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药眠(北京师大中文系主任)：我们印出来的作品，中学生读起来，大体上说还认为可以，大学生就觉得不够味，不满足了。(人民8．14)
黄药眠(北京师大中文系主任)：一般说，大学生并不十分喜欢中国现代作品，但你问他，他还是说好，但他所以说好，倒并不是亲身感受到了，而是因为“文艺报”说好，他也就跟着说好了。(人民8．14)
张明权(北京文联)：中国近十五年来的文艺作品都是拿不上国际文坛的。(“文艺报”17期)
刘绍棠(青年作者)：近十五年来中国没有出现值得注意的作品和作家。(光明10．18)
秋耘(文艺工作者)：我们的作品回避了严峻的生活的真实，仅仅满足于表面的歌颂和空虚的赞美，而有意掩饰我们在斗争和成长中的困难和痛苦，长久以来，在我们的艺术作品中，充满着太多空虚的叫喊和廉价的歌颂，实在使人听得有点腻了。(“文艺报”17期)
吴祖光；(剧作家)：我们谁都会谈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是它在培养文学艺术人材这一方面表现了什么呢?对于解放以来，工、农、兵的每一条战线上都是人材倍出，蓬勃前进，而文艺战线上独独新人寥落的具体现象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呢?
这是一个值得思索的有趣的问题。造成这样的后果的原因可能很复杂；但是我想，总的说来，这是一个领导问题。(“戏剧报”11期)
钟惦棐(“文艺报”编委)：我国的电影这几年来在对于电影的基木法则基本特征问题上，明显的表示出它是前进得过远了。我以为“倒退”一下也好，退到电影艺术创作正常的轨道上来；退到广大观众不仅要求教育，也要求娱乐，要求美的欣赏或享受。(新华半月刊57．5号)
孙家琇(中央戏剧学院教授)：许多新文艺作品，里面也都没有新时代的英雄气概，这并不完全由于清规戒律，教条主义的束缚，而是他们这些所谓作者们，所谓艺术团体的领导者们，本身就没有英雄的灵魂。(“文艺报”17期)
秋耘(文艺工作者)：教条主义对文学创作最主要的有害影响就表现在提倡粉饰现实，反对真实地反映生活这个问题上面。(“文艺报”17期)
刘绍棠(青年作者)：我们文学创作上的教条主义，还有其历史原因。一九四二年以来的文学创作，对现实主义做出了巨大的发展，但是，应该说，它对现实主义的艺术建筑上，却是比思想上的建筑小的多的。这正如前边所述，是因为受到战争环境和教条主义影响的缘故。(“北京文艺”4月号)
刘绍棠(青年作者)：由于公式化概念化的流毒，近几年来，我们很多的文学艺术作品，是非常缺乏艺术魅力和艺术感染力的，这些作品，往往只是根据某些政策条文，或政治原则的抽象概念，写出来的，也就是说，是把抽象概念图解了一下子。
这应说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表现，具体的说，这就是人民与作家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办法只有一条，那就是提高。(北京5．14)
冯雪峰(作协副主席)：和胡风相同，冯雪峰在抗日战争中是抹煞蒋管区的进步文艺的成就，而在解放以后又否定新中国的人民文艺的发展的。冯雪峰在“论艺术力及其他”里面完全采用了胡风制造的武器，同样勇敢地对当时的进步作家一律加以讨伐。就是在党已经开始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批评以后，冯雪峰所写的“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仍然继续在那里把许多进步作家的作品诅咒为“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在“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一文中，他虽然不得不肯定新的人民文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新的东西，但接着又说，“在反映现实上，还普遍地存在着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的缺点和错误”，“艺术水平还低下”。这就是他对新的人民文艺从作品内容到艺术水平都一概贬低。至于他的不曾公开发表的会议上的发言，那对我们今天的文艺就鄙视和贬低得非常厉害了。比如1953年他在全国文协组织的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座谈会上的发言，就说我们“今天刊物上发表的作品，与高中、初中的作文差不了好多”。(人民8．25)
吴祖光(剧作家)：但是就文学艺术的角度看来，我以为组织力量的空前庞大使个人力量相对地减小了。
张明权(北京市文联)：他认为“保卫延安”描写正面人物是教条主义的，要写动摇叛变才真实。(“文艺报”17期)
冯雪峰(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文学作品应该歌颂我们社会主义的伟大建设，鼓舞人们前进，但是不能说人民今天就没有痛苦，问题在于怎样了解痛苦，在于作家本身的感情。我们同志怕尖锐地提出问题，而所以形成这样，是因为作家和人民生活隔离，人民的痛苦在作家里得不到反映，有时能反映一些，也是盲目的。(人民文学57．11期)
程千帆(武大中文系教授)：他将文学工作者分为四等：大作家大编辑，小作家小编辑，不大不小的作家和编辑，权威作家权威编辑，认为这种级别论“支配着我们思维活动”，并且“被提倡，被容忍。”并且说所有级别高的人都是狂妄自大，乱搞男女关系，自己的作品禁止读者批评等等，而所谓级别低的则想尽办法往上爬，于是出现了“文坛登龙术”和“文坛名单学”等等。(人民7．29)
王化南、郭墟(沈阳文联正副主任)：近年来，在文艺领域中，教条主义非常顽强地占据着统治地位，它不但挫伤了文艺创作的积极性，也毒害了广大文艺爱好者和读者的心灵。教条主义表现在：①只许说好不许说坏；②说坏的必须有个对立的最后胜利的好的；③只许写重大政治题材不许写儿女情家务事；④欢乐歌颂不要讽刺；⑤抽象地要求只许写工农兵不喜欢写工农兵以外的题材；⑥喜次写现在不喜欢写过去；⑦只许一种风格手法不许标新立异；⑧只是中国好外国不好或只是外国好中国不好。这些不正确的言论和干涉，是使文艺不振的重要原因之一，应视为一个严重的教训。(沈阳6．1)
黄药眠(北京师大中文系主任)：几年来我写文章很少，但就这一点点经验来说，也就不难体会到写批评文章之难!不能粗暴，不能讽刺，不能说俏皮话，要照顾到权威，要照顾到大作家，要照顾到新生力量，要照顾到领导首长，要照顾到老先生，要照顾到统战，要考虑主编的意图，要考虑到苏联的杂志上流行的意见，要考虑将来政策转变时为自己留退步，脑子里这样许多“照顾”，许多“考虑”，于是自己的主意就越来越少，文章力求委宛，力求面面俱倒，力求不至惹起别人的反驳，许多重复了不知千百次的为人所熟知的大道理大原则，也不妨假定读者有“百读不厌”的精神再来一次重复，肯定之后，必须来一个“但是”，否定之后，必须来一个解释，文学上力求多加上一些“在一定条件下”，“在某种程度内”等等。(“文艺报”57．19期)
黄秋耘(作者)：他说，这股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寒流”造成一种极其可怕的气氛：凡是批评生活中阴暗的，不健康的，甚至是畸形的东西的文章，凡是描写人民群众的困难和疾苦的作品，不管其动机如何，效果如何，大都被不公正的指责为“歪曲现实，诋毁生活，诽谤社会主义制度，”说我们的文学是“仅仅满足了表面的歌颂和空虚的赞美，而有意掩饰我们在斗争和成长中的困难和痛苦”，并且大声疾呼：要还作家的“智慧”和“良心”，不要再让他们“对震动自己良心的事件保持沉默!”要作家进行所谓“放胆地干预生活”，“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人民文57．11期)
来源：《右派言论选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之二，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编，195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