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宜民，47岁，资本家，昆明市纺织品公司副经理，民建昆明市委会委员。他一贯自称“学徒出身”，实际上他20岁继承父业，当了大绸布庄的小老板后，就是一个兴风作浪的投机能手和骗子，他用高利贷的方式，骗取劳动人民和中小工商业者的血汗钱，作为他私运烟毒，投机倒把的资本，后来，王宜民和反动官僚勾搭以后，进一步投靠在官僚财阀陆子安的门下充当爪牙，先后开设庚太，盈川通、同太等布庄，自任总经理，大肆搞投机倒把活动，垄断云南全省棉布市场。依靠陆氏财阀集团的势力，当了光裕银行的经理，拉拢投机奸商徐金声开设天成永金店，进一步与昆明的四大金店勾结，组织黄金联营处，自任董事长，私设电台，勾结反革命分子傅友松，美帝国主义分子飞贼陈纳德大量走私黄金，贩运毒品，夥同奸商朱文高(已镇压)垄断昆明的整个金融市场。并且积极为国民党特务机关效劳，还受到特务头子蒋经国所组织的经济检查队昆明机关的奖状。
右派分子王宜民是个地主，解放前他一贯剥削压迫农民，在土改中他不是老老实实的向农民低头认罪，退赔农民的剥削款，相反地，分散财产，抗拒土改，甚至在背后诬蔑土地改革是“人间地狱”，是“共产党无人性”，是“共产党的自杀政策”。极端仇视地诬蔑农民算剥削账是“无中生有”，“把老子整光了，挑去的那些东西，这些土包子(指土改干部和农民)三辈子都没有见过”。辱骂土改干部“奶水都没有干，就来领导运动”。在五反运动中，在工商业者中造谣说：“五反把私方人员的积极性搞光了”，以煽动工商业者对政府和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右派分子王宜民以工商界协税干部的职位，对国家的税收政策进行诬蔑破坏。早在1950年，他就带头煽动布业资方联名抗税，还煽动说：“税太重了，如果不减，我们就不交”。在协税工作中，背地里对欠税户说：“税太重了，你们越学习越经得起考验，不然钞票就要一扎一扎的拿，你们不拿，政府也没有办法”。并且恶意攻击说：“政府只是要钱，不论多少，只要搞光，就‘算了’。”诬蔑自查补报是“政府揩工商界的油”，“是国家财经困难，过去财政上是靠没收官僚资本，地主财产，三反五反有补退款，今年这些方面的收入没有了，就以反偷漏为名来搞工商界的钱。”大肆攻击自查补报“是政府开销不够，要大家帮补点。”把55年底交纳税款，诬蔑为“是送一次贺礼”。国家发行经济建设公债，他造谣破坏说：“政府做事不老实，公债是真主意，假商量”。还到处煽动工商业者来反对公债推销工作，散布“认购是一回事，缴款又是一回事”的谬论。他诬蔑婚姻法是“多退少补”(即几个老婆的要退出来，没有的要补)。
对农业合作化也加以诬蔑，他说：“报上所登的都是假的”。他对副食品上所出现的暂时困难现象，大肆攻击说“这就是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在匈牙利事件发生不几天，严振邦说：“如果匈牙利事件在中国发生，我要拿起枪杆去参加。”王表示也一定参加，拿起枪杆来干。
在王宜民的煽动下，有人为反革命分子喊冤，有人提出不要公方领导，并污蔑说公私合营后私方积极性“降低”了，是由于公婆太多(指党、团、工会)。王宜民完全支持这些反动谬论，也污蔑说私方积极性“降低”的主要原因是在党一方面，因为党有绝对领导权。6月5日，王宜民又以纺织品公司经理的身份，到布业同业工公的鸣放会上，煽动大家反对共产党。他污蔑共产党把私方人员的积极性搞光了，过去的阶级斗争过火了，“墙和沟”是党造成的，应该由党负责。他还说共产党做事是真主意，假商量，政府不老实，公债协商是假民主。
王宜民与严振邦等为了达到其篡夺党的领导，曾大肆攻击昆明市工商联副主委，讲习班副主任白国祥(共产党员)和教务组长彭中霖(共产党员)，并密谋首先赶走彭中霖，然后赶走白国祥。四月中旬在民建支部的几次会上，他们号召对彭中霖同志提“意见”，严振邦提出要“直到把彭搞走为止”的口号，王宜民也提出：“这次就叫彭中霖翻船”。王宜民并与严振邦等五人写了联名诬告信，由严振邦执笔，请民建昆明市委反映给中共昆明市委统战部，撤走彭中霖。
右派分子王宜民与严振邦、罗云生、郭咸文、陈旭等组织资产阶级右派小集团，从去年九月下旬开始了活动。他们为了煽动私方人员反对共产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制定了一个行动纲领。这个纲领的具体内容是：强调代表私方合法利益和合理要求；强调工商业者积极的一面是主流，消极的帽子要脱掉；强调党的领导的缺点，否定有阶级关系。他们认为只要按照这个纲领进行工作，“就会受到工商业者的欢迎，从而争取群众，有了群众就好办了”。
在鸣放和党开始整风以后，这个右派小集团认为时机成熟，更加猖狂，积极进行密谋，到处点火，分头煽动。他们反对鸣放要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强调要站稳资产阶级的立场，说：“如果站在社会主义立场还放个屁”。他们反对帮助党整风谈成绩，强调只谈缺点错误才“符合整风精神”。王宜民在接到中共昆明市委会邀请座谈的通知后，就先同右派分子严振邦密谋，取得一致的意见，然后又与罗云生商议联合发言。严振邦到中共昆明市委统战部放毒之前，也和王宜民进行了仔细商议。严振邦还一再指示罗云生，要他到昆明市委统战部点火时，对国家体制问题要表示意见，对副食品供应不足的问题，应说成是“党已经失去平衡能力了”。并鼓励罗云生鸣放要“再接再厉，大大放他一炮”。罗云生还专门准备了一间房间，作为他们密谋的暗室。另外，他们还具体分工到处点火。王宜民到市工商联、市商业局、中药材公司、盘龙区工商联等单位点火。严振邦不仅在工商界放火，还唆使工商界的一个妇女去妇联点火，又指使一姓王的到市工业局点火，王点火后感到错了，王宜民则鼓励说，胆子放大些，怕甚么？罗云生也鼓励市五金公司的一个人去鸣放，并说越是基层，问题越多。在市政协开会前，王宜民与罗云生到处搜集意见，准备去市政协点火。罗云生还积极搜集市煤建公司公方经理的材料，扬言要“大开炮”。他们还派小集团的成员到市民主青年联合会放火。另外，这个小集团还到处散布章乃器的反动论点“有独到之处，是马列主义的新发展”。又说右派分子杨克成的“吐苦水”是代表了工商界说了老实话，杨的动机是老实的。并为杨克成辩护说，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戴在杨克成的头上是冤枉了。人民日报“工人说话了”的社论，及昆明市工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反击右派的消息在云南日报上发表后，他们说，这是对龚自知、杨克成戴大帽子，对鸣放进行压制。他们又散布说：“工人的话不一定完全正确，我们要用辩证的态度去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