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又名少川，男，现年55岁，云南盐兴县人，家庭出身工商业兼地主，本人成份教员，现任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民盟云南省委委员及云南省政协委员。
李自1924年赴美，曾在美中学、大学、研究院肄业。参加美帝国主义研究机关卞内基和平基金会研究部工作，1934年由该会派赴欧洲日内瓦国际研究会，同年秋调赴巴基斯坦调查委任管理制度实施情况。同年底返国。1935年至1940年任川大政治系教授兼成都军分校教官、金陵大学政经系特约教授。
1941年在昆明筹办“长江银行”，进行投机倒把。42年在昆明与反动头子王政、刘钟明、陈玉科等十五、六人结拜兄弟会，企图拉拢反动党团关系往上爬，并合资组合“瑞滇公司”，自任经理做投机倒把生意。
由于受英美资本主义的影响较深，对国民党因个人爬不进这个集团而有“所谓不满”，对共产党则又因阶级反动本能而仇视，乃寻求“第三条路线”，想通过政治投机爬上统治地位，实现个人野心，在1943年经罗隆基、潘大逵等介绍参加民盟。入盟后不愿公开盟籍，不愿担负盟的任务，并曾与右派分子罗隆基、潘大逵等篡改盟纲为“政治学英美，经济学苏联”的“第三条路线”纲领，开始成为章、罗反党联盟之一员。
1943年到1948年赋闲昆明当地主。46年李公朴、闻一多为国民党反动派暗杀后，民盟转入地下，李即背离盟组织与盟断绝联系，同时由潘大逵介绍认识美帝驻昆领事罗斯，经常出入美领事馆。同时参加竞选伪国大代表未成，后曾赴海南岛海南大学任训导长兼教授，秋季返昆任云大政治系主任。49年国民党“整肃”云大时，李曾因与特务刘钟明之关系而受聘文法学院院长，并向反动头子任泰献策：“用治水的办法来解决学生自治会”(即分化的办法)。
解放后，对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和运动不满，与罗隆基一样为美帝侵朝战争辩解，说是“北朝鲜侵略南朝鲜”。站在地主立场同意地主亲戚所说土改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了期”，并对陈复光说：“土改把我整光了”，对党非常不满。诬蔑苏联是“集权主义国家”，在教学中把苏联与法西斯所统治下的德国、意大利并列讲授；对苏联的事物抵触，55年肃反前与陈复光看苏联电影后说：“苏联影片千篇一律，政治性强，我看了就头痛”；诬蔑“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与国民党和美帝所订的卖国条约一样。52年美帝舰队侵占台湾，李认为国民党有在大陆上恢复政权的可能；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有强烈的变天思想。对毛主席不满，曾与其亲戚张某(十中教员)说：“你们没有独立见解，毛主席说什么，你们就跟着说什么”。50年曾说：“毛主席到莫斯科为何斯大林不到车站欢迎”，又诬蔑说：“毛主席住在北京很舒适”。曾与托派分子岑纪关系密切，对托派言论甚表赞同。
鸣放开始后，配合章罗反党联盟借帮助党整风为名，在昆明向党发动进攻。
李德家等六人联合在省政协的发言中，说：“周总理在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肯定了全国的知识分子有了根本的变化，这是正确的看法。可惜我们学校领导在思想上还不能完全体会周总理这个断语，过去对教师们不信任，今天仍然不敢放手依靠教师，总以为老教师们思想上有问题，历史复杂，出身不好，包袱重，……甚至一再说知识分子是‘游魂’”。并造谣诬蔑说：“有的领导认为不依靠老教师也能把学校办好。……于是学校中的许多事也就不是依靠教师而是凭着几位领导的主观决断。……”
说“效果适得其反”，并进行挑拨和煽动说：“思想改造后还有不少老教师们高谈阔论，肃反运动后，学校中便呈现了一片清秋景象”。又说：“党和政府要我们从事全面教育、全面负责，有人说：‘我们……管教不管导’，其实应当追究一下教师不管导的根源……思想改造、肃反运动中发动青年人撕破脸来‘帮助’老教师，今天又要老教师来管导，在双方的思想、感情和记忆上，恐怕一时还转不过来。有的老教师公开承认‘不敢得罪党团员学生’……这种现象是值得……深思的。”
“我们(教师)的专业应当是上课、备课、指导学生作业、做科学研究，若是在我们自己的专业外再加上开会的专业，那是谁也难胜任的。”又说“会开得太多，思想改造成绩适得其反，提高业务才是紧要。”
(1)诬蔑领导是“用搞运动的方法来搞教学与科研”，如在省政协的联合发言中诬蔑说：“……我们的领导只习惯于用搞运动的方法来搞教学工作……。例如展开科学研究，轰起来、订计划……并随时派人来了解情况，追问你‘科学研究做了多少？’‘写出几篇论文了’、‘什么时候可以交稿了？’”
(2)诬蔑教学改革是“……做计划……总结……经验交流……以致交流成灾……高教部一纸命令，要重视教学大纲，我们的学校领导提高一步，规定‘教学大纲就是法律，不写教学大纲、教学日历，不能上课’。此言一出，谁敢违法，于是硬搬苏联教学大纲，累得教师、学生消化不良……很值得考虑”。
(3)诬蔑学校领导工作是“开会、做报告……听汇报、往上报”。
(4)诬蔑党所提出的各项政策及教学方针是“空帽子”，是“骗人”，“不给条件”。例如李等联合发言中诬蔑说：“整个学期只忙于计划、填表，……备课时间都给挤掉了，那里还有时间进行科学研究……”。又说：“科学研究主要要求保证时间，领导却只安排开会时间，科研时间要大家自己去挤。”又说：“有的教师好容易有了一个出外进修和技术考察的机会，人事科审查历史，认为‘不适当’，阻碍了教师的提高机会”。李又在省委统战部座谈会上说：“……党和民主党派共存下去，就要有共存的条件”。
1．鸣放开始后，李曾与右派分子张其浚、王士魁等散播对云大付校长、盟省委主委寸树声的不满情绪，因寸树声实事求是地肯定了党的成绩。李叫嚣说：“大家都希望把司令台摆在前线”，企图将民盟云南省委员会作为章罗反党联盟在云南对党进攻的前哨阵地。
2．到处放火，企图煽起群众对党不满，以扩大其反党势力。如李在5月底省委统战部和历史系研究小组会上发言中均说：“学校脱离群众，是依靠党团员，不依靠群众。”又无中生有地说李广田校长骂知识分子是“游魂”、“轻视、卑视大学教授”。
3．只能让我猖狂进攻，不准你们反击。李在省委统战部的发言中说：“这几年我在云大提的意见不少，吃的苦头也不少，对领导提意见，就是不服从领导，打击领导，对系里提意见就是篡夺领导权，对学校行政提意见，又是打击领导的威信。”又说：“毛主席在全国最高国务会上的讲话传达后，群众欢欣，领导上也一再鼓励大家‘争鸣’‘竞放’，但是教师中，都只希望别人放，自己呢暂时观望一下！‘等着瞧吧，能放再放’‘放猛了收不过来要吃苦的’。”
1．50年才解放，他才恢复组织关系，就与右派分子罗隆基取得联系，并且野心勃勃，企图到上级活动夺取云大校长，他先到重庆与潘大逵接头，分别向楚图南同志夸大其词反映当时云大主委秦瓒的作风恶劣，并暗示本人在云大很有地位声望，楚不表示态度，他非常不满，要求到北京去。盟西南总支介绍他到北京，他去找罗隆基与右派分子彭文应、刘王立明、张东荪等作过数次会商，参加了罗隆基右派集团的部署会议，并由全体右派头子共同捏造他的所谓“云南盟务汇报”，通过汇报，颠倒黑白，企图争取云南盟组织的领导权。罗隆基并介绍他与马叙伦(当时教育部长)同志见面，反映云大情况，表示要当云大校长。但事实上不可能，罗隆基劝他回云南，指示他在盟内争夺领导，建立据点。
2．他从北京回来后，一方面由于野心未逞，十分不满，在盟内不断攻击楚图南、周新民，散播烂言，如说“邓小平请我吃饭(实际并无此事)，楚图南陪客，邓理都不理他”之类。但在盟外同云大教授，又常常吹嘘：“我已经同楚图南反映秦瓒的情况，要求取消他”，甚至当面向秦威胁。并在群众中放空气说：“云大只有三个院长，我和方国瑜、张海秋，只有这三个人有威望可以统一云大”。
3．云大教务委员会改组之先，周保中副主席找一部分教授征求意见，因为据反映李德家经常以“有魄力”自吹，所以同他说了一句笑话说：“听说李先生是很有魄力的”。到征求他对校长人选的意见时，他就说：“现在云大可以当校长的人中间，秦瓒已经是群众不满，寸树声、陈复光都太缺乏魄力，必须要找一个有‘魄力的人’。”并且自吹了一套“我是院长”之类的话。事后并且去活动苏鸿纲同志，请苏向周推荐他自己当校长。同苏谈话时，自吹自擂之外，还带有威胁。
4．他又与岑纪(托派分子)、陈复光等阴谋推翻秦赞，夺取校长，几个人联名上书周保中副主席，但因岑纪主张推荐陈复光当校长而不推荐他，他就表示不满，后来岑纪告诉他“陈复光是一个无能的人，他当校长，自然事事要向你请教，实际上等于你当了”，他才不反对。
5．他从北京回来后，在争夺云大校长职位的同时，在盟内也同时展开阴谋夺取领导，公开打罗隆基旗号，拉拢有不满情绪的人，组织小集团。他曾与混入盟内的反动分子王庄(已镇压)和另外的几个不满分子等拟定名单，他本人当主委，某人当部长等等，到处征求签名，阴谋推翻盟临时工作委员会。并对苏鸿纲同志背后散布烂言，当面进行威胁，在重庆他甚至当面向苏老说：“我不知道你当这个主委有什么意思，知趣点让出来”。回来后又数次向苏作了类似的威胁，并通过王庄等捏造事实，不断向上级控告专职干部。后来盟组织发现王庄的反动事实，提在盟临时工作委员会讨论清洗，他在会上一再气势凶凶的责难专职干部，直到把王庄的反动事实摊出来，他才哑口无言。
6．盟省委付主委杨明同志赴京出席盟中央组宣会议，罗隆基无故质问杨明：“你们为什么打击李德家”。在会议上，对罗隆基散播变相中间路线言论、刘王立明反对抗美援朝进行了斗争，参加会议的同志回来传达，事后他在临时工作委员会提出说他们“打击中央领导”。张东荪特务案件揭发后，盟临时工作委员会传达讨论，他一言不发，会后他把事情拉到他自己身上，说传达者在会上说“与张东荪有关系的人还有，不过希望他自己划清思想界线”，是指罗隆基，这话是说给他听的，并借机会向传达者发牢骚。
7．53年盟西南总支结束，召开扩大会议，他在会上与右派分子潘大逵、张志和等有意捣乱，发动全面进攻，意图通过盟西南总支最后一次会议，把西南全部拿到手。同时大叫云南团结他不够，并故意找借口，与同去的同志吵架。潘大逵就借此找云南同志责问：“你们为什么不团结他？他什么事都不能管，未免过分了”。可是在会上由于盟内大多数左派坚持斗争，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回到昆明后，他又向省委统战部反映，侮蔑其他同志在重庆监视他，打击他，并又向同志们故意透露：“统战部找我，我告了你们了，统战部是正确的，团结我的，就是你们这些人太进步了，不团结我这个落后分子”。
8．54年，右派分子潘大逵来昆明视察盟务，他们成天在一起商议，企图借势压迫苏鸿纲同志辞职，他们二人去找苏威胁说：“你老站住这个位子有什么意思，你不过是个傀儡，又不能做什么”！遭到苏老严词答复。另外，他们想推翻盟省委员会，抬出李德家。潘大逵以找盟员个别谈话为名，企图进行颠复活动。所有去谈话的人，潘大逵都只说：“对盟省委会有什么意见，大胆的说”。“对李德家看法如何”？不料群众对盟省委会意见不多，而对李德家意见很大，潘大逵非常扫兴，后来对个别谈话，根本就不感兴趣。
9．54年后，李德家见校长、盟主委搞不到手就想夺取云大历史系主任，遂与历史系不满分子李隽昌等结成小宗派，发动攻势，企图推翻主任张德光。一方面放出空气说：“历史系当过院长的人有两个之多，张德光压不住场”。一方面夸大其词向盟省委反映说：“张德光作风恶劣，群众非常不满，盟省委为何不管”？但他说的群众就是李隽昌之类，盟省委不为所动，他就进一步歪曲事实，挑拨盟群关系向盟省委“将军”，说“民盟支持张德光当系主任”。后来甚至就说，“寸树声支持张德光当系主任”、“张德光的靠背就是寸树声”等等。
10．55年以后，他见盟内、校内都无法逞其夺取领导权，夺取地位的阴谋，就转向社会，开始发牢骚说：“统战部连禄国藩都统得那么高，我上为什么不统？”后来当上政协委员了，他一方面向政协中右派分子龚自知、马伯安等拉拢，一方面设法增加自己力量，今年政协增补委员，他就嗾使马伯安提名一个关系复杂、政治情况不明的人当政协委员。马提出后通不过，并受到大家批评，只好直言不讳，说是“李德家叫我提的”。反击右派开始，他因私人恩怨反击秦瓒、陈复光，对龚自知他却说：“情面拉不开”。
11．鸣放期中，罗隆基在北京发表反动言论后出国，路经昆明，曾与李德家谈了半夜。罗回国时，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李德家最初不敢去看罗，领导鼓励他去了一次，后来罗又到他家。李德家谈一二句，但私房话一字未露，而且还装出打通罗的思想的样子。
12．1950年陈复光托杨克成带一封信给罗隆基，杨到罗家时，李德家已在罗那里。
13．7月8日云南日报转载罗隆基在人大小组会上承认在山东、上海、四川、云南等地有许多宗派活动的朋友。7月6日光明日报载罗隆基宗派集团分子之一潘光旦揭发罗隆基在昆明的据点有李德家、陈复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