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川：造成墙沟，除了这些党员要负主要责任外，还有一些挖沟打墙的“义勇队”也起了很大作用。谁是义勇队呢?他认为就是积极分子。他说，解放后，各方面人士风起云涌都集中在共产党的周围，党有责任了解大家，如能广征博采，互相引证，可能要好一些。可是不这样作，只相信少数的人，把他们当做积极分子，依靠他们信口雌黄，就把谁进步谁落后排了队，使党和群众隔离开来。而这些人就假借党的威信吓唬人，无形间就在党群之间打起了墙，挖起了沟。其实，应该瞧不起这些没有改造或正在改造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这种做作，但是党却信任他们、鼓励他们，说他们积极、进步、靠拢党。于是这般人就在群众中趾高气扬、盛气凌人，不但群众怕他们三分，就是民主党派的头儿脑儿也怕他们说什么而迁就他们。看戏因为抹了脸，很易辨别，而有些人作风不正，颠倒是非，又未抹脸不好辨别。(人民5．31．)
罗隆基(民盟副主席)：他认为共产党在发展组织方面，特别是在发展知识分子方面是否有些太快了，是值得领导党考虑的。在解放后这几年里，党员很快地发展到一千二百万。在他看来，在解放初期在知识分子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常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而这样的人，他说却被党看成是积极分子，也就是进步分子，吸收进党。这些人多半没有经过多年的革命锻炼，也缺乏同自然作斗争的知识，他们“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非党知识分子感到不服气，既影响了党的威信，又造成了党和非党的隔膜。(人民5．23．)
陈仰之(民盟青岛市副主委)：为什么说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是由于宗派主义所产生的呢?就是有些党员，不是依靠广大的群众来进行工作，而是依靠少数党团员和他们心目中所谓的积极分子。也有的党员根本就有成见，他们认为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的话都是对的，一般群众特别是他们心目中认为是落后分子说的话都是不好的。这样偏听偏信的情况，怎么会不产生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呢?只听少数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的话，不听一般群众的话，本身也是宗派主义。因此，不克服带根本性的宗派主义，就无法克服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光明6．5．)
范朴斋(国务院参事)：有些党员同志们，对中国知识分子缺乏客观认识，一切凭主观办事，经常盛气凌人，官僚架子特大，甚至当领导人，使人望而生畏，更糟糕的是，一些自爱自好之士，既不愿卑鄙承迎，党员同志又不虚心交友，只依靠另一些，看来并不相称的人作亲信，这些受信任的人，有的正是这些为大家所揭露的“百依百顺”“不带脑袋”只会“揣摩”，鼻上“擦粉”“专做小报告”……等所谓“积极分子”。这类人并不少，但我以为这些人并不足责，因为他们不是制造风气而只是跟着风向跑的人，真正制造风气的人还是党的同志，责任该由党的同志负。(光明6．5．)
张志和：在民盟中央小组座谈会上说：在用人问题上，他认为目前党对德、才、资的看法伸缩性很大。看风行船、唯唯诺诺彷彿就是德，真正能团结群众，坚持原则斗争的人反而成为落后分子。(人民6．7．)
严忠铎(北京铁道学院教授)：积极分子是“筑墙沟的义勇队”“口是心非”“投机取巧”“六亲不认”，起了坏作用。(文汇8．25．)
水天同(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师)：积极分子是“奸细”，并用英文说，“我们豢养了一群窃听人言的人。背后谈人坏话的人，间谍和贼”。(光明7．6．)
刘景芳(北京钢铁工业学校教授)：积极分子都是“吹拍奉承，看风头行事，是一堆摇旗呐喊的喽罗，是辅助别人作皇帝的乱臣贼子。(光明9．3，)
水天同：积极分子是“告密者”、“奸细”和“颠倒黑白的诽谤者”，说“体会领导意图是奉迎、谄媚、拍马”。他还诬蔑地说：“要骗取党的信任很容易，三个月就行，只要开会早到，会后不走，领导上说谁坏，也跟着说谁坏，就会得到信任。”(北京7．30．)
景光宁、沈浩明(上海时代中学)：党员顶喜欢的是言听计从的人，也喜欢听“好话”。于是讲好话的人，听命的人，常经汇报些情况的人，都被封为“积极分子”，都被认为“忠心耿耿于党的事业”。人在这种情况下是难以为计的。只有一个出路——“说假话”，忍受着韩愈所说的那种“外欺于人而内欺于心”的痛苦。在党的眼中，群众是被分为好几类的。有党员培养对象，有积极分子，有一般积极分子。当然还有中间和落后分子。积极分子的标准，就是听话，经常汇报情况，吹捧。至于业务差，工作没有成绩都是可以原谅的，是“积极分子”嘛。有一些党员就是这样入党的。有一个党员(现在提升为教导主任)入党前每次在有发言机会的大会中，都要表明一下自己的进步主要是党支部书记的个别谈话。结果这个同志在不久之后忽然红喜报贴出批准入党了。有的说这样的“党员”多一个，群众就离开党远一步。因此本来在社会主义高潮时期争取入党的一些同志说：“看到这样的党员，我不要入党了。”(文汇5．16．)
燕丁说：“墙”有各种各样的。在当前拆墙声中，我也列举一种“墙”，这道墙是有“筑墙工程师”筑成的。这里的“筑墙工程师”，是指专门在领导和群众之间搬弄是非、打小报告、捕风捉影的所谓“积极分子”。我的朋友对我说，在他一起工作的一位同志，每当开小组会后，我那位朋友在会上坦率地暴露了思想，企图求得组织上和同志们的帮助，可是，那位同志为了做“积极分子”，会后走到领导那里“打小报告”，来个在原有基础上的提高、分析——其实是夸大一番，三分说成十分。断章取义，把人家的思想情况添油加醋，就把问题渲染得复杂化起来。经过一层一层的传递，原来明明是一件小事，结果就变成了大事情。(新华6．5．)
水梓：这些所谓积极分子，品质有些是很不好的，素不为人所齿，可是一旦有权在手，就任意作威作福，令人侧目，影响了党的威信。党中央的政策是一本好经，好经到了歪嘴和尚的口里，却给念歪了。古人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昏”，真正的舆论，不可不重视。(光明5．26．)
胡向旻(沈阳药学院讲师)：这次整风比过去三反、肃反要难搞，因为这次提意见的对象是党的领导，行政最高领导，在党的周围有假积极分子，层层包围，与群众有道墙，而且墙上有刺刀。过去的运动就是放出这些假积极份子来搞的，要使运动搞好，就必须去掉这些假积极分子。(沈阳7．17．)
董时光(西南师范学院讲师)：群众有三种，根据我的分析，第一种最多，没有头脑，不能独立思考，只是跟着领导屁股后喊口号，不折不扣地作领导上的应声虫。第二种是极少数，他们喜欢拍马屁，无耻钻营，他们对领导什么肉麻的奉承话都说得出来。领导们也专门喜欢听这种人的话，往往诬良为奸，在每次运动中造成无数冤狱。第三种人是有良心有正义感，却不敢站起来说话。(重庆5．29．)
鲁莽：……这党群之间的“护城河”、“桥头堡”是一些什么呢?”鲁莽说：“那就是人数不多、当然很少数自命“前进”、也算负有“桥梁作有”的官僚主义者……
……少数自命“前进”，也算负有“桥梁作用”的官僚主义者。他们把旧社会带来的一套做官秘诀、人情世故，换个封面，应用到新社会。……这少数人解放八年：一、没有干过一件真正于人民有益的事；二、没有向党、政府提出过富有建设意义的建议；三、……四、……。就是这座高大坚固的墙，一方面是一部分党员身上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建筑起来的；另一方面也是某些非党人士的官僚主义建筑起来的。他们双方，一个在里面造，另一个在外面造，联合行动、流水作业，把这座墙筑得很高，又把“护成河”掘得很深，挡住了人民大众的出路。……(文汇5．25．)
张孟闻：青年教师、积极分子是“不会独立思考，只知跟着瞎起哄的人”。(文汇7．7．)
李焕章(山西农学院教授)：对年青的党、团员只有八字之评：不动脑筋，盛气凌人。(山西5．22．)
金冶(美术教授)：积极分子是靠肃反起家，是投机分子，是拍马屁”(人民8．3．)
徐中玉(作家)：入党的首要标准是什么?
解放七年多来，共产党发展很快，听说党员人数比前已增加了一千万人。共产党的力量越是强大，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越有保证。但在迅速发展当中，人们有时会感到究竟什么是(人们)争取入党的首要标准还不够明确。
这里谈的在实际上不够明确，文件上当然是很明确的。也只是谈知识分子圈内的见闻，别方面的情况可能并不是这样。
人们感觉，党在知识分子中间似乎宁愿(×)要这佯一种人：唯唯诺诺(唯命是听，千依百顺)的入。 (历史单纯的入、业务不错的人、而在这中间)，唯唯诺诺似乎已成了入党的(×)首要标准，真正的革命觉悟和必要业务能力则似乎已成为(×)次要标准。当然，绝不说凡知识分子入党的都是唯唯诺诺的人，此中确有些(不少)是(××)值得别人钦佩的，但这种人似乎还不够多。唯唯诺诺不等于组织性纪律性，乃是一种察言观色，奉迎唯恐不周的表现，他们对组织或在党领导面前是(以)低声下气，唯唯诺诺，回到群众中去却可以插身一变，成为凛不可犯，神气活现的老爷。这些人的所谓革命觉悟实际只是一(大堆)嘴好听的名词和教条，业务能力往往很差。
人们看到，那里都有忠心耿耿，埋头苦干，业务能力很强的人，只是因为他们敢于大胆的对党的工作提意见，对某些党员领导提意见，因此就绝少能够入党的也许他们已申请入党几年，可是不但没有批准，甚至几年中连理也不理。也许他们心愿入党，因为看来党并不欢迎这样的人，(申请)为免徒讨没趣，所以也不申请。这样的人有时也可以被统战为什么代表什么委员，好象很尊重，给人的感觉却是“敬而远之”“高高挂起”。
难得也有提了些意见仍被接纳入党的人，可是往往在入党之后他们就开始默默寡言了。使人感到朝野之别竟如此判然。
说真的，这几年来党虽开始接纳了若干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可是由于上述情况的存在，在群众中的影响其实并不如理想。(也许，恐怕)固然(只是)多了一些人，可是有时却也相应地多出了一些墙(而已)。入党的要求一般似乎远不如前几年那样迫切了，“这样子不入也罢”，这就是不久前我听到一位曾经迫切要求入党而尚未成功的同志的话。我知道这位同志(×忠)无论在那方面来说都要比某些已入党的(高明)强得多，(决不能说)他的这种想法决不能说是他的资产阶级思想又在抬头的结果。他的唯一“毛病”就只在于敢向党员领导的缺点提意见。
为什么唯唯诺诺的人很容易入党，为什么忠心耿耿(的人)，竞竞业业的人只因敢提意见就不能入党呢?难道实际上的入党(的首要)标准不应该和文件(上)所载的完全一致么?(文汇7．25．)
刘思职(九三学社)：他用“鼓锣跳舞”的比喻，来诬蔑响应党的号召的积极份子。他说学校的干部分三种，第一种是锣打起来还不跳；第二种是锣打起以后才跟跳；第三种是锣刚拿起来还没有打就条件反射的跳。(光明8．11．)
金芝轩(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有些党员喜欢听好话，有这样一批歌功颂德鼻子抹白粉的“积极分子”来灌米魂汤。而自己社会经验又不足，他还以为有群众基础，渐渐地就投入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迷宫。现在的确有小官僚欺骗大官僚的，因为大官僚也喜欢这一套。(人民5．17．)
李述永(西北大学)：我们学校有一批所谓积极分子，专门偷听别人的话，记在小本子上，作为将来“整”人的材料，经济系秘书就是这样的人，他偷听了某教授说了“这个年头说话要当心”这么一句话，就在运动中大加渲染，问某教授是不是要造反?我们学校里有些追求入共产党的人，为了表现“党”性，就向党奉承阿谀，并且专门以打击“落后”分子作为他个人表现“党”性的机会。共产党与“落后”分子之间的这堵摸不到的墙就是这些积极分子造成的。(光明5．11．)
宁榥(北京航空学院教授)：由于培养和使用积极分子不恰当，许多人一当上积极分子便变坏了。这是橘生于淮则为橘，逾淮则为积的问题。(光明5．21．)
尹鲁(沈阳药学院讲师)：尹鲁对给他提意见的一位共青团员的批评是“控词谄害，搬弄是非，用别人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面孔”。(沈阳6．7．)
林辰、杨肖(辽宁人民出版社)：他们诬蔑党团员和积极分子是“白吃饱”的“新贵”和“官夫人”，是“打手”，“坐探”，是“巧言令色的小人”，他们建议领导上“疏小人，亲君子”。(辽宁8．6．)
吕恩莱(东北财经学院)：谩骂服从领导的教师是“磕头虫”辱骂党近组织的积极分子是“拍马专家”是“马屁主义者”(沈阳7．23．)
许孟雄：“谨防知识分子中的假积极分子”，党入城后一些不三不四的，半通不通的知识分子得着空前的进身之价。他们利用党领导的业务上的真空一跃而成为中级领导。他们一方面讨好领导，一方面欺压群众。个别党领导通过他们把党群关系搞坏了。他们在政治思想上专门背动听的教条，取得党领导的信任。他们在业务上专门抄袭进口的教条，而丝毫不懂真正的苏联先进经验的精华所在，更茫无所知如何结合中国实际。他们根本就不敢创造性地结合中国实际，认为这是冒险，错了要负责，不如抄教条做事，错了有保护，他们没有什么真正学识和经验，不认识什么是中国实际，也不知道从哪里结合起来。因此他们集中时间和精力以教条说服党领导再以教条压服群众。领导是被动的教条主义者，他们是主动的教条主义者。罗隆基同志说：“在知识分子中有人善于锦上添花，火上加油”，“锦上添花”指知识分子中伪积极者流，抬高自己；“火上加油”指他们打击别人。所以几年来党领导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是和伪装积极知识分子从旧社会带来的毛病分不开的。今后党领导要谨防知识分子中的业务扒手。不要近小人远君子，不要误认亲己者为亲党，反己者为反党。私人中间的矛盾并非政治上的矛盾。党领导要区别各种各式的知识分子，还要学伯乐认识千里马，学唐太宗尊重魏征。(北京5．25．)
陈新桂(民盟中央候补委员)：历次运动还是产生了一些副作用，如人为地制造了“墙”和“沟”；把人分为“积极分子”和“落后分子”。运动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有的是以片面地反映和密报别人的问题而获得这个称号的，所以，有的老教授说，他们是“靠运动吃饭”。另外，在运动中也使有的人养成看行情办事。有人这样说过，在运动中“要避免挨打，就得打人”。这些人简直是败坏社会道德。(光明6．3．)
李鹤鼎(北京体育学院教授)：他说学院中有两种干部，一种是踏踏实实地埋头苦干的好干部，但有职无权；另一种是“虚伪，无能，消极怠工，不负责，吹牛拍马的干部，光会说漂亮话，不会做工作”(指党团员及积极分子)。(人民8．9．)
陈如玉(沈阳市铸造研究所，助理技术员)：他说积极分子是“对领导上唯唯诺诺，对群众却指指责责，大事干不了，好事干坏了”，有许多错误“是那些鼻头上抹白灰的所谓积极分子所作所为。”(辽报9．6．)
许杰 有一些“积极分子”得到党员的信任后，反映党外知识分子的情况，往往捕风捉影，以无为有，以小为大，使得党群众之间的墙筑得更高了。(文汇5．9．)
郁洁(沈阳农学院)谩骂打击靠近党的积极分子说他们“不但藐视别人落后，更甚的是拿落后的人作为他们进身的垫脚石!落后之人的一言一行，成了某些进步之人的汇报材料，成了他们进身的台阶。”(沈阳7．27．)
吴祖光(剧作家)因为积极斗争别人而入党的人，假如现在证明斗争错了，这样的党员人格就有问题。(“文艺报”19期5页)
刘宾雁(中国青年报记者)：几年来，党越来越脱离群众，党吸收的多是逢迎、拍马、唯唯诺诺的人。(人民7．20．)
王捷三：积极分子是“新贵”，积极分子撤下了“铁丝网”，“本来领导者每每造成党与非党的隔阂，再加上这些积极分子，没有矛盾也会产生矛盾，小矛盾变成大矛盾。(人民7．23．)
张友松：党员和靠拢党的群众是“敌人”、“魔鬼”、“坏蛋”、“一窝蛆”、“恶势力”(光明8．23．)
朱启贤：积极与落后的标准是什么呢?是“听话”。要你把鹿说成马，说了就是听话。指鹿为马的事二千年以前有，今天仍有。组织上说门头沟的煤是白的，那么不说话的人就是中间分子，说“不是白的”就是落后分子，说是白的，那就是听话的。有人说：“党是父母，党员就是党。”结论如何呢?那就很明显了。张三、李四是党员，都愿意听这种话。旧社会拍马屁被认为无耻，新社会拍马屁却被认为是靠拢组织，连升三级。”这是纯封建性的表现。他说：“三害”都是封建的东西。服从组织是需要的，但这种“听话”是非马列主义。(北京6．3．)
钱家驹(东北师大讲师)：“有些团员和积极分子”，打手比坏党员更坏，坏党员有的是下意识的，而投机分子则向党表示忠诚，专门打击别人。有些积极分子要求入党，是戴着革命的头衔，用别人的血、泪和尸体做石阶垫上去的。”(吉林6．18．)
王尊一(陕西师范学院讲师)：领导上对待恭维、奉承、吹牛拍马的人认为是积极分子，政治上可靠，对待在政策号召上稍加怀疑或提出不同看法的人便认为是落后，保守顽固。(陕西6．12．)
严忠铎(北京铁道学院教授)：积极分子是筑墙挖沟的义勇队，口是心非，投机取巧，六亲不认，起了坏作用。(人民8．25．)
李清国：所谓积极分子只不过是鼻子上抹白灰的人。(财院整风快报7．24．)
姚大慈(湖南省文史研究馆)：解放以来，共产党把队伍一天一天扩大，哪里有这么多好人来做共产党，这中间吸收了不少假积极份子，这种份子超过解放前老党员好多倍，人数既多，散布很广，就是解放前老党员也不免有最少数被他们腐蚀的，所以今天的共产党，不免有些变质的气味，为了保护我们珍贵的领导力量，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杠杆，应该劝共产党在这次整风中，必须揭除姑息，把这些假党员害群之马清除出去，保卫共产党的金字招牌，维持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信仰。(湖南7．31．)
罗绳武(郑州师范专科学校校长)：我们学校从“三反”“肃反”运动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入党的多。他们的政治锻炼就是两次社会运动，他们的政治资本就是“整人”。他们终天忙于给别人洗脸，忘记了给自己洗。“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气氛也首先由他们带了起来。(河南5．29．)
李颢(南通医学院临床外科教研组主任)：关于中医政策，我是反对的。尽管我要泄肚子也吃中药舒适点，但我不赞成中医政策的。为什么有中医政策呢?这是吃了“应声虫”的亏，开什么人代，政协会，看到的发言总是什么“我完全同意”，是什么东西你完全同意?完全同意还发什么言?俗话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个诸葛亮”，我说“三个应声虫，一个大坏蛋!“现在许多事就是上海人常说的“胡调”“胡”起来的。(新华5．30．)
赵谦(新华社北京分社记者)：共产党是食人脑髓，侵人躯体。是由大小官僚主义及其附庸结成朋党，是一个以符合一己之利益的宗派主义的谋利集团。
党员和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都是受妻财子禄之诱惑，他们都是“吹牛拍马”“附尖趋势”“阿谀谄媚”的无耻之徒，而“一登龙门”之后，立即身价十倍，飞黄腾达，青云直上，成为小官僚主义。(中青8．8．)
王若望(“文艺月报”主编)：由于过去许多同志单以政治标准衡量先进和落后，还产生了这么一个心照不宣的公式：凡党员必先进；群众比起党员来必落后，这样就给许多党员同志一种高视阔步的优越感，使他们看不起群众。(文汇5．20．)
王若望(“文艺月报”主编，共产党员)：在我们党内有一些同志固定地、绝对地了解“落后份子”的含义，并且在群众工作中喜欢采取简单化的排队方法，把群众分为积极分子、落后份子、中间份子的这种做法，已经成为培养宗派主义造成群众对党隔阂的根源之一。……这样公式化简单化的理解人物，已经在人民中间无形中竖起了三道墙壁，而主观主义的作风又在人民和党之间加上了一道铁丝网。(文汇5．20．)
来源：《右派言论选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之二，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编，195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