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远(民盟中委)他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于革命和国家政策上所表现的不同立场、观点，仅仅是“为一个共同的革命目的，走在一条共同的革命道路上所存在的立场、观点、方法上，思想作风上的非根本性的差异。”(解放9．6．)
李仲平(四川省工商联副秘书长、重庆市工商联副主任)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从来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不是敌对阶级的矛盾。”为此，在任何情况下，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李仲平都认为是不应该的，是“过火”的。他到处宣传：“对私营工商业改造工作是强加于人，“估到干”，“搞得过火”公然鼓吹“斗争过火论”。(光明7．26．)
毕鸣岐(天津工商联主委)今天资本家也不能占有产品了，也不能支配产品了，从这两个方面来看，资本家和工人今天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唯一的区别就是工人没有定息，资本家有定息。(光明7．13)
毕鸣岐(天津工商联主委)：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和工人阶级差不多了，应该是“主人中的共同的主人”“同是主人没有客，同在社会主义领域中”。(光明7．14．)
李仲平(四川省工商联副秘书长重庆市工商联副主任)：“民族资产阶级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阶级的分子伤残了，自信心丧失了。”“这是教条主义者硬搬马列主义的结果”。“现在对工商业不应再提改造了，既有高潮，即说明工商业者已经完全接受了改造。”又说：“现在许多地主都转变为农民了，为什么挡着工商业者不让转化？”(光明7．26．)
刘鹤延(辽阳市公私合营窑业厂私方厂长)：公私两方的矛盾多暂也解决不了，这是共产党政策造成的。(辽宁8．16．)
荣子正(天津市工商联常委)：为了爱护党，帮助党整风，我想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发挥私方人员积极性问题。
党在千方百计地使私方人员发挥积极性。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私方人员确实有股热气，想一显身手，但是这股热气，却被多种冷水泼凉了。
第一种凉水，凡事冠以剥削之名，损伤了私方的积极性，如有人说“起义蒋军放下武器就是自己人，四友之一交出企业却是私方”。还有，我在视察监狱时，看见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反革命犯人中得到了贯彻，而对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却没有作到贯彻，以上两种情况，都说明是友不如敌。
或者有人说，党这样做是因为资本家是剥削阶级，借此，可以刺激资本家放弃定息，完成改造。我是不同意这种说法的。我们可以看看当前私方领取定息的实际情况，大家知道，赎买的代价一共是三笔，总计约等于合营时的清估总值。其中一笔是合营前的盈余，这笔盈余名多实少，有的是名盈实亏。第二笔赎金是保留较高的工资，但是这种情况并非资本家独有，而列入赎金，有凑数性质。第三笔是七年定息，按五厘计算，占清估总值(全国二十二亿)的35％，折合账面财产(全国四十五亿)17．5％，而账面财产是历年征税工作的结果，政府应该负责，同时，这17．5％再减去占它十分之一的互助金，就只剩15．75％给私方了，合营前，资本家在企业是负着经营管理和技术操作的责任。因此，我们承认是剥削者，但同时我们也是参加物质财富创造者，特别是生产组织者，财富积累者。赎买代价的实际，等于没收我们剥削来的大部分(84．25％)，付给我们小部分(15．7％)等于还本，与合作社还本作法无何不同。如不冠以剥削之名，不泼这个凉水，不损伤私方的积极性，让私方出更多的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创造更多的财富，岂不更好？
第二种凉水，党惯于把坏人坏事说成是资产阶级思想或资本主义自私自利作风。实际上坏人坏事或者是大公无私的人，是不受阶级限制的。以河北区染化七厂为例，私方人员占全厂人数五分之一强，在今年第一季度，他们提出的合理化建议件数占全厂45％，已实现有效的十六件合理化建议所获得经济效果占全厂95％，按人数比率效果率计算，私方人员提出的合理化建议等于工人提出的一百倍，举这个例子不是为了夸耀私方，要占上风，为是说明这些私方人员把毕生才能经验贡献给社会主义，能不算大公无私吗？这种突出的成绩，把它宣扬出去，共同学习，加速建设，有什么不好呢？但是这个工厂的公方厂长在我们区工商联代表会发言中，却只说私方提出的合理化建议件数所占全厂的比率，不提人数比率占五分之一多，不提效果比例95％，便使人看不出私方的作用。我想是这位厂长在坚持个人阶级立场，不声张私方的贡献，不考虑社会利益了吧！这种一人顶百人的贡献，要是出在工人中会成为天大的盛事，怎么是私方，就该无声无嗅呢？有这种事情存在，说明党另有偏爱，私方怎么会有劲呢？我特提出建议党对这种宗派主义要进行检查，进行纠正!
第三种冷水，常见报刊文件，标语口号写着：资本家要学习工人阶级热爱劳动的精神和艰苦朴素的作风。意思是说资本家得重新学工人的这些东西，有这种提法的人，我想他是完全被书本束缚，没有看过和听过实际的情况。我们是过来人，深知中国民族资本家不是平地升天，他们创业的过程很艰苦，绝大多数人是从个体劳动，白手起家，刻苦钻研而来的，并且是企业愈大操劳越重，党虽然把资本家当做财富，但是现在却听任他们被埋没。这是一笔损失!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改造的问题。
现在，对这个问题，只见人们歌颂成绩不谈缺点，我以被改造者，过来人的亲身经历谈一谈此中问题，听说在老解放区，对赞成土地改革的地主，称做开明士绅，不作政治斗争，只能协商征收土地，因之，有大批的地主子弟参军参干。这种化敌为我的斗争经验，却没有运用到对资产阶级的改造工作中来。
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则是进行全面的(五反，人人过关)和长期的(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五年)经济和政治的斗争，这些斗争是通过劳资关系和公私关系来进行，结果是损失太大了，使有生产技术管理经验的资本家倒下了，都染上了缩手缩脚不敢负责的病源。有的人曾说：不如此，资本家倒下了，工人起不来，工人人数多，起来生产会更好。经过几年斗争的结果，资本家是倒的消极了，但生产却没有起得来，工业表现在生产成绩上，商业表现在服务态度上。举河北区恒源纺织厂和南洋橡胶厂为例，“五反”前，这两个厂都是旗帜厂，出过各种模范。“五反”后便掩旗息鼓，再不模范。如果对资产阶级的改造大业能正确运用化敌为我的斗争经验，则这些企业生产定会直线上升，而无中途下降之弊，积累财富必能数倍于今日。我本人在一九五一年就提出献产参干，当时有同样愿望的颇不乏人。设若党接受愿献产的献产，通过典型带动，也会接踵而来，相信对资产阶级的改造大业，必然早已完成，经济建设会更快，政治收获会更大，而阶级也会早已消灭。所以说，当前许多矛盾的存在和产生，都是由于党对待不当的结果。(天津5．21．“不要给私方泼冷水”)
荣子正(天津市工商联常委，市橡胶公司副经理，前南洋橡胶厂厂长)说：在本月四日会上，乔维熊对我上次发言，提出了不同意见，我再次提出自己的看法。我曾经说，马列主义在中国运用很多地方对不上号，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勤劳肯干……而且在我们上升为剥削者之后，也不是坐享其成，不劳而获，而是操劳更重。乔维熊说，操劳更重是为自己，不是为旁人，还说，操劳更重不外乎是勤俭起家的变称。我认为党提出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一切事业，难道私营企业创业守成的过程，没有勤俭起家的因素吗？说到操劳更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别人，我想，全人类的生活活动，全都是为了自己。共产党还号召私方人员拿出私营时期精打细算的本领，用到社会主义企业中来，难道精打细算本领和勤俭起家有不同吗？正因为这些人有操劳更重、勤俭起家和精打细算的本领，才会挣多花少，积累出最初资本，给近代化生产尊定了基石，如果都是挣来花光，今天全国都会是个体劳动者，而没有近代化的经济基础，对这段贡献，应该作出应有的估价。所以我认为理论要根据实际，不能强调一面，而轻描另一方。如果把年代已久，国情不合的马列主义著作，不加选择的搬来，生放硬学，结果只会是越学越不通。(天津6．7．)
荣子正：马克思主义形成一百年前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适宜于德国、俄国，但是搬到中国来以后，很多地方对不上号？在中国只有大贫和小贫，并没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区别。(人民6．17．)
荣子正(天津工商联常委)：党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问题，都是根据马列主义办事，进行全面的和长期的经济和政治斗争，结果损失太大，资本家倒下了。(人民6．12．)
荣子正(天津工商联常委)：党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也存在三大主义。譬如，政治经济学里说，独立劳动者上升为剥削者之后，原来的资金，很快就花光，然后则不劳而获。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则不然，我们是勤劳肯干，赚的多，花的少，而且在我们上升为剥削者之后，也不是坐享其成，不劳而获，而是操劳更重。因而，我们学政治经济学，很多地方是听而不信，不能接受。
我建议党根据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发展情况，通过调查研究，做出中国的理论，而能向别的国家拿出了丰富的马列主义，而不是把马列主义的原样转口。只有这样的理论，才能使生产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工人阶级都能同意。所以，党不能单凭主观，以为学过马列主义，就能运用，结果是机械地搬用了马列主义。(天津5．31．)
阎少青(北京市工商联常委，市新药业同业公会主委)：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殊性，屡见论述，不再重复。而对我国工人阶级的特殊性，则说的不多。要阐明两个阶级相互关系，就不能单从理论上，本质上套用，就须从特殊性方面来研讨。
核资后知道有百分之八十资本家不足二千元，即以二千元来讲，相当于现在月入五十元工人的四十个月工资。假如有的职工在条件的许可下，每月撙节二十五元则八十个月可以同我国现有的百分之八十中的一个资本家的资本相平衡。从经济上区别，可以看出职工同广大的资本家的距离不远，并非两极分化，到一生一世盼望不着的事。
以往经营一个买卖需用本不大，工厂设备简陋，因而在企业构成部分，资本家并不占主要地位，而是以买卖路子，生产技术为主。掌握了这些东西，凑合几个本钱干起活来，倒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人讲，若不是解放来得快，会有更多的资本家出现，是有来由的。其次是促成工商业成长的社会环境。解放前连年战乱，农村生活极端不安，这就是为城市工商业者输送劳动力以有利的条件。送其子弟到城市学生意(学手艺)的动机，第一是避免乡间拉夫抓兵，第二是学好“能耐”自己开设买卖，提高生活。并且达到这一愿望的已为数不少。因此，当时受着资本家的剥削，也是准备自己成为剥削者(当然那时还没有剥削的概念)。再说当时市场瞬息万变，资本家一朝失手，全军尽没，又很易转回职工，为其它新兴资本家服务。在此“鱼龙、龙鱼”变化(是否可以说是阶级变化)的情况下，自然会产生适于当时情况的思想感情——相互依存的思想感情。所以当时同工人阶级的思想上的距离保持的是若即若离而不是水火矛盾。
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资本家也舒了一口气。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又为工商产品创造广阔的销售市场。私营工商业者沿习资本主义的经营故智，片面理解“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劳资两利”的经济政策。因而招致“五反”运动。在此期以前劳资双方同心协力，均为“繁荣经济”，达到“劳资两利”的目的而服务，因而矛盾亦未增长至对抗性质。“五反”运动，劳资双方划清界限，资本家接受了工人群众给的教育，亦无对抗事情可言(个别情况不计)。所谓“三权不如一督”正是说明当时资本家对接受工人阶级领导的态度。总路线公布后，更具体地接受了工人阶级“利用、限制、改造”政策。在各种场合听到的情况，虽然有人感觉对这样字眼不舒服，但还无人提出抗拒这一政策。这说明矛盾的对抗性仍未发生。及至高潮，资本家以事实表现投降于工人阶级共同建设祖国，又彻底解决了产生矛盾的物质基础。现在所谓矛盾只是残留的旧思想意识未能随之变化的矛盾了。追述往事，以我个人以及周围工商业者的体验还没有感觉到对工人阶级有什么“百年深仇”今朝应该身受的因果(我国为数不多的大资本家是否也是如此，未便推断)。工商业者“反躬自问”是应该的，即自己“画壁虚构”以此解嘲是不应该的。并且这样又可能导致人们不辨是非，一味曲从，也会丧失民族骨气的。(北京6．15．)
毕鸣岐(天津工商联主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伟大的!(光明7．13．)
李仲平(四川工商联副秘书长)：“资本论只是对国际资产阶级而言，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完全不适合。”李仲平极力宣扬“民族资产阶级特殊论”，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国际资产阶级完全不相同”。(光明7．26．)
章乃器(民建副主委)：经过“五反”和全行业合营高潮，工商业者交出了生产资料，如仍教条主义地强调两面性，这对工商业者自我改造的信心有很大影响。他说，那个阶级都有两面性，工人阶级也有，只不过积极、消极两面的比重大小不同，这是一个先进和落后的问题。他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即一是剥削阶级，一是不剥削阶级和反剥削阶级。但这两个阶级的分子不能说有本质的区别。资产阶级的剥削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只能消灭，不能改造；而资产阶级分子是可以改造的，因他的剥削不是与生俱来的。他认为目前我国所有阶级的特性已基本上消灭，大家正在向人类的共同本性过渡。(人民6．2．)
章乃器(民建副主委)：早在1951年6月，他就说过：“经过一年多的新时代的教育，他们的两面性动摇性已基本消除了。如果我们还把解放初期甚至在反动时代的眼光来看他们，就不符事实了，不适当了。”(光明7．14．)
章乃器(民建副主委)：中国资本家的剥削乃是没有“剥削意识的剥削”(光明7．12．)
章乃器(民主建国会副主委)：教条主义者一贯低估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应该看到，八年来，他们经常在阶级斗争的火线上，饱经了斗争火焰的洗礼，这对于他们的教育和锻炼是十分深刻的。这种火焰转到了某些教条主义的官僚面前的时候，已经变成了温室中的暖气，成为教条主义官僚们的享受。(人民7．18．)
毕鸣岐(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资产阶级今天已经把企业交出来了，而且是敲锣打鼓地走过来的。很多人都要求进步，要求自己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公民。凡是有条件走出家庭，都走出家庭参加了社会活动，参加各项工作，而且大家在工作中都任劳任怨，并无怨言。在我们工商界思想改造有着如此变化的情况下，还给我们扣帽子，说我们留恋资本主义，走回头路等等。我认为这样的教育，改造方法是与实际不符的，这是教条主义的片面性。(大公5．18．)
毕鸣岐：目前，在一些自负盈亏户中，在一些小商贩当中，有些人由于觉悟不够，政府部门的管理不强，出现了一些不法行为，这是事实。但是应该如何看待这样的问题呢？他们能不能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呢？我认为他们不能代表民族资产阶级。……
毕鸣岐：“到了社会主义谁领导谁，就要看能耐了。”“工人能的，我们也能；我们能的，工人却不能。”“变成工人阶级，就可以取得工作上的领导权”。(光明7．18．)
毕鸣岐(天津工商联主委)：“有许多工商业者已不存在剥削，只有工资收入，即其中有相当多的人有一点定息，但是占工资收入的比重很小。”“对于以上在工商界占有相当多数的人，应当给他们摘掉资产阶级的帽子，使他们从资产阶级中分化出去。”(人民6．8．)
章乃器：据我了解不少职工的储蓄存款都超过两千元，资本稍微超过二千元就算一个资本家似乎不够合理。(人民6．20．)
阎少青：(北京市工商联常委)“我国社会主义是向资产阶级买来的”“劳资之间没有水火矛盾”“工人阶级没有什么可学习的”“工人阶级对不起资本家”。(工人7．5．)
毕鸣岐：(天津工商联主委)资产阶级把生产资料交出以后，对资产阶级的改造不是基本胜利，而是完全胜利，如果这时还不加分析地说阶级关系存在，两面性就存在，那就是教条主义的方式。(光明7．13．)
汪君良(上海私方人员)：在民建二中全会时，刘念义为了批驳章乃器的谬论，曾以他父亲刘鸿生为例，证明资产阶级是确有两面性的。刘念义的发言，受到许多工商业者的赞许。可是，汪君良却污蔑刘念义是“骂父求荣，可耻可耻”。(解放7．24．)
王若望(“文艺月报”主编)：我们天天希望资产阶级人士能够进步改掉两面性的毛病，如果我们的公方代表自己就有内容和形式的不一致，方针和策略的两面性，这怎么能指望改掉资产阶级人士的两面性呢？(新闻5．7．)
王若望(“文艺月报”主编)：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没有两面性了，他们的心情是“竭力想给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出一分力量，但却感到插不上手”。(人民5．20．)
张焕尧(北京公私合营艺华乐器厂厂长)：今天资本家已不愿意也不可去考虑多拿多少利润的问题，而唯一的愿望是想取得党和政府的真正信任，在精神上没有什么压力，能有一个愉快的工作环境，把自己的才能贡献给祖国，若能够这样就是累死也不会有怨言的。但事实并不如此，今天压在我们私方头上的精神压力还是很大的。(人民5．27．)
阎少青：高潮时期，锣鼓敲去了剥削者身份而留下劳动者身份。民族资产阶级现在是以劳动者一重身份参加企业劳动，并无两重身份，定息属于鼓励起义性质，不能作为剥削，也不可以据此作为阶级存在的物质基础。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只偶而发现于思想意识之中，一瞬即逝，与社会主义事业并无损害。(工人7．15．)
王若望：“迄今我们还习惯于动辄以‘资产阶级思想’这简单的六个字把资方人员各种意见顶回去。”“当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改变以后，即使公方代表没有派去，也未必会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又说：“现在有许多小厂，公私合营以后，还没有公方代表，那里是不是已经回到资本主义去了呢？”王若望还在另一篇文章里从另一个角度来反对社会主义改造，他诬蔑公方代表有“两面性”，认为私方代表的“两面性”没有改掉，就是由于公方代表“两面性”的缘故。(解放8．12．)
安立崇(旅大市公私合营日用百货商店私方经理)：前年提资产阶级两面性是对的，现在张口二面性、闭口两面性，听起来特别刺耳，这是对私方人员一种“压力”。现在资本家的消极性微乎其微，少数中的少数，我认为这是“工资低、生活困难”给造成的。(辽宁9．12．)
虞钧培(苏州市重工业局副局长)：“合营高潮后，民族资产阶级交出了全部生产资料，就没有两面性，如再提两面性，是封住我们的嘴巴，这样不能发挥积极性”，“我一直没有两面性，一向工作做得很好，公私关系相处也很好”，“现在不应再提阶级关系，企业中不应再分公方、私方，否则就会造成“墙”和“沟”，私方的缺点在工人中同样存在，倘有两面性，不是民族资产阶级所独有”。(新华7．26．)
李仲平(四川省工商联副秘书长、重庆市工商联副主任)：党对工商联“过于撑腰”，“支持(即干涉)过多”，工商联、民建会“完全没有代表工商业者的利益”，“严重脱离群众”，甚至说：“现在已到了必须挽救工商联的时候了。”(光明7．26．)
刘一峰：(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委民建中央常委)政府对资本家是一手给定息，一手拿走公债。(北京7．1．)
王敏生(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委)：工商界目前不是狡兔三窟，而是住辘干畦了。他说，我们过去在宣传工作中总是说：“全国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也允许资本家生活得比工人好一些。实际上这是教条主义，我看还是这样说好：“合营高潮后，资本家的生活普遍降低，有人降得很多，生活还不如工人，为什么他们能克服困难呢？因为他们有爱国主义，愿意接受改造。”(北京5．28．)
宁思宏(上海制革工业公司副经理)：工商部门的人事、保卫、劳动工资等工作都是共产党员领导的，领导关系条条垂直，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严重，处理问题简单化，只听职工一面之辞。很多人有话不敢讲。对人事科敬而畏之。这些部门应该是这次整风的重点。(人民5．23．)
章乃器：我们政府过去是用“压服”而不是“说服”的方法，没有“给工商界以平等的人格”。(人民6．20．)
李椿藩(鞍山市公私合营新民铁工厂副厂长)：我爱新社会，可是新社会不爱我；我对祖国十分热情，但是却得不到祖国的温暖；新中国是好，但是只对共产党员好，对资本家却不好。(辽宁7．17．)
荣子正(天津工商联常委)：党对待人民团体有宗派主义。党对工会工作重视，对工商联工作则不够重视。为什么不一样看待，党员干部以为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组织，而工商联是资产阶级的组织，这正表现出党的宗派主义。因为这两个组织都是在党的领导下组成的，既然忽视就不应该建立，既然建立就应摆在合理地位。(天津5．3．)
毕鸣岐：自卑感是阶级关系造成的，他认为：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是共产党造成的，因此他说解决的办法只有“解铃还得系铃人”(光明7．13．)
阎少青：(北京市工商联常委、北京市新药业同业公会主委)“政府对资产阶级的看法，应由几十年辛辛苦苦为国家积累了一点工业这方面多看些；政府的照顾是不够的，别人是愉快地在建设社会主义，而资本家是思想上带着锁链在建设社会主义”。他又说：“定息发放后，左扣右扣，结果是徒有剥削之名，而无剥削之实；……精神上的问题，是戴了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能改名称，称大家是干部呢？我认为不能以定息或放弃定息作帽子的交换条件。”(光明5．14．)
黄苗夫(上海私方经理)：各级工商联的工作人员，百分之一百都是工人阶级。私方人员如遇有困难前往，往往碰着他们的白眼或冷遇，或将困难情况打个折扣再传达上层。为什么工会联合会没有私方人员参加工作呢？这亦说明他们清一色的政策。(新闻6．18．)
徐祖潮(杭州工商界政治学校副校长)：宪法规定人民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但实际上工商业者在许多地方遭到了不平等的待遇。(杭州5．25)
张焕尧：本企业职工的确没有什么可学的地方，如果叫我向本企业职工学习，真是口服心不服。理由是资本家和工人几年来的思想基础差不多，而在合营以后，某职工的消极情绪很大。说工人阶级品质是大公无私的，到底表现在职工群众的哪些方面，很糊涂。因此，向职工学习不如向工商界先进人物学习。(工人2．15．)
李泽民(旅大光明电工器材厂资方副厂长)：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有的，但不仅仅是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就是从名、利出发的，有名利就会积极，没有名利就会消极，资产阶级是为了名利，碰到和名利有抵触的事情他就消极这种两面性工人阶级也有。假如把旅大市劳动局取消，允许工人自己找职业，那末工人表现出来的两面性恐怕比我们还大，哪个厂子工资高，他就可能跳到哪厂子。(旅大5．21．)
温兆奇(广州市工商联常委)：大家都说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我觉得公方人员也有两面性，一方面对职工的看法认为一切都好，非常积极，一些职工的劳动纪律很差，也不给予教育、处理。另方面对私方人员的作用估计不足，对私方人员看法非常消极。(南方5．22．)
宋莲甫(湖北工商联副秘书长)：关于工商业者的两面性问题，他认为：作为阶级的消极性，不是工商业者独有的，工人阶级也有。因为中国工商业者大多数是劳动农民出身，他们在大鱼吃小鱼的社会里也是为了生活。因此，两面性不是工商业者独有的，要有大家都有。(人民5．19)
孙明华：但我常想，资本家唯利是图，工人也是少钱不干，工资少了不行，顺利少了不行，干活多了不行；合营后工人虽然发挥了积极性，但资本家也没落后，买公债的分配任务还是资本家多。(吉林5．29．)
胡恩森：职工群众中不良现象的发生，往往说成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但我认为思想影响是相互作用的，职工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有利的，但职工群众资产阶级思想表现多一些，也就影响了资产阶级的改造。我想，有人怀疑向工人阶级学习什么，固然不对，但他的怀疑不无原因，这一点不可忽视。(安徽6．1．)
涂义山、李燕敏(信阳专区)：资产阶级是从大门外进来的，不能不留恋过去，应该是有两面性。但具体到中、小工商业者就不一样，这些人和店员差不多，解放前，店员无时无刻不在想发财、剥削，而中、小工商业者生意搞垮了，他就当店员。这两种人混在一起很难划分。所以说中、小工商业者没有两面性。(河南6．5．)
王子仁(沈阳市工商联副主委)：工人是真当家作主了，作活不多报酬不少，我看这种剥削比资本家还甚!。(辽宁7．13．)
王金标(天津第四机械工业公司生产计划科科长)：现在，笼统地谈向工人学习，我们不服气，即使口服心也不服。在中国，只有少数矿工、铁路工人、海员才能说是真正的工人阶级，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买不起码头、火车头，没有往上爬的条件，而一般工厂的工人和手工业工人，大部分都想上爬的。而且在解放以后，工人队伍壮大了，大批的农民、小资产阶级加入了工人队伍，他们带着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反过来，看看民族资产阶级，我们也不都是血统的资产阶级，有很多是由工人、农民爬上去的。我就是在1948年才爬上来的。(天津5．21．)
章乃器：认为4月22日人民日报“工商业者要继续改造，积极工作”社论中的教条主义就不少。他说：这篇社论对于工商界积极的一面是讲了，对于消极的一面讲了三点：消极自卑，违法乱纪、盗窃资财，骄傲自满，这三条究竟那一条是主要的，很不鲜明。有人对我说，私人违法乱纪、盗窃资财的百分比绝不比合作社、国营工厂来得多。说工商界消极自卑，也不能完全怪私方，还要看公方是否创造了条件。其次，文章中片面强调要服从领导，就必然有职无权。还有，文章中说工商界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这不只是教条主义，而且是宗教上的信仰主义和神秘主义。照道教的说法，脱胎是脱凡胎，换骨是换仙骨。现在工商界已经过了五关(战争关、土地改革关、抗美援朝关、五反关、社会主义关)，就是说，脱胎换骨的改造，也已经改造过了，如果还要脱胎换骨，只能使工商界增加无穷的忧虑、如何能不消极自卑？(人民5．9．)
章乃器：工商业家改造一般比较困难些，说思想改造是一件长期的，艰巨的工作，这是完全可以的，但片面强调困难，甚至在改造已近八年，生产资料已经交出之后，还把改造说成是本质的，本能的，需要“脱胎换骨”，这就把改造神秘化起来了，结果徒然使人望而生畏。这对于他们的继续改造并不是鼓励，而是阻碍。说“脱胎换骨”之下可以加一个“超凡入圣”那更是想入非非的粉红色的梦。(大公6．9．)
白泽民(公私合营南京白敬宇制药厂副经理)：“两面性你有我也有，人有物也有，现在有将来还有。”又说：“现在还说什么‘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句老话，假如说不能改造，不如干脆把他们枪毙算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问题，不是资产阶级私有的东西，而是公私共有的。”(新华7．3．)
钱孙卿(江苏省工商联主任)：我们工作中往往强调教育，而忽视工商界的思想实际，这是要脱离群众的；而且，只强调改造，使人失去自尊心。(新华5．18．)
陈光(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科长)：要谈改造，共产党应同资产阶级一样进行改造。资产阶级有缺点有错误，共产党也有缺点有错误。(人民8．9．)
章乃器(民建副主任)：如资产阶级没有阶级两面性，肯定资产阶级是革命阶级，工商界要进行思想改造，必须先向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学习，而不能学习工人群众的优良品质，不如此，工商界就“会感到无所适从和接受不易”(人民7．18．)
章乃器：“教条主义者向算命先生拜了老师，硬说资本家的改造是阶级本质或者阶级本能的改变，这就不能不在新国家成立已近八年的今天，仍然高谈‘脱胎换骨’了。”(人民6．20．)
卢逸云(天津工会干校)：“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外国的不同，不能老眼光来看资产阶级，否则便是教条主义。”卢说：“对资产阶级改造仍提脱胎换骨，是否过重，因为资产阶级已经过了五关，不断起着质和量的变化，提脱胎换骨有宗教迷信色彩。”又说：“自从合营后，资产阶级已失去了唯利是图的经济基础，唯利是图的本质怎会存在？现在我国已经没有资产阶级了。”(工人7．30．)
康心如(重庆工商界)：工商业者还要经过“脱胎换骨”的本质改造，简直是侮辱工商界的三代祖宗，工商界就只好“二世变好人”了。(人民7．14．)
厉无咎(民建中委)：章乃器否认工商业者的改造还要脱胎换骨的说法，我是完全同意的，如果现在还要脱胎换骨，那么党这几年对工商界的教育又摆到那里去了呢？千家驹不了解工商界的情况，光从教条出发。比如：把工商界的消极一面完全归于阶级本质，这是不能说服人的，工商界的消极面，有些主观原因，可是客观原因更多。(长江6．11．)
汪君良(上海私方人员)：在阻挠资本家人的改造上，汪君良也施展了他的鬼蜮伎俩。他知道工商界政治学校是帮助资本家进行改造的一个很有效的措施，于是便尽量抹煞政治学校的成绩。他说“在政校学习有多少收获值得怀疑”。他污蔑政校是“劳民伤财”，是“休养所”，“一点用处也没有”有人想到政校学习征求他的意见，他认为“大可不必”，并且几次阻挠别人参加学习。(解放7．24．)
杨克成(民建昆明市主委)：马克思的赎买生产资料，是指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的情况，当时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胜利。列宁说的赎买政策，主要是指赎买资产阶级的本领，今天中国的情况，赎买的对象不应当指生产资料，仍然是资本家贡献本领的问题，以资本家来说，在业务上的确是先生。今天的矛盾是一方面党外人士马列主义少，一方面是党内人士的业务水平差，所以党内的人就必须尊重先生，同时先生也必须有马列主义。(云南6．2．)
来源：《右派言论选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之二，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编，195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