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周(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党已经到了面临危机的时候，老百姓开始对中央不相赖了，有些事比国民党时候更坏。共产党胜利了，为什么今天垮的这样?与其说党脱离群众，不如说群众脱离党，现在党快垮了，现在党内有百分之九十的党员闹宗派甚至无恶不作，他认为什么时候都是武力战胜武力。
北大“广场”反动小集团：领导和群众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北京7．21．)
孔庆臻：我认为人民内部矛盾已到了对抗性的边缘。过去人民骂国民党，今天人民骂共产党更厉害，过去人民能够起来推翻国民党，今后人民也可以起来推翻共产党，人民拿起扁担来打共产党。有些党员已走出人民之中，站在人民之上，脱离了群众，只听汇报(内蒙古7．5．)
王鸿超(沈阳师专教员)：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党中央和毛主席是超乎全国人民之上的统治集团。(沈阳9．8．)
马哲民(民盟湖北省委主委)：他散播谎言，说现在共产党同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军队之间的矛盾超过了党同高级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并指示盟员干部到乡下去收集农民对党的“意见”。(光明6．23．)
马哲民(民盟湖北省主任委员)：在人事安排上，党偏重德，而且把党外的都看成无德，现在在大专学校中，青年学生、工友和党的矛盾现在已经超过了高级知识分子和党的矛盾，成了学校里党群关系最主要的最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很难解决。(长江6．21．)
孟令石(淮北盐务局)：……党和非党之间隔着一道电网，要过电网非得拼着性命不可。现在有人来拆电网，希望电网里的人不要放电把人电死。(人民8．7．)
曾彦修(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党原来和广大群众矛盾如此之深”!怨声载道，人民对当权的政党不满而愤怒。
“八年来相当大的一部分党员，沾染了肮脏的腐朽的东西”，“要把持政权”。因而党和非党相隔十万八里。”(人民7．13．)
曾彦修(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国民党1927年取得政权，“九一八”时人民就喊打倒他们的口号，我们取得政权现在七年，虽然还没有到人民喊打倒我们的口号，但已有许多人敢怒而不敢言”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回到南京、上海，大搞其“五子登料”，一两个月就威信下降。我们党虽未象国民党，但入城七八年来，已有类似迹象。(人民7．13．)
姚梅镇(武汉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有人反映，武大党员与群众的关系，似乎有点象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这不是偶然的。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似乎只有党才是“我”，党以外都是“敌”，对老教授的不尊重和蔑视，实际上也是如此。在某些党员的心目中，似乎凡是从旧社会来的都是阶级异己分子。从理论上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共产党一党专政，但事实上，有些党员总以统治者自居。(长江6．3．)
俞墉(社会主义学院学员)：今天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完全是统治的关系，如同旧社会的领导者与部下，把群众看成小百姓，上司高人一等，生杀予夺，遂心所欲，反我就是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工人7．24．)
黄贵(河北天津师院音乐系主任)：三大主义最严重的是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都是由于宗派主义而形成的。现在党只相信党团员，不大相信群众，发展成严重的宗派主义。党不相信群众，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是全体人民的事情呢?还是只限于党团员?他认为：从党中央应该首先检查宗派主义。在天津看戏过去有首长席，去干部俱乐部，局长以上的有特权，首长还住着最好的房子。当然，我们也不是要求过分的平均主义，但是给人的印象是个“官”。国民党并未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子，我们领导同志打着这面旗子，不同老百姓打成一片，究竟是不是“官”?。脱离群众，使人望而生畏的才是“官”。我们的首长办这些事，又同国民党的“官”有什么两样呢?(天津6．3．)
周琳(沈阳政协委员)：党员把非党员都看成是被征服者，党员是以征服者自居。(沈阳6．1．)
耿秀田(山东曲阜师范学院学生)：现在群众对党有反对情绪，沟深如大海，长于长江。(文汇8．17．)
孟昭英(九三学社成员)：今天党已相当严重地脱离了群众，“鸟尽弓藏”，党群关系既不正又不常。(光明7．27．)
侯韵(鞍山日报)：“要独立思想，不要盲目相信别人”，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发表第二天他说：“我看到毛主席讲话说人民有自觉性时，只不过是笑笑而已：毛主席也知道人民群众是盲目的，但却不能不说人民有自觉性好把人民拉到自己这边来。(辽宁8．12．)
马哲民(民盟湖北省主委)：要老党员对广大人民热爱，这对他们很不习惯。当然，过去他们也是团结人民的，团结、热爱人民本来是党的目的，但是那时候主要是打击，消灭敌人，因此团结人民发动群众只是为了打击敌人，目的变成了手段，本末倒置了，现在要他热爱人民反而不习惯了。(长江6．21．)
吴景超(中学人民大学教授，民盟中委)：领导上对保密工作中的思想根源是思想中还存在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封建思想残余。(统计工作1957年第13期)
曲北书(民盟青岛市委)：我十分怀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呢?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共产党。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呢，还是人民为共产党服务?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员呢，还是人民的统治者?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呢，还是奴隶?(青岛6．12．)
杨子恒(民盟甘肃省主委)：一千二百万党员是一个立场，八亿人民是一个立场，听一千二百万党员的话是群众路线呢还是听六亿人民的话是群众路线呢?(光明7．4．)
李林(东北美专附中教员)：我向共产党进一言，劝共产党把肚量放大些，把函养提高些，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党员的中国也是非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员要真是爱国就不应该把中国据为己有，排斥非党人员爱国……(沈阳5．7．)
杨清(民盟吉林省委兼东北师大支部主委)：总之，无数事例表明党员是“政治贵族”正因为如此，党与非党之间的墙越来越高，沟越来越深，现在，我向共产党员们呼吁，中国是六亿中国人民的中国，而不仅仅是共产党员们的中国，共产党是在领导中国人民，而不是在统治中国人民，我们的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并没有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都属于党员。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再号召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建设社会主义，但一般党员却歧视鄙弃和排挤党外人士，这种恶劣的作风不但有害于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且不利于党的威信和荣誉，我希望党员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能够彻底清除“政治贵族”的思想作风。(光明6．3．)
高介子(江苏共青团省委巡视员)：团委要依靠党委，就脱离青年群众。
对党委负责，便会对下级团委和青年群众体贴不够，照顾不够。(中国青年8．14．)
马哲民：共产党团结人民发动群众只是一手段。(长江7．25．)
刘积学(民革河南省副主委)：群众根本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只会盲目地跟共产党跑。(光明8．8．)
傅圯(民进北京女一中支部主委)：党是孤立的，民进站在党的立场上，就脱离了群众；站在群众立场上，又不利于党。(北京8．23．)
徐仲年：道貌岸然，心中怀着“民的主”(不是“民主”)，眼睛生在天灵盖上(不单单生在额角上而已)，一幅“你吃我的饭”的神气，有些共产党员颇象阎罗殿上戴着“一见生财”的帽子的活宝；人民见了，焉得不“敬而远之”呢?(文汇6．18．)
范四夫：他称我们党和党所领导的机关为“官方”，说报纸一代表“官方”，就“不能成为群众舆轮机关”了。(人民8．10．)
黄药眠(民盟中央宣传部长)：当前最重要的缺点是党与非党的关系搞得很不好。他认为有些事党员不对也认为是对的，非党员对的也认为是不对的。党员可以一年提升三级，非党员尽管勤勤恳恳工作，三、五年也不能升一级。党员犯错误关起门来在党内检讨，只要不受组织处分依然有权在手。非党员犯错误党组织对他少教育帮助，一方面任其自流，另一方面就开始对这个人作组织处理。(人民5．12．)
尹鲁(沈阳药学院讲师)：我认为党群关系是不正常的。我参加革命十二年，在九个单位工作过，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群众真正是积极的从党的利益出发，触及了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不但工作成问题，连生存都会成问题。”(沈阳6．7．)
石富海(泉州市人民委员会)：党把我们当猴子，到时噹噹一敲拿出来玩一趟，没有我们，就不热闹了。还有人说，我们是练兵对象，没有我们就练不成兵了。(福建6．9．)
陈炳仁(民盟中央委员)：在党与非党之间，或更具体一些，在部分负领导责任的党员与一般知识分子和文教、文艺工作者之间，已经形成了一垛高墙，这是目前展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讨论中所已经揭露出的不幸的事实。(文汇7．11)
戴煌(新华社记者)：他说今天的干部是“在老百姓头上拉屎拉尿，作威作福”。(人民8．8．)
张泽吉(兰州炼油厂工程师)：共产党员尽当群众的祖宗，没有当勤务员的(人民8．12．)
王捷三(民革山西常委)：人民勤务员也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内的“公仆”的漂亮口号，从人民之中来，凌驾在人民之上了(陕西6．9．)
毛啸岭(工商联常委)：共产党员“没有人情味”，共产党与群众是“丈母娘与女婿，好象亲热，究属外人”。(人民8．24．)
毕鸣岐(工商联天津主委)：领导同志参加体力劳动是形式主义，参加劳动的只是党员，没有民主党派的成员，是不让民主党派树立威信。(人民7．21．)
汪盈科(中国农工民主党福建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有人说对待党员干部的公式和对待非党干部的公式不同，前者的公式是：提拔——学习——提拔(意思是提拔后，犯错误调去学习，学习完了分配工作又提一级)，后者的公式是：批评——斗争——-清洗。(福建5．30．)
云应霖(农工广东省副主委)：共产党“两副脸孔、两种作法、两种法律”，“功臣自居，群众有话不敢讲，提意见常受报复打击”百分之一百的共产党员都是宗派主义等等。(人民8．25．)
阁博经(重庆大学采矿系教授)：党团员是“特务”“狗腿子”并写了一个对联“一将成功万骨枯，一人入党十人愁”(光明8．20．)
罗先州(沈阳铁路管理局)：“非党人士生在今天社会上非常可怜，苟延残喘……”“现在老百姓好象不是个人……。”(辽宁8．18．)
吴从枋(民盟沈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党员是一等人，团员是二等人，群众是三等人。(辽宁8．24．)
范醒中(民盟济南市委副秘书长)：党对非党人士不仅是宗派主义，而是“封建统治”。他又说党外人士的处境象祥林嫂在鲁四爷家里一样。还说，几个阶级的联合专政与党委制不相容。(大众6．16)
孙家琇(中央戏剧学院)：她煽动群众同党对立，说：“以前运动中群众是带着精神枷锁的，被束缚的。”“群众这些年受党的教育，觉悟提高了，而党员呢，却蜕变了，退步了。”(人民8．8．)
张云鹄(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编辑)：党群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说“电台党组织吸收一个党员，就失掉十个群众”。(解放9．20．)
董任坚：世界上只有三种人，第一种人相当于猪，剥削他人以自肥；第二种相当于牛，是被剥削的；第三种相当子狗，专门翘尾巴。真正的人非常之少。从猪、牛、狗中有时也可能产生出人来，他提倡的“人化教育”，就是要使这些东西“化成人”。(人民8．26．)
陈达(劳动部干校副校长)：优秀分子入党以后党外的群众果然都是渣滓了吗?这又显得渣滓太多了一些。被领导者如果俱是头脑简单，能力毫无的人那末是可以听凭党员的摆弄、牵了鼻子就走。但是决非事实，群众中必然还有优秀分子，他们决不听从不合理的领导。(光明9．16．)
范朴斋、马哲民(民盟中委)：政府和群众的关系是镇压关系(人民7．22．)
王捷三：三害三位一体，惟独官僚主义很严重，产生在社会主义内，尤没道理!等级森严，特权滋长，学校衙门化，开会都标“首长”席、(陕西6．9．)
金汤(辽宁人民出版社)：领导与被领导是“地主与长工”的关系。(辽宁8．6．)
李世军(民革中央委员)：“共产党对非党人士一言一笑都要考虑”，“共产党冷冰冰的”，“单纯用阶级斗争观点看人”，并说这是“党性教育中的一个问题”。(人民7．14．)
滕鸿涛(青年作家)：群众是“奴隶”，党员是“主人”(文艺22期)
杨昕(抚顺石油安装公司检查员)：工人阶级内部也有阶级，领导干部是主人，群众是奴隶。(辽宁8．17．)
李树藩(民建鞍山筹委)：在旧社会，有钱的人对穷人有一副难看的嘴脸，而现在，这副嘴脸却搬到共产党员对非党人士身上了。……(辽宁8．14．)
伍俊卿(鞍钢劳动工资处测定科测定员)：他诬蔑骂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是“奴卑之对主人”的“隶属关系”，领导者管人象管“奴隶、犯人、狗、牛马、家具一样”。(辽宁8．3．)
周尧(西北农学院教授)：非党员犯了错误采用大民主的方式，公开批评；党员犯了错误采用小民主的方式，党内批评。因此有人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分不开采的，党员有批评的武器，非党员有自我批评的武器。(陕西6．30．)
徐中玉(作家)：还有所谓必须保护党员威信的问题也有许多人想不通，几次运动中，群众的脸皮一个一个被扯破，知识分子的威风一个一个被打垮，这可以，应该，也有若干好处，但是为什么党员只要关门整，为什么党员如果犯了错群众不能过问，群众以为某个党员所做的某件事是大错，由于党员只在党内作检查，群众始能终不知道党对这个党员所做这件事下了什么结论，由于不知道，群众很容易想象是党特地在保护他，这误会有必要么?个别党员如果的确犯了大错误，仍由领导同志一揽子包下来，这办法据我所知许多人并不说好，觉得这样太便宜了，和群众所受相比，简直不能比，结果是，威信象是保护住了，党群关系却反而再疏远了一步。(光明5．11．)
徐中玉(作家)：你既然一定要我服从你的领导，反正权在你手，那么你就领导你的吧!当然心里是不服的，工作的劲儿是大不起来的，开始还不免公开发发牢骚，接着感到牢骚很容易被一传再传而变成罪名很大的东西，牢骚只好不再公开发，相逢不是“今天天气哈哈哈”，便是不知从何说起的“永远的一微笑”，无形中的墙壁就越筑越高起来，党群间如此，影响所及，群群间也是具体而微”(光明5．11．)
孟令石(淮北盐务局)：党员天天象防贼一样，谨防非党同志“造反”，做“汉奸”，好象只有党员才是忠臣的苗裔，是赤胆忠心爱国的，非党员皆是卖国贼后代，爱国皆是假惺惺的，弄得非党员在革命家庭里象个“小媳妇”(人民8．17．)
王造时(复旦大学教授)：今天的官僚主义，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着，不是刚刚萌芽，而是发展到了相当的恶劣程度，一般说来，越往下层，越是专横，违法乱纪的事情越多，它阻碍了我们生产的发展，影响了我们的建设计划，损害了我们广大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官僚主义者的行为，不管是有心或无心，实际上等于假借党的威信和国家的名器，作了害党害国的事情，正如周总理所说，官僚主义在党与群之间筑起了一座墙，挖下了一道沟，弄得爱国爱党的人，尽管满腔热情，想为社会主义建设，尽其一砖一瓦之用，可是莫明其妙地被挡在墙沟之外，凄惶失所，想不通究竟为什么这样国家有前途而个人没出路，官僚主义不铲除，党的威信必定受损害，社会主义建设必定大大受阻挠(文汇5．21．)
窦履敬(东北财经学院)：党群关系(领导与被领导)是老爷与奴隶的关系，平时板起面孔，认为自己进步，别人落后，只当作工具，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老爷作风。(财院整风快报7．24．)
苗春森(包头市商业局副局长)：在宗派主义压制下，形成党员亲而狎，群众敬而疏，亲则言无不尽，疏则情不通上，非党人士好坏只凭党员一报，报红则红，报白则白，甚至个别品质恶劣者竟以缺德手段出卖同志为自己进宠的资本，而领导上难免偏听偏信。(人民8．12．)
高风(沈阳人委参事)：现在有很多新贵了，有的连升三级有的青云直上了，但是我有一副旧对联，形容高官和小吏的差别，这对联是上联是“大人大人大大人，上三十三重天给玉皇盖瓦”下联是“卑职卑职卑卑职下十八层地狱替小鬼挖煤”(沈阳)
王尊一(陕西师院讲师)：元朝时候，把全国人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最高贵的人民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人是汉人，第四等是南宋人，今天全国人民也可以分为四等，第一等最高贵的人是共产党员，第二等是共青团员，第三等是民主党派，第四等是群众。(陕西6．12．)
熊古平(洛阳矿山机器厂工程师)：党员是火车头，是前进的动力，群众是客车和货卡，到底是火车头单独开到共产主义好呢?还是多拉一些客车和货卡一齐进入共产主义好呢?(河南5．23．)
施学民(劳动部编译室)：现在党对党员视为儿子，对非党群众以螟蛉子看待，也可以说是后母关系，也可以说是婆媳关系”群众在人格上没有受到尊重。(人民16．)
姚宗南(内蒙古交通厅团委委员)：党员是“主人”，非党人士是“客人”，一般干部是“雇工”(中国青年9．7．)
张云川(农工中委)：关于墙和沟的问题，他说，我也同意有些人的看法，党和非党之间是有墙和沟的。造成墙和沟的原因，有人分析是由于党员有优越感，特殊感。他说，这种优越感过去对敌斗争有好处，但革命胜利以后就在党员思想上变换了位置。过去在革命斗争中，党员是站在群众中领导革命，革命胜利后，有些党员就站在群众头上脱离群众了。甚至有的人觉得自己有革命的特权，觉得别人是不革命或不配革命，只有自己是真革命、最革命。在日常生活中常有这种表现。比如在机关里有党员也有非党员，可是不管吃饭、娱乐，总是党员坐在一起，非党员坐在一起。拆墙填沟如果党员不先伸出手来，非党群众就不好先伸手，怕对方不握没意思。可能党员也有这种顾虑，但党经常教育党员团结群众，因此，主要责任还要党员负。(人民5．31．)
黄心平(天津三女中教师)：共产党的存在，非常容易压制群众的积极性，因为党员净压制群众，一切工作都抢先，不让群众做，所以群众越来越畏缩，无形中产生了反感。(天津5．27．)
武思光：党群之间有了沟和墙的存在，谁也不能否认。当然筑成沟的责任，双方都要负责，而主要的责任，应在党方。筑成沟和墙的基本原因，不外骄、专、凶三个字，而这三个字只在于个别或部分党员中，领导层特别最高领导层不存在，但由于一些领导层三个主义所培养。要帮助党整风，就要整掉个别或部分党员三个字的风，即第一“骄”风，第二“专”风，第三“凶”风，并声明这三个字的风，大都是我在中南大行政区所亲自接触到的，虽是个别的，然而不能说不影响了整个的党，虽是过去的，然而殷鉴不远，足资警惕。所以我都举出具体事例。(新华6．20．)
陈仰之(民盟中央委员)：……有些老党员参加革命久，对革命有很大的贡献，不免有些功劳自居，特殊化，有些解放后的新党员，入了党就板起一付党老爷的面孔，似乎比别人高出一等，其实，这些人在解放前和我们一样，甚至有些还不比我们强，因此，我就想到斯大林说过的一句话，党员是特殊材料造成的，是不是有些党员受了这句话的影响，自以为是特殊材料造成的，与众不同，我就亲见有个别党员说过这种话，有的党员把自己看成万能把别人看成一无是处，认为什么事情自己都行，因此，任何事情，自己说了算，在这样情况下，日益滋长了骄傲自满，狂妄自大，在群众中间筑起了一堵墙(光明6．5．)
高风(沈阳市政协委员)：因为共产党掌握了政权，就有的党员有“江山是自己打的”的优越感，再加上投机分子的协助，于是党与党外就砌上了墙。当然，工人、农民特别是工人，和共产党没有什么墙，共产党还是他们的大恩人呢。工商业者和共产党就有墙，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中间也有墙。这墙大的如万里长城，其次的墙高数仞，也有的仅是及肩，还有的只有墙基了。在今天来说，墙基本上都是共产党修的。解放当时，因为有人反对共产党，还有人不了解共产党，那时的墙，可以说是两面的，甚至有非党人一面修的。以后，随着非党人的进步，对共产党的认识的提高，形势的变化，自然就把自己这面墙拆了，没有墙的当然也不砌了，愿意和共产党靠近了。而有的共产党员却被胜利冲昏头脑，骄傲自满，盛气凌人，于是由被动变主动，砌起墙来了。所以今天拆墙是共产党的事，我们帮一手是可以的。这样好比北京紫禁城，是皇帝修的墙，把老百姓和皇帝隔开。这是皇上砌的，老百姓怎么敢拆。皇上动口，老百姓才敢拆，也愿意拆。(辽宁6．2．)
陈彦之：我很同情高风委员的这种看法，墙不是两面修的，是共产党修的。(沈阳日报5．30．)
高风(沈阳市政协委员)：有人说：墙是两面修的，要两面拆。我说墙不是两面修的，而是一面修的。谁修的?共产党修的。比方我们同院的邻居是个有钱有势的人家，我们希望得到有钱人家帮助，给他干点活，他和我们说句话，我们都很高兴。可是，有钱人家嫌穷人家孩子脏，怕穷人家孩子跑到他客厅里去。他就要砌墙，分成两院。穷人不敢砌。如果砌了，有钱有势的人如不乐意，还不给扒了吗?刚解放的时候，我们对党认识不够。后来形势变了，我们都愿意和党靠近。既盼靠近，还能自己砌墙吗?北京紫禁城，是皇帝修的墙，把老百姓和皇宫隔开。这是皇上砌的，老百姓怎么敢拆。皇上如果要吐口拆，老百姓才敢动手拆，现在的墙是共产党砌的，首先要共产党拆。如果拆不动，找人帮一手，我们是愿意帮忙的。(沈阳5．28．)
陈仁炳：我觉得，在目前要达到“拆墙”的目的，还需要先做无情地挖墙脚的工作，也就是说，要把这垛“墙”从基础挖掉若干筑成这垛“墙”的东西，其中一种主要的“建筑材料”就是部分党员的骄傲自大，一贯自以为是的作风。(文汇7．11．)
陆侃如(九三中央委员)：党群之间的“墙”，除某些党员个人的作风外，制度也有关系。(光明6．5．)
徐中玉(作家)：他们(指党员)无事不登三宝殿，有时来时吓煞人，平常没交情，临时来探口风，打通思想、进行教育、要求检讨……一方面盘马弯弓，居高临下，精挑细剔，一方面临深履薄，委屈求全，唯恐豁边，表面上越谈越近，好象已经取得一致了，事实是往往越离越远，你说先得成朋友嘛，人家说原则第一；你说凡事总离不开感情嘛，人家说不要再来小资产阶级这一套，“小集团”相见，交流一下经验：“还是闷声大发财的好，出头椽子包你先烂!”先烂往往也是实情，这些党员不曾看见你虽有情绪却仍在拼命的干活，看见的只是你怎么还有情绪，还这样落后，想到的不是如何真正的来帮助你，而且是提高警惕准备“跟着鸡毛抓鸡”。(光明5．11．)
胡明(北京师大教授)：党员除了优越感以外，还有就是不懂人情，很少人性，对人无温暖、无同情，还美其名曰战斗性。党内认为这是优点，群众认为这是很坏的。群众对党团员是“可望而不可及”，“望而生畏”，他还有什么力量?(北京6．3．)
毕鸣歧：目前有少数党员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发展了严重的骄傲自满、宗派主义情绪。有的目空一切，眼里没有群众，站在人民头上压制民主；有的喜欢别人吹捧，好听阿谀之词；有的感情用事，看问题不实事求是；有的好象他一个人就是党，他的话就是党的指示，加上领导干部存在官僚主义，只听下面党员的汇报，这些党员可以对别人打击报复，他们最有威力。在这种人下面生活的人，也会学了善于体会这样的干部的意图，顺着他跑。(人民5．17．)
杨清(民盟东北师大主委)：党内宗派主义是严重的，党员与党员非常亲热，党员与党外人士见面，不是谈工作就是谈历史，真是“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有人在未入党以前，和群众的关系很亲密，但在入党以后，就脱离群众而突出地骄傲自满。……正因党员成为“政治贵族”，高不可攀，所以在我们非党人士中间是“谈笑皆群众，往来无党员”，有些水平很低，但一入党就身价百倍，自认为高人一等，在提拔、使用和职权方面，党员也显然是“政治贵族”。……反之，各单位对于党外有能力的人士则长期压抑而不肯提拔，使用和信任。(光明6．3．)
王奉臻：党员所以有三害原因有二：老党员有功臣思想，认为“老子是打天下的。我革命的时候，你还在三大敌人的屁股后边转呢!”他说：“我是无产阶级，你们都是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因此，你就不敢讲话，你如讲话，他就给你带上一个“反动思想”。“反革命”的帽子。新党员，尤其是“八一五”以后的党员有优越感，“一登门，声价十倍”，并得到上级的信任，因而貌视一切，拒人于千里之外。他们把共产党员不过是人民的勤务员的格言抛到九霄云外。这如何能联系群众，得到人民的信仰呢?应该教育全体党员提高认识。(辽宁6．)
苏玉林(沈阳市第三工业局职工)：“现在党员是享受在先，吃苦在后，因此筑起墙和沟，“肃反、人事、保卫干部为什么没有群众，这就是党不相信群众的表现”。(辽报8．8．)
韩鸣(民盟盟员)：“他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叫做“中华干部共和国”(解放8．10．)
沈其东：他说“形成”社员和干部的矛盾的根源是社干部“入了党”。(人民7．31．)
刘宾雁：官僚主义腐蚀党的机体，使党脱离群众，原因之一是党内一批贵族出现，中央应采取措施创造出官僚主义不能容身的条件，首先不给这种人以生命的保险，干得好叫他干，不好请他走。(中国青年7．18．)
高尔柏(高教部科学研究司研究员)：人民和党、政府的距离很大，主要原因是几次政治运动的结果。(人民9．22．)
乌丙安、刘航舵(沈阳师范学院助教)：他们说党组织和党员之所以“脱离群众”，主要是“在于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沈阳9．9．)
黄药眠(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黄药眠认为1953年以前民主革命阶段党和非党知识分子是在一道的，53年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从此一切只有党员可以信任了，党员人数不多，于是只有相信青年的团员，这样就造成党脱离了统群。(人民7．4．)
陈文秋(中央政法干部学校东北分校教员)：宗派主义是由于“大规模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改革运动”和“革命警惕性”产生的，“强烈的排他性”，这就造成了“所谓旧的就一棍子打倒，所谓新的就无选择的宣扬”，所以就在党群间“砌起了一座高墙，挖下了一道深沟”。(辽宁9．3．)
黄继忠(北大西语系讲师)：党员必须撕破虚假的道学面具，拿出人性真诚、热情的一面来和群众做朋友，恢复我们伟大的共产党解放前和农民那样亲如一家的优良传统，只有这样，冰才会化，墙才会倒，党和人民的事业才会有更光辉的前途。(北京5．29．)
齐心(沈阳市工商联副主委)：墙和沟是由于共产党对党员进行阶级教育而加深加宽的……(沈阳7．20．)
莫戈(青海人民出版社)：由于共产党员有特殊享受，薪金高，荣誉多，因此在党同群众中间形成了一堵“墙”。党同群众之间的“墙”是党员砌的，团员在外面挖了一条“沟”，假积极分子又绕沟架了一道“铁丝网”。他恶毒地称党团员为“秘密警察”，并要党“改革”汇报和保密制度。(人民8．4．)
马馥庭、曹家琛，刘尚哲(兰州医学院)：沟和墙是共产党造成的，这个墙就象万里长城一样，党委应当带头拆，不要让人家象孟姜女一样哭断长城。(人民9．22．)
江浩：领导和群众之间有道鸿沟，主要是中层领导和群众之间，因为上层领导马列主义水平很高，而中层领导中的一些青年党员就差些，好扣大帽子，这样就造成群众关系不好。(吉林5．16．)
范志明(陕西城市建设局)：有些党员马列主义水平不高，不够条件，只会“摆尾巴，打小报告，作汇报，经常摸群众思想的底子，和暗探一样，他们不但没有起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的作用，而且分裂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简直和国民党没有分别。(陕西6．11．)
李景汉：党有党的纪律，党员与爱人谈话还不能说真话，怎么能去推心呢?只要有党、党群就不能在一切问题上推心置腹。(北京6．6．)
来源：《右派言论选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之二，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编，195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