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乃器：“五反”斗争的考验是什么呢？“五反”斗争证明了：中国工人阶级不但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民族资产阶级也不会造反；全部“五毒”资料的内容，基本上都是违法的问题，而不是反革命的问题；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爱国的，它在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可以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来，作为一个爱国的阶级，就很难设想会在今天造反，眼看到祖国前途的光芒万丈，它应该是更加爱国，怎会造反？“工商业家可以爱国，但绝不会爱社会主义”，这种教条主义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现在，民族资产阶级已经交出了它的生产资料；作为一个阶级，它已经处于基本消灭的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社会主义从而消灭自己的阶级，已经成为历史上的定论了。应该是教条主义者深刻检讨自己的时候了。(“工商界”1957年第9期)
毕鸣岐(天津工商联主委)：“五反”运动得不偿失，许多工商业者受了很大打击，抬不起头来。积极性发挥不了。(人民7．18．)
雷山(辽宁省“春雷”编辑部小说组长)：资产阶级不法分子搞“五毒”活动只是因为缺乏清高感。(辽宁8．14．)
龙云(民革副主席)：“三反”“五反”比“镇反”“土改”还要残酷，简直是灭绝人性，灭绝良心。”“三反”、“五反”，把人整得欲生不能，求死不得，叫儿子害父，让妻子谋夫，你不得不做，实在毒辣。(光明7．21．)
白泽民(南京白敬宇制药厂副经理)：他污蔑“五反”运动的教育意义，竟说是“政府在要钱”，“钱大罪大，钱少罪小”，“楚人无罪，怀壁有罪”。(新华7．4．)
杨克成(民建云南主委)：五反运动是违反共同纲领，国家税收是剥夺，赎买政策是赎买资本家的本领。(光明8．18．)
卢开瑗(公私合营启新水泥公司常务董事，公私合营江南水泥公司副董事长)：我认为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由来已久。在我们工商界里，宗派主义过去也有过，譬如在我们私人办企业时，就任用自己同乡、同学、亲友比较多，这是封建社会的余毒。是继承多少代下来的，党也不能免。党与非党之间就有宗派主义，当然，比私营企业中狭隘的宗派主义要强得多。民主党派也未尝没有，这是很自然的。
工商界看来，对于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应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是党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另一方面，私方人员也有许多疑虑，有自卑感，以为自己不如人。因此，在与公方的人相处时，好话也当成不好的话听，认为公方对自己不好。究其本质，毛病在哪里？
我认为：毛病在于“五反”。我自己虽然没有受到“五反”的打击，但是据我看来，至今，工商界不少人有真心话不敢对公方说，而只在私私之间谈论。整风之初，工商界鸣，放得不够，都说明“五反”的余威仍然是普遍存在的。不揭开这一点，就不能很好地帮助党整风。当然，“五反”是必要的，不然私方人员拿出企业、走这条社会主义道路就没那末容易。但是，“五反”有毛病，“五反”前是不教而诛，“五反”，很多人都没经过学习，党和政府也没有组织大家学习，而且，也没有给大家指出民族资产阶级的明路——诸如以后实行赎买政策和和平改造等等，因之，当时有些人就认为“资产阶级的末日到了”，精神上产生严重的矛盾，这种矛盾比忍受肉体上的刑罚要厉害。从水泥业来说，启新、江南、华新、中国等公司，都有人自杀。主要原因，是真正中国人脑筋里几千年来的胡涂的阶级思想，是把人划分成读书人和非读书人的。工商界的知识分子有士大夫的思想，也是受了这种病，因此看不起没文化的人，“五反”时就产生了“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想法(大概北京吴金萃的思想问题也在于此吧)，这样就很难接受马列主义思想。据我观察，这种思想今天在工商界仍然比较普遍地存在，只是大家不肯说出来。
有人主张要重设机构，对“三反”“五反”案件重新审核。我认为个别的可以再审核，一般的就算了。但是，一般人不论犯了多大错误，总觉得自己是冤枉的，那么，这口冤气怎么出来？应当解决一下。说句迷信话，这叫“超度冤魂”吧!我认为党或政府应该提出一个详细的报告，加以说明，譬如“五反”中冤枉的有，但不多，哪些人冤了，有什么问题等。公开地说说，不但对工商界的改造有好处，而且对一般人、对国际上，影响也很大，可以解决很多人的思想问题。(天津6．10．)
高士慎(沈阳市文化用品公司，储运科科员)：在解放之初便说：“民主评税是表面合理，实际偏苦，有哭有笑。”“沈阳工商业者负担税款，公债太重，要垮啦，这样做是不是要消灭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税目多，共产党税目少，可是税额多”。(沈报9．2．)
万九光(福建南平市政协委员)：共产党是“万税”、“万税”、“万万税”。除营业税外还有许多“苛捐杂税”。我看税减一点好。(福建6．20．)
齐心(民建沈阳市和平区支部副主任、沈阳市工商联副主委)：“加工订货政策是挤垮工商业，税收是政府对工商业采取杀鸡取卵的办法”，“我在公司里有职有权，是经过斗争来的”“墙和沟的形成，是由于解放后共产党对党员进行了阶级教育的结果而加深了，合营后不需要这种教育了，劳资纠纷是共产党给带来的”。
齐心还不止一次说过：“我们在处理劳资关系问题上，特别在处理劳资争议问题上，应该站在中间立场上，可不能跟着工会和政府跑”，齐心还诬蔑东北的税收、公债和加工订货搞的过“左”了，而且认为私营企业中劳资关系的处理也过火了，齐心常不满地说：“资本家的三权(经营管理权，财产处理权，人事调配权)那是白扯；资本家的三权，不如工人一建(议)”。(辽宁7．13．)
杨克成(民建昆明市主委)：云南对国家税收政策的执行上是有问题的。有的说表面上是执行税法，骨子里是和平改造的手段，把生产资料从资本家的手里拿光。税收，在云南，实际上就象苏联十月革命时对资产阶级的剥夺一样。省委领导有偏差，任务压倒政策。(云南6．1．)
来源：《右派言论选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之二，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编，195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