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乃器(粮食部长)：把党组织和党员的纪律性说成是“唯唯诺诺”“盲目服从”“神化上级”“个人崇拜”等
吴祖光(剧作家)：组织和个人是对立的，组织力量庞大，个人力量就减少，……过去作家都是艺术家个人奋斗出来的，依靠组织的很少。(文艺，19期5页)
章伯钧(农工民主党主席)：人生有三件大事，就是物质生活、精神上的民主和自由。给你穿西装、吃西餐，但是把你摆在西郊公园(北京动物园)，你高兴么?(光明7．3．)
李雪冷(广西梧州日报)：他思想上是通货膨胀，感情上是银根紧张。(广西6．20．)
刘宾雁(中国青年报记者)：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东欧各国思想开阔，自由议论也活跃起来，可是我们就不准自由议论。(北京7．21．)
刘绍棠(青年作者)：对于我们社会的集体主义生活，我是讨厌的，……希望大学里改做自由选课，减少政治课，减少组织生活，象旧大学那样自由。(中国青年10．17．)
盛祖嘉(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共产主义社会不光是要繁荣富强，而且要有民主自由，思想改造前，我说，不能以民主自由，换取繁荣富强，当时批判过，现在看来，这句话讲对了。我们不能牺牲民主自由、科学真理来换取繁荣富强。(文汇6．8．)
杨时展(中南财经学院)：比如说：宪法规定：人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可是事实上，我们却未给五万万住在乡下的农民以迁居城市的自由。(长江7．13．)
邵耀志(共青团无锡市委办公室主任)：党员的组织生活束缚了党员的个性发展，纪律是对个人的束缚。(中青8．2．)
王春茂(洛阳市委机关工作人员)：只有党组有自由，自由在县级以上干部(中国青年报8．9．)
钱伟长(民盟中委)：我们的青年人太不豪放了，束缚太多。我年纪比你们大得多，我不怕束缚。人家给我戴帽子，我就不戴，把它扔了!(中国青年报7．20．)
柳湜(辽宁省民政厅)：人们都自由自在的活吧!要什么约束呢!(辽宁9．9．)
何景鸿：对干部不要限制得太死，个性解放有好处，解放以来，个性越加不解放了，要给干部在工作上自由一些，经济上松一些。(长江7．1．)
黄琪翔(农工副主席)：共产党内缺少民主，缺少自由，组织性、纪律性太强。(光明7．29．)
孙大雨(复旦大学)：解放后民主还听到过，自由却没有听到了。新社会“没有什么感情”(人民8．22．)
雷天觉(机械科学研究院付院长)：社会主义是“封建社会主义”“我所要求的社会，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同时保存资产阶级的个人自由”。(人民8．1．)
邓谦：他反对八小时工作制。主张八小时的工作，两小时干完，余下的时间逛大街、看电影，可以自由支配。工作愿干就干，不高兴就不干，随个人的情绪为转移。(沈阳10．13．)
杨时展(中南财经学院)：但我们党在某些政策的运用上过分灵活，却是事实。政策运用得过分灵活，本是好事，灵活而过分甚至朝令夕改，出尔反尔，一时松，一时紧，松时，拿出一片大道理来说明其该松；紧时，又拿出一片大道理来说明其该紧，尽管在我们看来合乎辩证之道，在人民却是“寡信”。今天知识分子对我们顾虑大，正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我们太辩证。(长江7．13．)
俞兆麟(南京五金机械公司副经理)：社会主义社会“没有自由，只有组织化的自由”。(新华7．3．)
冯增烈(西北大学助教)：这次整风相当于欧洲历史上的文艺复兴—一个性解放，并带有民族色彩，如“百家争鸣”的提出。党应了解，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特点不是要政权，只要能说话。其所以说是个性解放，因为中国是由封建社会进到社会主义，未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即意味着个性解放)这次就有补课性质。过去好多人未经过这个解放，封建的奴隶性没有被破坏，于是后来就披上新的外衣——组织性、纪律性、堂上一呼、堂下一闹。(西安6．10．)
来源：《右派言论选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之二，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编，195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