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全国各个角落都已经透露春的气息，唯独南天园严冬警报尚未解除。我说，春天是挡不住的，“放”是客观必然性，管他警报解除不解除呢，只要相信党，爱护我们大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就应该主动而又大胆地来“放”。我的顾虑未来也不少，想到这里，才毅然应“人民南天”之邀，准备大“放”一通。这里先谈谈我们学校内部矛盾的一个方面——“自上而下主义”。
谁都承认：民主集中制是民主与集中的有要统一，是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绝对不可分割，可是，具体到我们学校生活中，各方面的领导常常生硬地把这有机统一的两个方面强予割裂，片面地采取自上而下的方法来领导工作，特别是人事安排。这种方法相沿成风，积重难反，日久形成“自上而下主义”。
随手举些例子，就先说选举吧。选举是民主生活的第一件大事。大学里的许多同志既然被称为“高级知识分子”，又经过这些年的思想改造，论理无论从文化水平、判别能力等角度来看，恐怕总还比较能够独立地行使这种民主权利。然而，事实上，我们的领导却不是这样估计，却没有给予我们这种最低限度的信任，以至我们学校中的各种选举，长时期以来一成不变地一直是由少数人包办，只有自上而下的集中，极少或者实质上极少自下而上的民主，充分表现了“自上而下主义”的严重性。
比方说，第一次区人民代表选举，当时群众对联合提名的侯选人是经过领导再三说服才勉强打通思想，事后意见仍然很多。可是第二次呢，领导上并没有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葫芦依样，甚至在做法上比第一次更不能令人满意，对这次选举，有代表性的民主人士说，对这些候选人名单我事先并不知道呀；选民说，候选人由你们挑定的，领选票要在我名字画钩子，投票要在众目之下排队鱼贯而行，我就是不同意还能怎么样呢？又比方说，工会选委员，候选人名单是由上届委员会酝酿出来的（甚至范围较小的部门委员会的选举基本上也不例外），各小组的代表只有临时就名单投票的份儿。有的代表说这种做法小组同志和代表本人都无法充分表示意见，实在不合理。可是领导上说票都是各个小组的代表投的，选举自然合法。难道说，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选举只要形式上合法算了吗？再比方说，选举先进工作者，第一次根本没有什么选举手续，群众已经舆论大华，不用去说它了。第二次呢，事先没有宣传、没有酝酿，更说不上评比，只是因为上级有这样任务，定这些名额，就由领导上匆匆拟出几个候选人名单，请群众挑一下，群众说既然是任务，要挑就挑吧，挑那一个都行（自然，也应该指出，群众对这些候选人本身并没有什么成见）。此外，出席校内外各种会议的代表也是这样，一律由上级包办。这种作风并且蔓延到民主党派以及其他社团。
为什么这样做呢？据说为了全面，为了集中，为的代表性。实际呢？为了容易贯彻“领导意图”，为了领导不必更多地开动脑筋。不必费用地进行细致工作，就可以完成“领导任务”，到是真的。至于对群众、对工作来说，更多的不说，至少下述两方面副作用是确实存在着的。其一，群众认为这些选举早已“内定”自己只有尽尽投票的义务，即使没有不满，至少也不会关心、不会重视。其二，选举出的人不少是凭领导主观想象，没有在群众中生根；有些也许是有“代表性”，但是有些“代表性”未免太强，也太集中，以至不但代表不了群众，甚至也代表不了自己。
再说人事安排吧，领导不考虑群众意见的情况也很严重。远的不说，举几个最近的例子看。比方说，上次工资改革，在上面压了好几个月，到下面和群众见面，让群众表示意见，原先决定只给一天的时间，后来有人反对了，才改为头尾不足三天。据说这样急是为了赶快补发，同时，工资调整的方案迟迟不与群众见面，还可以说是保密；可是工资制度不早一些让群众知道，让群众讨论，以至后来很多人对这新制度还有不少意见，恐怕学校以外的机关很少是这样做的。这就使人怀疑：群众在我们领导心目中究竟占多少地位？我们敬爱的领导同志是否还或多或少地、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早被人民群众抛弃的“愚民政策”奉为领导良方呢？要知道，许多同志认为，这次由少数人翻来覆去、费尽心机安排出来的工资方案，究竟有多大程度能够促进大多数人的团结，刺激他们工作积极性，值得怀疑：相反地，很多人更怀疑。这里面是否难免存在着不少的“首长主义”（听说第一次提出的方案中凡是系主任一级的一律二级）、“照顾观点”、“亲信主义”、“重点主义”（不少经济系教师认为自己是没有被重视，也没有领导替自己“争”，听说在会上只有别的系对经济系提意见，经济系从没有给别的系提意见）。
又比方说，学校里几乎全知道，经济系的季老，身体不好，教学、科学研究、行政、社会活动各方面任务都很重，简直应付不过来。可是，等到什么新工作来了，领导上对这些客观情况全不照顾，只想到这个工作非季老莫办。譬如最近我们学校恢复经济研究所，又请他当所长；同时，既没有减轻他所担任其他方面工作，并且配备的副所长（胡运昌同志）又是市里的大忙人，恐怕不是挂名也差不了多少。
再比方说，目前经济研究所开始有活动的要算资改研究室。论理一个科学研究集体放手由一个专家领导就行了。我想这种做法就是苏联也是一样。可是我们呢？这个研究室竟一下设了三个主任。结果呢？据我在极短时间工作中的初步观察，就发现：正主任又是忙人胡运昌同志兼任，自然明显地无暇兼顾，副主任学校一个，工商局一个，又各不能做主。学校方面同志有意见要由学校方面的副主任转请工商局方面的副主任转向忙得无暇兼顾的正主任请示办理。目前这两方面已经产生的对工作看法的不一致，显然已经无法统一。这样的领导情况，要求作好工作，我想恐怕很不容易吧。
例子举的很多了，应该归纳一下。我认为：这种“自上而下主义”的一个必然结果便是脱离群众，推不动工作的“少数政治”。这些由领导自上而下地选出或任命的少数人，在领导看去，他们好象万能博士，又像千手千眼佛化身，东也是他，西也是他，里也是他，外也是他，身兼多职，文武混乱不挡。可是，实际上，群众有意见不用说了；对这些少数同志，即使他们的能力一般较强，也未免顾了这头，忘了那头，那一方面工作也不容易搞好，上面下面压力对他们都很大，于是只好事事依靠上级布置，时时向上级要办法，只有分头突出赶任务的分儿，没有主动动脑筋想办法的条件。同时，对这些同志，更使他们苦恼的，六分之五的时间没有保证，眼看着科学研究计划一期期完不成，对组织交待不下去，对群众起不了带头作用，对自己更不知从何说起了。
另一方面，我以为，这种“自上而下主义”的最后根源是党领导方面的宗派主义，因为，在我们目前条件下，分析到最后，学校工作的领导最后还是由学校的党委决定，或再归结为党的领导。我以为：目前，学校里党的各级领导同志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把眼光只放在很小的圈子里，放在少数党员以及所谓“骨干分子”与“进步分子身上”。他们只相相这些少数人，有事只想到他们，只愿意向他们征求有“代表性”的意见，圈定他们作多种选举的候选人，派他们出席校内外各种会议，委他们担任各种工作的领导人，相信只有他们才能执行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可是，这些人，虽然他们除了党内同志外，多半是过去各种运动中表现得比较好，比较“进步”、比较积极，同时又比较靠拢党（从一方面说，这些应该说基本上都是好的），但是这些人毕竟是少数，并且更成问题的，这些人从旧社会过来，大多数群众观点原来就不怎么强，在“少数政治”的压力下又更难免脱离群众，结果原来是群众自己的党章和群众被不通风的墙所隔开了。
其实，据我初步观察，最近大家所提到的党和群众之间的墙还不止一道。例如举经济系的情况说，我最近就有“五层论”的看法。就是说，以系的党支部为核心（最里面一层），外面一层是少数和某些党员往来密切、积极争取入党的同志，还包括一部分行政领导；第三层是少数过去在各种运动中表现积极、现在大半担任某些（还并非全部）民主党派工作的同志，也包括一部分行政领导；第四层是一般教师同志，第五层是长期被目为“落后”的同志。应该说，这些层的形成，虽然也有其一定的历史的原因，虽然并不是某些人自觉的主张，但是，主要的，它毕竟是出自人们的主观的、同时又是僵化的、违反唯物辩证观点的看法。而其结果则是：党的领导就给自己设下层层闭塞耳目聪明的障碍，使党不能透过这许多层的墙来看清群众的面貌，听清群众的呼声，而把党的领导局限在范围很小的圈子里，局限在身旁少数难免还是脱离群众的人的呼吸中。这样，党就和群众疏远了，上下不通气了。
今天，我们要反对“自上而下主义”，要拆掉这些危害我们大家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墙。作为一个民主党派成员，特别作为一个民主党派干部，我要带头帮助党来拆掉这些墙。
校领导对经济系的教师估计过低，从而就没有积极的组织他们发挥这批人的作用，甚而把部分人看成了包袱。某教授在写批判胡适的论文时，领导上就叫系助理（党员）去帮助。我想既然要这位先生去批判胡适，就应该让他自己去写，写出来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大家可以批评。为什么要找一个人去“帮助”呢，况且这位年青的同志是否看过胡适的著作也是大可怀疑的。让这样的人来帮忙，必然是越帮越忙。这说明了党和领导把我们估计的太低了，把一个学有专长的老教授看的连一个年轻人都不如。这个问题实质上不只是对老教师的不信任，同时也说明对科学研究缺乏正确的了解。
今年在校务会议上讨论教务处拟定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办法中，别的系都有，唯独把经济系给拉了，这也不能被看成是偶然的事。由于各方面的不重视，因此许多教师说，经济系在全校八个系中是否是第八位也还是可以怀疑的（意思是连个地位也没有）。
另外财经研究室的成立，分明是在说这部人不需要，但也没处安插，放在一边再说。大家为什么有这个感触呢？财经研究室开第一次会，领导这个研究室的我系副主任陶继侃同志就迟到了几十分钟，这就反映了领导上对财经研究室的重视程度。当然，其后财经研究室什么工作也没有开展起来更证明了大家的推测不是没有根据的。你想在今天让一个知识分子长期没有工作做，这在他该是一件多么苦痛的事。无怪财经研究室有位同志在调离前感叹地说，不要认为每月给我们照发工资就行了，而要考虑到我们是“人”啊！这是多么痛心的话！
我们经济系的教师是不是真的不行呢？不是的，许多从我们学校调到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东北财经学院的教师，都一个个成了那里的骨干，他们工作得都很好。为了发挥经济系教师的作用，因此，我希望党和学校领导应该对我们重视作一个估计。
在谈了有关经济系的情况后，何启拔副教授还批评某些党员和领导干部在工作和生活作风上的一些问题，他说，在我校领导干部脱离群众，他们只听取一小部分“积极分子”的汇报，而不深入了解大部分人的情况。有些同志在入党前，和教师们还是有来有往有说有笑的，但一入了党就和我们疏远了，他们冷冰冰的，把“党性”表现在脸上表情上和我们交往也似乎生怕沾染了什么似的。我想党吸收他们是希望他们能深入联系群众在群众中起作用，而不是让他们脱离群众的。此外，有些党员同志表现得不虚心，如谷书堂同志给傅筑夫教授一篇论文提了一些意见，但在发表时却毫不谦虚地把自己的名字也挂上了。我看这个做法不一定恰当，这同时还是一个如何对待别人的劳动成果的问题。总之，我希望党和学校领导今后能多多听取、征求和重视，我们教师的意见，来不断改进我们学校的工作。我要求党和学校领导能更多的重视我们的意见，多和我们商量，并不是说要求取消党委制、要求教授治校，而是要求加强党委制，希望党能较多走群众路线，能在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后再对重大问题作出决定，从而更好的组织群众发挥教师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来推动我们学校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原载“人民南开”164期）
来源：《南开大学右派反动言论选辑(第二集)》(南开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教研组，195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