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汉达：中国连搞资本主义的经济建设都没有经验，还搞什么社会主义?(人民8．26)
罗隆基(民盟副主席)：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独裁政治。个人崇拜的根源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对知识分子来说，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总比社会主义制度好。(光明7．1)
谭天荣：生活永远向我们提出新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党永远是不够成熟的。……新政权永远是不巩固的，要不怎么叫新政权呢。
张映南(政法学会理事)：“现在很多问题的发生，中心是个制度问题”，又说：“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有职无权，无职有权，以及三害等的发生，都是没有建立良好制度的缘故”(人民9．13)
张瓒(铁道部第一工程局副总工程师)：社会主义制度是“霸道”，建议共产党要学刘邦的“约法三章”和汉文帝的“王道”(人民8．12)
邢泰(建筑工程部技术员)：共产党在推翻了旧的剥剥制度同时，带来了新的剥削制度。(光明8．11)
梁文祥(煤建公司沈阳市公司)：三害根源在中央和地方都有，越来越严重，官僚主义问题未从根本上去掉，象胡子一样刮一楂又一楂。(辽宁8．16)
贺安(人民大学讲师)：三害好象一棵树，宗派主义是树根……除三害要先把根拔掉，他说社会的好坏是否合理是产生各种病毒，各种细菌繁殖的条件，他反对把三害归之为旧社会遗留物，如果是遗留物为何在新社会得到滋长并得到发展，这就属于制度问题啦。(人民8．13)
张百生 黄振旅(沈阳师范学院教师、编辑)：根本问题在于彻底革新社会制度。(沈阳6．10)
侯韵(鞍山日报记者)：无产阶级专政有阴暗面，那就是它限制了民主，因而产生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资本主义国家就决不能产生个人崇拜。(辽宁8．12)
刘庆元(沈阳煤校)：社会主义制度有可能使个人崇拜发展到最高峰(辽宁8．13)
李惠众：“党性和人民性有矛盾，因此二者就有斗争。”他还说：“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制度培养起来的，新社会是教条主义统治一切”。(辽宁8．12)
侯韵：共产主义社会并不是社会制度的终点，将来还要被另外的制度代替，只是现在还没有发现比共产主义制度更好的社会制度罢了。(辽宁8．12)
陈子君(中国少年报文艺组组长)：到处是难以解决的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不仅仅是思想问题，牵扯到制度问题。(中青报8．9)
张信(大连工学院讲师)：“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说官僚主义不是制度产生的。我并不怀疑生产资料公有制会产生官僚主义，但不合适的制度确是产生官僚主义的温床，这制度不是指的经济基础，而是指的上层建筑。历史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苏联最近对经济制度的改革就说明一切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认为制度不能改变，是形而上学的看法。(旅大6．8)
刘宾雁(中国青年报记者)：国家“处处想从群众身上揩点油水。”(人民7．20)
刘宾雁(中国青年报记者)：跟着工人阶级喊“社会主义万岁”的口号已经喊的不少了，我不愿再喊了。(人民7．20)
滕鸿涛(作家)：他说社会主义是从苏联搬来的，不合中国国情(人民57．8．1)
刘绍棠(青年作者)：我希望党和社会主义变质，变得符合自己口味，(中青报10．17)
詹寰(中国青年报记者)：“苏联和中国都不是典型的社会主义社会”，极力宣传修正主义思想。去年年底他又一再污蔑苏联，说苏联“出兵干涉”了匈牙利，他主张“从社会制度上根本改变匈牙利”。(北京8．6)
詹寰(中国青年报记者)：去年他在山东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机中”，说“农民惶惶不安”“干部坚决要求下马”(北京8．6)
刘积学(民革河南省副主委)：社会主义是个大方向。都得往这走。但你走吧，发生好多问题，罢工、罢课、我没去北京，不知道有这些问题，国内的问题复杂得多哩!有这么多套，还不能保证不出问题。社会主义社会表面上看怪好，人民生活提高了，文化提高了，但事实上，问题不少。(河南5．23)
刘积学：“社会主义表面上看怪好，实际上问题不少。”“社会主义走的太快了，农业合作化走的更快了!”(人民7．13)
白泽民：1957年推销公债时，他说：“这些公债十年还本，共产党能有十年的寿命才怪呢!还不是等于丢在水里。”(新华7．5)
刘治平：三害不能单从思想着手，必须连同政治制度一起消灭。(人民8．14)
耿秀田(山东曲阜师范学院学生)：矛盾主要根源是现在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高于现在的生产力。必须推翻社会主义生产所有制。(文汇8．17)
雷天觉：我所要求的社会，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同时保存资产阶级的个人自由。(人民8．1)
王尊一(陕西师院讲师)：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不是存在个别机关或个别学校里，是在目前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普遍地存在着。那么我们要根除“三害”是不是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掘一下呢?(陕西6．12)
赵文璧(民盟森工部主委)：党有三个东西碰不得。一是党的领导，二是社会主义，三是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共产党整风是换汤不换药，领导权不会交出来的。(工人7．20)
潘大逵(民盟中委)：他说颂扬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是“为共产党捧场。”(四川6．27)
唐家琛(兰州医学院教授)：“我过去认为兰州、西北、兰州医学院落后，现在看来是全国性的，所以我怀疑是不是制度问题”，当全国右派分子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时，他又说，“英雄所见略同，天下老鸦一般黑，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是不平等的。”(人民9．22)
水天同(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师)：今天的社会制度是：“苛政猛于虎”(光明7．6)
蒋仁德(四川地质局化验员)：7月23日的日记上写道：“接家信，泪如淋。家里困难不说了，常常吃些青南瓜、麦类食物。可恶，连饭都吃不到了。但我也能知道谁使人民痛苦的，我要推翻这不合理的制度。”(文汇8．10)
荣子正(天津工商联常委)：资本主义有自由竞争，可以使无数小的偏差得到平衡，而社会主义制度下却不同，因此社会主义制度下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下还严重。(人民8．29)
罗三多(中央团校政治经济教研室助教、党员)：“社会主义太集中、太统一、不灵活、花样少、也不繁华”，“象美国和旧上海那样的繁华热闹、半夜还是跳舞霓虹灯，就使人很羡慕”。主张“建立一个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以资本主义经济为辅的社会”。(中青报9．16)
陈新桂(民盟后补中委)：陈新桂极端仇恨苏联，仇恨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恶毒地诬蔑斯大林的错误和匈牙利事件的发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造成的。他说：“资本主义有危机，社会主义也有危机；资本主义要完蛋，社会主义也要完蛋。”(人民8．9)
孙大雨(复旦大学教授)：社会主义怎样弄得好是个问题，现在我们走了弯路，走了使我们吃苦的路。(解放7．5)
庞慎勤(东北财经学院)：几年来的平时工作作得不好，靠搞运动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不出偏差是不可能的。我看这是根本的问题(财院整风快报7．16)
杜迈之(民盟湖南省委秘书长)：杜迈之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他说：“我认为目前我们政治制度中党政关系这一环节应当适应新的形势加以调整。”匈牙利事件以后，他说：“中国一定会吸取匈牙利事件的教训，中国的政权将会有变化”。他在今年5月举行的省政协会议上主张“从各种国家制度上进行必要的改革”，他说“我们要有改革社会的精神”。(光明8．23)
彭达：“不要迷信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一切都好，这只是宣传”。“社会主义制度有两面性，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无产阶级专政带来官僚主义。”(人民8．20)
杨思正：他在授课中，特别强调“劳动是谋生的手段”，说：“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的服务的态度是消极的，资本主义社会对服务人员是有个人刺激的，所以是积极的。”(解放7．26)
柳湜(辽宁省民政厅干部)：社会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而不是对立物。(辽宁8．9)
方家章(北京航空工业学校教师)：公开的说我怀疑北京是否真正进入社会主义，不然为什么买猪肉、煤球都买不到。(中青9．17)
王乃观(中国科学院)：在科学研究上，我们这里搞不出东西，而美国就做出很多东西，这是“制度”问题。(人民8．18)
王乃观：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产生三害的根源，而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无产阶级专政；(人民8．11)
雷海宗：(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还是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太薄弱，太贫乏，所有东西几乎都须从头作起”。(光明8．19)
雷海宗：(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说到帝国主义国家时，我们可以清楚地指出它有那些学派、哪些学者、哪些代表性著作。但说到社会主义国家时，除了经典著作之外，我们就说不出什么学者或著作，人家要批判我们就很困难”。(光明8．19)
毕鸣岐：总路线是灯塔，等走到灯塔底下钱就光了。又说：“这个灯塔是大沽口外的灯塔，一会着一会灭”。(人民7．27)
章伯钧(民盟副主席)：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民主，政治不民主；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民主，经济不民主。(光明7．19)
章伯钧(民盟副主席)：他认为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说法是“浅薄无聊。”“日本和西德的生产提高几倍。美国生产也还有提高。资本主义也还有活力。”(人民6．20)
章乃器：他认为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因资本主义在中国不可能复辟，但官僚主义时时刻刻会在人们思想中复辟。如果社会主义企业加上官僚主义，那它的效率就将比资本主义企业低。我并不是留恋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也有好有坏，我们应该吸取对社会主义有益的东西。他说，为什么有些社会主义企业经营得反而不如过去的现代化私营企业呢?这是因为资本家为了图利，善于选用人才，并且对人才的培养、提拔，还要尽量表示公平，不这样，他就很难和别人竞争。而有些社会主义企业却不能做到这点。(人民6．2)
章乃器：对右派分子韦应谦说“你是会计专家，我看资本主义的企业比国营企业的效率高，你看如何”，(光明8．4)
徐伐(冶金工业部技术员)：主张中国在经济上“走美国的道路”。(人民8．18)
林汉达(民进副主席)：看，美国只要有钱，什么东西都有，美国人民生活水平就是高。这是制度问题。(人民8．6)
陈振汉：(北京大学教授)资本主义有自由竞争，可以使无数小的偏差得到平衡，而社会主义下却不同，因此社会主义制度下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下还严重。(人民8．29)
王允中：“我对目前的社会现象从根本上下满意。”他还一心向往着国民党统治时代的上海生活，他说：“在那个社会里，今天是穷光棍，明天可能就是百万富翁。”
他说：“资本主义有竞争，可以刺激生产；社会主义制度是平均的，没有竞争，不能刺激生产”。(人民8．21)
俞兆麟(南京五金机械公司副经理)：“社会主义生活自己已享受过了，对自己没有什么吸引了。”他说：“共产主义好，是空中楼阁，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到共产主义的。”他还说：“假如解放军力量薄弱的话，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话，我们非动摇不可，接受国营领领是被迫的”。相反的，他对资本主义却很留恋，他说“资本主义有什么不好，过去我住的是花园洋房，坐的是小汽车，喝的是牛奶”。又说“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只是要钱，矛盾就缓和了，资本主义仍可维持下去”。(新华7．3)
宣受之(电子学研究所研究人员)：蒋介石也是想把中国搞好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取得民主独立与发展工业。(人民8．14)
陈允福(沈阳俄文专科学校教师)：“我认为中国，专政多，没有民主，全国到处一团糟”。因此，他“很久以来就想搞大民主，使资本主义复辟”。(辽宁7．26)
吴景超(中国人大教授)：“外人在华设厂，其事业之所得，以85％付与我国政府和人民，而自己只能得到15％。所以我说，我们不但欢迎过去已经在华开设的工厂，继续在华开工，而且欢迎将来还有新的外厂在华设立。”并硬说帝国主义的设厂不但不会打击民族工业，而且会使民族工业得到外厂“切差琢磨之益，而不感到其压迫。”(1942年10月“新经济”杂志“论外人在华设厂”)
雷海宗：(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苏联社会科学中断几年，中国中断仅八年，但社会科学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中国未经资本主义阶段，所以社会科学不发达。
中国老的学者已经老了，年轻的学的又是教条，所以历史科学要中断。(光明10．13)
李梧岭(复旦大学物理系助教)：“人事室是最黑暗、最见不得阳光的地方，人事袋应该烧毁。”“共产主义是共产党的理想，凭人类道德和智慧是达不到的。”他还在全系数职工大会上公开宣称：“我对资产阶级民主是很欣赏的。”“在这种社会里，毫无自由可言，一切都是没有办法和迫害，民主自由都是假的。”“我想到台湾去，那边是自由的。”“一有机会马上出国到英美去，在这里毫无意思。”“若鞍钢被美国扔了炸弹，我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毫不惋惜，若中国士兵被杀，我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也毫不同情……。”(解放8．9)
陈育和(华中农学院讲师)：现在全国“到处民主不够”，“无论党内党外都把人一棍子打死”。“社会主义民主应该比资本主义民主好，但我们却不如资本主义”，“在今天还有等级制度”，“如果共产主义社会树立无数等级，倒不如回到封建社会去”。他还说，“教条主义是一种压力，但在它的背后有封建魔王作怪”，因此，“我们现在应该继续反封建”。他说，这次鸣放运动，“起到了反封建的作用”，有欧洲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的意义”，他可以说是“民主运动”。(长江7．22)
孟昭英：“我除了皮肤是黄色的，眼睛是黑的以外，简直就是美国人。”他甚至希望“有一个美国人来中国做总统。”(光明7．27)
流沙河(“星星”编辑)：宁肯到资本主义国家去作个自由贫困儿(文汇57．7．3)
杨百川(民建北京西四区工委主任)：认为“社会主义又不如资本主义，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利润比资本主义国家还厉害”。又说“工商界都是右派，现在是右派斗右派”。(北京7．20)
程千帆(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美国虽然没有充分的民主，但是还有民主的形式，而在东方各国，特别是中国和俄国，没有经过成熟的资本主义阶段，连民主的形式也没有，所以斯大林能够专制独裁，而中国的农民习惯于封建统治，没有什么民主的要求，因此党员也就可以违法乱纪。(长江7．18二版)
赵锡霖(北京钢铁学院)：认为我国社会主义高等学校没有资本主义高等学校好，没有学术权威的人来领领学校，因而他感到痛心。(光明7．6)
彭文应“资本主义国家消费者权力大，商品花色品种多，他们可以自由选购，企业之间互相竞争，就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的奖励，一下子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文汇9．1)
彭文应(民盟上海副主委)：“计划经济好，就是不自由，计划供应好处是不少，就是买不到东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质量低劣，规格一律，消费者没有选购权，不如资本主义消费者权力大，如美国有顾客意见簿，商品花色品种多”。他并以自来水笔为例，说现在的自来水笔只有黑色的一种，而且粗细不分。(光明7．23)
彭文应：现在公共汽车上不买票的有5％以上，人民看见也不义愤。要是给资本家来管理，就不会出现这种状况……(解放9．3)
陆誊州：(沈阳北市区工商业者)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好，不如资本主义制度自由。(沈阳9．10)
王少英(太原铁路局共青团员)：“要杀共产党，一千个，一万个……。”他主张：“中国应分成两半，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南归蒋介石领导，以北归共产党领导，让任何一国援助共产党，让美国援助蒋介石，双方竞争。”(人民7．20)
蓝钰：蓝钰对出版事业“一切只有国家的”，非常反感。他主张“把国营出版社彻底整顿，同时开放自由市场”，也就是所谓“开个口子”。他对社会主义的国营出版社“整顿”方案是“裁并一批”，“压缩一批”。开放自由市场的方案，是恢复私营。社会主义的国营出版社和资本主义的私营出版社并存的局面，它的前途是怎样的呢?蓝钰说：“这样，社与社之间就会发生“争鸣”(竞争)，也可能有些社要在“争鸣”中垮台，也不要紧”。(人民8．3)
梅岭先(贵阳民建创主委兼秘书长)：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能够保证供应，而社会主义却产生物资供应紧张现象。(人民8．29)
来源：《右派言论选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之二，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编，195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