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增羽，现任边疆青年报副主编。男，27岁，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四川省崇宁县人。中共预备党员，1953年4月入党，因家庭问题(土改母亲畏罪自杀，父亲于54年被捕管制)和本人觉悟不够，所以长期没有转正，今年二月因刘曾一度有较好转变，机关党支部通过转正，至现在直属党委尚未批准，遂长时期与党有对立情绪。刘出身于反动地主家庭，在中学、大学里接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1950年参加革命以后长期拒绝党的教育改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反而得到滋长。在肃反审干期间，因党审查刘本人和他爱人的问题，而对肃反审干不满，诬蔑肃反审干积极分子是“小公安局长”。思想上长期追求的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名利地位，虽经党的提拔还自认为“有才华而不得志”。因而借党整风的机会，在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日子里，兴风作浪，里应外合，以达到他卑鄙的个人目的。
主张报社成为一个独立机关，要“独立负责”，企图取消党的领导，办成“同仁报”。不同意社论代表团省委，并提议除方针性的社论外，其他社论、言论不送团委审，一律由总编负责。说团省委对报社“管得太死”。在昆明记者座谈会上对工人报记者说：“我们和团省委的关系并不融洽，他们什么都要拿来登，我们就不登”。在背后对编辑部的一些同志说：“文汇报过去有个党员总编辑，所以那时文汇报死气沉沉的，后来被徐铸成赶走后，文汇报就活泼了。”认为“办机关报没有意思”。
否认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宣传工具，企图改变党报的性质，排斥、取消指导性的文章，单纯强调趣味性。在编辑部宣传报纸的商品性，违反通俗化的方针。刘说：“自上而下的指示、文件、言论是机关报的东西，对群众的思想教育和呼声、副刊等其他才是群众报的东西”。认为登机关指导生产的东西是打击读者的积极性。在写宣传材料时取消了机关报的字样，只写是青年群众的报纸。团省委各部门来的东西不分轻重的顶回去。排斥报导生产的文章，说：“我们的报纸是卖钱的，要采取非法手段扩大报纸的发行数，常宣传上海新民晚报迎合读者的趣味性和商品性。平时刘对工农业生产的报导问题不感兴趣，说：“办通俗报不感兴趣”。想将边疆青年报的副刊办成文汇报的样子。对副刊编辑谭声密说：“五百里滇池”的文章要写成文汇报的水平。想在报纸上也搞“琴棋书画”“茶余酒后”的东西。追求搞“吃、穿、玩、乐”的迎合小市民气味的东西。如写“吃烤鸭的艺术”、穿花衣服等很感兴趣。因此在他实际负责报纸的编辑工作时削弱了报纸的党性、指导性，违反了通俗化的方针。
在时事宣传上，刘主张多登外国通讯社和香港报纸的“第一手”材料，说是“以巧取胜”，又说文汇报时事编得好(外国通讯社的东西多)，云南日报不行。在他负责编时事时只热衷于搞“点滴”“小镜头”，而不愿向青年作系统的政策时事教育。
云南日报尽是生产的东西，我看都不愿看，文汇报对“党报只重事实不重时间，很多新闻成了旧文”的批评很对，党报是“一张开嘴就看得见喉咙”(一开口就是马列主义的意思)。文汇报在鸣放中“增加了三十万份”，欣尝文汇报放得大胆，还加明显的花边。
我到开远电厂，人家不准照主控制室，躲着照了相。记者要有“人家把你从门口赶出去，就从窗口爬进来”的精神。煽动记者不满意现有的待遇，说“中央在工资改革中有一个方案，提出记者的政治待遇要比机关干部高五级”。在部长助理“辱骂”记者的文章发表后他说：“这回左叶倒霉了，居然敢在记者头上动土，新闻记者是不好惹的”。借为记者争取工作条件之名，擅自修改省委宣传部给记者的介绍信，不经宣传部批准而私自加上可以借阅参考消息。
当右派分子猖狂地企图夺取党的新闻工作阵地的时候，右派分子刘增羽趁整风之机在昆明新闻界中向党放了第一枪。还在第一次全国新闻工作者座谈会的消息发表时，刘即拍手称快地说：“现在新闻界也鸣放起来了。”他公开要求省委召开新闻界的鸣放座谈会。5月22日，刘在参加云南日报召开的收集新闻界对“左叶事件”的反应的记者座谈会上，捏造了一些不真实的事实，向党开火。边疆青年报记者赵宝安揭发刘在座谈会上是抢先第一个发言，他首先对“左叶事件”表示“愤慨和抗议”，要求对“辱骂”记者的人要公开检讨，要求昆明新闻记者座谈会的消息要发表，并借此向党提出了大大超过“左叶事件”的许多无理要求，如要求党把大、小报看作“独立的舆论机关”，事实上是取消党对报纸的领导，要党取消对记者的任何“限制”，要求有关机关对记者“无密可保”。
刘并趁自己实际负责报纸工作的时机，窃用了昆明新闻界人士之名，利用“云南青年报”(边疆青年报前身)在报上大肆诬蔑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没有新闻自由”。他借云南青年报评论员的名义私自就“左叶事件”发表评论，支持文汇报，与文汇报相呼应，先后在5月16日的云南青年报上发表“记者这行职业”的评论和“官僚架子十足，胆敢辱骂记者，报人一致抗议，反对粗暴干涉”的综合报导。许多言词都采用文汇报的词句。又在5月26日的云南青年报上发表了题为“昆明新闻界开座谈会，抗议对记者的限制和对小报的歧视”的消息。在这些报导和评论中，刘反对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对新闻采访应有的审查和限制。并捏造、歪曲事实诬蔑党和政府的许多部门对记者采访是“派警卫盘查、跟踪”，诬蔑许多单位是“把记者与坏分子联系起来看”，诬蔑我们党的干部对记者“是防范而不是合作，是歧视而不是尊重”，窃用“昆明新闻界”之名向党提出“抗议”。
在6月9日的边疆青年报上，刘与党外右派分子相呼应，特别为右派言论开辟了一栏“鸣放讲坛”。把团的工作视为一团漆黑，鼓动群众向团的领导机关进攻。刘在编者按语里捏造编辑部收到“许多团的干部、基层团组织、团员和一些社会人士”来信，为右派分子进攻虚张声势，欺骗群众。后来查实，编辑部当时并没有收到任何读者来信批评团的工作，报上发表的两篇是刘派记者去特别组织和采访来的。在报上点火的同时，刘还以他个人名义写信给下乡下厂的记者，要他们组织青年、团员和社会人士对团的“意见”的稿件，实际上是要记者们在基层点火。6月10日，刘看到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说“形势变了”，才不得不终止了“鸣放讲坛”。
当党和全国人民对右派分子进行反击的时候，全国各地党的报纸都大张旗鼓地向右派分子进行反击，这时，编辑部开会研究要在边疆青年报上组织群众反击。会后，刘不唯不执行决议，反而阻止编辑不让报导群众反击右派的来稿、来信。使20几封群众反击的来信被积压了好几天，后才被总编发现。另方面，他却一再惋惜地说：“我们的报纸放得‘少’了，现在要放也放不出来了”。在机关内转入批判右派观点时，刘打掩护说：“没有什么整场！”企图逃避斗争。
在机关鸣放中表现很活跃，在编辑部鼓动“放”。对在家里的编辑说，你们好好准备意见，机关要放了。同时用个人名义给下面的记者写信鼓励他们说：“你们对团省委领导和编辑部领导有什么意见，勇敢的放回来。”在机关鸣放中采取支持别人放，鼓动别人放的手法。支持陈兆祥放，鼓励谭声密不要有顾虑。积极参与写“向领导小组尽一言”的黑板报。说机关领导对干部有宗派主义，说领导对他和对董学隆同志的看法有问题。几次说有很多意见要放。
趁整风的机会整领导，企图排斥总编辑，不满意团省委书记王宇辉和崔勇同志，在背后散播梁林(总编辑)、林烛平(副总编辑)的不满，说“梁林只会原则领导，只会凭组织性吃饭，只会写社论，搞报纸不行”；“林烛平在编辑部无威信，只会审稿”等。他自己承认是有准备的要想整这两个人，在书记中对王、崔不满，宣赞董学隆。企图在打击、排斥这些同志中捞一把，改变自己的地位。说报社三个总编辑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