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若，昆明师范学院历史系一年级学生，共青团员。出身于地主家庭，父亲是一贯欺压人民的伪张和大队长，国民党员，解放后被判处劳改。他本人参加过三青团。解放后，混入青年团，五○年土改中，因恋爱关系包庇地主，受到团的延长候补期的处分，54年唆使有夫之妻离婚受到团内警告。并组织小集团捏造事实，诬告党委，经查出受到处分。55年拉拢受过处分的与思想落后的干部，以学俄语为名，组织小集团进行活动。他对新社会极端不满，在这次鸣放中，到处放火，与右派分子里应外合向党进攻。
与别的右派分子一起大肆向党进攻。鸣放开始他打着“帮助”党整风的旗帜到处拉拢能写会画、对党不满的人发表了不少反党言论，贴出了不少的反党漫画和大字报。如“野史新编”漫画中的执笔者主张写几张算了，他坚持要系统的出版(也就是一系列向党进攻)，收集了不少“资料”和漫画标本，并拉拢了别系的“朋友”来参加这一工作。漫画的内容全部是对党恶毒的污蔑和挑拨党与群众的关系。如：“新霸王在世”是把共产党说成独断独行欺压人民的恶霸；“新党锢之患”是说共产党掌握了政权乱欺压好人；“税翁钓鱼”是说共产党发展组织是骗人上钩；“依天子压万民”是说青年团依靠了共产党在压群众；“打墙挖沟筑长城”是说墙和沟都是共产党造成的；“西天取经”是说党员坚持原则是教条主义，是西天取经；“令巫监谤”是说我们国家里布满了“特务”，象周励王一样不准人民讲话；“悬崖勒马”是叫共产党不要向社会主义走，要退回到资本主义去。
又如在大字报中说拥护的人是“图腾崇拜”，是“变色龙”(是没有政治原则，不爱祖国的人)，是“应声虫”，把党、团支委的关系说成是“官官相顾”，把团支委说成是“媚上压下”，把曾经正确提意见的人讽刺为“上万言书的风云人物”等。
光明日报刊登了“复旦大学取消党委制”的错误消息和陈铭枢的取消党委制的言论以后，正为他反对党委制的思想提供了“根据”，到处宣扬。解放日报登载了更正消息以后，他明明看到则避而不谈，当有人在会上把光明日报消息作取消党委制的根据时，他不愿起来解释。会后刘镛同学写了转载解放日报更正消息的大字报，他反而愤慨地说：“要是贴在我门上，老子一定把它撕掉。”
他污蔑：“团委书记把团员划成灰色、白色、黄色、红色，在团员中造成分裂，擅自宣布团支部有权开除团员，这显然是违法乱纪，要把他降为庶民”。事实上团委书记的报告，是把团员的思想类型排了队，和说明超龄团员如自己要求退团，支部是有权批准的。他故意进行歪曲，目的是降低团委在群众中的威信，表示自己的“原则性”比团委会还强，企图骗取团员群众拥护。对团支部则是采取打击报复，企图把领导权掌握到自己手里来。上届支部改选时，他进行猖狂的活动，尽量找岔子打击支委，结果党组织提出的“为了便利工作至少留作一个支委”的建议没有同意，会后他说：“我们坚决反对，结果一起选掉，出现了一批新生力量。”奇怪的是：“选出来的新支委周永安同学，李在改选前几天还扬言。她能力太差，当团小组长太没有资格”，一下子又变成新生力量，实质上是看周永安同学软弱可欺，便于自己掌握。新支委选出来后他照常的一贯进行攻击，要团支书下台，并对同学说：“要不是我超龄，这一点事情都干不下来吗？”还说：“我过去是被拉下来的。”在鸣放中对谈子令说：“趁热我们把团支部改选掉”，企图篡夺领导。有人说：“超龄团员，以后退了团可发一个纪念证。”他说：“这是一个落后的标志。”挑拨超龄团员对团组织的不满。
1．师院院刊揭露了吴裕东的反动言论后，他在大会上公开说：“院刊登载吴裕东的材料是前一句后一句的断章取义，没有经过他本人同意就登出来了，不符合事实”。又责问：“人民有出版自由，登的东西为什么不经他本人看。”又造谣说：“吴裕东校正的文章是获得中一全班同学通过的。”企图来证实院刊的作法是完全错误的，并且还极力反对说：“院刊为什么在他们(指右派分子)的言行上面首先写上一个‘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的标题？”他认为这个帽子戴的不恰当，他们的言行并没有反对社会主义。
2．师院转入反击后，历史系首先批判的是田文英，会前他说：“开得好，我就开，开不好我就走，反正不能强迫。”并说对田文英的批判是：“党委会事先布置的，是在对田文英施加压力”。
3．在批判反革命分子吴文懿的大会时，他在寝室里睡大觉，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去？他说：“还不是老一套。”他反对人家在他寝室里画吴文懿的漫画。
4．反对共产党和全体人民向右派分子的反击：反击一开始他见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以后，就大发雷霆地说：“既要号召放，为什么又要争？我建议中央收了算了。”对右派分子的批判说成是：“共产党布置了人去压制别人的。”又责问说：“鸣放中院刊不增刊，在争的时候又两天出一次，这是什么道理？”并污蔑院刊登载的东西是指使某些人整理的，与原意出入很大。
由于历史系课程负担过重，有些同学数学基础又差，对军训课程确实感到吃力，因此提出精简教材、改进教学、适当照顾跟不上的同学等意见是合理的，而李伯若就把这一环看作是进攻、下手的导火线。
事先他和军事教员吵过一次，回来得意地说：“杨大尉给我讲得面红耳赤，哑口无言。”想向同学表明自己的理由是多么充足，和鼓励同学去向军事教研室争吵。还挑拨同学说：“上军训是活受罪。”鸣放开始他鼓励谈子令写了一分“军事法庭”的大字报，污蔑杨大尉找人谈谈话是审判，企图鼓动大家对军训的更加不满。“军事法庭”的大字报贴出后，他又以此为根据到处发动人来反对军训，首先组织人来写“我们要责问”和“气愤填膺”两分大字报，大呼：“反对把学校变为军营”“反对把学校变为军械大炮仓库”“反对军阀主义者在学校横行”“反对把少尉军官作为诱饵”等。军事教员高向荣同志为更好进行个别解释工作记下了第一分大字报上的签名，就污蔑为“开黑名单”，是“升官之途”，而出了一幅漫画。大字报写好后到处拉拢人来签名说：“我们寝室由我来发动。”又利用有些同学不愿学军训的情绪，对人说：“不愿学军训的都来签名。”因此有的同学就上了他的当签了名。对不愿签名的同学就威胁说：“你不签名是要入党、想当军官？”背后又造谣说：“周总理是极力反对军训的，就是朱德、彭德怀坚持要学习”。他想把这个谣言来煽动大家不学军训不用怕，是有人支持的，壮大大家的胆，并还歪曲说明中央之间是不统一的。他的第一个步骤蒙蔽了一些人后，就对曾仲箎等同学说：“‘放’军训‘放’得好，句句都打中要害。”肯定成绩之后并没有甘心，进而发动罢课，对谈子令说：“‘先’罢下军事课再说。”(意思是准备从军训下手再全面罢课)经过军事教研室看见杨大尉，他愤恨的对臧文俊说：“我们不要他，要他走！”事实上，由于他的煽动，军训课从此上不起来，最后一次军训课甲班仅五人，乙班仅九人。他取得初步“胜利”后，洋洋得意地说：“可见军训不得人心。”平时他就对人说：“师范是‘稀饭’，读师范找不到老婆”。还造谣说：“苏联也不重视师范”等。企图煽动大家不读师范。
他认为周围不满意党的人太少，借着毛主席报告中：“闹事的不用开除”为根据说：“俞玄佑、金玉辉的开除是学校不执行指示，是搞错了。”一方面挑拨大家对院领导不信任，一方面企图要挟院方把这些已赶走的坏蛋“请”回来，壮大右派集团的力量。在他眼睛里似乎在学校里不应该有校规，一切天翻地复的坏事都应该容忍。
在出版“野史新编”与“鸣”军训的大字报等活动中，都是他主动把同夥从床上拉起来干的。他找资料、想办法、组织力量干的非常积极，在班上他从未表现过的热情流露出来了。有的同学说了几句公道话，他就在下面写“狗嘴里讲不出人话”，以进行打击。
开始回击时，他就抵触，说：“是在组织力量压制”“院刊断章取义”等，并在反击的会上，继续发表反动言论。会后他得意地说：“想不到又给我们放了起来。”还使用两面派手法企图蒙混过关。大家批驳谈子令时，他包庇说：“谈是说话颠三倒四”，当大家认清了谈的反动面目时，他在会上伪装疾呼“不要让谈子令跑掉”。会后他又对谈说：“你的问题不大，不用怕，马上要换人了。”
在对他批判时，开始他假装镇静，说：“我李伯若什么也不怕，反正我没有发表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材料揭发后，又抵赖“记不清了”。进一步揭发，又假承认：“都是事实，我都同意大家的批判”。到书面检查时，就什么都不承认，甚至耍无赖，说：“把我送到法院算了。”并与串联的人订攻守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