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隆基(民盟副主席)：他这几年来一直讨厌思想改造，说知识份子不喜欢这个名词。罗隆基认为知识份子与党的距离是思想改造运动搞出来的。思想改造和肃反是造成党和非党隔膜的原因，所以要求党以“国士”对待知识份子，不这样，他们就不肯把力量发挥出来。(人民6．26．)
钱伟长：知识份子思想改造是重要的，但是有些青年人光抓人的缺点，甚至一些私生活的问题也揭开了，这就使老年人伤了自尊心。以后就谨小慎微，一到开会空气就十分紧张，还把自己和人家的发言统统纪录下来，以便有案可查，防备抓小辫子。(人民5．17．)
费孝通(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知识分子立场问题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已经解决了，现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已进入了细致的观点和方法问题了。(光明6．18．)
高士慎(沈阳市文化用品公司储运科科员)：他对党对知识分子改造政策说：“老年人还能活几年，快要死的人啦，应该让他们一步，教育不教育问题不大”。“这次发表言论的右派分子主要是知识分子，这些人旧社会也反对蒋介石，蒋给他们地位就不反蒋了，……所以要‘分庭抗礼’‘平分秋色’”(沈报9．2．)
龙云(民革副主席)：“共产党搞的思想改造运动，叫民主人士骂民主人士，比土改还痛苦，还难受，共产党真厉害。”龙云又说：“思想改造对于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件万分痛苦的事情，我们这些不懂马列主义的人说话最容易挨批评，实在说来，共产党是极权主义，征服一切对立思想，一点思想自由也没有。”(光明7．21．)
傅鹰(北大教授)：我对“思想改造”这话很反感，一听到就好象是劳动改造。一直到现在我没有体会到我的思想不好。他说：资产阶级的思想自然不是好的，但任何思想都不完全是精华或者全是糟粕。他说，完全要不得才需要改造，我不承认我完全要不得。(文汇5．8．)
侯韵(鞍山日报记者)：对党外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还有个完吗？三反运动，思想改造运动，现在又要反右派，真是改造、改造、再改造。还对人说：“现在事情很复杂，说大就大，报社档案都被抗去了，你一说句话，就查你祖宗三代，非要把你查出个坏分子不可，历史上埋没了多少英雄啊！”(辽宁8．12．)
徐伐(冶金工业部技术员)：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有百害而无一利”，其结果是“知识”变成了“罪恶”，党群关系受到破坏。因此，他呼吁思想改造“万万使不得”。(人民8．18．)
韩鸣(民盟盟员)：知识分子不必进行什么改造，他们可以一成不变的进入新社会。(解放9．10．)
黄沙(“新观察”编辑部人员)：思想改造是科学问题，现在却动不动就查祖宗三代，用出身历史来检查。(光明7．26．)
尚纪(辽宁省教育厅教研室研究员)：他认为教师不必再进行改造思想了，说：“经过历次政治运动，教师都进步了，现在的问题，是党对他们信任的问题。”因此他也反对在学校里加强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方针。(辽宁8．9．)
李降心(东北人民大学)：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改造人们思想，是太没有必要了，因为它对人们来说只是徒劳。建议党在全国停止共产主义教育。人是有自己思考能力的，满足自己需要是人的本性。反过来说，人没有为别人而付出一切的天性，我们必须按人的本性来办事。(吉林6．15．)
董太和、梁允奇(浙江大学教授)：在高教部门的多数知识分子，都是有抱负的文化与科学工作者，有事业感和责任感，莫不希望解放后在中共领导下有一个美好的研究园地而有所作为。可惜，此一美好理想如同将烬的烛火一样每况愈下，由批判单纯技术观点而三反，而思想改造，而院系调整，而教学改革，而一系列的社会运动，最后到肃反，一切又一切的改造批判运动中，知识分子莫不为主要的对象。一声“大胆怀疑”，其株连之广，不下于东林学案。思想改造连得三代祖宗都得拉出来大大批判一下，否则不得过关。当然千万顶大帽子更是美不胜戴了!弄得大家皇皇若丧家之犬。
有人说，这是锻炼和考验知识分子的试金石。我们看，这是把问题越搞越糟，自拆台脚的拙法!(文汇5．20．)
孙竹生(唐山铁道学院系主任)：思想改造是共产党存心整知识分子。(人民8．21．)
张东野(民建安徽省工委委员)：党对士尊而不亲，人情味少了。我认为人情味是一个特殊的东西，党对士过分强调了革命喽，团结喽，批评喽，一天到晚就是这些东西，因此人家感觉太机械了，没有人情味道。士消沉的很多，其原因就是如此。(安徽5．29．)
王堪贤(“新民日报”晚刊记者)：人的思想是根本不能改变的(解放9．20．)
范朴斋(民盟中委)：党是“右手持棍棒，左手拿帽子”对待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见人都打”。“一系列的运动、改造，有的人把人性也改掉了”，许多人“人格丧失，见人低头”，“精神上几乎是受到蹂躏”，终日“魂魄不安的过日子”(光明6．5．)
唐家琛、马馥庭(兰州医学院教授)：思想改造令人寒心、伤心、灰心、担心，思想改造运动是强词夺理，鸡毛里挑骨头。(人民9．22．)
马连科(西安邮电局)：政府以过多的经费用来把人改造成为马列主义者，以正义版税、稿费，地位给予没有政治能力仅只乐于接受思想改造者，以过高的权力给予政府及领袖的赞颂功德者，以至使他们有权在报纸上污蔑别人为反革命分子，宣布和他们的气味不一样思想不一样，感情相对立的人为反革命分子，这已经不仅是政治信仰的问题了，是值得抗议的。
放弃思想改造政策，许可人民自由研讨哲学政治问题，并停止以国家经费用在改造人的思想上，停止以政治地位给予没有政治能力的人。(陕西6．10．)
黄延昭(广州交通运输管理局工程师)：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好的，是客观真理，他们不要你去督促，就自然会去学习，会去信仰。所以用不着人为地去灌输。“缘木求鱼的思想改造运动”不必再继续搞下去。不赞成把知识分子划分新的和旧的，把人的思想划分为社会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这都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比如今天常常说工人阶级目光远大，大公无私，但实际做出来却往往自私自利，使人难以理解工人阶级思想的真义何在。(广州6．10．)
王书田(沈阳北关区业余学校教员、民革成员)：学生斗老师，是缺乏作人的起码条件——道德。(辽宁8．16．)
费孝通(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党和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的内部矛盾”，不能用“单单强调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来解决。(光明5．1．)
李景汉(中国人大教授)：他认为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不仅是“不尊重人权”而且是一种“侮辱”，是“屈打成招”。
他说：“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攻城容易，攻心难；攻高级知识份子的心更难”。他还说：“旧知识份子不仅学术上有可取之处，就是在政治上也有一定高度”。因此他警告共产党说：“中国有一句古话，水能载舟，亦能复舟，这句话很可玩味”。(人民8．16．)
尹鲁(沈阳药学院马列主义教研组讲师)：党认为生产发展速度快，劳动效率高就是优越性，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只是表现在它的根本性——代表人民利益上；可是党忽视了一个好的社会制度，最重要的是要大多数人民更喜爱它，感到生活得更舒服、更愉快，其中包括物质和精神的。但是现在并非这样，党对人们的思想、言论约束得太厉害，思想改造是好事，但操之过激，违反了思想改造的规律。甚至有人说比伪满和国民党时期还不自由，这当然是偏激之词。但值得注意的是更多的人不是从社会的根本性来考虑，而是从自己底切身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的，因此，很多群众对这社个会制度顾虑重重，生活得不愉快。在民主生活的多样性上还没有显示出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忽视了后者，生产力发展的优越性也不能顺利地体现出来，不能希望一个精神不愉快的人能够提供很高的劳动效率。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呢？因为这涉及到国际工人运动的根本路线问题，最终地战胜世界资本主义，是采取“收”的办法——加强约束，还是采取“放”的办法——扩大民主。无疑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提供了创造性的光辉典范。但有很多党员包括党员领导干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落后于实际。(沈阳6．7．)
许道夫(南京农学院教授)：“从中国历史来看，秦始皇统一中国，必先统一思想。中国近百年思想紊乱，现在统一中国，也要经过思想统一阶段。知识分子思想对社会影响大，所以在历次运动中，‘挨整，是理所当然的。”“我感觉在历次运动中敢于说话的往往成为斗争对象，而百依百顺的常被人为的提高。这似乎是个规律。”(新华7．2．)
邱致中(民盟、森林工业部)：“三反、肃反的错误超过了成绩。”“三反、肃反是整干部是整知识分子的。全国五百万知识分子中就有三百万知识分子吃了共产党的亏。”(光明8．23．)
胡秉方(北大)：思想改造成绩是表面的，缺点是根本的，而且是一个政策性错误。(光明8．20．)
谈家桢：洗脸应该有个方法，叫小孩子给大人洗脸，当然也是多少洗了一点，可是脸上却留下很多痕迹，难怪老教师心寒。(新闻6．8．)
任永忠(沈阳医学院副教授)：三反思想改造时让学业帮助教师改造，教师在学生面前过关，严重的损伤了知识份子的自尊心，使老师上课时抬不起头来。(辽宁5．20．)
吴襄识(民盟旅大市副主任大连医学院教授)：思想改造是党拿着鞭子站在老师后面，要老师好好给学生讲课是做不到的，清朝的文字狱都没有压服知识份子，党用粗暴的方法是没有效果的。(辽宁7．2．)
尹肇雄(民盟争鸣月刊编辑)：思想改造在某些场合实质上是思想统治，小组鉴定画鬼脸，让你自己打嘴巴、强迫接受，不通也要通。这种做法，不仅不能解决思想问题，相反地又背上了思想包袱，影响情绪。(光明6．30．)
楼邦彦(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污蔑党对政治界旧知识份子的改造“是一棍子打死”。(人民8．6．)
白沉(上影导演)：共产党对思想改造的做法，比国民党和日本人的保甲制度还要厉害。(解放8．12．)
龚灿光(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副校长)：三反运动中的作法是错误的，伤了知识分子的感情和自尊心。这些错误的原因是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和估计不足。毛主席曾说：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倾向革命的。这确是事实。但是共产党进城后，就以改造者自居，盛气凌人，从三反起就对知识分子来几个闷棍。这个做法是错误的，不是在团结知识分子。党对知识分子的特点也估计不足，知识分子的特点是非常敏感，象晴雨表，自尊心强。知识分子就是有知识，知识就是他的本钱，他的依靠，因此他需要时间，需要研究，需要安静，没有这些他就空了。(重庆6．10．)
吴景超：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采取斗争的方式，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所以我认为对章罗等人应该用面对面的说理斗争。(人大周报162期)
马馥庭(兰州医学院教授)：新老教师、教师学生间的关系也不正常，其主要根源是几次运动的“后贻症”。在思想改造时，用学生教育教师，恶声厉色，大伤高级知识分子的“自尊心”。在运动后，有位教授说：思想认识是提高了，同时脸也丢尽了，它好有一比，运动是一顿好酒席，但是，吃一道菜，自己就打自己一耳光，好菜吃饱了，脸也打肿了，在群众面前抬不起头来了。这种“后贻症”的结果，老教师自然而然地有了雇佣观点，有位教师说：我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当一天钟挨一天撞”。(光明5．26．)
张继先(东北农学院教授)：在历次运动中，无论是思想改造、镇反、肃反，许多高级知曾使子，可以说全部高级知识分子都受到了不可忍受的侮辱，百般的侮辱；可以说把世界上所有百科全书中最丑恶、最恶劣的词汇都加到他们身上了！他们受到这种百般侮辱之后，人们以为叫来鸣放一下就行了，不行!你把他们的四肢砍掉了，末了只涂点红药水，试问能解决问题吗？
我提议在这次整风中，对于历次运动中的各种偏差，把过去那些对高级知识分子百般侮辱的事实，百般谩骂的情况，如实地在报纸上公布出来!要作公开的道歉，要承认各种违背党的政策的事实。
他们历史上有许多事实是领导上捏造的，如果运动中所立历史档案不毁(不是全部的，只是这一部分)，他们的思想包袱就永远丢不开，就必将认为这是历史的丑恶，就必将死了也不瞑目!(黑龙江6．12．)
张静吾(民盟河省委委员、河南医学院副院长)：一系列的运动都是利用学生斗老师、利用护士斗医生、利用青年斗老年。因此被斗过的医师不敢指挥护士，教师对学生讲课也很害怕。(人民7．25．)
樊光(民盟南京市副主委)：他要重新估价历次政治运动，危言耸听地说：“知识分子被斗过的现在是‘一朝被蛇咬，十年见蛇惊’。”(人民5．23．)
赵锡霖(北京钢铁学院金相教研组主任，盟员)：老老师(老年教师)这几年来是受到不同程度的“压力加工，和冰冷处理”，说什么钢院民盟受到党员宗派主义影响很大，象是“听话”训练所，有的组织生活，是宗派加教条，大家念念经给党委负责统战部同志听。(光明7．6．)
马哲民(民盟湖北省主任委员)：不管理由如何，他们(指高级知识分子)感到内心确确实实有苦水，有牢骚，这是事实。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特别是在肃反运动的时候，使用极端粗暴的办法对待他们，把斗争、禁闭等办法施诸于他们身上，对于他们的人权都不重视。在这些运动中，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对于思想、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不加区别，打击和斗争面太广，弄得人人自危，草木皆兵。真把他们搞得太苦了，太伤心了。他们也知道，在这样的群众运动中，难免要斗错关错一些人，但是，为什么，他们被斗被关是在大庭广众中众目睽睽之下进行，而当查清楚他们不是反革命分子，给他们做结论、摘帽子或向他们道歉的时候，却在房间里“暗中”来做呢？为什么不在群众面前公开恢复他们的名誉和信用呢，他们觉得，他们做人的起码的自尊心都被毁灭了。应该懂得，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自尊心，是和他们的血肉以至生命关联着的，毁灭了他们的自尊心，是他们再伤心不过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没怪乎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生存意义都发生了怀疑。(光明5．8．)
廖廷雄：有人过分夸张了思想改造运动的作用。依我看，思想改造运动，成绩是次要的，错误是主要的。我感到，这个运动对我没有什么大帮助。这不能不谈到进行改造的方式。那时，教师打一遍脸，骂自己一次，骂得愈凶，学生认为检查的愈深刻。检查前，学生对先生“启发”：这是资产阶级思想，这是反动阶级思想，顺次而行，过学生的关也易。不知这种“过关”妙法，是那位想出的？其结果形成今日“过关”思想。思想改造运动前后，帽子之风大盛。(光明5．26．)
丘远明(大连机床厂工程师)：经过这次学习，我回忆了一下，过去的每次运动，矛头都对着知识分子。由于领导上和党员对非党的知识分子有宗派主义，只看到他的缺点，因此对他们的分析批评和党员团员就不一样；对党员团员，检查一次就通过了，对知识分子，则几次也完不了，甚至连祖宗三代都挖出来，还觉得不深刻。因此，每次运动来了，知识分子都有些惶惶然，而没有想到要改造自己。有些意见很粗暴，也很错误，但却只能听，同时领导上事后也不澄清。这就造成了知识分子的过关思想。这样的运动不能使知识分子进步。我就不是在运动中被整进步的，而是在国家飞跃发展的影响下进步的。(旅大5．28．)
来源：《右派言论选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之二，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编，195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