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书田(沈阳北关区业余学校教员，民革成员)：党中央对中老知识分子一直采取消极冷淡态度，谈不到关心和重视，中老年知识分子从解放到现在普遍遭受打击。(辽宁8．16．)
曹任远(北京工业学院教授)：他认为教学改革把教师“好象踢足球，踢来踢去，踢完了球全场是空的”。他还说，现在教书是“劳动改造”。(人民8．9．)
罗隆基(民盟副主席)：“以国士待我者，我必以国士报之；以众人待我者，我必以众人报之。”要求“礼贤下士”“三顾茅芦”，认为今天“批评、斗争和改造”的团结方式同“士”所期望的“礼”之“F”之有矛盾。(四川6．19)
袁懋林(抚顺石油二厂)：污蔑党对知识分子政策是“卸磨杀驴”。(辽宁9．4．)
许德瑗(民盟江西主委)：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人民8．21．)
任廷钧(北京钢铁学院教授)：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以夷制夷。(文汇8．25．)
徐日琨(上海财经学院教授)：党对知识分子政策是：依靠青年、团结中年、孤立老年教师。(文汇8．16．)
罗隆基(民盟副主席)：认为斗争、改造和团结的方式是与知识分子的期望有矛盾的；要解决这个矛盾，就要修正马列主义。(中青7．1．)
罗家衡(上海法学会副会长)：司法部门采取限制、利用和改造的方法来对待党外知识分子，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人民8．6．)
王铁崖(北京大学教授)：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团结、教育、改造，但前两年不是团结，而是打击；不是改造，而是取消。(人民8．6．)
徐刍(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党对知识分子政策是利用、限制、拉拢、收买。(光明9．23．)
赵恒岗、吴治成(民盟沈阳医学院支部)：思想改造是共产党想治服知识分子。(沈阳9．26．)
李凤瑞(四川师范学院教师)：党对知识分子是：“要的时候给你几块糖吃，不要的时候就给你几耳光”。(四川6．5．)
尚纪(辽宁省教育厅教研室研究员)：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用之即来，挥之即去”。(辽宁8．9．)
陈彦之(沈阳市民盟主任委员)：……许多知识分子常有：使用多、信任少；命令多、教育少；轻视多、重视少，甚至打击多、团结少的感触。(沈阳5．30．)
徐日琨：思想改造是文化低的人来改造文化高的人，没有用。(解放8．17．)
罗隆基(民盟副主席)：今天的矛盾是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的矛盾。(光明7．7．)
章伯钧(民盟副主席)：知识分子问题提出后，情况有了大变化。共产党过去对知识分子是“打”，现在是“拉”。为什么先打后拉？这就是政治。搞政治的人不懂得这一点，连做汉高祖都不行，更不必说做毛泽东。蒋介石为什么不行？就因为他只会打，不会拉。(人民6．16．)
钱伟长(清华副校长)：同学本身就存在宗派情绪，硬把人分成进步，中间和落后，依我看进步的也不过是口头说说，进步的人也不过学会说几句漂亮话，但是他们就没有想到，我们的青年，最多二十来岁，有的还只有十六至十七岁，就是落后也不过是落后三至四年，还会干什么坏事？孔夫子说过“三十而立”，就是说一个人到三十才成型，在三十岁以前青年人这都是泼辣的，活跃的，寻找进步的，不是教条的。(中青8．2．)
章伯钧(民盟副主席)：国家机关中的每一级，如局长、司长、科长，都是共产党员作主，知识分子是“农奴劳动”，怎样叫人去发挥积极性呢？(人民6．20．)
章伯钧(民盟副主席)：在肃反中有些知识分子被斗得很厉害，我看这样下去，知识分子是会造反的。(人民8．4．)
费孝通(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2月初从西南回到北京，民盟中央要我做一次口头汇报，谈我离京半年中在各地看到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情况。我提到了两个盖子的话：“百家争鸣”揭开了一个盖子。这个盖子一揭开，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是冒起来了，表示在对科学研究的要求上，还有一个盖子要等“互相监督”来揭。这个盖子一揭开，开出来的是知识分子对政治的积极性，他们会改变过去对国家大事不大关心的那种消极情绪。但是，我接着说，第一个盖子开得还不够敞，许多领导同志不大热心。第二个盖子似乎还没有揭，有点欲揭还罢的神气。我是主张揭盖子的，因为盖子总是要揭的，迟揭不如早揭，小揭不如大揭，揭开比之冲开为妙。(光明5．1．)
费孝通：(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几年来，经过了狂风暴雨般的运动，受到了多次社会主义胜利高潮的感染，加上日积月累的学习，知识分子原本已起了变化。去年一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象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象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火，但还有一点靦觍，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逼近一看，问题还是不少的。当然问题总是有的，但当前的问题毕竟和过去的不同了。(人民3．24．)
费孝通：(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面子是很现实的东西。带上一个“落后分子”的帽子，就会被打入冷宫，一直会影响到物质基础，因为这是“德”，评薪评级进修出国甚至谈恋爱、找爱人都会受到影响。(人民3．24．)
孟昭英(九三学社成员)：党不信任非党知识分子，解放以前没参加革命的要被当作罪人。”“年青的党团员有将老教授“取而代之”的计划。(光明7．27．)
王海波(九三学社成员)：第一条是对知识份子的使用不能“人尽其才”，不能“学用一致”；第二条是密件无边和限制研究资料过严；第三条是“对知识份子一般性历史和社会关系问题无限期的纠缠”。(人民8．23．)
马哲民(民盟湖北省主任委员)：老干部对知识分子不信任、不尊重，看不出与反动派的分别，或者根本看不起，所以在运动中常把人民内部的问题与敌我问题混淆起来，而不少运动又是以知识分子为重点。所以人人自危，觉得中国有前途，个人没前途，活下去没意思。现在我们要改变这些现象。(文汇5．13．)
韩秋夫：知识分子应该跟着党。但党和知识分子之间有矛盾，矛盾不一定只从党内来，是两方面的，但主导的是从党内来。知识分子是喜欢有棱角的，爱说牢骚话，引起不满，便受到压抑。党和知识分子中间的墙不是知识分子打起来的，是党打起来的。(青海6．18．)
郑鹍(北京铁道学院教授)：共产党视非党知识分子如草芥，视异己青年如奴才。(文汇8．25．)
刘景芳(北京钢院教授)：“学校如同工厂，教授如同教仆，老教授没有参加设计决定方针的任何权力”，他说，“党不相信知识分子”，因而他要求对高级知识分子，“最好是，用则不疑，疑则不用”。(光明9．3．)
董太和(浙江大学教授)：共产党不仅把知识分子看成是“门下食客”，而且每次运动中都把他们当作批判的“罪犯”。(人民8．13．)
何蕴人：我对中央人事部门提个建议。现在老教师给有些领导摆弄得象棋子一般，要你到哪里就得到哪里，真如“马走日，象走田”。但是人毕竟不是棋子，不能也不应该那么搞。(光明6．3．)
陈彦之：在实际生活中，还有这样的感觉：就好象谁越看不起知识分子，谁越叫知识分子望而生畏，甚至谁越把知识分子得罪的多，那末这位党员就是立场越为坚定，对党就越为忠实似的。(沈阳5．30．)
何鸿钧：把知识分子划成三类：唯命是从的是一等，是好干部，是“积极分子”；当面不说，背后议论的列为二等，叫做“滑头分子”；敢说敢言、爱提意见的列为三等，称为“顽固分子”。(重庆5．19．)
韩秋夫：知识分子是人，人在一块就要谈些人的事情；既然是人的生活就要谈到人，有奚落，也有表扬，于是便说是小资产阶级的一股暗流。(青海6．18．)
陈文秋(中央政治干校东北分校)：学校给知识分子“种种冷落和排挤”，“没有一处不受歧视”。(辽宁9．3．)
陈铭枢(民革中央常委)：“党对旧知识分子安排不当”，“党没有礼贤下士”(工人7．8．)
钱革(贵州人民出版社编辑)：解放了工人得政权，农民得土地，知识分子得到什么呢？(人民8．14．)
周传儒(沈阳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知识分子，虽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但亦绝不是陶土作成专供陈列的花瓶。不用便罢，要用就信任、支持。有职无权，只有奴才才干。万不可以在上层摆上太上皇，在下层摆上后台老板，叫他们在夹层中间受罪。(沈阳6．1．)
潘大逵(民盟中委)：党把知识分子当狗屎都不如，还不如坐监狱，监狱还有人道待遇。(人民7．17．)
孙毓棠(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党对旧知识分子的知识积累估计不足”，对知识分子的使用“简直是变相的劳动改造”(人民9．4．)
沈乃敏(鞍钢工程师)：我们党外知识分子民主太少了。(1)对我们封锁太严密了，人事问题——保密，技术资料——保密，简直是数不清的保密。说起来我们已是被解放了八、九年的人了，可是现在还体验不出“解”与“放”的滋味。这难道不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吗？(2)人事调动丝毫不能自主。我们就象是围棋子儿，人事处就象是下棋的人，我们被他拈在手里愿意往哪里放就往哪里放，棋子本身还能决定什么问题呢？(3)作为选民，我选过两次人民代表，与其说是“选”，不如说是“圈”来得合适，因为那些候选人都是事先指定的，你不能圈出他们的范围之外。这些代表还有两个特点：第一，他们大多是党团员；第二，他们都是些不认识的人。(辽宁7．17．)
袁懋林(抚顺石油二厂)：“党和知识分子之间有鸿沟，”这个沟完全是由党的“历次搞政治运动造成的。”(辽宁9．4．)
李家宾(抚顺矿务局)：在厂矿企业里普遍存在着“师”不如“长”，“长”不如“党”的现象，共产党要不是为了利用知识分子的技术和知识早就要把知识分子杀掉。(沈阳7．30．)
徐日琨(上海财经学院教授)：今天的知识分子还未到早春天气，今天的知识分子是凄凄惨惨。(文汇8．16．)
民盟中央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过去在升学、升级、选拔研究生、留学生时，有片面地强调政治条件的偏向，我们认为今后应当业务与政治并重。人民内部在培养机会上应一视同仁，对于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都应当平等地看待。(光明6．9．)
舒军、李康(民盟重庆市委)：党把知识分子划在资产阶级范畴，所以要斗个不休(文汇7．12．)
韩鸣(民盟盟员)：在老解放区有一批参加抗日的青年学生，因为自由散漫、爱乱说话，被活埋了。(解放9．10．)
高风(沈阳市政协委员)：现在有些人也的确得到党和政府一些重视、安排和照顾了。然而被轻视、歧视者还在不少。提升是不可能，更谈不到有职有权。最可怜者是失业的旧知识分子，有的还住在破庙，无被无衣，赖人周济以生活，得食无路报国无由。饱汉要知饿汉饥，希望党政注意。
解放后，我们知道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不但放心了，而且也有希望了。但是雷声大雨点稀，有些党员不象是忠诚地执行政策，在报告时说甚么“知识分子儿？”“大学毕业儿!”“当学生儿!”这类令人难听的讽刺。我虽然是个半知识分子，但当时听了那样的口气也感到不舒服。(沈阳6．1．)
钱钟毅(同济大学道路桥梁系教授)：老干部是“不学无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文汇5．3．)
谭丁(北京气象学校)：北京气象学校有两大科主任，不懂气象，就因为是党员，便占着毛坑不拉尿(人5．25．)
王士章(上海财经学院教授)：在文明的国家里(指英美资本主义国家)，只要它是发展中的社会，尊重知识分子超过我国。(解放8．17．)
民盟中央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我国目前科学家还很少，科学基础还相当薄弱，要开展科学研究，争取十二年内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必须“保护科学家”(光明6．9．)
徐日琨(上海财经学院教授)他和别人说：农村知识分子都要杀光了，以后如有变动，我们知识分子都要被杀的，又说党的统治，集古今中外的大成，比秦始皇还凶，线装书都烧光了。(文汇8．16．)
冯国瑞(甘肃省政协委员)：人只有两个字，活或死，社会前途是否符合个人的愿望，是否把人当人看待，是慢慢当人看待，还是慢慢不当人看待，千秋万岁，没有什么来头。毛主席说从六亿人口出发，一点没有说头。由爱国主义出发，谁愿后人？心理带了多了隐，穿了多少箭。念了几十年书，连狗粪不如。人在危言之中而不自觉，这是很危险的。(甘肃6．9．)
方(此处一字打不出)(西北工业设计院副总工程师)：设计院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在我看来是单方面的问题，是党的领导方面的问题。党可以碰高级知识分子，来个运动就很容易作到，而高级知识分子碰党是不可能的。(陕西5．15．)
吴祖先(剧作家)：党对知识分子估计错误，否定了知识分子的清高，而清高是难得的品质，一个知识分子不可能没有孤高梗直的个性，很难想象他们能作这种整天给党写汇报的积极分子。(“文艺报”19期5页)
徐公振(沈阳师范学院讲师民盟盟员)：中国知识分子和欧美不同，中国知识分子向来起领导作用，如“五四”“一二九”运动，就是知识分子起领导作用。并说，党内有许多知识分子，毛主席和刘少奇都是知识分子。(沈阳7．19．)
韩鸣(民盟盟员)：解放了几年，知识分子的思想还没有解放，我们应当把所有的知识分子从思想上解放出来。(解放9．10．)
高风(沈阳市政协委员)：我有一付旧对联，形容高官和小吏的差别，这对联的上联是：“大人大人大大人上三十三重天给玉皇盖瓦”，下联是：“卑职卑职卑卑职下十八层地狱替小鬼挖煤”，现在有旧知识分子还有欲挖煤还怕他是特务而不得用呢!可怜!可怜!我希望现在盖瓦的人给他们一点挖煤的机会吧！(沈阳6．1．)
陈鹏飞(本溪市，南芬露天矿助理工程师)：他把党的领导干部比作“棒子手”，说：“棒子手们，国民党比你们会打，可是知识分子没有被打服贴，而是越打劲越大(辽宁8．12．)
李景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打天下容易，治天下不容易，攻城易，攻心难，攻高级知识分子的心最难”。“水能载舟，亦能复舟”。(中国人大周报152期)
李锡田(民革成员)：“现在大部份知识分子都这样想：反正也革不了共产党的命，跟着共产党走吧！”他接着又说：“也可不能这样说，匈牙利不就革了共产党的命吗？”(人民8．9．)
汪盈科(福建城市建设局干部)：有的教师在学生批评斗争中上课，工程师在领导粗暴的干涉下设计，医师在病人的侮辱下诊疗，而广大党员，却以为学了三句政治口号便什么都能领导。(人民8．)
孙运仁(高教部副司长，共产党员)：学校中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而党群关系不好是主要矛盾。(人民9．22．)
吴忠安(江苏师范学院学生)：我国科学并不落后，就是科学家怠工。我问他为什么怠工，他说主要是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不好，不是强制工作，用军队监视，就是引诱知识分子入党，用党性要他们工作；或者用抛弃旧的、培养新的话来威吓知识分子。(人民8．21．)
陆华伯(华中师院教育系主任)：在旧社会也好，在新社会也好，高级知识分子所受到的压抑一般说来是差不多的。几年来，在高等学校里，旧的统治换了新的统治，从现象来看，国民党的老爷换了共产党的老爷，高级知识分子受到的压抑、打击和排斥差不多，甚至过之。有学问的人，从前多少还受到一点尊敬，现在都没有了。同事之间，朋友之间，淡漠、冷酷，比旧社会还要厉害，其结果就是普遍的灰心，消沉。造成这种局面，和高级学校中党委错误地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和学校中党员(特别是领导同志)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完成分不开的。(湖北6．6．)
李遇之(山东省济南市助产学校教员)：上面对知识分子象宝贝，一到山东就成了混账王八蛋，我们的领导是马列主义修正者，也错误解释了毛泽东思想。我的生活是“二点一线三杯酒”，从宿舍到办公室，又从办公室回到宿舍，每天三杯酒浇愁。晚上睡不着觉。六百多天喝了二百瓶景芝白干。想当和尚没有寺，想当陶渊明没有地方。“苛政猛于虎”，如果是老虎的话，还可以躲。(大众6．13．)
雷海宗：(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解放以后的知识分子“一般地是一言不发的，或者是只发希望他们发的一套假言”。(人民8．13．)
林汉达(民进副主席)：知识分子的生活苦，不算苦，心里闷，才算苦。(人民8．6．)
知识分子做人真难，你靠拢领导，别人说你是往上爬，跟下级交往，说你是拉拢群众，在同级干部之间跑跑又说你搞小圈子，这样只好闭门谢客，老死不相往来。(人民7．9．)
傅鹰(教授)：党到现在还没有摸透知识分子的脾气。知识分子的要求就是把我们当自己人，如此而已，并不在乎生活上的舒服。(人民5．25．)
金维坚、张一农(山东农学院教授)：目前知识分子非常痛苦，除了上课回家以外，缺乏人与人之间的正常社交活动。(大众5．24．)
黄药眠(民盟中央宣传部长)：有职无权的根源在于党把知识分子看成是不可靠的小资产阶级。他认为党对知识分子的估计是不正确的。他说不能死记住列宁的个别词句，象念经一样，一提到知识分子就对他们有对抗情绪，总是把知识分子当成异己分子。(光明8．7．)
陈彦之(沈阳市民盟主任委员)：对知识分子政策搞的不象话，致使有些知识分子有忽而座上客，忽而阶下囚之感，很为痛心。(沈阳5．22)
党内对于知识分子所以存有这样宗派主义情绪的原因，显然是由于阶级差异的概念所造成的，认为“知识的取得是很容易的”，从而也就轻视知识分子的劳动，恐怕也是造成一些党员轻视知识分子的原因之一。(沈阳5．30．)
韩鸣(民盟盟员)：知识分子以前被压得透不过气来，在周总理报告以后刚由奴隶升为客人。(解放9．10．)
孙德芬(郑州大学学生校刊编辑)：解放前国民党迫害过我，解放后，共产党又迫害我。我一直过着没有希望的生活，因此，我认为我们这些“白丁”联合国应该关心。我建议由联合国用一个组织形式把我们这些人都托管起来，在这里不可能有阶级存在，每个人都可以幸福的工作和生活。有的人也许以为我的想法可笑，但是我认为是可以实现的。也许要几十年以后才能实现。有的人提出来要相信共产党，对整风有信心。我对共产党失去了信心。共产党一系列的精神迫害谁不知道？现在已经踩得我翻不过身来。(河南6．4．)
冯亦代(外文出版社)：“非党干部不被信任，是利用而不改造，只有吃棍子”，“政治思想加强，同志们的积极性被取消了，只多了一批不懂业务的党员升官加级”；(人民7．30．)
刘兴沛、高风(沈阳市政协委员)：现在社会上失业者还很多，失业的知识分子没有贡献力量的机会，甚而增长了不满情绪，流氓、盗窃、奸淫违法乱纪者必日渐增多，失信、欺骗、赌博娼妓等道德堕落现象必日趋显著(沈阳7．23．)
丘致中(农工党员)：现在五百万知识分子有三百万是吃过共产党的亏。(人民8．12．)
李凤桐(个旧锡业公司工程师)：今天的知识分子是可以毫无根据地随便抓起来，随便关起来，完全不讲道理，沟和墙都是共产党一方面所造成的，而不是党外造成的。这可以作个对比，国民党时期，国民党与非党的关系就没有这样明显，也没有显出沟来。他们要知识分子为他们工作，把工资提得高高的，可是今天，却把知识分子看得很下贱，而共产党员就要高尚些，党员就可以站在别人之上。非党知识分子，得不到领导的支持和信任，还不如国民党和秦朝。国民党时还有自由，现在没有自由。非党知识分子做得好也是坏，作坏了更是坏，动辄就是反革命分子。所以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没有发挥积极性创造性。我们知识分子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清。当然，知识分子是软弱无能的，他不会造反。不过这个社会使人感到人生太乏味了，没有味道。(云南6．11．)
庄清桂(农工民主党泉州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一、党员居功自傲，形成统治者统治人民的党风，压得知识分子感到“闷”，感到“怨”。
二、党对知识分子，估计错误，对有些人采取了无情打击、干脆不要的排斥的办法，结果知识分子变得灰心意冷，不少知识分子，生活无目的，无希望，无动力，还不如撞钟的和尚，和尚还希望升西天，知识分子只有等待生命的结束。党对知识分子是怎样看待的？一是都是为反动统治者服务的，二是历史思想复杂，是可疑之人。这样，知识分子只有避祸思想，没有建功思想。过去知识分子并不是真心为反动派服务，虽然未读过马列主义，却读了许多古书，幻想一个好人政治，这就带有朴素的社会主义思想；历史复杂，不应看作有罪，应看作人生一段有用的历程；不应看作坏事，应看作好事；思想单纯并不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思想就复杂，没有复杂的思想，人类就不会有高度的文化。
三、党和民主党派关系不正常，是对知识分子估计错误的反映。(福建6．18．)
刘昌信(南京第四医院副院长)：党群之间所以有鸿沟、高墙，是由于共产党对近代史中对国民党和知识分子的作用缺乏正确的分析，解放后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和旧知识分子不信任，不培养，不提拔等样因所造成的。(新华6．13．)
吴厚福(纺织工业部工程师)：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主要是不信任，政治岐视。”又说：“现在是被人当作垫脚石，一旦共产党掌握技术，就要被一脚踢开。(人民8．7．)
李景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共产党与知识分子之间我认为不是墙和沟而是万里长城，长城是否是两面砌的呢？我不懂历史。我看蒙古人没有砌过，是汉族挡蒙族砌的。谁砌由谁拆，这个道理不说大家也明白，解铃还得系铃人。……只要有党、党群就不能在一切问题上推心置腹。(中国人大周报152期)
黄继忠(北京大学讲师)：总之，这几年来党员居功自大，排斥党外人士的宗派主义作风是相当普遍而严重的。这几年来，党的改造、团结、利用知识分子的政策完全正确，但通过党员干部执行的结果，却产生了很不好的副效果。共产党员的表现，叫知识分子有一种做仆从的感觉，似乎自己不是在直接为祖国和人民服务，而是受雇于党员似的；党员似乎不相信知识分子有主动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愿望，仿佛他们非要共产党员拿着鞭子在后面监督着才肯好好工作似的。这种态度使知识分子心里很不痛快。历史系有位先生对系主任助理夏自强同志(党员)说：“我们之间，你是主人，我是奴仆。”这句话是值得全党的同志细细寻思的。要知道作为一个国民，每一个人和国家和人民之间有一种亲密的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任何人也不喜欢这种关系给一个第三者间隔开来；为祖国效忠、为人民效劳，是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每人神圣的天职和权利，也是大家热切的愿望。因此，大家不愿意受做客的待遇，大家热烈要求以主人公的身份主动、直接地为国家尽一份力量。人家要求真正的主人地位。(北京5．29)
郭景览(云南东川人民委员会主治医师)：党跟知识分子的关系还不如法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安南。(人民8．22．)
陈继棠(天津民用建筑设计院工程师)：帝国主义国家的专家发明了原子弹等很多东西，因为他们对专家好。我们中国不这样做，对专家不好，才穷。(天津6．9．)
楼邦彦(北京司法局副局长)：“知识分子在机关里不被重视。肃反运动中被整的都是知识分子，而且都整错了。(人民8．6．)
何剑薰(西南民族学院教授)：有意见，应该提，不要专打梅香和小姐，应该把老夫人整一下。
“草木篇”反映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历次运动，尤其在肃反运动以后的痛苦，失望和一定程度的恐怖的情绪，“草木篇”所反映的那种现实是存在的。尤其在肃反运动以后，一部分知识分子，是怀着一定的痛苦、失望，甚至恐怖情绪。因此，和党有了一定的距离。党提出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想要消除这种距离，同时，就说明这种现实的存在。(四川6．4．)
李金声(山东师院副教授)：几年来知识分子经历几次大运动，已象“惊弓之鸟”。尤其在“肃反”中受了打击，被错斗的，要他们说话不动感情是不切合实际的。(大众5．22．)
刘炽晶(北京铁道学院教授)：历次运动都是共产党“利用青年教师打击老年教师”(文汇8．25．)
钱端升(北京政法学院院长)：现在司法界中宗派主义严重，老干部压制新干部，工农干部压制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和新干部起不来。(光明6．26．)
韩秋夫：知识分子应该跟着党走。但党和知识分子之间有矛盾，矛盾不一定只从党内来，是两方面的，但主导的是从党内来。知识分子是喜欢有棱角的，爱说牢骚话，引起不满，便受到压抑。党和知识分子中间的墙不是知识分子打起来的，是党打起来的。(青海6．18．)
徐仲年：党和知识分子中间的一垛墙，是由于数目相当大的共产党干部(包括上中下三级)不了解或不愿了解知识分子，尤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造成的，这些干部只看到知识分子，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消极面，就是说只要看到他们的缺点，而且戴上了有色眼镜去看，就是说怀了成见去看，这些干部不去看，不去发掘，甚至不愿去看，不愿去发掘知识分子的积极方面，就是他们的优点，这些干部对于知识分子所施的思想教育是打击，不是诱导，是加深消极的因素，不是发挥积极的因素，是教条的肯定一面，机械的否定另一面，是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我们细读毛主席的著作，始终没有发现关于这种粗暴行为的任何指示，连影子也没有。这种粗暴行为的结果，党与知识分子间的墙，高高耸立起来了，直到今天知识分子连透口气也挂虑，因此知识分子不是筑墙者。(人民8．8．)
罗隆基：有些新党员不懂辩证唯物主义，甚致有的党员不相信共产主义，这样的党员就会造成党群间的隔阂，隔阂从那里来的呢？解放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的党员，虽然有许多是好的，但有些人没有老党员那样的有长期艰苦奋斗的革命功绩，在学术上又没有长期埋头钻研的成绩，他们进了党之后站上了领导岗位，倘加上几分骄傲自满，非党的知识分子就不服气，这样造成隔阂(光明5．23．)
董学隆(团云南省委副书记)：反对对青年进行阶级教育，提倡不讲阶级观点的“独立思考”，“发展个性”，“思想活跃”。新中国的教育和团的工作是把青年培养成“机器人”，“唯唯诺诺”的人。“青年不敢言志，还不如孔夫子时代的学生”。(中青报8．28．)
王毅斋(河南省副省长)：他讽刺党和政府号召学生参加服务性行业的措施说：“学生可以把毕业证书挂在理发挑子上，还可以理个三角形，平行四边形的头，用几何代数算一算，看如何理。”少奇同志在郑州向学生谈到参加劳动生产问题，事后王毅斋却说：“我看到这些学生参加劳动生产真可怜!”(人民8．12．)
钱伟长(清华大学副校长)：封建社会对青年的“教育”有一整套，现在我们虽然已经不用那一套“老成持重”，“温文典雅”的字眼，但是这些字眼的某些内容却在“服从”、“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等另外一套字眼内借尸回魂了，有许多对青年的不合理的要求，就是借助于“服从祖国需要”这样的光辉的字眼里混了进来，新名词混进了旧内容，确实迷惑了不少青年，束缚了不少青年。(中青8．2．)
雷海宗(南开大学历史统教授)：解放后，虽然禁止了对学生的体罚，但今天对儿童、青年在精神上的虐待却很严重。(人民8．13．)
于尔壬(沈阳农学院助教)：解放后“最大的损失”是青年人“都变成木头木脑的了!”(沈阳10．24．)
来源：《右派言论选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之二，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编，195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