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百生、黄振旅：“有反必肃”的原则是绝对正确的。但是搞了一个惊动全民的大运动是没有必要的，也是缺乏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第一，镇反运动之后，一般说应当杀的已经杀了，剩下的残余我们量多质高的公安军和公安局完全可以对付得了。第二，这一运动打击面宽，伤了感情，使党群之间的“墙”加高加厚了，使党群之间的“沟”加深加宽了。”(沈阳6．10．)
尹鲁(沈阳药学院讲师)：“肃反是应该的，但在我看来那次肃反的方法是错误的，缺点大于成绩，伤害了许多人的积极性”他为了说明肃反的完全错误，打了一个比方说：一个人身上有一块疮，如果用火来烧，细菌当然烧死了，可是连人也一块烧死了……你说烧死细菌是主要的还是烧死人是主要的……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没有接受“三反”“五反”教训的结果。不采取群众运动的办法也完全可以把反革命肃清。(沈阳6．7．)
徐润炎(大连工学院讲师)：一提到肃反，有人就说，是群众运动，错误难免。我看肃反不是群众运动，而是党员先了解一番，找出几个对象，让大家揭发，甚至事前布置好。这样表面看来是群众运动。(旅大6．2．)
刘雨田(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斗争是人身攻击，逼供，不是根据调查研究。(辽宁9．1．)
赵鸿翥(东北财经学院法律教授)：肃反运动时，要我们对不相识的人进行斗争，实在令人为难。(沈阳7．16．)
吴越(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学习室中共党史组组长)：宣传部的肃反斗争，混淆了党内外的界线，把党内斗争与党外斗争混淆在一起了，因此使党内一些同志身上挨了一些子弹，伤了一些同志的感情和积极性，没有看到党委机关的特点。
他不仅否认肃反的必要性，而且反对群众路线的方法。他认为，“对党内同志有怀疑时，应令其停职反省进行查对，不应用斗争敌人的方式进行斗争”。并且狂妄地质问党：“为什么把党内同志提出来当特务斗争？既然当特务斗争为什么不开除他党籍？如果有检举材料就应当先进行调查，查清是反革命才斗，没有这样做是个错误，既然错了就应向被斗的同志致歉，平反，不要以胜利者自居。”
他污蔑小组斗争是“事前不经过调查研究，随便把谁提出来就斗。”(沈阳8．11．)
吴越(沈阳市委宣传部中共党史组组长、党员)：“市委宣传部的肃反只是废品，没有一个合乎规格的成品”。
耿宁(第一机械工业部设计总局第三分局工程师)：肃反干部找他谈话是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白脸。“一定是上级向他们要任务，说某某是反革命……他们也不好办，要完成任务，他们也苦，又要有党性又要有人性……”(沈阳9．4．)
吴襄(民盟旅大市副主委)：肃反是搞盲目性的群众运动，群众是糊糊涂涂跟着去斗争，不是甘心情愿。(辽宁7．2．)
高士慎(沈阳市文化用品公司储运科科员)：学生斗老师(反革命分子)会降低老师威信。至于镇反肃反，他别有用心说：“改朝换代都要杀一批人。”(沈报9．2．)
钟一均(中山大学教授、历史系副主任)：肃反，是宪法颁布之后的事。成绩是巨大的，无可怀疑。但是，有好些做法不仅对高级知识分子很不相宜，和社会主义法制精神不相符合。当然肃反是对付反革命的措施和处理人民内部问题有所不同。问题是肃反中也曾搞错了许多好人。宪法规定，侵犯人民权利必须赔偿。而对这些人，除了一般的道歉外，却未听到什么赔偿，就是道歉，有些单位是未认真的去做，说是“上面的办法变了”敷衍过去完事。(光明6．1．)
张朝杰(上海青年报)：把“肃反”时的青年报人共分成八等：“重斗分子”、“轻斗分子”，“批判分子”、“冷搁分子”、“一般信任”、“积极分子”、“骨干分子”、“领导核心”。他们的策略是：团结“重斗”；争取“轻斗”、“冷搁”；分化、打击积极分子；最后搞垮党的领导。(文汇报9．12．)
彭汉声(大连工学院讲师)：“有人说肃反斗争走的是群众路线，群众是谁呢？我把它大致分为四种：打手，走上风的，走下风的，被斗的。如果硬要把它说成是群众路线，那亦不过是打手路线而已。”(辽宁6．8．)
来源：《右派言论选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之二，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编，195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