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文达，男，安徽婺沅县人，出生1931年，家庭出身商人，本人成份学生，地球物理所见习员。
1、毕文达说：“解放前我家有钱，现在穷了”又说：“谁说生活改善了，我的生活就没有改善”。
注：解放前毕文达的家庭是资本家。
2、毕文达说：“党不懂科学，党握权，为什么中国科学不发展，其原因就在于科学家没有领导科学”。
3、杨春荣说：“我以前犯了一些错误，开会不敢大胆讲话。”毕就说：“在肃反时，我比你严重多了但我都没有屈服”。
注：毕文达在肃反中是肃反对象。
4、毕文达说：“我以后不入党，党不党都是一样，你看郭沫若不是党员，职位不比谁低”。
毕又说：“考入大学后，头两年争取入党，后二年钻功课”。
1、毕文达说：“所里头权掌握在所长手里”我说：“反正我们都是尾巴，领导叫走东，你不敢西行”他却说：“不！领导是狐狸头，干部是尾巴……”。(杨春荣等揭发)
2、毕文达说：“大胆对所有打过交道的领导提意见，老冀大事干不了，小事不愿干，岂不是摆老资格，说得客气点调调职，不客气请他回家”。
3、有时由于工作所需，不得不和领导打交道，常常受气，毕就向杨春荣说：“凡是大小领导，受了上级的气，自然向我们见习员发泄”。
4、在所内出大字报时，向××看到出现互相谩骂的现象，这样不好，向就写了一张大字报，要大家坐下说理，可是毕文达就马上钻空子，找我说：“小向你邀请座谈会，同我们一起来好了，不打垮这些马屁主义者，我们的意见就提不出去”。
1、有几次在旧小楼前面，毕文达问起了我们工厂的情况，并向我说：“小向，我觉得南斯拉夫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工厂有工人委员会……一切问题由工人委员会处理……看谁会搞，赚了钱是自己的，国家只拿去40%，可以说他们工人生活过得很好，那真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
2、他又说：“斯大林对南斯拉夫问题搞得很糟，就是苏联对他这样，南斯拉夫今天国家还是很好的，我很佩服南斯拉夫有牛皮(意思是有种气有胆量)，他又不要甚么社会主义阵营，也照样走社会主义。
3、六月初，单文达向我说：“北大在整风中有一个党员站在公正立场检举了党组织对群众是如何的压制、打击、他(指那位所谓起义的党员)帮助党不知做了多少对不起群众的事，陷害了好多群众……”。
4、毛主席提出“百家争鸣”之后，党中央委员会大多数不赞成，当场退席。
5、林希翎在北大讲演，说胡风不是反革命，有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材料作证明。
6、谭天荣等在天津等地去活动，铺盖也卖了，青年人不顾一切的勇气。
7、毕文达说：“党中央借了整风招牌反右派，既是整风又何必反右派，大鸣大放何必追人的历史，难道这不是变形了吗”？
8、毕文达说：“人民日报登载的工农群众的文章，只是个别的、收入多的、没有意见的工人农民，其实农村中农民收入是很少的，工厂中收入二、三十元的工人很有意见。
毕文达在整风时期，打着“帮助党整风”的旗帜，大肆活动，散布反动谬论，到处点火，并组织反党反社会主义小集团，趁整风之机，进行不可告人的机密活动，以达到其可耻的罪恶目的，连日来在地磁、物探行政工厂的联组会议上，群情十分激愤，除对毕文达的反动谬论作了严厉痛斥外，还揭发了大量材料，我们曾被19日所揭发材料整理公布，现又将20日所揭发的材料整理如下：
1、煽动和准备“平反”：
朱、黎等数人揭发：毕文达在所里到处宣扬右派分子林希翎言论，散布胡风不是反革命的反动谬论，并说有“法律根据”和“有最高检察院的材料作证”。
2、毕文达的政治野心：
毕文达说：“政治比较难，搞得不好就完了”。
苏联马林科夫等反党事件公布后，毕说：“现在政治野心不好搞了”。
3、向党进攻的疯狂与嚣张：
毕说：写了大字报出了一口气，我准备三不：一不入党，二不加薪，三不提升。
1、在13日下午小组讨论的反党反社会的言论之后一致写大字报声讨陈育彦……毕在这时写出了下列反动诗：
五月黄霉天
歪风乌云四处飞
彩纸红绿，眼花潦乱
逢场作战，那能作真
凑一次热闹
投一张大字报。
如果一帆风顺
当口上
也算有我一分
六月霞阳照
声讨右派震天响。
棒打脚踢陈骨头
弹簧头脑，早做准备。
经过四次地磁、物探、行政工厂的联组会议的批判，在24日下行毕文达所一手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已经彻底暴露，证明了小集团的历次活动，是在毕文达的策划和亲手指导之下。现将20日大会群众揭发的材料整理如下：
1、党提出整风，毕文达认为时机已到，就到处煽动、拉拢、争取同情，为组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创造条件：
杜、朱等揭发：毕文达在肃反之后把头发剃光，表示对现实不满，以后又假装工作积极，四处散播，地磁仪器组的其他同志不如自己的言论，说这工作没成绩，就那工作不积极，说：“自己工作上政治上如何好，就是给蒋伯琴汇报坏了。”以取得别人对他的好感，另一方面四处宣扬自己生活如何苦，家庭如何困难，争取别人的同情和煽动对领导的不满，事实上这样的谬论，曾一度的麻醉了少数群众，有的说毕来了五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此外毕在群众中散播平反的言论。他说：“肃反斗争根本搞错了，没有丝毫材料，斗了很久结论也未作。”“写了36条意见给办公室主任，要一笔勾销(意思是抵赖掉肃反中揭发的罪行)”，在党提出整风之后，毕文达非常高兴，说：“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以后类似上面所说的煽动对党不满，争取同情的罪恶活动，更是变本加厉，他说这些话的目的是一方面使不了解毕文达“货色”的同志，对其真面目失掉警惕；另一面在别人思想上造成对毕文达的“生活苦”，工作积极而工资级别低的印象，争取同情，对党对领导不满，这些人有的就变成了小集团的成员。另一些和毕文达有相同“遭遇”的人，当然就志同道合了。
2、在所里第一次燃起毒火，反动气焰嚣张一时。
(据杨、杜、黄……等揭发和程公认)北大和福利楼贴大字报之后，毕认为时机已到，激动地提出“要打开局面”，“我们首先要在地磁组打开一个缺口”，“要先发制人，这一炮应打在卫副所长作动员报告之前。”“在组织第一批大字报之前，毕文达和程宏声商谈说：“我(指毕文达自己)抓杜、朱和地磁台”，可见他们早就分了工，在福利楼贴出大字报的当天晚上，毕文达就在三楼煽动向党“提意见”。
在“打开局面”“先发制人”的口号下大字报在次日晚间贴出了；前后参加行政的主要成员共5人；实际上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在这时候业已形成，毕文达说：“在这次大字报之后还要多拉几个人”，“大字报忽多，人忽多就愈有力”。这说明了还准备扩大组织，扩大影响。
这次活动中毕文达是主要角色，他自己写了四、五张大字报，其中有攻击编委会，说编委会内定，个别编委歌功颂德，这些人不应参加编委，一篇是关于行政副所长的，后来没有出，毕文达很欣赏这次的杰作说：“这篇定打中要害，那篇也很好，不过不够尖锐。”对那些没有力的稿件毕把它撕掉，大部分稿件毕要亲自修改，把它改得“能打中要害很有力”。毕认为应该在下午下班以前贴出，原因是让大家早看到，另一个又要“先发制人，不在落在所里布置了整风之后”。
在大字报贴出宾，所里的邪气上升了，毕鼓励大家说：“大字报推动了鸣放”，“推动了整风”。
毕文达在大字报中提出：编委是内定的，要歌功颂德(指党员张铭达)的下台，是有目的的想夺取编委职权，当他达到目的选为编委后，更自鸣得意 说：“今年我事事顺利，群众要我上台”，他利用编委职权到处找人给党“提意见”特别是“找已经对的领导有不满情绪的人给党提意见”，别人不会写，“热心的编委”还能代写，前后被毕煽动在14人以上。
第一次自由论坛之前一天，我(程)向毕文达说：“我们这样的作法不对的，要改变改变才好”。毕文达说：“你要两面倒吗？”意思是要我坚决和他一起，这是他决心巩固小集团的表现。以后毕就提出要打击一切“官僚主义卫道者”和“马屁主义”(皆指维护正义的人)口号，在这口号之下，集体打击了勒克、真相、杨蕙芬、薛达夫等人。
3、有计划的夺取提案小组代表的职位，(据程宏声、朱连同志揭发)
4、组织退却(据汪根方、黄鹤龄、杨春荣同志的揭发)。
杨同志揭发说：毕文达看到反右派开始了，形势不对，就施无耻手段，他对我说：“我要自杀，地点是清华园车站，我已经找好一条从我所到车站的小路，只要火车汽笛一响，只要几分钟就可跑到车站，要自杀那天，我先带一块停表，一听见汽笛就跑”，他又几次对我说：“你把郎头打死我吧，事先我替你写好一分证明，不要你负责。”毕文达这种极端卑鄙的流氓手段，只不过是想威胁我不要揭发他的反党行为而已，但是我认清了是非，我要坚决斗争。
毕文达将自己历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戴上了一顶“别人这样说我也跟着说”“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小帽子，对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一阶级仇恨却一字不提。想尽了各种软抗，无赖已极的手法来和群众对抗。甚至人证、物证摆在面前，还是不承认自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他写了长达万字的“检讨”书，其中的材料全是群众公开揭发出来的，且将公开揭发材料中的带有关键性质的问题给否定了。毕本人却没有任何的交代。
来源:《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二)内部资料》，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195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