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学隆是共产党员，团省委副书记，团中央候补委员，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本人成份学生。
经其入党介绍人和地下党同志的揭发，其历史上的主要问题如下：
董学隆是1946年秋天考入昆明师院国文系的，一向不问政治，历次学运也不是积极参加者。仅在1948年春天，由于师院党组织开展“五·四”纪念活动带动了他，才参加党的外围组织“民青”，但为了抬高自己伪造入党时间，便把入盟时间填为1947年5月。董在“七·一五”学运中表现动摇，经过党多次教育，才于1949年1月吸收入党，但董欺骗组织，把入党时间先后填成1948年5月和1948年10月，到审干时经领导指出，仍不肯老实交代。
董的父亲董瑞仁曾在伪云南航空学校当教官，并当过昭通县航空加油站站长，1941年父死后，其母做土杂业生意。董就伪造家庭成份是“小资产阶级”、“伪职员”，对党隐瞒。实际上，董的母亲是大烟贩，违法资本家。最近，其母贩卖烟毒，被告发，董还有意包庇，将其母送至北京“避难”。
董把自己吹嘘伪装成学生运动的领袖。他没有参加过“一二·一”运动，但解放后却在报上发表有关“一二·一”的纪念文章，以“一二·一”学运的参加者、领导者自居，文章的材料是由书店中找几本有关文献抄下来的。“一二·一”后的学生运动，董都是落后分子，是争取对象。“七·一五”运动中，到街上宣传怕逮捕，临阵脱逃，到其祖母家躲了两月，才回学校。不敢与被捕同学接近，怕“染红”又被迫害，组织上派人去联系，不敢承认是“民青”成员，最后，承认了，但仍吹嘘自己“七·一五”时被敌人毒打过。
董解放后伪装成“游击英雄”，曾出国参加国际学联会议，其实他并未在过游击队，也没有在边纵工作过，只是1949年九、十月间到游击区去过一转，走了几天路而已。1950年初，董带领一部分昆阳护乡团到昆阳内九区一带剿匪，因为姓董，还恬不知耻地打着当时我滇中独立团团长黄治安的名义去剿匪。剿匪时，隔着几个山头就开枪，没有打着土匪，反而浪费不少弹药，牺牲了几个同志。同时，军纪很坏，随便拿走了群众的东西。
解放后，董在昆阳任县委书记时，征收公粮强迫命令，滥搞，到1950年4月董离开昆阳时，就假报完成70％的任务，但地委派人检查大部分是空仓，实际上，直到同年9月才完成任务的60％。
团报编辑部的苦闷来自省委批评 团中央与省委的口径不合
去年省委批评云南青年报刊登歪曲现实生活的“宿舍小景”漫画有错误后，具体负责领导团报工作的董学隆一直思想抵触，恶毒攻击省委。对右派分子刘增羽说：“宿舍小景没有错，你们不要去党八股(指省委)那里上了一课回来就东摇西摆的。”团报编辑部听到团省委常委传达省委的批评后，组织好对青工进行集体主义思想教育的稿件，准备从正面补一课，董则假借团省委常委的名誉阻止刊登这一稿件。以后董又别有用心地到处推荐中国青年报右派分子刘宾雁歪曲现实的特写“本报内部消息”。借口批评稿件减少，恶毒地诬蔑说：“团报编辑部的苦闷是来自省委的批评”，企图挑起编辑部人员和他一道反对省委。
董还经常借团中央之名攻击省委，说：“毛主席强调放，省委强调阶级立场”。“谢富治同志传达毛主席指示中有错误，毛主席并没有说过依靠左翼”。“团中央会议认为于一川同志在玉溪干部会上的一段讲话有错误等”。以上都是董到处散布“团中央与省委的口径不合”的事实，经查对团中央的正式文件均无此事。
擅自发表片面夸大事实的报导
今年三月，董学隆不经团省委讨论、省委审阅，擅自发表了片面夸大事实的昆明航校的报道，起了欺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作用。事后省委、昆明市委指出这篇文章的错误，董拒不接受，甚至当市委不同意团市委彭世贤同志在团的三大会上作昆明航校的发言后，他还狂妄地说：“那怕丢了乌纱帽我也要去发”。
认为青年团工作中的主要矛盾是党和团的矛盾
董学隆认为，目前青年团工作中的主要矛盾是党和团的矛盾。并恶毒地认为矛盾的主导方面在于党。他经常在团校和各种干部会上讽刺团的干部“腰杆不硬，细如杨柳”，鼓励团的干部要敢于向党委“顶板”。他在团校讲课时，曾多次向全省团的干部煽动说：“你们不要在上面能说会讲，到党委面前就三捶打不出两个屁来”。“列宁说过，上帝是允许青年犯错误的，你们要七分勇敢，三分虚心，不要七分胆怯三分勇敢”。“对来自党委的错误批评要大胆的顶回去，让它没有市场。”他把党委尽量丑化为“恶公婆”，而把团委则尽量丑化为“小媳妇”。他十分强调要争取团的独立活动权，认为党对团的干部统得太多、太死。曾找地县团干部谈话，专门搜集有关党团矛盾的材料。他在大理闻新乡团支部讨论如何贯彻党支部决议的会上假意说：“团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作出决议，否则开会的这些人都成党员了。”实际上是要团支部不贯彻党支部的决议。又对大理县团县委副书记说：“闻新乡团支部为什么会落后，就是被党支部统得太死了，团支部应该独立活动，不应该贯彻党支部决议。”
反对贯彻党的阶级路线，企图篡改共青团的政治方向
他还反对发展团的工作中必须贯彻党的阶级路线。他攻击××同志为团报所写的整团的社论是用肃反的老眼光，他认为对团内阶级异己分子不是清洗而应该教育。一次省委谈到学校中的建党建团工作应注意检查工农成份时，董反对这一意见说：“不必那样机械，党中央、团中央讲过，家庭杀、关、管制的都可以发展”。
董学隆极力反对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教育青年，反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和对待问题。董对社会主义前进中的阴暗面很感兴趣，在领导团报的工作中，一贯强调要大胆揭露，大胆批评，他认为青年闹事主要是因为官僚主义，片面强调“青年团要领导青年向官僚主义开火”。大声疾呼“官僚主义害死人，逼疯人”。他指使团昆明市委和团报记者多次搜集官僚主义材料，但事实总是不能如他所愿。他反对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强调报纸的趣味性，提倡报纸要打动人心“语不惊人誓不休”。他公开在群众中散布说：“毛主席喜欢看光明日报、文汇报、不喜欢看人民日报”。经常赞尝文汇报的资产阶级办报方向。在省团代会上他片面强调要关心青年，大会发言中公开与王宇辉同志代表团省委作的工作报告唱对台戏。今年三月团省委宣传部与团省委学校部根据省委指示，编写了“坚定工人阶级立场”“团员的模范作用”两讲学校团课教材，董刚从团中央开完团的省、市委书记会议回来，借口“省委与团中央的口径不一”，公开反对在学校中对知识青年进行阶级立场的教育。董学隆在反对对青年加强阶级立场、阶级观点教育的同时，强调青年要能“独立思考”，“思想活跃”，要有“棱角”，有“个性”和“独立见解”，他认为“解放后的青年学生不如解放前反美蒋时活跃”。去年三月云南大学生物乐，一年级团支部在墙报上批评有严重没落阶级情绪的学生×××时，董学隆认为是“严重的粗暴”“伤害了人”，再三指出要批评团支部。董学隆本人在团校讲课时则绝口不提阶级立场，相反地是贩卖资产阶级思想，如讲民主自由时宣扬“要象云一样的自由，风一样的解放。”宣扬个人主义的“奋发”，讲青年找对象要“年轻美貌，自带饭票”等。
董一直认为团的工作中主要问题是对青年“约束(指思想教育)过多”，“放得不够”。他在中学团的干部会上作报告时说：“今天的学生被教育成‘唯唯诺诺’的人，只会说服从国家分配，不敢‘言志’”。并举“论语”上孔子教育其弟子言志的例子，说：“在有先进思想作指导的今天，为什么还不让学生言志”，来攻击党团对青年的教育方针。另外，董在“照顾青年特点”的口号下，一直叫喊团的组织生活要多样多采，提倡用团的组织生活时间去游山玩水，要大学团的支部读莎士比亚，学川剧等，削弱了团的政治教育和组织教育。今年四月董还在大理到处搜集打油诗和男女关系等材料，并扬言：“这些打油诗就是很好的教材，可以拿来教育青年”。
诬蔑苏联，强调社会主义生活的阴暗面
董学隆说：“农村青年不安心农业生产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合作化后，社的经营管理没有上轨道，青年没有零用钱，”“对私改造中没有注意保留原有的特点，好的小吃没有了，找专门技师找不到了”。平时，在同志中散播一些诬蔑苏联现实生活的毒素，说：“苏联还有小偷乞丐”，“苏联开荒队员跑回来的也很多，苏联的墨水钢笔不好用，车站秩序不如我国好”。甚至说：“在苏联有人把赫鲁晓夫同志叫做‘玉米大王’”等。在大理各学校中向学生讲到国内外形势时，煽动学生说：“不仅国际上出现匈牙利事件，国内还是会有的。”并强调匈牙利事件中，学生如何示威游行，杀死多少共产党人等。董学隆在大理第二中学会议室内看到报纸上登载着学校外景的图片，他仇恨地说：“只登好的，不登坏的，到时候学生还是会起来的。”
认为肃反审干是“政治上伤害人”
董攻击党的肃反审干政策，否定肃反审干的伟大成就。他认为对历史上有问题的人进行审查、批评是“政治上伤害人”。公开提出要×××同志(审干时党支委)在大会上给“伤害过的审干对象道歉；对欺骗组织的同志施展假惺惺的同情，煽动××不要服从支部的决议，而去直属党委告状、伸冤；曾几次向曾经被审查过的同志“献策”，要他们组织联合发言，吐吐“冤气”。他还公开打击肃反积极分子，说是“小公安局长”。去年四月他在云大、工学院、师院几百人的团的干部会上，反对团员监视肃反重点分子，公开地说：“为什么还叫团员当公安局长，西南局早已指示过不准干”。会后有些团员就到处埋怨，说：“听党支部的话听错了”。
反对党的干部政策，对干部封官许愿
董反对党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对于能够坚持党的原则立场的同志肆意打击，说：×××脱离实际，教条主义”，“××无能，办不了大事，也犯不了大错”、“××象大总统，凭组织性吃饭”，“×××思想方法不对头，常从政治上伤害人”等。团校准备在学员中选拔留校的干部，董一再强调留有文化的人，从不强调政治条件，认为文化程度不高，政治原则性强的同志是“把着厕所不拉屎”。主张在团校留下公开摔锅闹事的×××，并说：“×××是可以做工作的，就怕团校吃不下他来”。鸣放中团省委机关有人提出的“团省委对待干部是一棒子打死”，“要为×××(审干重点分子)鸣不平”，“机关有亲信干部与不亲信干部”，“对待干部下放是丢包袱”，“领导上用干部有裙带关系”等，都是董学隆幕后指挥恶意诬蔑党的干部政策的右派言论。董还在下面散布：“评级不合理，今后同样的职务一律评为同样的级别，同样的工资。”董的最明显的阴谋就是企图以此挑起一般同志对领导的不满。
董学隆还用许愿、讨好、无原则的迁就等资产阶级手法拉拢群众，特别是拉拢机关的右派分子和他气味相投的人，如对团报副主编刘增羽说：“你的转正问题可以解决了，转了正，职务和级别也可以解决。”“××思想硬化，×××思想方法不对头，团报就数你了。”甚致说：“省妇联成立了国际联络部，团省委外宾很多，你以后搞不搞报纸工作还在考虑”，进一步拉拢刘。并在机关鸣放大会上公开“表扬”说：“你(指刘增羽)是机关鸣放中能全面看问题的人”。
组织小集团，蓄谋篡夺团省委领导权
董学隆为了篡夺团省委领导权，就有意识地在群众中中伤王宇辉同志和崔勇同志。一方面，他在干部中收集攻击王宇辉、崔勇的材料，从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系统的攻击，并在一些同志面前进行挑拨。如王宇辉同志批评了团省委学校工作部的工作，董听了后就对该部的负责同志说：“难道你们能接受这样的批评吗？”另一方面，又以“关心群众”“联系群众”为幌子来抬高自己。另外，他还在一部分团的干部当中造谣说：“团省委机关精简机构中，有些同志准备下放，王宇辉、崔勇要下放，我也争取下去。”
董还用封官许愿、拉拢利用，挑拨离间等手法，组织了小集团，利用原云南青年报(城市版)为阵地，有计划地向党进攻。这个小集团的政治目的：第一，集中地反对党对团的领导，企图把团拉出党的轨道；第二，企图利用整风，推翻组织上对他们的批评处分；第三，通过整风，企图改变各自的地位，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董学隆是想在团省委建立自己的“董家天下”。整风开始前，董就盘算过：团省委的正副部长中，对王、崔不满的有多少人？被他拉拢过来有多少人？对已认为被他拉拢过来的人，就进一步挑拨，利用他们一齐向党进攻。还对×××说：“团省委一说就是立场问题，就是知识分子没有改造，这样说来，我们这些人就没有话说了。”“省委对‘宿舍小景’的批评，我思想不通，这个问题我与王宇辉有争论。”企图进一步挑拨。
董学隆在北京开团的三大会议时，就公开支持社会上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对北京大学右派分子猖狂地向党进攻，他赞扬为：“象解放前反美蒋学生运动时一样的活跃。”有的右派分子提出要取消马列主义，取消“党委制”，“公方代表撤出”，“定息20年”等，当时云南省代表酝酿要立即驳斥，他则反复地解释说：“人家提出是有理论的，不是一驳就倒的”，还说“我也驳不倒”。董离北京从重庆坐飞机回来，到处散布北京各大学鸣放活跃。在团校赞扬反革命分子“大同党”党魁吴文懿“很有才能，连我也驳不倒”。学员对右派头目龚自知流露出正当的义愤，要求罢免其副省长的职务，董在解答报告中却说：“你们不要从表面上看他骂我们共产党，他晚上还向台湾广播，你们打开收音机听听就知道了，这些人比我们党员讲起来还要四平八稳些”。类似的话，还在机关散布过，如说：“北京全国人代会上白天批判龙云的右派言行，晚上还要请他向台湾广播”。
董学隆除了公开支持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外，并积极地在团校和团省委机关点火。董以团校校长身份，在团校鸣放中明知故犯地主张用大字报向党向领导进攻。团校大字报中出现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和人身攻击的言论后，团校干部和学员纷纷提出反对意见，董均不予理会，不但不积极组织反击，并威胁团校干部“不要怕火烧到自己身上”。他还滥用团省委常委的名义说：“团省委研究过，在团校干部和学员中没有左、中、右，团校没有右派分子”，在总结中他一再肯定“团校鸣放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正常的，是按照省委指示进行的”，以掩饰他利用鸣放向党进攻，把火点到基层的阴谋。实际上他不仅向全省团的干部点火，也向全省妇女干部点火。有一个团的干部反映：“这回已经学了一套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了”(指大字报)。屏边县一妇女干部说：“回去后我明确了如何帮助党整风，如果领导不接受意见，我就用大字报攻他”。
机关鸣放初期，董学隆表现得极为猖狂、活跃，自己不讲话，通过以他为首的反党小集团，向党放出了很多支毒箭；或者是在别人发言之后，“点”上几句。当有人对团省委的负责同志恶毒地进行人身攻击，董即说：“过去有些人历次运动都滑过去了，这次要解决点问题”。大肆煽动机关同志特别是对党不满的同志向党开火，支持机关右派分子何岳俊发动几个人联名“向领导小组进一言”向党进攻，公开提出“鸣放矛头指向那里”。董又对机关同志煽动说：“你们可以攻部长，部长可以攻书记”，言下之意，书记可以攻省委。在崔勇同志代表团省委领导小组宣布边整边改的大会上，反党集团的成员猖狂向党进攻，董公然以领导小组成员的身份，表示对崔的发言不满，公开“拆领导小组的台”。
转入反击后，董感到势头不对了，就一方面支持右派分子刘增羽、何岳俊等抗拒检查，曾对何说：“党性是长在自己身上，不是长在别人嘴上。”另外一方面，又庇护他们，为他们解围。在团省委领导小组会上说：“陈兆祥报导师院的错误可能出于无意，刘增羽对陈兆祥的检举值得研究。”并在会后对何岳俊说：“我们是三类型机关，不可能有右派分子，只有右派观点。”在机关要批判刘增羽时，董同意刘下乡逃避斗争。
在斗争会上，最初董学隆是顽抗狡赖的，经过揭发，在第三次交代中始承认了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党内右派分子，承认了他有个人野心，但仍避开大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实不谈。更恶毒的是他在交代中仍然的以交代为名散播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的毒素和攻击团省委领导，如：(1)他认为一年多来他之所以由不信任党到抗拒、反对党，是因为他错误的认为阶级斗争的大风暴已经基本上过去了，尤其是因为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他有误解。“是因为他听了毛主席批评党内十分之九的高级干部对‘方针’没有接受，因此，认为省委错了，有教条主义”。他更恶毒地认为，他之所以反党，是因为“把党的状况估计恶劣了，他认为‘党在执政后，党员滋长了特权思想，党脱离群众，官僚主义严重了’，而他又认为‘他对这些阴暗面又是深恶痛绝的’，所以他才反党，并在会上有声有色的散播了许多他认为的社会主义‘阴暗面’。”他这种检讨，实质上是在歪曲和丑化党，并把官僚主义说成是“党执政以后产生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产生的。(2)他将反对团省委领导的原因，说成是对团省委王、崔二位书记的不满。(3)他在交代中还肆意地攻击中央和人民日报，如他在解释师院右派分子吴文懿污蔑党在处理南斯拉夫的关系问题时说，人民日报在苏南会谈以前和以后是两种态度，要驳倒吴文懿，就要人民日报认错。(4)他对反党集团问题，实际上不承认，认为这是“同志们和领导上分析的”。
最后，在强有力的驳斥和证据确凿面前，董也认为“理屈词穷”，“不能自圆其说”。不得不承认他“对党对社会主义有刻骨的阶级仇恨，”“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并承认了揭发出来的大部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实。
董学隆混入党内，窃据高位，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是有其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的。为了说明问题，现将董自己检查交代中的一段，附在下面：
“我出身于官僚资产阶级家庭，从小就在旧社会的学校里受教育，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家庭和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对我是有影响的，我开始参加民主运动的时候，祖母即告诉我：我家历代的长子都没有活过三十五岁的，要我见机行事，明哲保身。这些为家庭光宗耀祖、为名为利，贪生怕死的资产阶级思想，使我在参加民主运动的紧要关头就作了逃兵。在革命胜利大局已定的时候，从逃兵摇身一变而混入党内，入党时是抱着找出路、争名利而混入党内的。入党以后，一贯抗拒党的思想改造，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的修正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从未改造过，而且还窃据在团的领导岗位上私贩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以致发展到反党反社会主义，所以我是资产阶级右派在党内的代理人，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
“盘踞在我思想深处的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在我参加革命的初期以及解放以后的一段时期，因为我捏造历史、自我吹嘘、骗取领导对我的信任，我一直在走上坡路的时候，当时革命的利益和我的个人利益没有严重的冲突的时候，因此我的这种思想就没有严重地暴露出来。我回到云南工作后，从工作职务上来说，我仍然是走上坡路的，但当我窃据在团的领导岗位上反对党对青年的指导思想，宣扬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受到领导的批判后，我就感到‘受压抑了’，于是抗拒党的批评，反对党的指导思想更加明目张胆了。
“由于我从资产阶级右派的观点、立场出发来看党和社会主义，自然就仇视党和社会主义，我无论在政治上或是组织上都有一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手法。在对党的看法上、组织上，我把光荣、正确、伟大的党视为较革命胜利以前脱离了群众，滋长了特权思想的党；把应用党的根本指导思想——阶级分析来看待事物的同志，污蔑成‘党八股’、‘压服人，教条主义’；在团的干部中散布反党的毒素，说什么‘团工作的主要矛盾是党与团的矛盾’，是‘党对团的干部统得太多太死’，煽动团的干部腰杆要粗，要敢于与党顶板；在机关内拉拢一些平常对领导不满的人来反党反领导，打击、排斥一些忠心耿耿的贯彻党的指示的同志。在政治上我一贯反对对青年进行无产阶级观点立场的教育，宣扬资产阶级思想，污蔑今天青年的思想不如解放以前我们当学生时候活跃了，甚至不如两千年以前孔夫子教的弟子敢于言志了；把在社会主义中生活的青年说成都有‘苦闷’；我强调所谓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诽谤、中伤党和国家的重大政策。这些都说明了我在观点立场上是与党背道而驰的，是仇视党和仇视社会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