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报纸是一定社会的产物，它决定于社会的需要而不决定于办报人。它的发展规律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的。不是随着阶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它不是完全和政治斗争的变化相吻合的。(解放8．4)
王中：报纸不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把报纸仅仅理解为阶级斗争的产物，那就意味着报纸的使命是阶级斗争，报纸的任务就是阶级斗争，报纸的生存价值就是阶级斗争，报纸是将要随着阶级斗争的消灭而消灭，这是一种荒唐的说法。(解放8．5)
王中：他在所编的“新闻学原理大纲”中说：“我的基本论点是新闻事业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由于人们对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需要产生了新闻事业，不能够说报纸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他说报纸所以成为“宣传工具”是后来逐渐被政治力量所运用了。因此他认为一切政党的报纸具有两重性，首先是商品性，其次才是政党的宣传工具。如果读者不愿花五分钱买一张报纸，也就不能够实现“工具性”。
从这个基本理论出发，他竭力提倡“为读者服务”，不要指导性，要有趣味性等等。他甚至公开说：资产阶级的新闻学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是新闻，蛮有道理。”(文汇7．26)
王中(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随着社会的变化报纸的性质和作用也要变化。可是，我们现在还是象抗战时候一样，把报纸当成阶级斗争的武器。”“报纸是为了叫人看的，如果人家觉得没意思，没兴趣，看不进去，那还有什么阶级性呢!”“我看趣味性和思想性中间没矛盾，趣味只和教条主义有矛盾”。(人民5．17)
王中：报纸就应该象商品一样是没有阶级性的。读者需要报纸就象需要一盒火柴、一瓶牙膏一样。“读者是报纸的顾客”报纸工作人员是“办报卖”的商人。因此，报纸不应该按照办报人的阶级观点来办报，而应该按照“顾客”的需要来办，“顾客”要什么货色，报纸就给什么货色，“人们出钱买的是商品，商品就该为人民服务”。无怪乎王中主张报纸应该“刺激”应该“游戏”应该“风花雪月，鸳鸯蝴蝶”等等。甚至他认为“黄色新闻”“色情新闻”都“有它的社会根源”和“发展因素”，都是适应读者的需要而生产的，因此不可厚非，“现在如果你办报想发财，搞点黄色，可以钻钻这个空子”。总之，他认为“报纸要根据读者的需要来办”“这是办好报纸的根本问题”，也是“报纸发展的基本规律”；否则“离开了读者的需要，报纸必然不会受到读者的欢迎”(解放8．6)
王中：报纸既是社会的产物，决定于社会的需要，你就不应该强调它的党性和阶级性；报纸即是商品，就不应该把它当作党的宣传武器或阶级斗争的工具。因此他认为报纸不能象现在这样办下去，不应该强调什么教育作用，指导作用，中心工作……而应该强调服务性、娱乐性，强调如何适应“顾客”的需要。“报纸要改进工作，也应该根据读者(顾客)的意见来改进，不能根据党委的意见办事”。(解放8．6)
王中：人民日报及其它一切省委机关报是“满脸铁青”，报纸的编辑象“清教徒”，党报已经变成了“工作报”、“干部报”和“内部通报”他把党报同历史上统治阶级的“邸报”、“官报”相提并论。王中认为，报纸的党性是由于人们“把报纸当作党的宣传武器”所造成的。(解放8．2)
陈诗经：(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助教)现在存在着“新闻教学的危机”新闻理论贫乏，教条主义严重。“新闻教学的危机，实际是新闻理论的危机”。在教学中有“五性一统”，把党性，群众性、思想性、战斗性和指导性统到党性底下，这样一来，把什么生动、活泼的东西都统光了。(人民5．19)
李雪冷：(广西梧州日报编委)报纸的党性与人民性，是党所曾提出的。但是报纸还有独立性、社会性、时间性和趣味性，然而正是在这些方面报纸受了忽视。过去强调党性，忽视时间性已成为公开合法。市人民委员会的秘书可以随时闹报社，这又有何独立性?非常生硬，搬教条，这又有何趣味可谈?(广西6．20)
郑白涛(中国新闻社记者)：“新闻应当象语言一样地普遍为社会服务”。他认为通讯社是超阶级的，新闻报道没有阶级性。(光明6．26)
郑白涛(中国新闻社记者)：消息要为社会普遍服务。他说，消息是客观发生的，不是每一件事都与阶级有关。可以放手叫记者发表自己的意见。(人民8．2)
王中：王中要求并且到处宣传报纸“多一点服务或是商品性”，不要“指导工作”，他反对党报的革命传统指导性。王中说，指导性对工人是没有作用的，工人成天听“轰隆隆的机器声”，因此，工人并不关心生产情况。王中认为，多了指导经济建设的指导性，少了“服务性”，“编报卖”与“买报看”就成了尖锐矛盾。王中说，这是报社编辑部“教条主义”的结果。为了达到报纸“多一点服务性”的目的，王中曾加意渲染上海新民报的资产阶级色彩，并要求党的机关报学习上海新民报等报纸。(解放8．2)
赵超构：“就目前的报纸工作来说，主要的敌人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比机会主义更可怕。”因此，他以反教条主义为名，排斥报纸的指导性和思想性。(光明5．26)
赵超构：晚报可以容许“无害的趣味”，而“指导斗争，指导工作”这是党报的任务，晚报只能量力而行。(光明8．26)
王中：报纸和读者的关系是“五分钱”的买卖关系，是“办报卖”和“买报看”的关系。(解放8．6)
王中：报纸具有两重性，一重是宣传工具，一重是商品，而且是在商品性的基础上，发挥宣传工具的作用。……报纸必须首先是商品，商品性是基本的，第一性的东西；而宣传工具的作用是次要的，是必须服从商品性这一前提的。(解放8．6)
王中：他认为列宁所说的“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鼓动者，而且还是集体的组织者”这句话已经过时了。他对列宁所说的集体组织者的作用进行了极大的歪曲，并且用了许多庸俗的事例加以恶毒的污蔑和嘲笑。根据王中的解释，列宁在“做什么”一书中，曾经举过报纸好象盖房子时的脚手架这样的例子来说明报纸的集体组织者的作用，可是王中怎样来理解列宁的意思呢?他说：“报纸就好比这个东西(脚手架)，虽然他本身不是泥、砖、瓦，但是它可以把整个结构联接起来，虽然是房子盖好这个脚手架可以拆掉，用的时间很短，但是盖房子的时候非常需要”。
他认为要说报纸有组织作用，那就应该使人看了报以后立即有所行动，他说要登青年垦荒队的消息，就一定要能够让青年看了就到东北或江西去，否则登二百条消息也没有用。接着，他得意洋洋的用了许多恶毒的词句来讥讽一些年青的同志，他问一个教师，贝鲁特生病的消息怎么把你组织去了?把你组织的哭了，还是笑了?他还说报纸上登载那一公园来了大乌龟，三百斤重，你解释解释怎样起组织作用?(解放8．2)
莫如俭：列宁说过“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鼓动者，而且还是集体的组织者”。但那是在1901年时候说的，那时候阶级斗争很尖锐，提这个口号是对的。现在再这样机械地执行那就压制了大家的积极性。(人民5．17)
王中(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在读者看来，报纸是借以获得新闻和知识的出版物，读者化钱买报，我们要对得起人家的五分钱，如果赠阅的话，人家可能没有什么理由责备报纸。(新闻与出版6．10)
许君远：解放后的报纸只顾说教，忽视趣味，而趣味正是中国报纸的一种优良传统。有人说趣味和指导性存在着矛盾，过多地刊登琴棋书画一类的报道，就会减低了报纸的思想性。我以为这种看法很机械，见树不见林。趣味不限定是琴棋书画，一条重要新闻也可以写得很有趣味，比如最近伏罗布洛夫主席和周总理在杭州漫步苏堤，英国新闻人物唐生在京不谈与公主恋爱事，便都很有趣味。如果把趣味理解为低级、黄色，那就大错特错了。至于琴棋书画，全是属于文化娱乐之类，其中含有丰富的营养，难道读者欢迎戚烈云创造了男子一百公尺蛙泳世界纪录的消息，就无权阅读有关琴棋书画的讨论吗?趣味性越强，越能引人入胜；报纸越能大量争取读者，越能发挥指导性的作用。趣味和指导性应该并重，这中间是没有矛盾的。(文汇5．21)
来源：《右派言论选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之二，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编，195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