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写完“为‘各取所需’进一解”后，意犹未尽，这并不是说我还想画蛇添足，给梅花添个叶儿、或者想摩登一下，学学我们那些四平八稳的批评家，来个处处正确、处处笼统的全面照顾，而是觉得骨骾在喉，不说不行。
我在为“‘各取所需’进一解”中，主要的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文艺批评，但是，且慢，我既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削足适履的文艺批评，但是我更反对那种“各取所不需”，心中无主，有啥吃啥，反对那些随波逐流，东倒吃猪头，西倒吃羊头的文艺批评。
正是由于各取所不需，才造成了有啥吃啥的风气，巴金同志去年写了这么一篇“有啥吃啥”的文章，结果挨了批评，我看这实在冤枉。饭馆子且不要说起，你到新华书店去看看吧，你要的书他偏没有，而你不要的书他却多得很。我每进一次新华书店，都要气得少吃两个馒头，如果你不信我的话，让我们去老爷庙赌个咒。
我许多次都在新华书店看见一些机关和学校的购书人员不拿书单，而以“有啥吃啥”的态度在购书。好在新华书店还没有搭配制度，像我们机关的食品零售部那样，买半斤芝麻酱非搭配二斤烂白菜不行，如果买芝麻酱，四两也不卖。如果你想买烂白菜呢，二千斤也有的是，可惜世界上就是没有单想去买烂白菜的疯子。
要是认真思考一下，说新华书店没有搭配制度，也实在是冤枉，例如某些古籍出版物，明明可以以低廉的价钱出版，他们却要搞成粗黑特大字的影印出版，搭配国家的纸张，好象还嫌国家的纸张供应不够紧张。当然，这些责任应由这些出版单位来负，新华书店没有直接责任，可是要知道，新华书店对各出版社的出版物，权力大得很，某些书该出与否，该重版否，印数多少，得看他们的眼色行事。而比搭配制度更可恶的，是要啥吃啥的老爷作风，有些书早已售完，作者和读者都渴望出版，他们就是不点头。他们不点头，出版社便不敢印；而有些书，他们的批印数太多了，至今压在书架上和货栈里不能售出（例如秦兆阳的“在田野上前进”），这是当家的打了米面瓮，没理也是有理，因为自己是主人。
在省政协会上听某领导说过，我省有些出麻的地方，但农民们却连纳鞋的麻绳也没有，连老太婆们也都穿着胶皮鞋下地。在另一方面商业部门却运给晋东南山地妇女大量的高跟鞋，这如果不是存心和人家打蹩扭，就是存心和人家开玩笑。至于把雪白的蚊帐运往晋西北山地，因为卖不了而化整为零，扯作块块的罗底出卖。在太原的新华书店里，有许多教授们很难卖到新出版的古典文学作品，但在太谷等县的新华书店里，却放着许多原封不动和无人问津的这类书籍，请看，这不是在人工地制造矛盾吗？
有啥吃啥和搭配制度也侵入到文艺领域里来，例如过去农民们包场戏都是点啥戏唱啥戏，现在是唱啥戏你听啥戏。太原市的那些晋剧团更不得了，常年都是“蝴蝶杯”“白蛇传”之类的几回戏，简直和我们食堂的饭单一样的单调：早上是馒头、稀饭，下午是稀饭、馒头，如果你不吃，活该；如果你看腻了这出戏呢，那也活该，反正是个“有啥吃啥”。至于让些次等演员唱些搭配戏来磨些时间，更是各剧团的普遍现象。因为买猪肉要搭配些骨头和猪皮，买麻酱要搭配烂白菜，而看戏呢，自然也必须看些搭配戏。
而有些报纸和刊物，也渐渐懂得了这个搭配的妙法，他们不肯一次都把好稿发出来，而是分期刊用，仿佛觉得只卖好肉而不搭配些骨头或杂碎那便会吃亏似的。
各取所需，削足适履的文艺批评固然不对，但那种各取所不需，没有独立的主见，拾人的牙慧和余唾，穿着人家的衣衫和冠带的批评家，我看也是并不美妙的。这些批评家常常是察言观色，执笔前先看看行情和苗头，摸摸领导者和首长们的底子，然后来个鹦鹉学舌。这样的批评家常常大都外凶内怯，是个没底葫芦，因为心中无数，言不由衷，那些声色俱厉的文章，不过是狐假虎威而已。以教条主义和棍子而出名的批评家张立云就是这么一位狐子披着虎皮的角色。文艺报的文章中说：“张立云同志要不是有陈沂同志的指示，他胆子有这么大？他什么都不懂，是不懂装懂，别人说什么他说什么，怎样说就怎样写，结果弄得垂头丧气。”而“陈沂、陈亚丁、马寒冰同志等领导干部，不仅对作品有生杀予夺之权，而且对作家有升降迁调之权。批评家的许多言论是代表领导的，有的批评文章是指定专人写的，如何写，分几条都给指出。”（白刃：文艺界的主要矛盾在那里？——“文艺报”第八期）
既然这些批评家都是些“随风倒”，那么，一遇到行情和风向有所变化，他们也很快地变化了，先来一个“贼喊捉贼”的花招，然后寻找脱逃计。不信，你看现在谁肯坦白承认自己是教条主义者和棍子手，虽然是秃子头上一颗虱，有些问题是明摆在那里，但那些当事人还是躲躲闪闪，扭扭捏捏，不肯出来承认，却在想办法为自己洗刷和解嘲。不久之前，我在光明日报上读到张立云的一篇介绍萧洛霍夫小说的文章，其中有大力反对教条主义等等的话，我读到这里的时候，不禁哑然失笑了。
在教条主义者“随风倒”的倾向之下，怎么能培养谈到独立思考的能力呢！教条主义者们在一定的程度上利用了读者们的落后，教条主义者们的最高杰作是撑着马列主义旗帜吓唬人，而读者们是常常很难分辨出这些真假李逵的，当粗暴的批评和一棍子打死人的作风在文坛上最得势的时候，不单丁玲、陈企霞、张立云这些人气势汹汹和声色俱厉，而许多的读者们也跟着声色俱厉，动不动在报刊上投书来责斥作家歪曲党和领导，歪曲现实生活，丑化劳动人民，他们常常气势赳赳地问道：“难道生活是这样的吗？”而作者却不敢大胆地说：“难道生活不是这样的吗？”在这种专家的教条主义和群众的教条主义压力之下，许多作家们战战竞竞，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前怕狼后怕虎，顾虑重重。作家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怎能“大胆地干预生活”呢，这无怪我们过去出了那么多的粉饰现实的作品。
玄珠同志在“新观察”上写的那篇新文“起哄”。表面上谈的是上海街头那些好看热闹、好起哄的小市民，骨子里却指的是我们文坛上一向存在的那种随风倒和瞎起哄的现象，自己没有主见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而处处随波逐流，跟着人瞎起哄。这不论对批评家或读者来说，都是很不好的现象，我们的文艺界必须冲破这种落后和愚昧的势力。
别林斯基曾经写道：“世界上有许多愚蠢的人：他们把别人的智慧当作自己的智慧；没有任何自己的见解，而仿效别人的一切言行。他们之所以愚蠢，是由于他们把自己的很陌生的思想全盘接受过来，但是不用脑筋来吸收同化，而照原模原样再用嘴巴讲出去。这种人是没有什么个性的；因为一个人的个性越强，他就越能够将别人的思想转化为自己的思想，这就是说，在它们上面刻画他自己个性的印记。”（论个性与民族性）
为了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反对鹦鹉学话，为了提倡发扬个人创造性，我认为“放”和“鸣”的政策的提出，是非常及时的。（原载1957年7月11日“山西日报”，）
来源：《坚决保卫了社会主义文艺路线》（太原：山西省文联，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