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国际部墙报“春雷”在9月5日以一个版的篇幅刊出了李慎之在整风期间的部分言论，要求大家就这些言论展开讨论。现在，这一言论已在国际部开始进行。本报应本社其他部门同志的要求，特将“春雷”墙报上这次重新刊出的李慎之的两篇文章转载如下，希望同志们一起参加讨论和批判。
整风运动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新华社的人民内部矛盾也已经开始有所揭发，环境确实渐渐“热起来了”，“动起来了”。
但是有许多同志都感觉到我们国际部的思想还没有很活跃起来。虽然已经有“春雷”早报春消息，然而却还远没有到“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境界。
看来，还有相当的顾虑阻碍着大家大胆地“鸣”，大胆地“放”。
当然，事实上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顾虑，需要用各种不同的事实和论点来加以破除。但是，我想提出一种害怕自己“鸣”得不全面，不深刻，因而不能解决问题的顾虑。我确曾听到一位同志不无批评地说过，“国际部的人都比较老成持重，因此要放，也就难”。
这也正是我所曾有而现在看来是颇无必要的顾虑。它使我一再“欲说还休”。我经常盘算的是，“花放了并不能使人们感到色香的享受，却徒然撩起人们一段春愁，有何意思？”
也许和有些同志不同。“人民内部矛盾”的提出，对我与其说是突然的，毋宁说是久所盼望的。几年来，我并不是没有意识到，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不断有一些灰尘，一些泥垢沉积下来了，这种情形不能不引起探索其原因的愿望。特别是震动人心的苏共二十次大会以来，下面的问题几乎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我的脑子：为什么会发生个人崇拜？它的原因是什么？避免它的办法是什么？
“人民内部矛盾”的提出，回答了我的一些问题，使我感到欢喜，但是，是不是能因此而引向比较彻底地解决我们社会生活中的某些问题，却一直曾是我心里的一个疑团。
正是由此而产生的顾虑，使我感到没有大鸣大放的勇气。
我认为要举出一打新华社的人民内部矛盾来，也许并不是难事，然而要追究造成这些矛盾的原因是什么，“谁实为之，孰令致之？”我感到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至于解决这些矛盾，也许会是远远超出新华社力所能及的事。
我曾经这样想过：
比如说：新闻的八股气与学生腔，现在是人人痛骂的了。然而，这难道是完全因为我们的编辑、记者特别蠢吗？如果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积累起来的清规戒律不取消，如果不要求保证人民能够得到充分的社会环境有所变化，记者编辑能把我们的新闻的面貌改变到什么程度呢？
又比如说，党群关系紧张，目前是可以算得最尖锐的问题了。虽然从报上的各篇文章中批评的常常是“少数党员”或者“下级党员”自以为“朕即是党”，然而从各方面检查的概貌看来，这却几乎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固然即使许多党外的批评者也替我们开脱“动机是好的”，然而效果是如此，然则，其原因到底何在呢？我怀疑，如果党员不能去除他目前所有的实际上保有的行政上的特权，如果党的组织不坚决自远于“以党代政”的趋向，党群关系问题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个比较长远的解决。
又比如说，业务需要和人才供不上的矛盾是今天大部分负有领导责任的人所苦恼的一件事。然而是不是我们今天的社会人才就如此缺乏呢？为什么远之如韩信、霍去病二三十岁就可以为三军统帅（霍死年24岁），近之如李政道、杨振宁二三十岁就可以为大学教授，而在我们这里，却似乎非“二十年媳妇熬成婆”不可呢？在我的历史知识中，我还不知道干部地位有比我们今天更为固定的情形。我相信这是造成我们今天社会的稳定性的一个重大的凝聚力，然而，长此下去，我却以为很难说是符合于社会主义理想。不过，一直到这次整风以前，我很难想出有什么改变这种状况的可能性。
又比如：在上下关系中，上面怨底下不安心，底下怨上面压干部，今天并不能认为是个别的。当然加强思想工作总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办法。但是我们的社会为什么就一定不能提供个人选择职业的机会，就一定不许用人者有自由挑选、提拔、黜免干部的权利呢？难道在人才分配上，我们的社会就一定不能找到他自己的平衡吗？难道我们今天在人的问题上开放一下自由市场一定会比现在的“乱点鸳鸯”更乱吗？对于这些问题，我既不能给予否定的答复，也不能给予肯定的答复。也因此而我甚至长期不愿来谈这个问题，我害怕，说一通空话将徒然引起别人的心情未必是愉快的波动。
又比如人情淡薄，许多人都提出了意见。可能，有人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关心人，帮助人”。然而，难道有任何一个社会在这方面做过这么多工作吗？如果说结果适得其反，那么就值得另外去寻求造成这种事与愿违的情况的原因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想这是值得进行多方面研究的一个科学题目。也许它要牵涉到许多深远的方面，例如目前的严峻的统一的等级制度，目前正在转换中的家庭关系，甚至财产关系，一直到宪法所规定的个人与国家的权利与义务的划分等等。我总觉得，舍此而谈人情，恐怕难免会热一阵、冷一阵。
如果一路写下去，还可以有很多很多，如果说这些联想是十分凌乱的，那么其原因是，在我看到许多问题实际上是互为因果的，甚至是处在一串连锁反应中的，而要像马列主义所教导我们的那样，去找出一个能够改变这些连锁反应的中心环节来，看来并不是一个轻易的任务。
思之再思之，给我造成的一种观念是，这些问题的答案是群众运动所难于找出的。“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最好是有一批专家（或者是中央负责同志），像毛主席形容马克思研究商品的办法那样来反复研究这些问题，也许才能得出接近解决问题的答案来。
这就是我曾经有过的对整风运动的看法。这就是阻碍我大声鸣放的顾虑。这种顾虑使我每执一论，就立刻感到未必通透而又立刻收起，正是因为如此，当第一期《春雷》出版时，虽然我曾兴冲冲地同意了墙报编委要求我写一篇东西的要求，然而一拿起笔的时候，竟是踌躇累日，不着一字。
但是，几天来形势的发展，打破了我的思想。全国范围内热烈的鸣放已经不是在提出问题，而且在解决问题。
首先，目前造成的风气就是一种最深刻的变革。仅仅是这种风气本身就已经宣布了许多旧的观念的失效和新的生活的开始。我过去常常寄过多的希望于制度的变革，然而目前的形势却告诉我，风气的转换是制度的变革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只有千百万群众的实实在在的经验，只有他们的强烈的要求，才能赋予任何更完善的制度以生命力。
每一个人如果真正希望我们社会上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或者说“人民内部矛盾”能够解决，那么，他首先应该做而且必须做的，就是大胆地无顾虑地“鸣”“放”。要解决问题首先要提出问题。
几天来形势的发展证明，群众的实践抵得上少数人长期的沉思（虽然我一直都相信，社会问题的科学研究是不能由群众运动所代替的）。许多昨天还视为固然的观念，在今天已经为新提出的而且看来已经是更为符合于实际生活的要求的观念所代替。就我个人的私见来说，对大学党委制的讨论，和新华书店体制的讨论给了我最大的鼓舞。我以为刚刚开始不久的整风运动已经是在沿着解决问题的道路前进。许多问题和方案的提出要感谢那些勇敢的率先“鸣”“放”的同志们，而我们的责任是急起直追，同他们一样勇敢“鸣”“放”。
一年多以来，曾经发生了许多的事件，使许多同志痛苦地上下求索。不过，我也常常有一种幸福的感觉。我觉得我们现在是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古往今来，未见得有多少人能如像我们这一代人这样可以看到整个人类社会所包孕的如许问题。往后看，源远而流长；往前看，任重而道远。在这个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为任务的整风运动中，我们每一个人的意见，不论它是否有违当前还在许多问题上据有统治地位的圣经贤传，只要它确实符合我们今天生活的实际，而且能把生活推向前进，就可以对我们所共同如此向往而又还不是十分熟悉的社会主义事业，做出重大的贡献。
“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这是毛主席的号召。
“拼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中国人民固有的骨气。
这些都应当成为勉励我们的箴言。
我诚心诚意地向大家推荐下面这篇文章。我推荐它不是因为它写得怎么特别好，也不是因为它提出了多少完满的、科学的根据，但是，我觉得它所提出的问题却似乎正是说中了今天社会的毛病。我以为同志们可以想一想，它说的对不对，如果不对，错在哪里？如果是对的，那么应该如何“开药方”来诊我们社会的病，我们自己的病，因为这是作者没有做的。
看到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我突然领悟了一个道理，这就是唐朝的陆象先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确，我们有的同志不知道为什么，天天忙忙碌碌，做出一些大可不必做的事情。他们不管对什么都不肯放手，都要抓，而且抓得死死地。
比如，某县的同志下过一道命令叫把全县的棉花都在同一天打尖。于是忙坏了区乡和农业合作社的干部，赶紧进行许多动员和组织的工作。结果有许多田里的棉花没有到打尖的时候，也硬给打了尖。
像这样的例子并不是个别的。我们查看一下自己做过的有些事情，何尝不是大可不必做的哩！我们自己搞了一个官僚主义的机构，调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干部，然后又调了另外的许多人来做人事工作，自己还要经常同他们谈话、开会，帮助他们写报告、看报告、批转报告，等等。结果使自己忙得不可开交，也使这么一大批干部全都在日常“公事”中不得脱解。我们自己还安慰自己，又安慰大家，说我们做的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工作，说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政治工作”。我想，假若一定要把这些都说成是政治的话，那么，这只能说是“庸人政治”。大概地说，凡是凭着主观愿望，追求表面好看，贪大喜功，缺乏实际效果的政治活动，在实质上都可以说是“庸人政治”。这种庸人政治除了让那些真正没出息的庸人自我陶醉以外，到底有什么用处呢？
现在又有一些同志空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了，他们显得一天天更加忙起来了，又在加紧开会、谈话、写报告等等，有时连气都喘不过来。这些同志实际上可以说还不懂得什么是思想政治工作，什么是群众最迫切的要求。应该让这些同志冷一下，先要想个办法，把这一套庸人政治彻底地反对掉，使自己成为真正的政治工作者。
可是，要做一个真正的政治工作者毕竟是很不容易的，有许多人却往往不知不觉地就变成了庸人。而我们眼前的庸人似乎还不少，他们有的还有权发号施令。这样就不能不在某些地方形成了“庸人政治”。他们如果进一步发展这一套“庸人政治”，其结果将如庸医治病一样，会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
陆放翁在一首诗里写道：“庸医司性命，俗子议文章”。这是切中要害的警句。想想看，病人碰到了庸医，乱开药方，乱治一阵，小病变成了大病，大病则呜呼哀哉，这条性命不是丧在庸医之手吗？一篇好文章落在俗子手里，他自以为无所不通，吹毛求疵，滥加删削，岂不可惜？但是，当着庸医负责治你的病的时候，你的性命就掌握在他的手里；当着俗子做了编辑的时候，你的文章也不得不由他随便议论和取舍了。
我自己也患过病，也当过编辑，各种感受都有一些，说几句由衷之言，并且危言耸听。但愿我们的同志遇事深思熟虑，千万不要乱拟方案，像庸医那样乱开药方，以免害死了人；对于自己没有把握的一切问题，还是不滥作主张为好。然而，有人会很不高兴地责问：这不是放弃领导和放任自流吗？回答：似乎是，其实不是，说它似乎是，因为我们的领导是要大胆放手、再放手；既然如此放手，原来的一套领导方法恐怕就得改，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应该允许某种程度的放任。说它其实不是，因为在原则和方针上毕竟还有领导，决不能变成无政府状态。而我们的人民群众这些年来受了革命的教育，也可以相信他们不会差到哪里去的。既然如此，就什么也不可怕了。那些天天怕出乱子，天天喊叫“放不得”的人，真是庸人自扰，瞎操心了。
来源： *原载新华社社报《前进》1957年9月14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