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隆基(民盟副主席)：“在一个集体社会中，这般一切被动，叫生活真乏味”。1954年5月31日的信中说：“生活已机械化，只有积极、毫无创造，这是我最大的缺憾。生不能与月日争光，死只得与日月同朽，太可怜了。”(光明7．4)
章伯钧(民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他说农工民主党有些人不服他，讲他的怪话，其实，如果不是农工民主党、民盟，这些人就毫无出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你要稍微不好，就是劳改，劳改就是出路。(光明7．13)
杨昕(抚顺石油安装公司检查员)：生活在新中国是苦在心里，笑在面上。(辽宁8．17)
熊寿笙(东北财经学院)：三年一个运动，五年一个运动，这是用打吗啡针的办法来推动社会前进。这是不正常的病态现象。(财院整风快报7．26)
沈乃敏(鞍钢基建处工程师)：我们已是被解放了八九年的人民，可是现在还体验不出真正的“解”与“放”的滋味，这难道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吗?这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糊弄老百姓的一套笨办法。(鞍山7．11)
汪正尧(沈阳铁路管理局技术馆工务主任工程师)：“工人的生活、是原始生活”；“临时工连俘虏生活都不如”。(辽报8．18)
陈景荣(有色冶金设计总院沈阳分院)：“现在不如过去了，以前没有饭吃还有地方要，现在要饭都没有地方去”
“党团完全是压制，不服就在精神上物质上给以打击！(沈阳9．12)
耿宁(第一机械工业部设计总局第三分局工程师)：现在是“有天无法的社会”。“没有社会的公直，没有人权的保障”而且这都是由于共产党的“人治”造成的。“真理在那里?真理被撵走了!”“在新社会里嗅不到保障人权气味的法律，既无旧时代的形式，也无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内容!而在党的包办代替之下，使司法机关仅仅成为一朵装饰门面的花朵!于人民有何裨益？“人民生活在忐忑不安中”(沈阳9．10)
高斌(西安师院副教授)：报纸过去的宣传是虚伪的宣传，报纸应以更多的篇幅揭露现实，暴露生活疾苦。(西安6．11)
潘文山(郑州铁路管理局商务处)：目前有的工人工资低，不能维持生活。应该把工人的起码工资提高。现在虽然没有一下就饿死的，但由于吃不饱，生活困难而磨折死的却大有人在，现在仍然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共产党没有人性，没有人道，不是吃苦在前享福在后。(河南6．8)
周次温：“三反和肃反运动留下来的印象是暗无天日，血迹斑斑，统购统销不知死了多少好人”。(人民8．13)
杨玉清(政法研究副总编辑)：文人的笔杆天然是反现状的，真正的文人是反现状的，从古以来好文章都是反现状的。
歌功颂德的人是不为人所称道的。(人民6．5)
许孟雄(中国人大新闻系教授)我只喜欢改朝换代，因而对现在的革命没有好感。(北京8．6)
王宝成(中国文化用品公司沈阳批发站)：“现在人们的灵感上，只剩下：一条黑，一块黑，一堆黑……”，说新社会没有光明。(辽宁9．8)
陆华柏(武汉艺术师范学院音乐系主任)：解放以后是“旧的统治换了新的统治”，“国民党的老爷换了共产党的老爷”。高级知识分子受到“压抑、打击和排斥”，与旧社会“差不多，甚至过之。”“有学问的人，从前多少还受到一点尊敬，现在都没有了。”他认为“旧社会高等学校的统治集团和新社会高等学校的领导集团好象差不多。”在新社会里，“同事之间、朋友之间，淡漠、冷酷，比旧社会还要厉害”(长江7．22)
詹寰(中国青年报记者)：去年九月二十九日，詹寰给林希翎的信中写道，“我们这个时代太需要勇士，太需要闯将，太需要独立特行的人物。看看吧，在我们周围，不是还充斥着唯唯诺诺，人云亦云，见风转舵，诌上压下之辈吗?这般人不是还在那里得意洋洋吗?而有见解，有胆识，有棱角的人，不是还在被视为“异端的危险”，在生活中大碰其钉子吗?半年来风气逐渐打开了，这种现象迟早会被消灭的，我们也有责任促使它消灭死亡……。”(北京8．6)
陈奉孝(北大学生)：解放，解放，解放得家破人亡，解放给我的是不幸。新社会没有真理，改了地主，又改资本家，这儿没有我走的路。(光明6．12)
粟培英(盟员、天津民用建筑设计院工程师)：共产党刚进天津时曾说过这是革命，我们的革命不是改朝换代。但是现在看来，比改朝换代更坏。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叫人很伤心。知识分子一天天提心吊胆，比在沦陷时期和国民党时期还不安静。(人民6．12)
金汤(辽宁人民出版社)：一直在怀念着他当伪满作家的生活，说“今不如昔”。“他们(指领导干部)不生产，吃着我们，还管着我们。他诬蔑新社会：“别看大街上象个样，到小街小巷看看，还不和伪满一样”。(辽宁8．6)
邓怀镕(中央第一人民警察干部学校)：要以社会主义内容，资本主义生活，加上封建社会爱才三方面建成一个理想的社会(辽宁9．4)
杨时展(中南财经学院)：在给毛主席的“万言书”中说：解放以前八小时工作制曾经是工人运动的目标之一，而当中国的工人运动在中国彻底胜利之后，我们反而不谈八小时工作制了，实在不能不使人失望。当然，我们有理由。我们的理由是：“今非昔比，本质不同”，但更主要的却是人民的理由。人民的理由是：“以今例昔，其苦则一”!这就是家的难当处。(长江7．13)
薛愚(九三学社组织部长)：“东方红，太阳升，可是光和热被乌云遮盖了，没有照射到药学工作者身上来”。又说：“药工人员在各个工作机构里成年经月的见不着太阳，同时又不断的受着狂风暴雨的吹打，早已是有冤无处伸，有泪无处洒，丧失了自信和自尊”。最后还说：“起来!吐尽我们的苦水”。(光明7．27)
吴祖光(剧作家)：今天的社会是新社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了，但是奇怪的是和我在1943年所提到的“多礼的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这么多相似的地方，甚至于在戏剧里也难得看到真话，看到想说的话了。(“剧本”8月号)
吴祖光(电影剧作家)：我活到四十岁了，从没有看到过象这几年这样乱过，遇见的人都是怨气冲天，不论意见相同，或不相同，也不论是党员和非党员，领导或被领导都是怨气冲天，这就说明了乱，党中央提出整风，就是为了平乱，使今后能走上合理发展的道路，过去从来没有象这样“是非不分”、“职责不清”，年青的领导年老的，外行领导内行，无能领导有能，最有群众基础的党脱离了群众。(“文艺”19期5页)
肖定光(铁道研究院工程师)：“浮云蔽日、长安不见、西望流泪”。又说：“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若何的景象?”(光明8．17)
宋云彬：他指着土地改革中因不慎烧了几本地主的旧书，就说共产党“等于秦始皇”，说“肃反”到处“逼死人命”，他说共产党胜利是“文化不幸”。并到处叫嚣违法乱纪，不法办不得了。(人民8．13)
张澜生(天津市对外贸易局业务处科员)：当今之道，九个大字“焚书坑儒、偶语弃市”。(天津8．10)
符浩(人民交通出版社)：全国解放时，他说：“别人是以愉快的心情迎接解放，而我是带着沉重的心情走到新社会来的。我一直是身在大陆，心在台湾。(人民8．26)
董任坚(上海外国语学院教授)：今天的人民教育事业同国民党时的教育没有两样，都是党化教育，过去是三民主义党化教育，现在是马列主义党化教育。(文汇8．21)
钱钟毅(同济大学道路桥梁系教授)：解放前我恨国民党。现在我不恨了，还是封建时代好。依照我的想法可中进士，在乡里舒服极了。(光明8．10)
阁义乐：工人阶级还是“处在饥寒交迫的奴隶地位”，“共产党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这是向工人阶级灌米汤，是毛泽东的一套手段”说“共产党对农民采取了“拉完了磨杀驴子”的政策。还说知识分子的遭遇也极为可怜，“凡是工作上的疏忽都会被扣上“利用技术制造破坏事故”的帽子”。(人民7．27)
汪竹云(抚顺油母页岩研究所工程师)：解放前，国民党时期有四大家族——蒋、宋、孔、陈、我们现在也有新的“四大家族”——党、政、工、青。不过新的“四大家族”范围比过去扩大了一些。(辽宁5．27)
刘散坤(南京大学)：“现在不如国民党时代，还不如让国民党回来统治的好。”他认为应该承认国民党的统治的“历史和成绩”。他曾说：“国民党做了好事”，“发展了生产力”。因此他要写“中华民国史”，要做“中华民国史专家”。他曾对历史系某教授等发牢骚说：“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感到不自由，再这样下去，很想到香港去当共产党的“批评家”，他还说要香港去写一部“赤色笼罩着的中国”，揭露新中国的“黑暗。”(新华7．2)
章培(山东政协常委)：现在的官僚主义是任何时代所没有的，它比满清政府、北洋军阀、蒋介石政府还厉害。(文汇7．4)
唐家琛(兰州医学院)：讲精神病学时说：社会愈发展，精神病愈多，精神病以士兵最多，因为士兵是恐惧怕死，老干部都是精神病，党团员向组织汇报也是精神病状。(人民9．22)
邓介松(民革武汉市委委员)：中国封建社会所以能维持几千年主要原因是坚持了严肃的考试制度，许多名人都是出身微寒，通过考试爬到统治阶级去的，这样就巩固了统治阶级，许多内部矛盾都无形冲淡了。当前人事制度之坏，不尊重考试制度是主要原因。(长江6．6)
雷海宗(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解放后的书没有学术价值，读了使脑筋僵化；就业务观点看，应多读解放前的书(人民8．13)
何迟(天津戏曲学校校长)：他在今年春天，写了一篇荒谬绝伦、极端反动的相声“统一病”。在这个相声中，何迟捏造了一个害了“统一病”的百万人口大城市的市长，这个市长为了追求“统一”，不仅把全市人民都取消姓名，编成号码，使大家按照统一信号的指挥吃饭、拉屎、睡觉，而且为了“统一”人的身材面貌，强迫全市人民都吃一种“统一药”把人变成十种“规格”的一模一样的人，结果闹得父子、夫妇不能相认，天下大乱，不得不“恢复本来面目”。何迟公然站到敌人的立场上，来反对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他把人民群众形容成是编成号码的“钞票”，和在统一信号指挥下的“机器”。(人民8．29)
任迁乔(山东文联艺术处长)：人民日报光说猪肉供不应求的原因是由于人民生活的提高这种说法是骗人的。(人民8．11)
刘宾雁：长沙以西，一个新奇的景象是镇中无人闲人，男女老少，都在干活，这是因为不这样做就无法生活。(解放7．21)
云应霖(农工广东省副主委)：“人人正在忧贫，生活很不易过。”他看见有些渔民穿着印有“功臣”“先进工作者”的衬衣时，竟恶毒地说：“这是害人的证据。”(人民8．25)
戴煌(新华社记者)：“除大米之外，占人口5％的革命者的消费量一定会比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的消费量要多得多!”他恶意地煽动说：“猪肉和食油都让共产党员和干部们吃掉了”，他叫喊：“我国的农民是太苦了，太苦了!”老百姓已经“悲痛地失望了”。甚至，他竟这样叫嚣说：“旧的统治阶级被打倒了，新的统治阶级又起来，再发展下法和台湾合并算了!”(人民8．8)
王安玉(唐山市纱布业成记门市部经理)：现在的社会是向原始社会走，眼看人们就得穿树叶了。(中青9．7)
陆钦范(北京农学院研究员)：“解放以前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现在生活改善了，四个人的饭，八个人吃”；又说什么“人代牲口拉犁，可悲地压低劳动生产率”；(文汇9．7)
罗三多(中央团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助教、党员)：“现在还是富的富、穷的老是穷”，“现在的干部也是过去有钱能念书的人”，“因为干部子女有钱念书，将来还是当干部，农民子女没钱念书还是农民”。(中青9．16)
王乐亭(北京中医医院医师，农工党员)：“京东八县农民怨声载道，埋怨共产党，有些农民说还不如过去给地主扛长活好，那时候不光吃饱饭，每年还剩十五石粮食”。又说在农村入党的都是些二流子，无赖，谁把家业花光成了穷光蛋，就能入党。(北京8．6)
苗春森：“我们现在不如过去，将来不如现在，一天不如一天的活着。”如今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他自命是“黄钟”、“贤士”。他还作些控诉新社会的诗：“恨我生问世过早，遭创伤已非完人；涤心身难买众意，怡林田淡泊了生。”“人情冷酷难接近，俯首慨叹暗伤心。”(人民8．7)
肖敬岩(吉林省建设局)：我们是民主国家，街上到处都看到是排队现象，上厕都排队。旧社会不排队买的很好。商业部门不是人民的勤务员，我看是老爷。(吉林6．15)
云应霖(农工广东省副主委)：惟有一点是人民群众所感到不满足的，是他们的生活未觉得因此而有如何的改善和提高，且有些是降低了。(南方6．22)
夏高阳(农工上海市委)：“过着饥饿线上挣扎的悲惨生活”，“使画家们陷于饥寒交迫的境地。”(解放6．20)
韩秋夫：今天的生活可算是充满诗意。可是我不能不承认，这不是好的诗，是掺着痛苦和眼泪的诗。几年来我试着追求同志间的真诚和温暖，追求朝气蓬勃的自由空气。遗憾的是，得到的却是冷酷和阴谋。(青海6．13)
李经堂(吉林省建设局)：现在社会物资供应和人民生活水平同过去对比：伪满时大米布也不缺，猪肉有的是，伪满工人一天挣三袋白面，还是给鬼子磨洋工，一个月干上二十天就很肥。而现在工人每月满勤，还挣不多少钱，干十天买不上一双胶鞋。伪满职员每年有两次赏慰金，每次都是四、五十元。现在若补助二十元，又写保证条件，又要大家讨论。(吉林6．15)
马馥庭(兰州医学院)：在解释“心机水胞变性”原因时，说是因为解放后人民缺少粮食，营养不足，缺少维他命B所致。(人民9．22)
尹鲁(沈阳药学院讲师)：“1942年的整风整出了一些好的经验，可是也破坏了一些正当的伦理关系，结果旧的伦理关系被破坏了，而新的又未树立起来，现在的情况是夫妻、朋友、师生之间的关系都不正常，彼此之间都不敢谈心里话，真是话到舌尖留半句。政治关系代替了伦理关系，这是道德上的退化，这个问题涉及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没有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那儿还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一个政权应该给人民这个。这是政治上的教条主义发展到了生活上的教条主义，这是政治上的一种退化，也是生活上的一种退化”他还说：“这次整风要建立社会主义道德标准问题，现在为什么大家老死不相往来，六亲不认，不讲心里话，因为大家怕斗争，怕受到压制”(沈阳6．7)
曹任远：社会主义没有“法制”，社会主义没有“道德”。他还认为现在的是非概念和旧社会没有区别，所不同的现在是“一句话可以置人于生，一句话可以置人于死”。他污蔑党“灭绝祖先和人性”，又污蔑党的一切工作“完全违反历史”，还谩骂积极分子是“善于追随者”。(人民8．9)
萧乾：“目前还不能进一步说每个中国人都已经有了说话和写作的自由”，他说新社会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戒备状态”，大家“发言不痛不痒下笔先看行情，对什么也没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所以产生这种情况，是由于党的领导者对被领导者“不够放心”；是由于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教条主义者”“大半居于领导地位。”他把社会主义民主和党的领导描写成阴森可怕，说什么“教条主义者一棍子打死的绝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人”，“杀鸡吓猴”“鬼死狐悲”。(人民8．17)
孙大雨：(复旦大学教授)“解放以后，民主还听到讲过，自由却没有听到了。”“现在社会变得相当庸俗，家庭里什么感情也没有”。还说什么“现在连文字也穿上了制服”。(解放7．5)
彭声汉(大连工学院讲师)：解放以来，阴暗面越来越广，其程度也越来越深，不能象有人说的那样是极其个别的。形成这种阴暗面的最主要原因是很多事情缺乏人情味，或者说是失去人性。1954年高饶事件发生后，在院里听传达说，高岗以死叛变党。对高岗下这样结论就是没有人情味，失去人性。(旅大日报6．6)(辽宁日报6．8)
王少英(太原铁路局共青团员)：社会主义国家的道德不昌盛。封建社会的人，非常讲信义，非常老实。现在的人很多不诚实，虚伪，是伪君子……。(人民7．30)
孙锡璞(哈尔滨医学院教授)：中国的风气要考虑一下，关于家庭、父子、朋友关系，中国有优良的传统。西洋人老了没人管，中国就不然，朋友之间古来就有义气之交，但中国也不是有原则的，大义灭亲也是我们所奖励的。可是现在尽是大义灭亲，原来的一些优秀传统都弄没了，这样下去，很有父不父、子不子、亲不亲、友不友的危险。人与人的关系搞得十分凄凉，人和人之间在一定原则下的天伦之乐，朋友间的义气，对社会主义并没有什么不好，党也是要这个的。但是有些人就不要这个。现在不仅新朋友没有，老朋友也给拆散了，如在肃反中，只有对自己的朋友臭骂一通才是有原则的。这样人间乐趣就没有了，人究竟是感情动物，在一定原则下还应发扬中国固有的风气。(黑龙江5．22)
周琳(沈阳中心气象台工程师)：现在的青年为了要求进步不顾一切，儿子出卖老子，同时出卖同志，争取组织的信任(辽宁8．13)
戴家祥(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盟员)：人与人之间根本没有感情，互相猜疑，交真正的知心朋友，最好是单线相交，否则如何谈出心里话，那些拍马的人会告发的。(解放7．2)
高风 刘兴沛(沈阳市政协委员)：“道德之不讲不自今日始……。大家看看现在的社会和家庭的道德吧!争权夺利、打击报复、忘恩负义、寡廉鲜耻、遗弃父母妻子、六亲不认、奸污盗窃、违法乱纪、假公济私，老子偷瓜盗果儿子杀人放火，母亲夸奖她的儿子偷来的鱼好吃，她孩子怎能不偷得更起劲呢?母亲怎样孩子们怎样。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沈阳7．23)
张东野说：新社会“没有人情味”，“许多农民有一肚子苦水”、“工商界不敢说话”、“稍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都是骨鲠在喉”，他并污蔑全国人民说：“全国除了一千二百万党员、二千多万团员以及若干工人外，还有五亿几千万人的心里感到自卑和消沉。”(人民8．23)
北大“广场”反动小集团：人与人的关系要重新调整，一些过去习以为常的正面与反面的东西要重新进行肯定与否定，对于现代的论点与观点要重新进行估计，评价与探索。(北京7．21)
来源：《右派言论选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之二，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编，195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