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关县人，汉族，男，生于1895午，现年62岁，家庭成分地主，本人成分官僚。“五四”运动前后与伪云南教育司长钱平阶等创办尚志学社，任该社主编。1920年创办民觉日报，任总编辑。1927年至1945年任龙云38军秘书长及伪省府秘书长、教育厅长，曾由龙云介绍入国民党，历任匪省党部指委、执委、监委及伪中央委员。龙云垮台后，任伪省参议长。1948年又任伪立法委员。解放后曾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文教委员会主任、省协商委员会副主席、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现任云南省副省长，民革中央委员和云南省委员会主委。
解放前龚是龙云统治云南的所谓“军师”、“谋士”“智囊”。远在1927年就和龙云策划“滇人治滇”的封建割据决策。大革命时期帮助龙云实行大举清共的血腥大屠杀，八年抗战期间，先则联汪抗日，继则联桂亲美。
抗战胜利后，为了滇人治滇的封建割据目的，企图勾结罗隆基搞第三种势力，投靠美帝。直到云南解放前夕，龚为了配合安恩溥搞假起义，曾一次向卢汉献计，主张卢不去重庆，即立刻反蒋起义，并出兵贵州以达龙云重新回到云南复辟，抗拒解放军入滇，卢汉未接受，龚即逃香港。云南解放后，龚在龙云提名保荐下回到云南任副主席，为龙的代理人。整风运动开始以前，龚到过北京，与龙云联系过。费孝通到昆明时，龚与他有过来往。大鸣大放时，龙云在北京发表了许多反动言论，龚在昆明也放了许多相同的反动言论，一南一北，一唱一和，互相呼应，猖狂向党进攻。
今天除了作为领导核心的党的组织而外，还有宪法所规定的国家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除了在序言中，提到党的领导作用而外，在正文106条中，都是以国家为主体，没有再提到党。我认为这不是忽视党的领导作用。我体会宪法的精神，是要通过国家机关来发挥党的领导作用，而不是由党直接出面，类似以党代政，反而削弱了党的领导作用。
党与政必须明确分工，党员和非党人员在国家机关中共事，地位也应当完全平等，同样的有职有权有责，而且都必须直接对宪法和有关的法令负责。同时，非党人员应该不受所在机关中党组织的任何约束或干涉。党组织在县乡两级地方，尤其必须明确起来。这样做让党的领导比较处于超然地位，多做联系群众工作，宣传教育工作，调查研究工作，同时以它的社会地位和力量，来督促推动国家机关，监督机关工作人员。
党政分工是国家体制问题，也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重大措施。
毛主席死后，共产党后继无人，共产党内能象毛主席那样以理服人，以德服人的不多。拿云南的几个领导人来说，谢富治、于一川、郭省长他们连知识分子都说不服。听谢富治、于一川、郭省长的报告，就认为有些话不对，不能说服人。中国地大人多，共产党能以阶级斗争争取天下，不能以阶级斗争治天下。
过去反动时期推、拖、拉，现在推、拖、拉现象在所难免。推、拖、拉的现象，因为机关太多，层次太多，大为影响了行政效率。所谓提高行政效率，有些“南辕北辙”。
中国历史上没有袁世凯就好了，那就可以照着孙中山指示的道路前进，就不会有今天的社会主义。
现在付食品供应很紧张，其中原因一个是生产问题，一个是供应问题，商业部门机构林立庞大臃肿，配合不够，这些问题不能解决，是要爆炸的。
解放已经8年了，但政治秩序、经济秩序都很不稳定，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三定政策我极端拥护。但增产是多是少？是否真有此事？粮食真实产量和征购比例，我一向怀疑。………因为一方面大丰收，一方面饿死人，我不好理解。
“三定”不好，要实行“三实”，就是实产、实留、实购。实产是根据田能产多少，粮食定多少；实留就是收割时斟酌农民实际要留多少；然后才根据所留下的来决定购多少。
另外，普梅夫还揭发：55年底，他和龚一起到官渡先锋农业社去视察。他们在总结中，龚认为先锋社不能显示合作化的优越性：因为农忙时，由于雨水少，政府就曾拿抽水机支援，先锋社就得到优先照顾，肥料也得到优先照顾，不能说明合作化的优越性，只能说是政府优先照顾。
我想民主党派成员，不少是有一定的工作能力的。对他们的工作的安排，应该根据能力特长，安排以后，就要使他们有充分发挥所长的机会，不应当抱着过去的那种看法认为给他一个职务，让他有了政治地位，有了工资过活，就算是尽到“团结”的能事。如果抱有这种想法，那是对民主党派成员几年来的变化情况缺乏足够的估计。如果民主党派成员都只是只贪图地位而不想对国家多尽点力的话，那么，他也用不着为了不能贯彻力量而感到苦闷了。我认为领导上要放手一些，不要捏得太死太紧，对民主党派成员给他们应有的信任以及职权，让他们在机关学校中多做一点工作，免得“无功受录，受之有愧”。
过去党员对民主党派成员，有两种极端相反的现象。有些党员对民主党派成员不够信任和尊重，形式客套。犯前一种毛病的共产党员，经过学习“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后，情绪有了改变。由过去的骄傲态度一变而为满面笑容，事事尊重。有些同志反映：“领导党的同志们，现在的态度比以前好得多了。但我们总觉得他们又客气过火了，反而有些使人难受”，使民主党派受宠若惊。
不主张民革成员加入共产党，说那就是把二个万岁变成一个万岁，把民革看成工训班，看得太小了。
不应参加共产党(指民革成员——整理者)，参加了会妨碍发挥监督作用。
我听传达：民主党派成员，要发挥代表作用、参政(共事)作用、监督作用，特别是改造作用。但在我思想上，就把改造作用丢在一边，而是只想发挥三个作用，尤其是监督作用，来达到我有职有权和进一步往上爬的个人目的。
共产党真厉害，把全国各地的大老虎(指龙云、卢汉等)都调到北京集中去了。
有职有权有责的口号虽然说了很久，但在很多情况下仍然只是一句口号。职权责三者原是分不开的。有职而无权，职就等于虚设，当然也就无从负责。我有一种感觉，民主党派人士在国家机关中担任领导职务，好象是“聋子的耳朵”，只是作摆样；说它是眉毛还不够恰当，眉毛实际上还有防汗防灰保护眼睛的一定作用。民主党派成员在机关中，有关重大问题的决策和实施之后的真正效果，向来是无从过问的。
不少的留用人员都这样说：“我们都是负担很重的人，一家老小八九口，如果得罪了党员，把差事搞脱，只有全家饿死”。
气锅鸡盖上刻上坦白从宽四个大字，也说明阶级斗争的余威、余悸所遗留下来的不正常现象和付作用。全国几千万非劳动人民受到阶级斗争、思想改造的结果………也遗留着相当广泛的阶级自卑感，因而工作上很艰发挥积极作用。
要重新肯定知识分子的作用，过去“红色”与“专家”有矛盾，有的地方片面强调政治，忽视知识分子的自尊心。过去是“先红后专”“重红抑专”的现象，是阶级斗争遗留的影响。
目前不正常而突出的矛盾，是一方面遗留着阶级自卑感，另一方面也遗留着阶级优越感。
在过去战争时期和阶级斗争当中，党为了应付时机集中权力，是有必要的。但是今天主要是人民内部，再这样做，就很难发挥互相制约作用，就不容易防止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新的滋长，也会影响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否正确的效果问题。
今天的共产党也是一党独裁，所谓民主，只是虚名而已。不过是统治的方式变了一个样，比过去还更厉害，连说话都没有自由。
共产党员只有集中，没有民主，共产党员说一句话，大家就一边倒。
云南解放初期，龚自知从北京开会回来，安恩溥问他怎样(指共产党怎样)？龚说：“厉害，有魄力，办法是有呢，就是个人自由一点也没有。”
现有的政法机关，例如监察、检察、法院之类，除了贯彻原有的专政作用而外，应当把他们的机构作用，加以充实调整，要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服务，也即不要如过去只从单纯斗争观点出发。作为统战组织的各级政协、党派和某些团体，也应当对于人民民主正当权利的保障起到督促推动作用。除了党纪处分，另有其向上级申诉的程序而外，还要保障任何公民，不因发挥监督作用，受到任何形式的非法侵害。这样的法制保障，并不限于这次整风，而是要长期贯彻下去，作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经常措施。
今天党进行整风是不是已经有了足够的条件可以让党外大胆地鸣放发挥监督作用呢？有的非党人士，还是存在顾虑，生怕打击报复。怕鸣放之后，没有保障；怕跟着来一个收与整。古语说：“惟圣人为能受尽言”，又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但是这种虚心雅量的“圣人”少并不奇怪，相反而是“圣人”多了，那才真是怪事。
在党号召大鸣大放当中，有些人还是顾虑重重，怕“零存整付”。特别怕被提批评意见的人，事后利用职权进行打击报复，尤其怕转几个弯子的“借刀杀人”，以及做为肃反问题来一个高级形式的打击报复。
我以为一则必须在今后拿出事实来证明，即使鸣错了，放错了，也不会有后患。二则还必须运用法制，保证因鸣放而受到打击报复的，有申诉平反的余地。
龚自知5月30日在省委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是早有准备的。在这次发言中，他采取了偷梁换柱的手法，转弯抹角地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党的领导，向党猖狂进攻。他在发言中并反复强调要保证鸣放后不被打击报复，企图混淆是非，蒙蔽群众。他的反党言论，在落后分子层中曾有一定的市场。因此龚颇为自得。四处煽动人放火，对右派分子安恩溥等说过“不要怕，放错了有我当头刀”。接着于6月1日在安家吃羊肉的聚会中向不少右派分子说：“过去民主党派人士都是边沿上的人，随时有被杀和关的可能，现在不怕了。”但当我反击开始，他即在省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假装检讨说：“我原是充满罪恶的人，解放以来，党对我不但特别宽大，把我从罪在不赦的垃圾堆里挽救出来，给我新生”等等，企图“金蝉脱壳”，蒙混过关。
第一次在民革检讨时许多右派分子替他辩护，故表现很恶劣，如说：“说我不忠诚老实倒不见得，取巧投机则有之”，以此抵赖抗拒检查。(在民革成员中)反而扬扬得意，并乘机拉拢别人为他继续辩解。
第二次在民革委员扩大会上检讨，伪装痛哭流涕麻痹软化群众，并声称发表反党言论只不过是思想方法和思想认识上的错误，主观无反党企图，客观有反党效果。
第三次根本谈不上检讨，一来即施展他所贯用的所谓“善守为攻”的战术来对付群众，耍死赖，公开抗拒交代，说“他的小集团是从无到有”等，要考虑后再作交代，并很强硬地说：“领导小组既然掌握他的材料拿出来给他签字招供就行了…………”。
在第一届第四次省人代会前的一次约七百余人的大会上作第四次检查交代时，又来一套软化战法对待群众，在台上装出一套哭脸表示沉痛，并低头认罪，向人民缴械投降，检讨中只谈抽象帽子，不交代具体内容，或把大家的揭发批判材料罗列为他的交代内容，并说得模棱两可，企图将来推翻。
有组织以龚自知、安恩溥为首的反动封建集团的迹象，企图以民革和政协解放台湾工作组为据点，拉拢一些旧知识分子和旧军政人员为政治资本，待机蠢动，以达到龙云回滇复辟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