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雨田(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要想好好活下去，就得推翻这个社会”“要组织一个思想一致意志相同的集团。”(辽宁9．1)
张约庵(大连碱厂工程师)现在共产党要整风，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叫我看，“治乱国必须用重典”，一定要杀，杀，狠狠地杀。我先说出来，放着看，不久以后就会有刘青山、高岗、饶漱石这样人从共产党里出来。整风要搞彻底，一条也不能漏掉，就象得了肺病一样，漏掉一点，就会把肺全烧掉。(旅大7．4)
鲁涛(共青团湖北省团校)“紧”握成一个能毁灭一切的拳头，把“党从十八层地狱之下的坟墓葬送”使党“永不复生”(青年报8．21)
汪云辉(南京大学)“他妈的，如果这次动起来，我一定杀个痛快”。(中青报7．3)
刘恩祥(北京俄语学院学生)我们要和统治者进行生死斗争(文汇8．25)
刘恩祥(北京俄语学院学生)生活在这个人吃人的世界上，不如死去。不!不能白死，要与强者(共产党)拼一场，献出我最后的一滴血。(文汇8．25)
王少英(太原铁路局共青团员)“中国如果也象匈牙利一样闹大民主我是一个积极拥护者。”(人民7．29)
马万钧(北京地质勘探学院讲师)：现在我好象又回到，和国民党斗争的时代(人民1957．8)
李又然(中央文学研究所教员)：李又然对陈企霞说：“我想杀人!”陈企霞说：“我想放火!”李又然说：“我现在才体会到“打鱼杀家”中的一句台词“要杀他的全家，方消我心头之恨”的情绪”又叫嚣：“我仇恨！我仇恨!”(文汇9．5)
马志深(东北制药厂副技师)：向科学大进军，不如向共产党大进军。(辽宁8．18)
陈椿年(江苏省文联编辑)“我们的人民也完全有力量扫荡那些剥削者压迫者们借尸还魂的凭借物——那些新式的官僚们、老爷们、恶棍们以及在他们的淫威下生长起来的各式的帮闲分子和奴才。”(人民8．20)
蒋仁德(四川省地质局)的“秘密日记”说：“我恨共产党、恨中国制度”，要用头颅来实现“推翻这个制度”。
他说：社会主义“盖满了乌烟瘴气”，是“恐怖、寂寞的奴隶制度”大骂共产党是“共匪、恶狼”。党的干部是“草包、狐群狗党”。说：“宁愿做资本主义的贫困儿，不愿做社会主义的自由民”。说：“由于政治上的崩溃”，“二十年后，社会主义的苏联必亡”。(文汇9．22)
蒋仁德(四川省地质局)：对党“只有刀斧和机关枪”来进行“决死的战斗”，但是，为了“保存实力”，也应学会“战斗的方法”，要“会冲刺会防守”。为此，积极抓“本钱”占“据点”，在表面上“顺着点，捧捧场，装腔作势”，以欺骗群众和领导。又说：“戴个红帽子，对我有力，……混个团员称号比没有好”，于是打进了团的组织。他说“吃一堑，长一智”，今后应学“乖一点”，为了“以后爬起来，要认时机，要明哲保身”，“要忧的时候喜现脸上，乐的时候笑藏心窝”。这些不是“消极，而是慢慢再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鼓可下”来推翻社会主义。整风开始后，他觉得过去“上过当，吃过亏，应机智一点”，“尚不是激昂慷慨的时候”，应等一下，看看风声，正处于“想下手，又怕挨整，想放手，又不甘心”的时候，全国升起了反右派的怒潮；他即说“刀开早了，暴露了刑场”。以前曾在“日记”中为章伯钧、储安平、董时光之流叫“好极了”，“击中要害”，“有骨气”，这时即大骂整风运动是“杀尽斩绝”，“金色的圈套”，“伯钧、隆基受骗了”，为他们“痛心”。但也为自己“尚未搞个右派分子”而怡然自得。(文汇9．22)
蒋仁德(四川地质局化验员)6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明天是“党”的生日，我恨这个生日，因为它给中国带来了枷锁。整个共产党中国到处有黑暗，不平等，我恨共党，我恨中国制度，我要推翻这制度。”按着，蒋仁德记录了他写的一首“反诗”：“今日束手困地校(按：指他在地质学校学习)，把我看作无用佬，假如他日随我志，管叫中国半个天下满火烧，……敢叫血染长江流。”
7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一个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要有勇气，那怕在死亡中了要走出活路来。只要有毅力，就能战胜一切，就能实现主观愿望。……所以我终久信任自己会胜利的，假如我成为作家的话，我将在作品中向奴隶强迫制进行猛击。当然，这可能要流血的，我要流尽最后一滴血，向他们猛击，战斗！向恶狼战斗。
“当然”战斗不是简单的，我要善于应付，必要时要顺着它，阴违阳奉的。”
7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我知道，我现在在长夜中，……冲破这黑暗，那怕我的头埋葬在长夜的茅草中。奴隶中国一定会解体!红党中国一定会消灭!”(文汇8．10)
石天河(文艺工作者)在四川三大主义势力的强横，是有目共睹的。如果我们不斗争，或者想等到三大主义自己削弱了，气候好了，再来说话，那恐怕我们不会有那样长的寿命……。历史上的暴君，他对人民的每一让步，那都是人民斗争的结果，决不是心血来潮的皇恩。三大主义和这一暴君是非常相似的，没有斗争是不会有任何民主的。……我并不完全反对考虑“气候”问题，我觉得你的考虑是必要的，也能体会得到你是出于对我的爱护。但是，“气候”必须要以自己的力量去改变它，不能求雨求晴式的去祈祷它的改变，斗争是有能动性作用的。(文汇7．24)
流沙河(青年作者)：一个同志警告我，“不要忘记了你是挨过批评的。
“……我该怎样回答呢，记得小时候听老师讲过一个历史故事，战国时代吴国被越国打败了，吴王夫差立志雪耻，叫宫人每天提醒以“夫差尔忘越王杀尔父之仇乎?”夫差总是弯下腰来恐惶地回答，“不敢忘、不敢忘”，那么我也这么回答吧，“不敢忘……”。(文汇7．3)
石天河(文艺工作者)：“要是我在匈牙利，我也会拿起枪干起来”。石天河还严肃的说，逼慌了，真是要杀人。(文汇7．29)
张云川(农工民主党中央执委)：我恨无首阳山可上，耻食周粟。(人民8．12)
陈洛新(文艺工作者)：老子总有一天，要跟他(指共产党人)来一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光明8．7)
王堪贤(新民报晚刊记者)：“希望蒋介石反攻大陆。”并说：“用原子武器来反攻大陆，可以成功。”(解放9．20)
陈企霞(文艺理论工作者)：我有一支手枪，有七粒子弹，留最后一粒打死自己。(人民8．7)
陈如玉(沈阳市铸造研究所助理技术员)：在整风时，他写一首诗：“刀上的血迹未干，我们的刀还没有生锈，用清水擦净我们的刀，现在是英雄们战斗的时候到了。”
祖国解放时，他痛恨的在日记上写：“明月依旧如此，江山那里去了”。
苏玉林(沈阳市人民委员会第三工业局职工)：如果是1948年在呼兰县当公安员时，管他党员不党员，先扣起来几个再说，(要是我当领导的话，都把他们(共产党员)给杀掉。(辽宁8．8)
郑子修(沈阳交通运输管理局办公室主任)：在“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他便说：要“到大街上去”“非学匈牙利不能解决问题”，“中国如果来个匈牙利，我去打大旗”，一旦有机会我还要到国际电台去广播，扬言要把党和积极分子“吊在电线干子上”，并且那时他要“叼着烟斗走到面前问：“喂怎么样?”。说“把他们吊在树上，我才痛快”，“我现在还是你们的同志，说不定明天就成了你们的敌人。”(辽报8．23)
汪云辉(南京大学学生)：依我意见，这次整风，一千二百万党员，要杀掉一千万。如果这次动起来，我一定要杀个痛快。(人民7．12)
陆钦范(北京农学院研究员)：假如我是蒋介石或杜勒斯，我就希望大陆上每一个十五岁到五十岁的妇女以每年生一个孩子的速度进行生育。这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比匈牙利事件规模更大的骚乱，就会在我国发生了。我希望文艺工作者，在此百花齐放之春，可以取材于此，写一些产妇群众们如何不满，砸医院，砸牛奶场，砸工会要求福利等，这是第一阶段，接着是父母们为了要求送孩子入学，砸学校，城市青年们要求就业，砸工厂，农村青年们为了扩大不了耕地面积，纷纷离开合作社，以至牲口们为了养犊育驹，要求饲料地等等。(文汇9．8)
齐太宁(河南人民扩播电台编辑)：为了你们(指他家庭的成员)，我可想死……。在这可怖的时候，我的刺刀会更锐利，眼光会更锐敏我要在这生死战线上，挣扎到最后的胜利(人民8．15)
耿秀田(山东曲阜师范学院学生)：称右派在鸣放初期兴风作浪为“大快人心的黄金时代”“胜利的决定还在后面的大砍大杀。”(文汇8．17)
戴岂心(上海水产学院教授)：共产党不得人心，没有人心，一旦变天，我首先去接收复旦大学化学系。(光明8．11)
来源：《右派言论选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之二，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编，195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