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文汇报在近两月中连续发表了许多文章。这些文章有个特点，大都是出自电影编剧、导演、演员、美工师、发行人和观众的手笔。他们把搞电影和看电影的意见直率地讲出来，这对改进今后的电影工作，无疑是有好处的。
自然，有的文章说得不尽符合事实，如杨村彬先生的电影文学剧本《我们的人》，在拍成电影《湖上的斗争》”时，曾经过不只一位导演的加工，照实际效果看，是比原剧本好的。但杨村彬先生对此也很不满。在我看来，这不满，就是脱离了创作的实际成果而多少带些意气了。既然讨论的是电影，不能不注意观众心目中的影片，如果脱离了影片在人民中的反响来谈改进当前的电影工作问题，便失掉了它的客观标准。其它如韩尚义等先生写的文章，名为“面向艺术”，我以为这种笼统的提法，也未必好。文章虽具体指当前电影工作中缺少艺术领导而言，但我也并不以为今后的问题只是“面向艺术”。
就讨论的总的倾向看，应说是很好的。其中虽然牢骚多了些，但这绝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想搞好电影。司马瑞先生当头棒喝，从读孙瑜先生的文章提出了个“是前进还是要倒退？”的问题，我以为，第一，这问题提的不是时候，第二，也不对。
所谓不是时候，是司马瑞先生在此时候提出这样的问题。他虽声明系指孙谕先生的文章而言，但其忧虑也许不止这篇文章，如说“看不到字里行间对过去的电影有任何分析和批判的地方，更看不到它对今天的电影艺术和电影工作觉得有任何可取之处。”这便很容易叫一些对此问题讲过话的人大吃一惊。按照司马瑞先生的逻辑，既然影片上座率不佳等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绝不能说明事物的本质。”那么，老舍先生的“救救电影”，就越发是危言耸听了。电影原本就在前进着，何“救”之有？
但是老舍先生确实提出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偌大的电影事业，怎能关起门来搞它！司马瑞先生自然懂得，任何一种工作脱离了人民，都是不对的。而电影的服务对象是人民，具体地说，便是观众。当前的许多影片为观众所不满，这不能不看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司马瑞先生恰恰避开了这点！或者举出了〈白毛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几块挡箭牌，倒把并非“局部的”现象忘记了。大谈其政治，却不以为脱离人民——又要说，在电影中是观众——便是脱离了最主要的政治。因此，当司马瑞先生企图来树立一个正确的政治概念的时候，忘了列宁说过的：“任何一种思想，假若你把它当干鱼对待，将其全部内脏剜去，然后摆弄剩下的外壳，那都会成为太一般的括弧！”
因此，我建议司马瑞先生耐心一些，多听听电影艺术家、观众和发行人的意见(那管是牢骚，也很有用)，然后再决定反对它还是赞成它。在批评上采用“打闷棍”的方法，很妨碍我们进一步把问题弄清楚。
这“是前进还是要倒退”的提法，为什么也说是不对的呢？这也是由于司马瑞先生在谈论这一问题的时候，由于过分热情，没有来得及把事情的底细弄清楚。在他看来，孙瑜先生提到的“会意、暗示、假借、衬托”等电影艺术手法，既然是在政治不自由、不民主的时候产生的，因此也只能适用于过去，如果现在还提到它，便是“后退”！
其实，当我们今天再看《马路天使》的时候，我们虽然明明知道作者开头描写的中西合壁的仪仗队，是“暗示”中国当时是个怎样希奇古怪的社会，而且在周璇扮演的角色唱“小妹妹唱歌郎奏琴”时，落笔又在于那“怎及青纱起高梁”的亡国之痛。这后一点，诚如司马瑞先生所说，今天是不必了。而这不必，也只是说不必连拍“比如描写抗美援朝的英雄斗争的《上甘岭》和讽刺吹牛拍马的官僚主义者的《新局长到来之前》”也用会意、暗示等方法。(这很明显，今天这样的事情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没有可能发生。)但是如果把暗示、会意等解释做电影艺术总是要表现社会政治生活所给予人的影响，并且通过生活，通过人物的行动来显示这种影响，那末会意和暗示的方法，也并不就是应该一律摒弃的。解放前的进步电影艺术家们把明明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却通过曲曲折折的故事情节表现出来，这在他们，无疑是一种痛苦。但也应看出，从中锻炼了他们在电影艺术上的表现能力。因之抗战前仅仅“抗日救亡”这一主题，就拍出了各种各样的影片。而在我们今天的电影中所缺少的，恰恰又是这个。
司马瑞先生的不满，自然还在于在他读过孙瑜先生的文章〈尊重电影的艺术传统〉之后，以为文章“既然要叫人尊重‘电影的艺术传统’而又不具体指出究竟什么是电影的优良的艺术传统。”但司马瑞先生不懂得“传统”这两个字，包括着无限的时间和无限的作品，这是需要大家来研究的。要求一篇一两千字的文章“具体指出”来，而且还要求说得十分确切，不然便有“倒退”的嫌疑，这还用得着——比方说，像司马瑞先生这样的批评家么？(当前电影界已有一种趋向，谁提出了问题，好像便注定应由他一并完满解决。貌似彻底，实质上却是杜绝批评的一种借口！)何况孙瑜先生在这样一篇短短的文章中，也具体地提出了尊重导演在创作中的地位，充分地信任他们，并且必须“尊重观众”。我以为这些问题都是提得很好的。几年来由于剧本荒，领导的重点多在电影文学，忽视了导演在制片中的地位，这样提醒，是有好处的。在联系观众的问题上，孙瑜先生说：“今天的观众在走进戏院的时候是以主人翁的姿态走进去的。他们不能容忍乏味的、公式化概念化、没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作品。我们不能不尊重他们。他们要政治，但不要政治口号。”这一说法，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但司马瑞先生却抓住这一段文字后面的“会意、暗示、假借、衬托”等话不放，而且抓住“从前如此，今天也是如此”大做文章。在我看来，这里所说的“会意”等等，正是针对那些把电影当做标语口号，发议论、作指示的倾向而言。这难道不应该反对？难道说保护了这种反现实主义的倾向，便等于保护了“政治”？
在这点上，我还想讲讲12月20日冯乙先生〈没有人主张倒退〉的文章。是的，从这一讨论的性质看，确是没有人主张倒退。但我以为，也不必因为司马瑞先生大叫一声，便被“倒退”二字所吓倒。在历史现象上，有时候，倒是需要倒退一下，守住基本阵地，然后才能更好的前进。比如说，我国的电影这几年来在对于电影的基本法则基本特征这样的问题上，明显表示出它是“前进”得过远了。我这样说，不仅有大家所指摘的影片为证，而且还有知名的电影艺术家的谈话记录可查。这几年来写电影剧本最多的孙谦先生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便这样说：“如果说，我在文学上是个白丁，那么在电影知识方面，我更是一窍不通，完全是个门外汉。我在进电影制片厂之前，只看过三次电影，最多也不会超过五次。”那么，还是“能够写出可用的剧本已经是一种胜利”的秘诀何在呢？秘诀在于“不能让那种神奇的‘蒙太奇’吓住”——亦即不要为电影文学的写作技巧吓住，“只要你写出了动人的生活”，“就是好的影片的基础了”。这讲的完全是实话，如果我们在六、七年前不是首先写剧本，而是首先去研究孙谦先生所十分不以为然的“蒙太奇”，那么，如今的观众便会更加不满。因此作为孙谦先生的秘诀，是很带着些革命精神的。但是当1956年3月，孙谦先生再讲这些话的时候，令人怀疑“前进”得太远了的。据发行部门统计，近年来由孙谦先生写的《丰收》和《夏天的故事》，前者亏本194,502元，后者亏本73,591元，这也很可以作为孙谦先生的创作经验加以记取的！
司马瑞先生如果也注意到了这些，也许，他的文章会更有助于我们的讨论。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而不是在任何别的意义上，我以为，“倒退”一下也好，退到电影艺术创作正常的轨道上来；退到广大观众不仅要求教育，也要求娱乐，要求美的欣赏或享受。说艺术与政治应有“高度的结合”，也许办不到，但应有的结合，乃是必要的。在我看来，这样的“局部的、一时的现象，决不能说明事物的本质”的“倒退”，它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前进的。
来源：1957年1月4日《文汇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