，偷盗成性，除了在工作中盗窃公物变卖外，与同事相处也是看到别人有贵重物品就偷窃，如他去食堂吃饭，把田汝良放着的手表偷走，在同事中经常找同志们借钱到酒楼茶馆中去花消。几年来，在校外交结了一些不正派的朋友吃喝玩乐、放荡无羁，甚至触犯法律，他曾强奸过一女友，怀孕后，又强迫她把胎打下，不久就遗弃不管，又勾结了几个女朋友到处去游山玩水，看电影。在校内，看见一些女同学，就乱在同事中耍流氓手段，乱开玩笑说：“老××，米西！米西！（指生得俏）她来找你了。”
鸣放开始，雷嚣张极了，到处造谣说：“云大是黑暗统治，人事科是高级特务机关”、“学校处处是铁丝网（指党团员），党团员是‘亲爱的眼中钉’”。并一再散布反动空气说：“也有今日的机会，我一定要狠狠提意见，要把党的威风一棒子打下去。”当他看到师院“民众团体”的十六条反动标语后，他说：“好得很！好极了，我要把它抄下来，打听打听他们的下落，以后有事我可以去找他们。”以后，他又把十六条反动标语来了个“去粗取精”，从中发展了“反压迫、反歧视、争自由、争民主”四个反动口号，还恬不知耻的说成是“代表全体工友同志呼出来向学校斗争”。另外，他与右派分子和献文、王秀彦共同商量在工友中出墙报謆动搞大民主，如愿望得逞，雷就要杀翻十余人，并拟出先杀那些人，后戮那几个的阴谋计划。同时他一再扬言说：“杀翻一个是本钱，干翻两个就是利钱，杀翻三个就赚钱。”
正当雷兴高彩烈地企图把其阴谋活动付诸实现之际，反右斗争开始了，工友同志愤怒地揭露并批判了他的反动言行，他也被迫在群众面前作了交代。
来源：《右派言行集（上集）（全校教职工中部分右派言行）》（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一九五七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