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现年54岁，江苏无锡人，专科学校毕业，出身地主家庭，本人是官吏。解放前秦和反动头子吴稚晖的关系是十分亲密的，1919年吴介绍他加入国民党，至1927年先后登记过五次；27年吴介绍他到江苏伪教育厅工作；40年吴向伪行政院推荐他为赈济委员会驻云南委员；41年又介绍他到伪党史史料编委会；47年吴介绍他到重庆教书。由于与吴的关系，及秦自己的“才能”，所以解放前夕被列为乘免费飞机逃难的人物。秦在1931年被选为伪国民议会代表，36年又活动竞选伪国大代表，并以得到最高选票——1,500张而自豪，在国民党政治舞台上秦已经成为“知名人焉”。曾在国民党中训团干部学校及伪青年军中学当过“老师”。41年就积存了1万元以上的伪国币，“九一八”后做公债生意，暴发为拥有价值5百两黄金的财产。40年来云南开设利滇行跑汽车生意，投机失败后，又到重庆做“比期存款”的买卖。因此披着“专家”外衣的秦凤翔，实际是个国民党的党棍子。
解放后，秦在重庆大学教书。1951年调来云南工作。现在民委研究室副主任、语文组组长。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
毛主席说过：真正的敌人消灭了，剩下来的就是三种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对于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说来，就是具有某种专业知识的。要建设社会主义，离开专业知识，任何一项工作都插不上手；建设社会主义要靠专业人材。
汉高祖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汉高祖打得天下后，朝中很乱，文臣武将朝见时无秩序，无礼貌，没有点皇帝的派头。结果还是要靠叔孙通来制定朝仪，扎草人演习，使朝中文武分列，彬彬有礼，汉高祖才感到做皇帝的可贵。
已经打下天下，再不能用打仗的办法来治理，现在应该让有专长的人发挥作用。
我说汉高祖，是说处理不同事物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打仗有打仗的方法，建国是建国的方法。
对云南的语文工作我有很多意见，领导要负很大的责任。四中全会报告文件中，仅李维汉部长对民族语文工作提过几句内行话，李不在中央民委就没有听过了，后来只听到刘格平说：要“慎重稳进”。中央民委管语文工作的尹育然司长和高教部长韦慤，他们都是外行。郭沫若先生对少数民族语文工作也是外行的外外行，收容几个伪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的旧人员由他领导，如罗常培，解放后就没有研究过什么，没有发表过一篇象样的论文。但是地位、工资很高，一下就提升为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负责人。他的徒弟傅懋勣们就起来把持民族语文工作了！
云南民族事务负责同志因为自己对语文工作是外行，以为科学院的人所说的话必然是尽合乎科学的。
中国真正懂得语文的专家，还不上一打。论资格和学问，除了李方桂、赵元任，就是我了！
韦慤当然是外行，郭沫若当然是外行。
1956年省博物馆举办少数民族文物展览，我送了12张“少数民族语言系统表”去，民委领导听信傅懋勣的话，认为一种都不科学，不让展出。领导说某人的科学，某人的不科学。张副省长也常说傅懋勣的科学，我的不科学，吴少默经常做傅的喇叭筒。到底不科学在什么地方？要指出来嘛！挂上科学院的招牌，就很科学了？那就是只认得“科学”两个字了！
怎么在科学昌明的今天，语言学家辈出的今天反而会困难起来了呢？我想这怕是有些“祟”躲在我们脑子作怪，我们一天不会把这些祟捉掉，兄弟民族的语文事业怕是一天不会按着他应有的速度进行下去的。我们脑子里究竟有没有“祟”，有些什么“祟”，怎么捉法，捉过之后应该怎么样使事业迈进，这些问题都不在本文范围之内，都有待于大将们上阵解决，我只在这里开锣喝道做一名前哨的小卒。
一个人如果不懂专门的东西，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我曾对王莲芳讲过：你们不会看看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那样的小册子吗？王说：“即使了解一点，也不能解决你和科学院之间的争执。”领导人既不能做到评判，以后我也就不谈了。
三年多前李维汉同志大声疾呼地号召大家来发表意见的一个帮助兄弟民族创造文字的迫切问题，到今天日子过掉了一千几百天并没有甚么真正的成就，可见也没有甚么具体的意见可闻，却仅只把这桩原称为迫切问题的事改呼为复杂问题并再加上一个慎重隐进的口号而已。提出这个口号的好心同志们却不料他只做成了掩护迟滞不进的工事。
我对傅懋勣是不满的，是有距离的，我和傅闹不团结是领导造成的。
55年去见苏联顾问，尹育然陪着去监视，并且事先交待翻译同志，遇有反对意见，不要向苏联顾问翻译。谈话中我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尹司长就用眼睛瞪我。
据说土改运动中，就是找一些积极分子来开会，领导说一通，积极分子就鼓掌，然后分头下去贯彻。而现在的领导方法，还是一个领导做报告，一些积极分子响应，这些都是不用脑筋的人。最后还要恭维几句，说那个领导好。好就是好了嘛！这类恭维的话就不需要说了，这是社交方面的话。
在三反中，王副院长(王连芳同志)派我去张春生那组当副组长，说张是大贪污分子，我要材料看，看后感觉不真实，我说了还被批评，以后到处跑，去找证明，根本没有那回事。张受了很大侮辱，整天挨骂，上厕所都有人跟着。后来送党校改造，并未开除党籍，还是给处长待遇，似乎并没有犯什么罪。这说明对党员也是粗暴的。
三反到底是老干部有经验，认下很大一笔贪污数字，结果还是到别的地方当领导去了。
(民委会的右派分子王叔武说肃反是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秦凤翔对此有许多发挥)。
假设是要不得的，为什么重供不重证呢？张春生的贪污就不真实。
张春生果真有贪污，你就拿出小小的证据来嘛！只是问他，甚而叫他跪下，在重庆弄几个老教授跪下，几个学生就用斗地主的办法斗他，党内同志未体会他们的难受。叫我看，他们被列为对象，不是调查研究的结果，而是从假设中得到的。若是高级领导用假设，发生的错误就更大了！对张春生的就是一种“假设”。
李长猛那天晚上对我的斗争，就是反革命的斗争。
三五反是编造，不编造就过不了关，就要登凳子，那样骂他，什么都管不了，只好胡扯一通，你就会叫他下去，他就可以得到休息。
用雷厉风行的办法来帮助张春生，他自己就累上去了。他那编造的办法还是好的，“暴力之下无真理”！那斗争是反革命的斗争。
经过革命锻炼的老干部才懂得编造
张春生是打过游击的，是经过革命锻炼的老干部，他懂得怎样过关，懂得编造的好办法。拿我们知识分子来说就不行了。
肃反运动中，李主任对我说：你一贯反对政府，你再要反对政府就做不到了！叫我看这是大炮，比飞机炸弹还凶。
我看实际还是大民族主义。民族政策讲平等，实际是不平等。对待彝族不如白族、傣族好，对待傈僳族不如彝族好，如茶光周原先是傈僳族结果自认为彝族(按：茶家是傈僳族的土司)。对怒江区其他小民族的看法是更不好。白族、彝族有人物，有文化，其他小民族就很落后。政策上不得不说民族平等。
一个民族一个支系要创造一种文字，不然就不平等。现在给碧约创造了文字，要卡多学碧约文字，碧约到好了，卡多不愿意，这样做就是出卖了祖宗。在讨论侬、沙族问题上秦也说“(沙族)承认(是)僮族就是出卖祖宗”。
1953年秦凤翔提了布都等文方案，领导不同意推行，秦凤翔就煽动语言组的一些干部向中央写报告，给毛主席写信。甚至说，再不行，就用共同纲领去驳他们。又说景颇、傈僳是帝国主义造的文字，都推行，为甚么拉祜族文不准推行。
煽动民族干部要挟领导回去推行文字。他说，领导要不批准，你们就说共同纲领上规定了，各少数民族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之自由。谁要阻挠你们，你们就写信告到毛主席那里，你们是少数民族，说话硬。他接着说，赶快下去推行吧，你们是省里面的干部，是省府派下去的委员，下面一定把训练班学员招好、桌椅板凳放好，黑板摆好，你们上去讲课就是了。谁敢不重视，你们就用共同纲领驳他是大汉族主义，违反民族政策，他还敢不重视。
领导对民族文化工作不重视，这方面，王莲芳不能不负些责任，孙雨亭也是要负责任的。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应该齐头并进，孙雨亭在政协会上发言中关于文化问题的结论是错误的。孙(雨亭)在政协会上发言，关于文化建设只有简单的几行，结论是现在要求快做多做是不对的。这句话孙是犯了错误的，我认为，文化和政治不能一刀割断，不能先富而后教。
在民族还很贫困落后的情况下，这方面的工作要求更多更快的发展是不对的。这话我就很不同意了。要知道他们之所以“贫困落后”，就是文化低教育少的结果，现在不把贫困落后的原因去掉，而要等这个结果变好了之后再去改善原因，这种办法同清代维新运动之初只要大炮轮船，不要科学是一样错误，这只是简单地抄录管仲“富而后教”的说法，管仲是行霸道，建设社会主义是行王道，把富与教一刀切断，这样做不仅是‘教’方面的损，也正是‘富’方面的障碍。
秦凤翔阻挠一些人参加政治学习，他说：社会是分工的，你们想当语文专家还是想当政治家？如果不想当政治家，为什么你们花那么多时间去听报告，搞小组讨论。小组讨论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自我批评是自己骂自己。为什么要自己骂自己呢？知道自己不对，改就是了，我才不去什么小组讨论。有一次王尔松听团课回来，秦凤翔大发雷霆说：“办公时间一个人也没有，我是组长，以后不管谁来通知，不通过我，就不准去”。他还骂几个听了团课回来的同志说：天天东跑西跑的，到底你们是要做个政治家或体育家？他还说：我不是党、团员，什么政治学习我不去参加，每月薪水一百几十元，你们在乡下整天东奔西走，满头大汗，一个月得不着几文钱。你们薪水太少了，我去帮你们说，每人增加几文。他叫李家有同志去买水浒来读，读了水浒就能写通文章，不要到新华书店买新版的，要到(昆明市)光华街旧书摊上买文言文的。秦凤翔曾不止一次地阻止李家有同志参加组织会议，有党员同志找李家有，秦凤翔就说，李家有工作忙，不得闲，我代他告假。在秦凤翔的腐蚀下，原来是候补党员的李家有同志，多次没有参加组织会议，慢慢地政治学习没有兴趣，只向文化进军，以后自己要求退党了。
服从组织，无条件地服从组织这句话根本是错误的，应该说有条件地服从组织才对。我从北京来，本来是调西康专署文教科的，我坚决不去，因为西康没有少数民族，派我到那里干什么，所以我就到云南来了。叫你去干你不想干的事，只会把工作干糟了，叫你去干你高兴干的事。当然会干好。可见，无条件地服从组织，既对自己没有好处，对人民也没有利益。
看了周总理的报告觉得吴努在敲竹杠，很不高兴了，他把大儿子、小儿子都带到中国来，还敲了竹杠，达到了他的希望，我对划界问题到现在还不满。
滇缅边界问题的决定是丧权辱国，单勐养地区就是失地千里。秦凤翔别有用心地画了一张边界地图，在九三小组座谈会上，找出各种借口并指地图说明他的理由，用爱国主义的假面具诬蔑党和政府。秦又说：“失了大片土地收回三个村庄(指片马、古浪、岗房)”。又说：“过去说国民党四一线是丧权辱国，现在为什么又承认四一线。为什么苏联占去我们的江东六十四屯又不提？”
还说：江东64屯好象不是1900年的事，在十月革命以后，我见报载中国旗子插在江东64屯，不但保护了中国人民，而且保护了外国人民。
当报上揭露美帝阴谋分化缅甸掸邦时，秦凤翔说：我们把大片土地划归缅甸假使如报上所说美帝军事上帮助他们(掸邦)造飞机场，我看整着的是什么地方？
现在美帝国主义在西盟山背后开飞机厂，离中国境内只隔一支山，飞机也挡不住嘛，火箭炮也挡不住。
关于中缅划界问题，他说：蒋介石也和别的国家划过界订过约，周总理还是形式罗辑而已。中缅划界是丧权辱国，周总理的报告不过是事后给大家打个招乎。
秦对苏联也很仇视，说顾问谢尔久琴柯是大国主义。中国农民到苏联访问回国传达时，他说如果到美国、英国去一转，还不是同样会说美国好，英国好。苏联的语言学有什么可看，可看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语言学。
1957年7月27日九三学社杨绍廷去秦凤翔家，秦说：苏联专家来我们昆明调查民族语言，其实还不是走不出翠湖宾馆，我在家里找一两个人来搞有那点不对？
自己认为是个公民，应当提提意见，也曾考虑过“放”与“不放”的问题，我对“放”是有顾虑的，倒不是怕报复，而是怕放了无结果，不解决问题。报上发表储安平对毛主席、周恩来等几位领导同志提意见，他认为“既要批评小和尚，也要批评大和尚”，北京石景山有十七个工人批评储安平，我们云南日报就赶快转载，大登特登，这就是“收”。
寸树声发表的文章在教授中最不得人心，这篇文章登出后，大家就不想说话了，他所说的都是些抽象空洞的，大家对教务长(王士魁)的发言都感到满意。而寸树声的文章许多判断都是没有事实，都是想象中的事。
我说寸树声的文章使人感觉要“收”了，这篇文章是在报上发表的。
(6月)10号的报纸(指云南日报)半版登沈阳17个工人的发言，半版登寸树声的文章、是“放”还是“收”？
提出社会主义的范围，是“收”；高级领导出来争鸣，是“收”；说话带有革命感情，是“收”；说正面话，是“收”
人是理性动物，又是感性动物。他理性上感觉得需要“放”，但他感性上觉得不能“放”，你们说“放”要有范围，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这样一说，于是敏感的知识分子就感觉到是“收”了。争鸣看怎样争，什么人对什么人争，是高级领导出来争，就会使人感到不是“放”而是“收”；如果是高级领导同志“那样”说，高级同志来个帽子，人家就不敢说了，他已给你个大帽子，伤了感情，人家还想说什么，这不是帮助，是贴封条。党员说话是带有革命感情的，用革命感情去说别人错了，客观上所起的作用是给人戴大帽子，就使人家感到不是“放”。王副主任(王连芳同志)叫继续“放”，但也可以“争”，还叫党团员出来“争”，“争”些什么尚未作解释，出来争的人要说正面话还是说反面话？我看主要是正面的。
争鸣应该具体，你们说成绩在那里那里，是抽象的。马文东在政协报告民族学生的发展数字，就是空的。据我所知，一个民族学生读了六年书，还认不上十多个字。光说数字有什么内容？我所说的都是具体的，王有道、张春生事件就是具体的。
说正面话的人要考虑效果，不要叫人先感到是扣大帽子，是封他的口，“放”的效果就达不到，说话不是看动机而是看效果，这是合马列主义的嘛！有革命感情的人觉得他的觉悟高，用一般革命感情说人家提错了，被整的人就感到扣帽子，叫旁人看也是在封口。
报纸上提出要有正面话、反面话，根本是封口。是否专讲成绩就是正面话，指出缺点就是反面话？我看指出缺点才是正面话。
如果没有缺点，还提什么整风？现在一定要表功，我不知道是表功运动还是整风运动？不表功也不是否定成绩，至于那些是成绩？如何得来的？现在不需要每个人都出来表功。我们的目的是整风，如果表功就是把这个运动换了另一个目的。如果说成绩，那毛主席就会叫作“总结成绩会”。
今天中午我没有回家吃饭，去坐望海楼茶馆，听到几个人在批评龚自知的谈话，都说龚自知的检讨是假检讨：有的说龚自知的发言大概是太过火了；有的说人家现在爬得高，自然会见风转舵；有的说若是真心检讨，那才奇怪，发言才隔了没有几天嘛；有的说龚是会作文章的，真正作起文章来，龚是不会输的；有的说如果有人发现自己说的话过火，现在就赶快检讨。我看如果要了解人民的思想，党可派人去坐茶馆，那才是真正的谈天呢！我们与其坐在这里开会，还不如跑到茶馆去听老百姓的话，去把茶馆里的话记下来，那才是老百姓的真实思想。
认为民委党组整风座谈会“没有政协开得好”，意思是“攻”的火力欠猛烈。他一再启发非党干部：“党请我们来不是歌功颂德”，要多提“缺点”。詹开龙、毕希德曾经谈到肃反运动的成绩，秦就打断他们的发言，大声压下。在“鸣”、“放”问题上，缪鸾和、周坊等提出党外人士也要“虚心听取不同的意见，允许别人提出反对的意见”，认为他的发言倒是使人有“扣帽子”和“封口”的感觉。秦就咆哮如雷。秦经常打断论点不同的人的发言，别人希望说完再争辩，中间(甚至在三、五分钟内)莫插话，主席也反复和他协商，得不到同意，大家认为这种态度是“只准他一家独鸣”。秦对待反对意见除拦腰打断外，有两次缩腰掩耳，最后是退席。
秦凤翔说，想去找马伯安谈谈，现在马伯安不敢再讲话了，报上已经轰他了，这不是用和风细雨的方法，不是小民主，而是采取大民主来轰，压制他的发言，这样的方法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教育，相反的，对他进行打击，是共产党组织人来整他的。
马伯安是民委会的副主任，找他谈有什么不可以的，我总认为这种方式不解决问题。
我的看法就是太粗暴了，缓和一点，恐怕对马老有好处些。
他那样年纪了，不要那样大张旗鼓的去骂他了。
如果象九三学社秦瓒的检讨，承认自己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说了一大堆空话有什么用，(并在九三学社说：秦瓒最没有骨气。)
报上对王士魁、马伯安等右派分子反驳时，秦认为是某些人(指记者或机关里某几个人)搞的。张寒光等同志说王士魁、马伯安的罪恶是群众来信揭发的，秦叹口气说：“王士魁这些人那是‘走狗烹’了”。(按：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范蠡遗大夫种书曰：‘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子何不去。”秦借“走狗烹”一语来诬蔑反右派斗争为共产党“走狗烹”。)
鸣放初，秦凤翔与右派分子秦瓒来往甚密，并要秦瓒转达他进攻的意见和信件给民委会，七月运动深入后，一面说他对秦瓒很不同情，“要向九三学社提出开除秦瓒社籍”，但一面两人还相互走访。
费孝通来昆明点火时，秦凤翔第一次在九三小组会上与费见面，第二次又参加了右派分子龚自知为费孝通在民革召开的白族历史调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