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学副教务长，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委委员。出身于地主阶级，幼年收过租，直接榨取过农民的血汗。1920年到法国，搞绘图工作2年，与土耳其技术人员接触中，埋下了反苏反共的种籽。学无线电三年，1927年回国，先后在暨南大学、安徽大学、武汉大学等校任教，一度代理安徽大学理学院院长的职位。1940—1945年在昆明中法大学任教，1941年与伪空军学校合办无线电通讯员训练班，身为班主任，与伪空军军官过往甚密。加入国民党。1945年到云大，极端仇视学生运动，坚持对云大附中学生采取毒辣手段，说：“一个学生闹，开除一个，一班学生闹，开除一班。”破坏“七·一五”，向特务头子刘英七献策。解放后，牢骚满腹，诋毁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与费孝通臭味相投，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
“党天下”就是“家天下”，12个副总理中没有非党人士，是非党人士没有能胜任的吗？为何不培养？
学校旧机构已不少，又加上党委会、团委会、人事处、档案科、学生科等等机构，如何不官僚主义？学校中只要一个打铃的就行了。
学校有四大衙门(即膳食科、卫生科、合作社、幼儿园)，四大政策(即欺教员，捧工友，怕学生，原谅职员)。
他认为党不能领导知识分子，他说：“蓝瑚开刀，党就不能在旁指挥”。
他要取消党的领导，热衷于教授治校，所以他在省宣传会议中，明是检讨，暗是骂人的搞了一通之后，回来就积极活动起来，找了许多先生说：“你们拿出办法来，怎样办学校”。后有人说：“怎样办都得在党的领导下来办”。他又很垂头丧气的缩回去了。
李校长只听党团员汇报，所以不了解情况，他不来请教我，怎么不严重的脱离群众。
党员有三段论法，党是伟大的、正确的，我是党员，所以我是伟大的、正确的。党群关系有墙有沟，还有铁丝网。
侮辱领袖说：“毛主席的头大，象照亮了的电灯”。
毛主席领导淮海战役是英明的，但是毒辣的。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里有300个女人服侍他。
马继孔的水平低，于一川又好些，但开了这次座谈会(指鸣放期间于一川同志到云大参加的座谈会)，不希望他再来了。马继孔对云大不是帮忙，而是想拆云大的台。
李副校长的派头，不象教育界的先生，而是象旧社会的官僚。
党委书记李书成同志搞食堂的改进工作时，他用讽刺的口吻说：“李书成只有做做吃饭的事”。
他表面上称赞李书成同志是事必躬亲，厕所，饭堂的事都管，但背后他又说：“李书成是农民出身、文化低，对教学、科研一点都不懂，害怕到云大来工作”。
高教部已迷失方向，过去全相信苏联专家。
高教部是“乱、糟、偏”。
经验交流是“交流成灾”。
学校不重视科学研究，政治太多了。
谈什么马列主义，根本没有人懂得。政治妨碍业务。
要用社会主义思想来领导，但是要把资本主义的东西全部搬过来。
他表示自己彻底的反对学习马列主义，说：“我的八大文件现在已当废报纸卖掉了”。
他认为不学马列主义也可以搞科学研究，说：“居里和居里夫人就没有学过辩证唯物主义，还不是在科学上有很大的成就”。
他反对学习政治，说：“学校只重学习政治，不重学习业务”。
他恶毒地解释“民主”、“共产”的意义说：“民主民主，你民我主”、“共产共产，你共我产”。
肃反搞错了怎么办，死了怎么办？是不是组织平反委员会。
阶级斗争是共产党象斗蟋蟀一样搞出来的。知识分子本身并没有矛盾，就是共产党挑出来的。
思想改造失败了。思想改造的成绩就是使人不敢讲话。李广田把我们看作过渡的人，是废物利用。几年来我的最大功劳就是守着办公桌没有被人搬走。
我们本来是清水池塘里的鱼，自由自在，搞运动就把它搅混掉，那些飘在水面上的鱼就被打。
统购统销政策的目的，是粮食掌握在我手里，看你们跟不跟我来。
小菜买不到，不是管理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制度问题。现在学生不努力读书，先生不努力教书，都是社会主义的制度造成的。
官僚主义的形成，是象唱戏一样，如果上台是官，下台不是官就不会形成官僚主义了。反之，如果上台装腔作势，下台仍然想到自己是官，就会形成官僚主义。
我们先生在学校的地位，只是地主和官僚家庭的奶妈，要挤奶，还要挨骂，这就是我的奶妈思想。
我们先生在学校既不是主人，是主人就可以讲话，又不是客人，是客人不会挨骂，我认为是旁观者。
李副校长把我们当作团结的对象，今天是给我们一碗饭吃，我们怎能当家作主？
李副校长把我们看作过渡的人，是废物利用，如何能发挥作用？
在五公里以内，我们的单车走在前面，超过五公里就落后了，到十公里以外，除了铃子不响之外什么都响了。
英国、法国、美国的科学家和原子能科学家太多了，美国科学家有十几万人，中国太少了，这个道理我不懂。
法国人喝酒的钱，按全国人口平均摊下来，每人每年要花280元(折合我国人民币)，而我国农业合作化后，收入好的每人每年才有68元，生活怎么不苦。
要搞社会主义是对的，但是必须把资本主义的东西都完全搬过来。自然科学应该请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来中国讲学，巴斯德说：“自然科学是没有祖国的”。
报上登载了青年科学家杨振宇、李政道在科学上的成就，它说：“年轻的中国人，在美国成了世界有名的科学家，要是他在我国大学毕业以后，再在学校当助教，就不会这样了”。
苏联的学术都是从欧洲大陆学来的，而欧洲大陆又是法国的好。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士兵到欧州抢购钢笔、手表等。
苏联士兵，在东北电车上强奸中国妇女。
54年搞科研，数学系的先生们刚学了俄文，想搞点翻译，他假意说，这是很重要的。以后发生了困难，他不具体帮助，又泼冷水说，我们的方向不在此。企图使大众放弃学俄文，从而达到反对学习苏联的目的。
(1)整风开始时，张看见有人向党提了改进工作的意见后，就去点火问：“还有新的没有”？在饭堂中很活跃，到处找人谈话。
(2)鸣放初，他去煽动别人说：“你放了多少？还有放的没有”？
(3)他在开始“放”时，这样鼓动一位教师说：“究竟教学改革有什么成绩？你总结一下教学改革的缺点吧”。
(4)他从来不看报，但从上海回来后，到处宣传说：“文汇报很好，内容焕然一新”。
(5)他说：“云南日报只有第三版可以看”(因前些日子第三版是小品文、读者投书、提批评意见等，可以给他收集点缺点，用来夸大)。
(6)这次整风，要整得好，就非要承认学校过去没有成绩不可。
(7)学校离心力很大，许多人都要求离开学校。
(8)现在学校毫无办法，我们的时机到了。(此处几字辨认不出)学校的(此处几字辨认不出)
龚自知的文章发表后，他说：“这篇文章的内容写得非常好。”
他对东川郭景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诗，非常满意，他还思索地说：“似乎这个人参加了政协会议”。
他对右派分子李镜天非常表示同情，说：“李镜天要交25万卢比，象这样执行政策，如何不糟”？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他说：“人民日报太急躁、太不冷静了，这是叫人家不要放”。
云南日报上揭露了王士魁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后，他说：“是不是叫昆明的人写文章来批评王士魁呢？这样搞出来是不会团结的”。
他一再为王士魁辩护说：“我认为现在这样做法(对王士魁)是有困难的，如果硬要如此，可能搞死人”。
“不要忘记那把钥匙开那把锁，开锁不能用铁锤打，还是用钥匙的好。这样搞不是从团结出发，而是通过批评达到不团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