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伯钧(民盟副主席)：大多数教授都是反映说会多，这要看什么样的会。假使是千篇一律的报告会，形式主义的会，最好是少开一点。比如国务院开会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这样的形式主义的会，是可以少开的，但如果能够提出问题，拿出材料认真讨论，有丰富的内容，能够发挥各人的见解，这种会大家不会感到多的。关于体制问题，如何搞，大家可以深刻讨论，文字改革问题也可以由大家讨论。(人民5．22)
章伯钧(民盟副主席)：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的重大问题，可以多听各方面的意见。如这次整风，结合检查改进工作，当然是好的。过去作了许多轰轰烈烈的好事，但是，有些事情也给国家带来了损失。如果在工作进行之初，就多听听人大常委会、政协、民主党派的意见，就可以少走弯路。如扫盲运动，五年一贯制、推广双轮双铧犁等问题，如果事先经过国务院的部长们、根据材料多方面地进行讨论，或经过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专家的讨论，就会减少损失。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予期的目的的。又如体制问题，中央和地方的分权问题，去年只交地方党委书记和少数党外高级干部进行讨论。主要是党内讨论。应该利用政协、人大的各种委员会、民主党派去讨论，这些人都有相当的认识和经验。再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却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这样，是不是人人都搞通了呢?我看包括党内的一些同志，大有问题，相当混乱。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有意见，我不能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人民5．22)
章伯钧(民盟副主席)：中央每到一个运动的时候，就让我们提意见，这完全是形式主义。(人民7．9)
王捷三(民革陕西省常委)：……群众要求民主，领导则爱集中，因此，应该没有矛盾的事情有了矛盾，小矛盾变成了大矛盾……(人民．23)
吴惟平(民革浙江省委)：如何掌握民主和集中之间的分寸问题。无论做什么事都不外有三部曲，做什么?怎么做?谁去做?
做什么?就我们国家来说，就是建设社会主义，这可以二八分，八成集中，二分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是百分之百的集中，这不允许有反对的组织和行动，这是最大的集中。至于要不要建造长江大桥，这也属于做什么的范围，却可以吸收一些群众的意见，所以还要有两成民主。
怎么做？也就是政策问题。民主和集中可以对分，五成民主、五成集中。就是党内党外大家商量来做。
谁去做?再来个二分。八成民主，二成集中。为什么要二成集中呢?例如解放军和国家最高一级的重要领导共产党来担任。至于一般的工作人员，党内党外应该没有区别，一律民主。(浙江6．5．)
周次温(山东农学院讲师)：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好处是集中性强，中央有个号召下面就无条件的一齐干，这是党的力量的表现，但也有个缺点，下边类似有点只等上面的号召指示，而自己却不大动用脑子研究问题，光依靠上边，我感觉在这方面已达到迷信的程度，一切真理只有毛主席说了才肯定，其他的人不能掌握，这样马列主义也不必学了，都等着听毛主席的就够了，我感觉这是党内的很大缺点。(大众6．29)
吴祖光(剧作家)：我们真正年长的以及年老的某些专业文艺工作者，堪称为专家的艺术家们却由于长期的“依靠组织”的结果，长期地被粗暴压制和干涉的结果，小心翼翼，顾虑重重，金人缄口，寸步难行，不要说难以比拟带着红领巾的小学生，比保育院的婴儿还要难以自处，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戏剧报”11期)
盛禹九(中国青年社)：党章中规定“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可以修改，因为服从上级与服从真理有矛盾。(中国青年报8．1)
程元斟(西北大学教授)：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自然不同，是民主集中制。但究竟民主多少，集中多少，是个问题。刚解放时，一般群众觉悟水平还不高，那时集中多些是必要的，但随着群众觉悟的提高，民主就应该多些，不然群众就不满意。象过去基层人民代表选举候选人名单怎样产生的，大家都不晓得，学校里工会、学生会的选举也是一样。都是集中过多。(西安6．10．)
邵耀志(共青团无锡市委办公室主任)：“中央集权过多”，“集体领导是书记说了算，部长说了算”?(中国青年报8．2．)
李沛文(广东省人委)：建议省人民委员会、省人民代表大会、省政协应该设主任委员。过去很多问题都由党委先提出成员给大家形式主义地通过，委员的作用只是凑数。今后是否可设专职委员，让他们做到有名有实，有职有权“党天下”的作风要改变。(南方6．4，)
曹治濂(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我最反对说民主集中制只是马克思倡出来的，其实资产阶级政治学者倡导民主时，也特别强调领导，领导就是集中。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还不都是民主集中制吗？集中是手段，没有集中，民主权利怎么行使?问题只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范围狭窄，只限于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民主，而我们的民主是广大人民的民主。”(长江6．2．)
费孝通(民盟中常委)：象我这样的代表，尽管每次开会没有缺席，甚至在会上也说了话，但是所说的话除了套公式之外，还能有什么呢?手里拿着文件、瞪着眼睛，除了做语文修辞教员或义务校对之处还能提什么意见？如果象我这样代表多了，这个大会不是会变成讲堂或是联欢会了么?对岗位工作忙的人，开会也难免厌烦起来，形式主义大有抬头的机会了。(光明9．22)
彭声汉(大连工学院讲师)：现在老说什么民主集中。我认为民主集中的实质就是民主。但是却常常有这种说法：过去民主少了些，集中多了些，今后应该集中少些，民主多些。这实际上是在玩弄名词，不敢正视错误，集中多些就是不民主。因此对民主集中的极念应澄清一下。(旅大6．6．)
彭声汉(大连工学院讲师)：民主的真正含义有两方面，思想方面含义是绝对自由的，表现在宪法里即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组织方面含义就是少数服从多数。(旅大6．6．)
张国琮(大连工学院讲师)：有人说极端民主和百分之百的民主不好，既然民主是好事情，能做到百分之九十五好。极端民主这个名词的含义也很含糊，有人说极端民主是无政府主义，其实在座的同志和全国人民没有不要政府和一团糟的思想。(旅大6．6．)
黄慕之(沈阳重型机器厂第一付厂长)：我对民主集中制有反感，要民主就不要集中，不要任何人束约，我要的是资产阶级的绝对自由和民主。(沈阳9．7．)
彭文应(民盟上海市副主委)：资本主义国家有国会议院，经常开会，有什么问题都要议会通过才行，而我们的会议却很少开，开会时又都是各方面的一些头头。今后政协应搞得更活跃些。(解放7．13．)
赵鸿翥(东北财经学院教授)：解放后、我国只有集中没有民主。(财院整风快报8．3．)
沈志远(民盟中委)：今天阻碍我们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原因，除各部门领导工作中存在着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我们应该对他进行坚决的斗争外，还有一个滋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属于制度性质的重大原因，那就是我们的党政领导管得太多太死、集中得太庞大、太笨重了。……(人民5．18．)
沈志远(民盟中委)：“今天我们各部门的管理制度恰恰不足以鼓励群众的积极性”。“在某种程度上倒反把可能调动的积极因素变为消极因素了”。(解放5．17．)
彭文应(民盟上海副主委)：“民主集中制使人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民主受限制之感”，“现在人民内部问题不要运用大民主而要小民主，这就给人一种错觉，即民主的框框愈来愈小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定义，应是政权建立在人民的基础上，而苏联和中国属于社会主义民主，因此称为有组织的民主较妥。”(光明7．23．)
毕鸣歧：共产党是假民主，许多事情都是事先决定了，再拿出来商量。(光明7．18．)
陈文秋(中央政法干部学校东北分校教员)：中央集中指挥，使下边不动脑筋，什么事情都往指示里套，这就产生了教条主义。(辽宁9．3．)
陈振汉(北京大学教授)：要从民主集中制来防止错误是没有办法的(人民8．29．)
公吉平(东北工业建筑设计院)：自从1954年大会通过宪法，1955年开过两次大会。会内是否有争论，我没有资料。195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会议内容是肃反。这对推动肃反运动起相当大的作用。大会取得一致性的意见，也是好的现象。195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会议，一致的意见是福利问题。指责政府注意福利问题不够，1956年好事做的不少，提工资，盖房子，替职工还债，“散天河”(指夫妇两地工作的调在一起)等等。这都没问题，问题是出在完全一致上。以后果来看，在“八大”周总理报告中指出说财政紧张状态，为什么在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时不能展开或多或少的争论呢?没有提出反驳意见呢?而大会都是一致。各个地方是这样，报纸也是那样，结果福利工作做的过多，过分。这说明人民代表没有真正代表人民讲话，不用脑袋，如有资料，多用脑子，可以拉出意见来控制，这就是因为普遍的一致造成的。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会议上的“一致通过”，主要责任由共产党来负。代表们光想着我随着共产党说话没错，既不负责任又不操心。(沈阳6．6．)
张百生(沈阳师范学院团委宣传部副部长)：新中国的民主也者，就是变相的任命，到时候提出几个人让你举手赞成就是。在统战工作上也是一样，党外人士谁能有职有权呢?党内也不民主，“八大”开会前进行了极广泛的民主的讨论了吗?哪一个党员同志的意见带到中央去了呢?没有，党员只有贯彻中央决议义务，在名义上可以批评中央的工作，实际上批评是空谈，人大代表只有手，举手通过；政协委员只有口，而且口谈的也不是国家大事。(沈阳6．11．)
张百生(沈阳师范学院)：一些政策主要是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同志等六个书记在办公室的书桌上决定。六亿人民的命运，操在六个人的笔杆之下，那有不出错误的。他们能了解实际情况吗?只不过到黄河边上看看而已。(沈阳6．11．)
来源：《右派言论选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之二，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编，195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