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先生以冷静的头脑，以理服人的态度，以逻辑的力量，吸引了不少群众，我们一下子就都变为他的信徒了，因为他说出了我们所想说的话。
为了使问题讨论的更明确，我也想发表一点意见。恩格斯说过在“在才知的人们的友好或敌对的接触中来形成自己的思想是大有益处的。
罗兰同志要求重对肃反估价，因为他反对成绩是基本的说法，并且认为这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我也一向反对对肃反作什么“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个别的或难免的”估价，这确是自欺欺人的说法，不过就全国范围说（“罗兰”的文章是指全国而言的）似乎并没有作出这样的结论，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也谈到这个问题，他对肃反的估计是“大体还好，缺点不少及比苏联不左，比匈牙利不右”我自己认为这样估价肃反是正确的，是全国人心诚信服的，因而如果“罗兰”也同意这个估价，那末，就没有必要要求重新对肃反估价了，因为有人提议把此文在新清华转载（我也同意），可能就会引起更多的误解（粗心的读者包括校外的读者会误解为不同意毛主席上述的结论。）
“罗兰”认为在肃反中之所以出现违反宪法的情况是因为有“不少人……挟私怨而捏造事实、捕风捉影、深文周纳、诬陷好人，务必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借些挟持群众大显身手、邀功献媚，把别人的血泪作为自己的阶梯”。我不太清楚这“少数人”是指较高级的领导人员？还是指一般的“积极分子”？就上下文意味着，似乎给人一种印象，就这“少数人”是指较高级的领导人而言的，因为“罗兰”文章中怀疑了违宪情况为什么这样普遍，步调为什么这样一致，如果没有高级领导的指示或默许，小干部是不敢的（细见罗兰文章，可惜我未能较多抄录原文，不能按字引用，如有误解希望谅鉴）如果是这样，那么与事实不符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这次华侨所揭露出来的肃反中触目惊心的事件，蒋校长就说呀“竟有这样事”（看明大字报）当然，这些高级领导人也犯了错误，这错误就是“罗兰”所讲的前一类型，这些领导人长期处在敌我残酷斗争的大变革中，他们对宪法的“庄严”概念还没有建立起来，要知道在过去的中国，甚至连资产阶级那样的宪法都不曾有过，人们思想总是惯性的（或曰惰性）在这一次和有宪法以后的敌我斗争中，他们仍旧或多或少的习惯于以前的经验而忘记了强调宪法的严肃性，因而工作布置下去，就一发不可能收拾了，对于他们这种错误是悲剧性的。
但是我认为错误之所以普遍，到不在乎那“少数人”因为这种人究竟还是少数，错误的根本原因有二，一是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化的理论，一是群众大会小会斗争的方式。要知道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必然会扩大打击面，必然会把一般的反动思想包括在内，而在加上群众开会的方式就会使得会场“一边倒”一些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中有悲剧性的，也有属于“罗兰”所提的那一种人的，对于前者我们原谅，对于后者我们仍要求严肃处理）的言行就会在形式上代替群众的言行，因为群众一来不敢发表反对意见，二来这种意见只能在私下提，因为“战场”总是不允许争论的，这样就构成“罗兰”同志所描写的肃反图中的一页。
我还反对“罗兰同志把他所描写的这一百图画，加诸于整个肃反的过程，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知道“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的错误结论给带来了多少惨痛的结果，但是自二十大以后，这种理论被批判了，我们切身感到肃反面焕然一新，例如北京铁道研究院第二批肃反及在外面调查了一年，群众的会议形式，只在这一年之后进行了一个星期，一共查出了千分之六有反革命身分的人，没有斗任何一个人。长寿电力设计院的情况也大致相仿，我想其他单位也不例外，这一事实证明：（1）罗兰同志所描写的那一图画，只能适用于肃反的第一阶段，而这一阶段的范围并不很大，所以不能把这一段的情况加诸于肃反的全部；（2）这一点说明党中央是英名的，是坚决改正错误的，我们应该认真的看到和体会到党的这种举动，要知道一个错误的（而且是斯大林那样权威的人提出的）理论，不从实践中发现他的错误是不太可能的。列宁说得好：聪明的人不是不犯错误的，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而且不可能的，聪明人就是不犯大错误，同时是能够迅速而容易纠正这种错误的人”。我认为肃反运动的最高领导者——党中央是聪明人。“罗兰”同志要求最高负责人必须引咎辞职，我是坚决不同意的，我们的党（请允许我申明，我不是一名党员，但我是一个共产主义的信徒）是一个集体领导的党，在肃反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不能是某一个具体人单独领导，这是十分明显的。
我决无心为那些在“平反”问题上拖延的上层的党的领导辩护，相反我大声疾呼要他们保护党的威信，更要求他们迅速纠正在肃反中一切具体的错误。在这一点上我是“罗兰”的完全的共鸣者，我自己切身体会到肃反中的错误给人带来了什么？一切领导过肃反的人们，仔细的读一下“罗兰”的文章吧，这对你们将是一针清醒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