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文应(民盟上海市副主委)：“共产党比国民党还要厉害，在群众中制造出一种象可怕的沉默那样严重的气氛，于是作客思想、看脸色讲话都来了。这样下去，结果就会象匈牙利共产党放下枪杆时候那样，人们一窝峰的起来了。”(光明7．23)
章乃器(民建副主任)：章乃器在杭州时还说，他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一是工人阶级道德品质。他说，有的人将工人阶级的品质看得高不可攀，神秘莫测。实际上，工人也是人，共产党员也是人。章乃器又说，“我遇到一位女的，她说嫁个丈夫要共产党员，我看“西望长安”对她就是教训。”“所有制一改变，大家就都是社会主义公民了。”(人民7．21)
董渭川(九三中央委员)：“旧社会一切不好的名词都可用到今天共产党身上。(光明7．5)
王造时(复旦大学教授)：还在抗战初期，王就在罗隆基主编的“新月”杂志上发表了“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一文，污蔑共产党。他写道：“且共产党自与国民党分家之后，失却活动的凭借，于是挺而走险，而与土匪结合，采行张献忠李自成的杀人放火的流寇政策。……于是土匪利用共产党的招牌，共产党利用土匪的暴力。星星之火，成为燎原。加以内乱层见迭出，天灾时常流行，经济趋于破产，政治非常黑暗，人民“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连自己也“不免于死亡”，于是逼进共产党者日多，而共产党滋蔓难图矣。”(文汇7．4)
刘宾雁(中国青年报记者)：整个共产党内，除了毛主席一人而外，上面是一批保守力量——高级干部的“特权阶级”，中间是一批阳奉阴违的“土皇帝”——省市一级党的领导干部在把持，而下面是一群慒然无知的“笨蛋”(北京7．21)
雷海宗(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共产党要剥去外来的名词和口号，不过是一个半秘密半公开的，带有宗教性的，以饿民为基础的割据势力。它的唯一真正特点，就是依附外力与否认国家民族……”。(人民8．13)
胡思杜(唐山铁道学院讲师)：党只有威而无信，有的党员就要成为独夫，那些指东道西，蛮横无理的人，不用问，人们就知道他是党员。(光明8．22)
刘焕乐 他诽谤共产党“叫人家学唯物主义”，而自己“处理问题是唯心主义”。(人民8．16)
张秉银等：(北京矿院)“共产党的作风比国民党还坏。有人说共产党好话说尽，坏事做完”。(人民8．23)
徐伐(冶金工业部技术员)：共产党员是“飞黄腾达的专家”，有“朕即国家”的帝王思想，并说今天“党和人民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人民8．18)
刘流(抚顺市工会联合会职工俱乐部副主任)：共产党“变成社会党了”，甚至“连第三党的进步性都不如”，辱骂“党组织近几年对理论不求甚解，没有在延安时深入理论的作风”。党中央有“根深蒂固的思想问题”“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发源地也是当中央”。(辽宁8．6)
沈增侃(农业部技师)农业部有三面镜子，一面是显微镜，用来看旧人员，旧技术，觉得一切都有毒，有细菌。一面是放大镜，用来看党员，看自己，觉得自己成分好，品质好，本身虽小也就大了。还有一种是红色眼镜，只要是红色都好。(人民8．6)
戴煌(新华社记者)：自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认为“自己高于一切”，“把自己神化了”。(人民8．8)
周震麟(鞍钢基建财务会计处职员)：“老干部所谓的“德”不过是多拿工资少干活。”(辽宁9．18)
徐一贯老党员有汗马功劳，有领导能力、组织力量，大家意见不多。解放后发展千万新党员，特别是解放初期，有不少问题。这批新党员，旧人员都知道他德才之底，只凭党员头衔步步高升，最使群众不平。这种人无真才实学，只会作威作福，宁左勿右，放在领导岗位发号施令，怎能令人服气。就是这种人使群众造成“党员治人，非党员治于人”的感觉，损害党的威信。这使党脱离了群众。(光明6．5)
谢白寒(致公党中央办公厅主任秘书)：基层干部比国民党保甲长还坏，“骂中国新闻社的党员记者“是靠党吃饭之流，”他常常愤然地说：“共产党要的是奴才而不是人才”(人民8．30)
姚大葱(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解放以来，共产党把队伍一天一天扩大，哪里有这么多好人来做共产党，这中间吸收了不少假积极分子。这种分子超过解放前老党员好多倍，人数既多，散布很广，就是解放前老党员也不免有最少数被他们腐蚀的，所以今天的共产党，不免有些变质的气味。为了保护我们珍贵的领导力量，作为社会革命的杠杆，应该劝共产党在这次整风中，必须揭除姑息，把这些假党员害群之马清除出去，保全共产党的金字招牌，维持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信仰。(湖南 ．31)
荣祥(呼和浩特副市长，蒙族)：共产党是胁肩谄笑的人，听的是歌功颂德的话，看到直脖子的人就看不惯，听到说点坏话就听不惯。(人民7．25)
刘积学(民革河南省副主席)中国共产党工作有好多套。宪法是一套，党章是一套，团章是一套，工会，农会、工商联又各是一套。宪法是约束全国六亿人民的，党章是约束一千多万党员的，团章是约束二千多万团员的……。(人民6．25)
程厚之(民盟辽宁省委秘书长)：“过去党中央在走头无路的时候，投到高岗那里去了，现在占了天下，就把高岗整下去了。”(辽宁7．19)
许德瑗(民盟江西省主委)许德瑗咒骂“共产党是贪天之功为己功”(人民8．21)
栗增锡(赣州卫生学校副校长)：“目前国家的主要矛盾是党的形式逻辑领导方法和辩证逻辑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8．10)
顾而己(上影导演)说：“虽然你在大庭广众中提意见，他也在大庭广众中谦虚地接受你的意见，但只要他在房间里在一个名单上把你的名字调动一下，你就可以下十八层地狱。”(解放5．4)
魏立功(南通医学院教授)说：党过去是使人很亲近的，现在为何使人怕，可见党表现落后了，官僚主义在俄语是“老油条”的意思。党内组成不健康，我看现在的上层建筑要改组、改革!学院现在是个头重脚轻，行政人员太多，有些人还是可以回到农村去的，土包子吗!到农村去去没什么，登在学校里反弄得昏头昏脑，弄得院长也昏头昏脑。(新华5．30)
高风(沈阳市政协委员)：从求学识和资格上看吧！在前清专制皇朝时代，皇子皇孙入的是皇学。后来有了维城小学，八旗中学、和贵胄法政。专门培值黄红带子附带一些汉军旗人，现在有党团员及其子弟所入的育才小学、实验中学、速成中学、各党团干校。非党人的子弟入这类学校的机会很少吧!(沈阳6．1)
高风(沈阳市政协委员)：从司法上来看!人民犯法一律坐牢，宪法上也有规定。而个别党员犯法时，检查官就说：“孙伟是国家一级干部，处理案件与一般群众不同”这是党员特权呢?还是刑不上大夫呢?不错，法律是有特权的。清室皇族有特权，在金殿上杀了人也不过降一级。帝国主义对我国有过治外法权，美国兵强奸了中国大学生也得由外国人审判，而逃法网。美国兵杀了台湾中国人的官吏，也得由美国处理而告无罪送上飞机回国。而孙伟是不是照旧逍遥法外，支薪在职操权呢?难道我们这人民法院实质上也是专门保护党员御用的法院吗?难道我们的法官们也要学习专制皇朝和帝国主义吗?(沈阳6．1)
章乃器(民建副主委)：章乃器恶意地把干部分为两类，一类是“唯唯诺诺，盲目服从上级、神化上级的人”，他指的是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一类是“有主见、有独立思考、独立见解的人”，这指的是那些对党不满的人。章乃器在杭州市的座谈会上说：“我经常见到周总理，不时看到毛主席，但权不是送上手来的，是斗争得来的。”(人民8．13)
耿伯剑：奇怪，有些领导干部，竟作了盛锡福帽店的股东，他们的生意很好。这话怎么讲呢?因为这些领导干部遇事总爱给人扣帽子，不管大事、小事，他便来一帽子。有些一般干部，也入股，买来一些帽子，到处乱扣，这种粗暴的行为是不会有好效果的。(长江5．11)
叶鹿鸣(广州)说：“向党提意见，只准说好的，不能批评坏的，否则，就是仇视党、仇视人民!党员搬青面孔，以改造者自居，群众免避见面，只好绕道而行。”(光明6．1)
陈维善(拖拉机厂总机械师)：整个国家好比一辆大汽车，里面坐了六亿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司机，我们是擦车加油的。因为司机没有经验，车开得左右摆动，一下左了，一下右了。出了毛病，我们大家来检讨，但是司机的责任更大些。我们能不能埋怨这个司机呢，不能，因为他没有经验。可是我们要告诉这个司机：在你还没有熟练掌握技术以前，不要骄傲自满，不要开“英雄车”(河南5．23)
章乃器说：我觉得，在“拆墙”和“填沟”的工作中除了要做好其他许许多多的工作以外，批判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一条教条是必要的。如果党在检查大国主义和大汉族主义之外也检查一下大党主义，情况可能是很严重的。(人民7．18)
刘宾雁(中国青年报记者)：党内民主少，党内批评少，党内选举是形式，党的代表会议“老一套”。(人民7．20)
马志涛(沈阳市人民委员会物资供应局科员)：他对领导干部的看法，如说某处长“同封建的军阀一样”，说局人事组是“脚踏人事组，心登阎王毁”，“人事组组长是”“一副晚娘面孔”；说“党员什么都不是，只是靠党员吃饭”“盲从没头脑”“专门溜须拍马”。他百般谩骂领导和党团员，如骂“卑鄙”“下流”“白吃饱”“小特务”等。(辽宁8．8)
周琳(沈阳市中心气象台工程师)说：“今天社会“无法无天”，一团糟”，因为“缺少法制，各单位都可能成为一个独立小王国，有毛病的领导同志便在这个“国度”内称孤道寡，随意立法，只要不犯重大政治原则性错误，不论“三害”作风给他人多大的打击，给党和人民造成多大灾害，这些独立王国的国王是稳坐宝座，不会受到什么风吹雨打的”。他说：现在“犯错误”的领导者“绝大多数是检讨，批评警告，记过……了事”，“还照样一帆风顺的提职”“逍遥法外；特别“不公”的是“同样犯错误，党员可以送马列主义学院，非党就得坐牢”。因此他疾呼：“应该有个公务人员惩戒法”，从便对那些“尸位素餐，白吃了饭”，“失职误事”“在天堂生活的人”，加以“重罚”，叫他们“下地狱”。(辽宁8．13)
郭中韩(沈阳市第四法律顾问处律师)：说共产党是“左”倾机会主义，解放以来就造成“左”的空气。新社会“黑暗面多”“不如地狱”
郑子修(沈市交通运输管理局办公室主任)他骂共产党“黑暗”“男盗女娼”、“工人农民只是糊糊涂涂跟着共产党走”。(辽宁9．9)
刘亚休(中国佛教会理事)“共产党象饿臭虫，看起来不怎样，咬起来却是精痛的。”(中青8．3)
贺仲麟(河南农学院)：共产党是“红色吃人野兽”“杀人魔王”，(中中青7．15)
鲍臻(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市分行商业信贷科科员)：说党员“挣钱不干活”，现干工作的是群众，辛辛苦苦的，满嘴的空谈马列主义的是党团员；黑手的(群众)干活，白手的(党员)起家。说“全国都有宗派主义”，非党干部与党是“和平共处”。党对群众“不是心心相印，而是心心相猜”，因此“非党干部都不敢和党员交朋友说知心话”，“怕说错了话，(党员)给记在总账上……提到政治上来收拾你”。现在“非党干部在道上碰见党员时，也想法避开”。他把党员分成三类：1．“训人”的，“听见非党同志说错了一句话，就批评他是小广播”；2．“监视”群众的，“给你记上一笔账，等年终鉴定时……给你添上一条破坏党的威信”；3．“整人”的，“大会点(群众)名，依为典型批判”。靠近共产党员的非党干部有“三大特点”：“第一机械执行上级指示，上面贯，下面干；第二专看上级的颜色脸孔行事，上级往东指就往东行；第三对领导阿媚奉迎……”。
说“人民银行里党员脸上虽然没有贴上“共产党员”四个大字，可是只要你一看就会知道是共产党员”。“党员跟平常人不一样，他(们)走路象戏台上的老生，迈八字步，说话象官儿一样，出口训人，眼球是金鱼眼翻上翻着……”。(沈阳9．7)
鲍臻(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市分行，商业信贷科科员)：说党在全国“独坐发令”，实行“家长式领导”，工会和行政都是“党的尾巴”，替党“摇旗呐喊”。党领导国家机关工作是犯了“事务(主义)性”的毛病“党委是决策性机构，不应事务性的来搞”。说“党员干部是靠党吃饭”“老干部一不懂业务，二文化水平低……不懂又不学……整天坐在安乐椅上……吸着香烟，喝着浓茶望着天花板”“月月季季年年专靠盖章签字，批阅公文，开会报告等方式……发号施令”。说领导干部的威信靠“三件法宝(官架子、大帽子、硬棍子)”、“一双绣鞋”起家的。说如今“真正有才能”的干部，受到(党的)压制，到处都是“唯唯诺诺”的干部，“根本没有什么……适才适用”，而是“按“长”之爱人提级，按“长”之爱人分配工作”，“妻随夫贵，活分四等”“一等是望天的，即人事保卫工作；二等是跑街的，即外勤；三等是划图的即会计；四等是冒烟的即出纳工作”“只有科长、行长的爱人”才配做“一等”工作，“党员又当科长，又当工会主席，一般老百姓干不了”。(沈阳9．7)
胡思杜(唐山铁路学院讲师)：“党一团糟的根源，在于党的无能”。(光明8．22)
张云鹄、金瑞旸(电台新闻编辑)：党员领导人“靠资格吃饭，靠宣传指示把口”。(人民9．17)
耿秀田(山东曲阜师范学院学生)：共产党的四大罪状：第一是“套”，党不接受中国历史上二千年的统治经验，硬搬外国教条，这样下去，孔子思想约缚人民思想几千年，马列主义就约缚几万年。第二是“独”，党是独裁的党，没有民主，第三是“急”，党为胜利冲昏了头脑，便盲目加鞭上马，想一早上走个集体化，几天改变所有制。第四是“沟”，现在群众对党有反抗情绪，沟深如大海，长于长江。(文汇8．17)
梁汪汶(民革太原市委会第十四支部主任委员)：“党员是贴过标签的无产阶级，有些非党员是没贴上标签的无产阶级。这样就很难肯定党员都比非党人士好，也难肯定出身好的都比出身不好的人好，但是，现在把德简化成了政治身份，把才简化成了政治水平，只要是共产党员就德好才也好，难道德只是政治身份，才只是政治水平吗?”(山西6．12)
陶誊州：(沈阳北市区工商界)：“共产党和国民党有什么区别?我看共产党还不如国民党和小鬼子呢!”(沈阳9．10)
肖雨汀：自然，世界上还有一种人，因为在墙里习惯了，是怕跑出墙来的。他害怕墙外猛烈的太阳，害怕墙外轰轰烈烈的斗争。如何契呵夫小说、“盒子里的人，”所描写的一样。他一生中唯一的愿望是不断的加固墙基，在墙头上修建碉堡或者加上铁丝网，甚到把门窗也堵塞起来。他自己既不想跑出墙外，也怕墙外的太阳照进墙内。这种墙也就成了筑墙人的坟墓。刊于“茫种”七月号(辽宁8．9)
钟惦棐(“文艺报”编委)：“喝喝茶、抽抽烟、看看报、唯唯诺诺，稍有一点独立见解不是扣右倾就是扣左倾”?(人民8．18)
杜迈之(民盟湖南省委秘书长)：共产党员“自己看做好象是共产党的化身，把自己摆在根本不会有错误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只准讲好，不准讲坏，只准奉承歌颂，不准批评反对，否则就是反对领导、反对党”，他说这样的共产党员“不只是个别的”。他还说宗派主义产生于“共产党强调组织性”，他说这“对全国的民主生活是妨碍的，”(光明8．23)
董渭川(九三中央委员)：董渭川说“党已失掉了控制力，党委的做法是护脓护疖，自己生了疮，没有决心挤，又怕人家挤。并且把“三害”说成党的黑幕。”(光明7．5)
徐中玉(作者)：已经有人正确地提出过，不能强调( )党员(×)是“特殊材料”作成的了。“特殊材料”应该是(×)结果(绝)而不是(×说)原因。(文汇7．25)
李露冷(广西梧州日报编委)：共产党的党字，上头是“尚”字，即高尚的“尚”，而下面却是“黑”字。人们可以从这个字里了解到是个什么问题。(广西6．20)
刘宾雁(中国青年报记者)：“一个同志告诉他，他回家时从县到乡，一路听到都是骂共产党。”(人民7．20)
王大川(民盟天津市委委员)：他曾咬牙切齿地说：“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难道我们都是废料造成的？”(光明8．5)
顾学颉(人民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党支部“假公济私，阴谋陷害”。他说：党比封建时代的昏君还不如，党员都是“庸才”，要想入党，首先得变成木头，阿谀奉承，唯唯诺诺。(人民8．4)
宋之英(农工轻工业支部主委)：“共产党糟透了，不整不得了”。他把机关的党员分成“四类”：除极少数外，其他党员不是老子天下第一、骄傲自大，就是思想保守，教条主义和品质恶劣、脱离群众。他把共产党比喻为封建暴虐的秦始皇，说“三户可以亡秦，一蚁可以溃穴”(人民8．30)
武思光(农工省委)：“共产党有骄、横、凶三风”，“共产党就是这样，骂你不准回嘴，打你不要回手，杀你还不许流血。”(人民8．18)
薛映辉(上海医师)：“现在共产党员质量普遍降低了，连毛主席也不够条件”(解放9．6)
任大锵(本溪钢铁公司总动力工程师)：共产党结党营私，把自己的领导写在宪法上和各民主党派章程上，这实际是置党于国家之上，是一党独尊，统治人民比国民党还烈害。他说，国民党不问你社会出身和家庭成分，只要你有本事就重用你，但是共产党就不然，管你的祖宗三代(指审查历史)。(辽宁8．27)
吴葆民(抚顺市矿务局基建局财务处会计师)：污蔑“党员是工人阶级的贵族”。(辽宁9．6)
范朴斋(民盟中委)：“国务院是官僚主义的根源，是官僚主义的创造者。”(人民7．22)
谭天荣(北大学生)党是“官僚化了的党”(光明7．3)
高风(沈阳市政协委员)：有些人注重在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我以为纵有官僚主义而没有党团的撑腰为害也就小。伪满的中国官，也作不了多大的威福，不过是狐假虎威罢了。至于主观主义要是由于文化太低，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学好而造成。党团员是以工农兵成份者居多。他们虽有许多优点，然而文化不够也是事实。例如还有个别领导学习的干部还说“八个文件”和“百家争鸣”呢，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政策能学通吗?办事能不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吗?如果为了酬劳他的革命功劳，送他到休养院也好，到学校学习也好，学好工作有何不再可，另外给他们革命酬劳的津贴，人民也能同意的，如果他是党团员而又给他一个不能胜任的官做，他的主观主义，便有发挥的场所了。所以就是大害中以宗派主义为罪之魁祸之首。(沈阳6．1)
高风 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有关联，主要是由宗派主义决定的，别的是小事情。我做个估计，官僚主义占20％，主观主义占10％，宗派主义占70％。专制时代，清朝有人怕官，没有人怕主观主义。最怕的是“宗室觉罗”、黄红带子，那怕是一个孩子，也令人害怕，而不敢惹。伪满怕谁?汉人当官有多少人怕?怕的人少，但见着日本人谁都怕，他不是官，也不是怕他的主观主义，怕他的是：日本人。再如，我们正谈话时，进来一个人，大家就不谈了。他是官吗?不是，他是党员。大学的校长、院长有的不是党员，就没有人怕。另外一个不是院校长，甚至于是一个小职员，可是有人怕他，因为他是党员。我当校长时参加一个座谈会，讨论学校和团的关系问题，由团市委申之澜同志主持，会上校长反映：老师讲课，有的团员在下边记，不是记笔记，是专挑老师小尾巴。这是上级给他的任务。他报告上去，就是积极分子，入党甚至于升官都快。因此，教员讲课时一言一语都要十分小心，怕学生记。申之澜同志听了校长的反映，正颜厉色说：“团员应该记，团员有权监督老师。”申说完，再没有人质问青年团员的不对了。这是怕谁，怕团，对团如此，对党就更不用提了。我说官僚主义不可怕，怕的是党员。如果教育部部长不是党员，而仅有主观主义，教授、院长就敢和他辩论。学院院长不是党员而他的部下是党员，院长就要让他七分。不是辩不过他，因为他是党员。旧社会的官作威作福、人们见了怕，共产党的官其实还不可，可怕的还是党员。我说怕党员，也看他是甚么人。城市贫民就不怕。天下穷人是一家。怕的最厉害的是知识分子。
“我认为宗派主义是第一害，但有的报纸和报告中却不提或轻描淡写。有的人是无意的，可有的人是想打掩护，这样是对人民不忠诚不老实，对非党人士进行欺骗。有的是无意的，他不是没有宗派主义而是自己不觉。这样人不要强调说自己没有，该虚心听别人意见。要考查事实，这才知道有没有。就算他自己真的没有，而旁人也不免那样看，因为他是党员。他没有设身处地当非党员，没有理解非党人士的处境和心理。”(沈阳5．27)
马哲民(民盟湖北省主任委员)：党内思想有二种情况，老同志多是经验主义，不能提高到理论上来，新党员则是教条主义，根本不懂马列主义，两者结合起来就是主观主义。(长江、6．21)
荣祥(呼和浩特市副市长)：“共产党有两个来源——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一个组成部分——宗派主义”，“旧官僚正在学习改造，新官僚却在发展，真是新旧官僚交替”，“共产党把人整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人民、8．28)
许德瑗(民盟江西主委)：“共产党的官僚主义要比国民党更危险”。(人民、8．21)
陈振汉(北大教授，北大民盟支部副主委)说：“教条主义不可怕，宗派主义也不可怕，更可怕的是宗派主义的教条主义，教条主义的宗派主义，党是二者兼犯，以致使经济科学的研究工作陷入困境，找不到正路。”(人民、8．29三版)
章子坡(南京药学院体育教研室助教、农工民主党党员)：“共产党的三个主义满天飞，象二分钱一个的烧饼油条一样，到处皆是。产生三个主义的根源，一是由于积极分子拍马屁、阿谀奉承所造成，一是由于党员干部文化水平太低所致。”(新华、7．30)
贺安(人民大学讲师)：污蔑共产党组织是一个宗派主义集团，谩骂共产党员“新官”，“官官相护”。他说：这里有“混官”，有“半混官”，有“基本上是清官，次要的还带点混的官”，因此产生了“党天下”和“普天之下莫非党士”的局面。所以他说“宗派主义是树根”，“以党代政是三害的防空洞。”他主张“要动手术”，“要把根拔掉”。(北京、7．22)
严志忠(陕西青年报编辑)：严志忠把我们的党看成是宗派主义集团。他说宗派主义的根源是：“好象天下是共产党、长征干部：解放军打下的。”他污蔑党把久经考验：对人民事业忠心耿耿的老同志放在领导地位上是和“按官定禄的封建制度一样”。是“当了丞相就给你封地，不管你是不是有能力”。因此，他大力提倡资产阶级的“竞选”，极力反对“逐级提升”。他说由下而上的逐级提拔干部“形成了升官”。他主张提拔调配干部，都要由“机关干部”讨论，大家同意了，再交上级批准，主张“真正的人就要象尧让位一样”、“应采取竞选方式”，企图叫共产党把“位”让给资产阶级。(中青报、8．13)
钱钟毅(同济大学教授)：共产党现在是执政党，是唯心主义占上风，执政党的官僚主义是整不掉的，天下只有大乱，才能有进步。(文汇、8．15)
薛映辉(上海市干部疗养院)：“官僚主义满天下，宗派主义朝南坐。”(青年报、8．3)
丁干(沈阳市人民委员会第二工业局供销科长)：沈阳市党委“对沈阳市整个领导上官僚主义”，“上边有官僚，是大官僚，小官僚，还有官僚崽子”。(辽宁、8．11)
马哲民：共产党员是“坚持三主义”(指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熟读四子书”(指扣帽子、钻空子、摆架子和爱面子)的人。(光明6．23)
赵文壁说：造成三害的原因，是由于“党无原则的强调主观能动性的创造性。党员文化低，知识缺乏，大多凭经验办事。而党员们又以斯大林所说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论点为“护身符”，处处“特殊化”。”还说：共产党“庙修得过多，菩萨搬得勤。”他认为：“党无原则强调党性，缺乏人情味，某些党员六亲不认，反被认为立场坚定。”又说：现在“行行有党组，科科有党员”的结果，造成了“党政不分”。(人民、7．22)
程厚之“分析一下宗派主义的来源”我认为有三个主要原因；第一是有的共产党员误解了“党性”，“立场”和“革命警惕性，”等等名词的正确含义，对友人总拿着对敌人的眼光与态度来看待，弄得疑神疑鬼，和朋友同志不能推心置腹。……第二是有的共产党员念念不忘斯大林的一句话：“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造成的”，因而就自命不凡，超人一等，气焰万丈，拒人于千里之外……变成使人不能接近的特殊人物了”。……第三，“在有些制度的安排上对于体现党的领导，有些不恰当之处。储安平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的意见中，提出一个“党天下”思想来，我虽然对他的说法不完全同意，可是我也感觉到有些制度上，确有这个“党天下”思想的倾向。例如人事管理制度，无论什么机关都把人事工作当作了党的禁脔……非党领导人也不许置喙。……对非党干部的提拔、培养、评奖、工薪等等，虽非完全无分，但也只有啃党员干部吃剩的骨头而已。至于党政关系不明，以党代政的情况，更是所在所有。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使党与非党人员合作共事，精诚无间、水乳交融，是不可能的。(辽宁8．17)
许孟雄：(中国人大新闻系教授)：“共产党不近人性怎能治人?怎能让不是人的东西来作事呢?”(光明7．29)
白国贤、黄观生(中央音乐学院教员)：党性和人性不相容(天津8．4)
艾风(四川日报记者)党性和人民性是对立的，党性是代表党委机关，人民性是代表群众呼声。(人民9．13)
李鲁(共青团北京市东单区委书记)：“党强调党性，使得人没有个性或者个性很微弱，只剩下了脾气，就是这些脾气，有的还要受责难。”还说党“不通人性，不懂得人们思想感情的复杂性”。(中青报9．10)
尹鲁(沈阳药学院讲师)：“党性与人性是一致的，党必须教育党员如何做人，做一个好人，然后再提到做一个党员，现在有的党员的党性与人性成反比。有的党员只有党性没有人性，这些党员并不是个好人。”(沈阳6．6)
王书田：(沈阳市北关区业余学校教员、民革成员)：“共产党员有党性，没有人性”。“老干部从山沟进到城市越来越变了，打着为人民服务的幌子，实际有几个为人民服务的”。(辽宁8．16)
胡明(师大教授)：党员除了优越感以外，还有就是不懂人情，很少人性，对人无温暖，无同情，还美其名曰战斗性。党内认为这就是优点，群众认为这是很坏的。群众对党团员是“以望而不可及”望而生畏”他还有什么力量?(北京6．3)
马哲民(湖北省民盟主任委员)：“中共不少领导同志……认为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他们俨然是“天生的圣人”。这就等于基督教徒说：“我代表上帝”了。
党员就是政治，党员就是德，好象老话说的，党员之德是封建社会的无才便是德。
共产党员是木头人，没有脑筋。连工人、农民对党都不满，共产党的地位很危险。今天共产党员很骄傲，要我入党，我也得考虑。过去有的共产党员退党，责任不在党员，同时也不是偶然的，与党内一团糟有关(长江6．21)
“共产党党内马列主义水平很差，连毛主席读书也有限，特别是马列主义的书读的不多，写出的“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道理和文字都不通顺。”(长江7．25)
陈新桂(民盟候补中委)：陈新桂把中国共产党描绘成“独裁者”，他公然对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他对民主党派机关挂毛主席象很为不满，他要求民主党派机关应该挂自己党派领袖的象。(人民8．9)
陈铭枢(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公然把全国人民教爱的领袖毛主席同德国的俾斯麦、日本的伊藤博文相提并论。他把毛主席说成是“个人修养上的热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难宁，察而难周之失，也难免于影响到察人听言，决策定计的睿断，以及在政策措施上的畸轻畸重、失缓失急。”(人民7．15)
陈铭枢污蔑毛主席“好大喜功”，并要毛主席“更加深入体察，以求究竟”。他说毛主席有时“为喜怒所乘，在一个浪潮之下，轻于挫伤高级干部的自尊心和他们的固有地位”。他说毛主席“轻信干部的虚假汇报与教条主义的分析方法，未经郑重细致的研究，即作过激的决定”。(人民7．15)
陈铭枢还污蔑毛主席所接触的非党人士多是“趋附之辈”。他认为“来自旧中国的某些上层人士”“贪天之功者有之，不虞之誉者有之，争名猎位，禄蠧充斥”，认为他们是“以革命作幌子，包藏卑媚”。(人民7．15)
他认为毛主席“过分鄙夷旧的”，“对古典文学尚有不尊重之处”(人民7．15)
刘流(抚顺市工会联合会职工俱乐部副主任)：谩骂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也有陈词滥调”，和“教条主义”。他说毛主席“八大的开幕词没人看了”，就是因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辽宁8．6)
彭达：(监察部第二司副司长)：老干部都是些“万金油”“白帽子”“甩袖子队”，“吃老本，吃完了，就完了”；“老本就是资格和能讲两句马列主义”。
工矿企业的负责干部是“狗熊管理企业”。(人民8．24)
李春德(新华书店辽宁分店)：他谩骂党员领导干部没有人性，口蜜腹剑，用“卑鄙无耻”四字做诗辱骂：“卑公勤学钻，鄙爱中伤端；无奈笑低能，耻愧尸位餐”。狂妄地认为领导“象拿破仑一样，不堪一击”(辽宁8．9)
丁干(辽宁省人委第二工业局供销科长)：说：“老革命干部参加工作很久，工作能力弱，文化低，他们对革命有贡献，应从物质待遇上加以照顾，而不应从地位上照顾他，加什么长什么长的。”(辽宁8．11)
水天同(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师)：今天共产党所实行的谈不到什么主义，因此如果马克思活着，也得挨整。(光明7．6)
戴煌(新华社记者)：自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他就“开始怀疑毛主席犯错误”。(人民8．8)
汪君良说：“高级干部肥头大耳，中级干部瘦骨嶙峋，低级干部跳跳蹦蹦，乱七八糟”，并且恶意地拟了一副歪联，讽刺我们的人事部门说：“无才便是德，非党莫进来。”(解放7．24)
陈子君(中国少年报)：老干部凭党龄吃饭，地方干部比天高，独立为皇帝。(中青报8．9)
戴煌(新华社记者)：“高级干部违法乱纪，低级的基层干部无法无天”，“除杀人放火外，无恶不作”。他强调这一切都“应该由中央负责”。(人民8．8)
郑希武(辽宁省北票矿务局职工医院结核科医师)：污蔑说：领导干部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一般干部唯唯诺诺之辈比比皆是。(辽宁日报5．7)
杨尔璜(西北农学院教授)：解放后不久，我就有这样一种感觉：“共产党的形式，国民党的作风”。一些人有旧官僚作风，任用私人，排除异己，找些逢迎谄媚的人，打击另一些人。(陕西6．2)
尹鲁(沈阳药学院讲师)：“现在是党员专政”大之，事无大小党员说了就算，把别人当做专政的对象，骑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小之，对某些人不许乱说乱动……一切得听他摆布。”(沈阳6．27)
侯璜(民盟广东省委员)说党的宗派主义是“自古皆然，于今为烈”；(光明8．27)
董渭川(九三中央委员)：“(党)承认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象吃块糖似的，承认宗派主义就难。”(光明7．5)
庄清桂(工农民主党泉州市副主委)：党员现在有六个特征，一是“手长”，包揽大权，可押可扣。二是脚短，走路不远，不联系实际，不联系群众。三是身高，比别人高几等，四是眼睛长在头上，看上不看下。五是一个耳朵，偏听偏信，只听喜不听忧。六是两个嘴巴，对上假报成绩、对下压制民主。这种生理上心理上的变态，就是在新条件下用进废退的“变异”。(福建6．18)
章伯钧、罗隆基：“想入党的人都是为了政治上的便利，死后进八宝山”。(人民7．2)
徐仲年(上海外国语学院教授)：有那么一种说法：旧知识分子在旧社会里生活得久了，难免有股“带坑臭”!话是对的。
但是有一点，我不太明白：据我所知道共产党员不是从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炼出来的，确确实实也是从旧社会中来的：那么，在他们的身上，难道就没有一丝一毫的臭气么?
有人说：“他们早就参加了革命，不论是，“地下”或“地上”，因此他们身上的臭气早已拍掉了：这就叫做“发展观点！”
我回答道：“承教了!发展观点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据我所了解，所谓“发展”有“纵”的发展(时间上的发展)和“横”的发展(空间上的发展)：二者缺一就不行的。“带坑臭”这顶帽子只望旧知识分子的头上戴，而且几乎在任何运动中，对于知识分子的“评定”。都是断章取义，不问发展，不问联系，——要不然只追究“坏的”联系，——这样就造成了：我发展，你不发展的严重偏差！于是高墙耸立起来了，鸣乎！”(人民6．23)
刘宾雁(中国青年报记者)：刘宾雁究竟把党的干部看成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他曾经说过，是：“一些人愚蠢，守旧，不学无术，阻障生活前进!一些人政治热情衰退，疲疲沓沓，无所用心或贪图享乐!另一些人自私，怯弱，不敢说话，怕丢乌纱帽，不敢坚持党的利益!”他不止一次地用冷嘲热讽的口吻，把党的干部描绘成整日价只会打扑克、看小人书，不看文艺书籍，对文化无兴趣的精神世界空虚的人物。刘宾雁给党的干部按了许多恶毒的名字，什么“犬儒主义”“爬行主义”，“市侩”，“政客”，“革命自身保卫者”。(北京7．21)
黄药眠有些事党员不对也认为是对的，非党员对的也认为是不对的。党员可以一年提升三级，非党员尽管勤勤恳恳工作，三、五年也不能升一级。党员犯错误关起门来在党内检讨，只要不受组织处分，依然有权在手。非党员犯错误，党组织对他很少教育、帮助、一切方面任其自流，另一方面就开始对这个人作组织处分。(人民5．12)
杨清(民盟东北师大主委)：党员总是对的，错了也不能批评。过去有句俗话：“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看来现在该改成：“天下无不是的党员”。(光明6．3)
韩文畦(民盟四川省委)：“大多数党员愚昧无知”。判断好坏人要有一定的“文化基楚”。(人民6．19)
陈铭枢(民革中央常委)：一些党员同志们，狃于已往汗马功勋和阶级的优越感，一经入党，便以为攀登了知识的顶峰，任意鄙夷一切，自以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已。”其故步自封，增长了自己的骄气，当然会瞧不起党外人士。这样，自然容易把党组织目为宗派小集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人民5．12)
张百生我们全党党员的看法是分三种类型的；一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这是主要的，这里包括许多老党员和某些新党员；第二种是我们所说的唯唯诺诺的“包打听”，这些人在党内占相当大的比重；第三类党员是没有头脑的，只知道自己是个党员，盲从，什么也不懂。(辽宁6．12)
王毅斋(河南省副省长)：他辱骂党员是师友不认，六亲不认，没有人情味，终日防人、整人、训人、党气逼人。(人民3．12)
韩兆鹗(民盟中央常委、陕西省副省长)：他把共产党员骂成“机能障碍”、“蠢然一物”、“木头”、“石头”、“自然人”，总之，在他眼里，共产党没有一个好人。(人民8．16)
蓝芝(青年专业作家)：他说“吹拍逢迎的人才加入共产党。(文艺报22期)
高斌(西安师院副教授)：如果党员在这次运动中挨了棒子，被人揭发了阴私，受了伤，那是自食其果，不能埋怨群众过火，或者偏激了。孔夫子在二千年前所讲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一语，在今天仍然值得领导我们的党员同志们咀嚼玩味的。至于非党人士受了伤，我认为这也应该归咎于党，因为党过去太爱在群众中纵火了。(西安6．11)
徐中玉(作家)：优越感：好象总是他行，别人不行，从不真正考虑一下和自己不同的意见。领导感：好象他既然是一个领导者，就得每时每刻摆出教育人帮助人的面孔，而忘记了最好的领导方式应是以身作则，耐心诚恳的说服人。正确感：教条主义流行的时候他是十足的教条主义，粗暴批评吃香的时候，他也是一名使枪弄棍的好手，这时不消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只在他一个人的口袋里，等到气候变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一声炮响，于是他立刻摇身一变，忽然又已凛不可犯的站在反教条主义、反粗暴批评的前线上，就象过去他什么也没说过做过一样，马克思列宁主义还只在他的口袋里，别人反正始终只能是口诛笔伐的对象，象这样“三大主义”齐全的党员自然只占少数，但无论那一单位那一行当中只要有几个党员是好比样子，便很难不把好些群众之间的联系搞糟。(光明5．11)
王金川(沈阳参事室)：高风委员发言提到党员好比日本鬼子，我有同感(沈阳6．12)
曹玉琢(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三设计分局)：争取入党的同志——积极，预备党员——松劲，转正之后——变样，有了汗马功劳——趾高气扬。(沈阳6．15)
罗先州(沈阳铁路管理局、电务处、信号技术员)：“农村1948年入党的都是些皮鞋匠、二流子，当了共产党员掌握了政权后，都是些老千老达作风”。说“今天在言论上封锁的非常紧”，“党中央讲的是马列主义，但从上到下实际执行的是形式主义”。(辽宁8．18)
喻国丰(沈阳有色金属试验所技术员)：党员是“老爷”，把入党的同志说是“踩着落后者的庇股，拉着老爷的腿，靠吹拍而起家的”，这些人是“党的败类”“党的蛆虫”。党员是“靠一支笔，一个笔记本和二个耳朵而作工作的”。他又以“官僚”为题说：“罪孽不全在小“官僚”身上，而主要在高居要津之大“官僚”也”，因此他号召“必须大家动手，切莫停留”掀起反党高潮。(沈阳9．14)
郭中韩(沈阳市第四法律顾问处律师)：共产党是小资产阶级政党，是投机分子的党。说“党员有特权，争什么个人利益党员比群众争得厉害。”(辽宁10．17)
刘亚休(中国佛教会理事)：“共产党员等于清朝入关以后的正黄旗，接近共产党的人等于厢黄旗。”(中青8．3)
穆木天(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农村中党员的官僚主义者，不是少数而是一窝。(人民7．13)
李同伟(河北省卫生协会副秘书长)：今天是党员世界，任何角落里都能碰上党员，甚至拉屎也碰上党员。(河北6．7)
尹鲁(沈阳药学院讲师)：尹鲁批评党是“党门紧闭”“许多党员不是走进去，而是爬进去的，要是遇见这些党员把关，不先学会爬，不愿从他的腿下爬进去，休想进去。多少赤心对党忠诚之士，又不愿爬的人被排于党的大门之外，只好望党门而浩叹。”(沈阳6．7)
毕清(科员)：共产党员是“四靠起家”：“一靠招牌，二靠给人扣帽子，三靠资格，四靠运动”进而向共产党提出要“门户开放”，群众和党员“机会均等”，“和党员进行“和平竞赛””(人民8．)
景克明、沈浩明(上海时代中学)：除了个别党员而外，多数党员都具有一种“政治优越感”。好象一入党，就取得了一种“领导别人”“改造别人”的特权，好象一入党，就变成永远正确的圣人。有些党员自以为是“特殊材料”做成的，群众是“普通材料”做成的。你如果不同意他的意见，轻者是“落后”，重者是“反党”。有一次问党支书记，“为什么反对你的意见，就是反党呢?”他回答：“我是党支部书记，我的意见就是代表党支部的意见。”
党员无事是不找人的，找人就是要解决思想问题。结果找谁谁心跳；批谁谁思想关门，因为早有戒备。(文汇5．16)
陈章(南京工学院教授)：历史上记载，凡英明的帝王都是善听批评的，只有昏君才喜吹听奉承的。我觉得共产党近几年来也开始喜欢听奉承的话，喜欢歌功颂德了。这种情绪是危险的。(新华5．25)
曹绍廉(武大教授)：我们全国有一千二百万党员，我看水平高的不到二百万，老党员中农民出身的很多，文化非常低，很多解放后入党的，质量也不高，全国这么多单位，一处派一个水平高的党员就很困难。(长江6．2)
高炎(民革成员)：“实际上好党员是少数，很多党员都缺德，贪污腐化，象旧社会的警察一样，使人见而生畏。”(人民8．13)
宋之英：共产党糟透了，不整不得了”。他把机关的党员分成“四类”：除极少数外，其他党员不是老子天下第一、骄傲自大，就是思想保守、教条主义和品质恶劣、脱离群众。他把共产党比喻为封建暴虐的秦始皇，说“三户可以亡秦，一蚁可以溃穴”。他公开提出要以“民主党派”身份参加局、社联席会议，而且狂妄地说：“我们的组织(指章伯钧)说了，要你们答复，否则就反映给毛主席。”(人民7．8)
黄药眠(民盟中央宣传部长)：“有的人象蚯蚓一样的拼命钻进党里去。有的人认为自己是党员了，觉悟就高了，但我认为根本是低能的，是没有政治头脑。”(光明8．7)
李景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有些党员不近人情，结果很多人学习党员的姿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弄得六亲不认”。(中国人大周报152期)
陈彦之(沈阳市民盟主任委员)：“年轻的党团员老弟们一个一个都好象公安干部似的。”(沈阳5．30)
胡尚一：“有了党籍，就可以保证一辈子，可以不钻研工作，躺在社会主义上睡觉”。王诗锦说：“好吧，个个的都入了党，没有人作具体工作了。”(人民8．20)
尚丁(新知识出版社副社长)：今天每一单位都要安一党员，党员不够了，就大发展，所以党员质量很差。(人民8．4．)
侯韵(鞍山日报)：我就不相信入党的人都是为了共产主义，入了党就会被提拔，被信任。我敢说，有一半甚至百分之九十的党员，是为了个人目的而入党的。(辽宁8．12)
林汉达(民进副主席)：林汉达诬蔑党员干部的本领就是‘九一八’到‘七七’，只会打游击，不会建设国家”。“吃饭象猪一样”。(光明8．25)
关颂坚等(民盟天津民用建筑设计院小组)；关颂坚骂党员是特务；王桂五骂党员“作威作福”“窃居高位”“鱼肉群众”“装疯卖傻”，栗培英说现在比沦陷时期、国民党时还不安定；翁天开大喊党员领导干部下马。(光明8．8)
陈允福小集团(沈阳俄文专科学校)：他们污蔑共产党入党条件有四条原则：(1)爱人在校是领导干部，又是党员，可以入党。(2)会溜须拍马者可以入党。(3)墙上草随风倒，领导鼻子下边的人，领导说东不敢说西的人，可以入党。(4)小汇报“传话筒”者可以入党。(沈阳7．29)
李靖国(东北财经学院)：“党员是红帽子底下的一堆狗屎。有人把入党当作鲤鱼跳龙门，即使他已经是党员，顶多不过是一个投机分子，近几年来，群众发现有不少这种投机分子，只要一入党，将来必定高官厚爵，与众不同。”“党团员什么也不干，但是权利太大了，他们站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摇摇摆摆，一个小鬼是党团员也说了算，一个大教授是群众也得服从小鬼。”(财院整风快报7．24)
任访秋(民盟开封市主任委员，开封师范学院语文系副主任)：新近入党的青年同志，骄傲自满，“一登龙门，身价十倍。”(河南5．28)
马志深(东北制药厂副技师)：“党团员是指佛穿衣靠佛吃饭的秘密警察，象阴魂一样，时时附在你身上。”“党团员的笔记本是用鲜血涂满了白纸。”(辽宁8．18)
高风(沈阳市政协委员)：70％新党员是投机进党的，也没有经过整风在下面乱来。而对于那些对革命有功的人，他们做什么呢?他要名誉可以给市长、厅长，要待遇可以给很多的钱，但就是不要在挡害，把他们供起来，那怕我成天给他们下跪作揖都可以。”(沈阳6．1)
王惠礼：(工程师)：现在闹工资的是党员，争名夺利的是党员，贪污腐化的是党员。(天津6．8)
武思光：党员干部太凶，“我骂了你不准你回口，我打了你不准你回手，我杀了你不准你流血”。(新华6．14)
焦文宗(西北设计院)：虽然把共产党叫做“便衣警察”不一定妥当，但是共产党是有这种作风的。(西守6．10)
罗季伯(中央国防体育协会航空部航模处助理员)对工农干部他特别仇视，进行了很多攻击，说什么工农干部“不懂人情”，“不能领导知识分子”“老干部是只凭资格，不是凭才、凭德”“工农干部不能领导业务部门”等等。(中青9．5)
陆伯华(武汉艺术师范学院音乐系主任)：共产党员是：“专横、独断、粗暴、气量狭窄、护短，歪曲辩证法——对也对，不对也对，左也对右也对(所谓“永远是正确”)，甚至发展到权贵思想，老爷作风。(人民7．22)
潘天青(高等学校教师)：要维持领导威信，就一味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见领导必称官衔，叫名字就不高兴。遇问题你一揭，就说你立场不稳，不闻不问反是好人。所谓歌功颂德是进步，沉默寡言是忠诚老实；一团和气，到处点头认为有修养；发牢骚提意见是立场不稳，受了批评不啃不哈反说是大有进步。这样一来，是非不清，责任不明，大家只好“明哲保身”了。(新疆5．12)
杨清(民盟师大主委)：党外人士不能批评党员，批评了党员就是对抗党员，党员按理应该严格要求自我，但有些党员却严于责人，而宽于恕己，他们把党外人士的意见认为是片面的，而自己的意见总是全面的，因此，凡是党员的意见群众既不能辩，也不能证，但有些党员却永远认为自己的意见是辩证的。(光明6．3)
韩洞(沈阳市团市委青工部国营工厂科副科长)：在我刚和党认识时，知道一个朴素而动人的口号，就是为人民服务，而我们的干部现在存在的问题正是与此相反：一个人坐在船上，随波逐流，从低岸过渡到高岸：对坐在船上的这个人来说，船并不是事业，前程并不是共产主义；船是他的工具，两岸是他的官级”。(沈阳9．10)
来源：《右派言论选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之二，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编，195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