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团代大会期间，中国青年报由平常销售的五十万份，一跃上升到近一百五十万份，显示出青年们对这次大会抱着多么大的热诚。可是，如果把最近几天的这份报纸，和国内其他报纸摆在一起来读，却不免使人惊讶，使人感到非常不协调。会场以外，全国人民正在热烈的探讨内部的种种矛盾，大胆的批评党和国家生活中的不良现象，而报上反映的大会却如此沉默，似乎和全国人民不是处在同一个时代。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份报纸在大会开幕前、后的变化。开会前，这份报纸曾以相当的篇幅反映了青年和代表们对团的工作的意见，讨论过一些团内的矛盾。开幕以后，祝贺、经验、文件几乎占据了整个四个版。争论和分歧的声音消逝了，尖锐的批评成了长篇发言后一个不痛不痒的小尾巴，成了装饰品。似乎人们在会外谈的是一套，在会上谈的又是另一套。
这份报纸是团中央的喉舌，它所表现的令人不愉快的矛盾，忠实的反映了这次大会本身的矛盾。
如果说，在预备会议期间，代表们的思想还比较的活跃，还勇于提出批评的话，在大会开会以后，就来了个突变。“体会文件”、“学习文件”，在许多代表团中成了压倒一切的口号。代表们现在需要做的事情，似乎就是推敲文件的深意，回忆自己的经历以证明文件某些论点的正确，假如还有什么争论的话，也是被约束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有人快乐的称赞这种现象为：“政治思想领导加强了！”而对有些还在议论纷纷的代表团，则轻蔑的评论为：“领导薄弱。”
如果说这种景象博得所有代表的赞许，那倒不见得。一位铁路局团委颇为含蓄的谈到这次大会精神，“一个字：灌。先让大家争鸣，再来统一思想不是更好吗？说实在话，这样搞的结果，尽管方针明确了，但思想贫乏，并没有多少提高。”
你要到代表团中去走走，只要稍微深一点的接触一下，就会发现，许多代表牢骚满腹，闷在心里，离所谓“畅所欲言”还远着呢！这似乎已经成了规律：同三、两个知心朋友，或级别相当的人在一起时，是可以“畅所欲言”的；一到小组会上，说的话就要打番折扣，至于大会发言，则是推敲而又推敲，琢磨而又琢磨——有人喜爱这种精神状态，称之为“慎重”。但是这两个字似乎不能解释得令人满意。有一位团省委书记在谈到党、团关系时，用了三个比较，来形容党领导团的缺点：“抓中心，比较忽视部门；抓干部，比较忽视组织；抓一般，比较忽视特殊。”而据他自己说，实际状况是：该省区以下干部全部被党统去，不剩一个，县一级也被统去四分之三。对于这种严重状况，在团代会上只以三个轻描淡写的“比较”，来形容，人们可以想见这书记的心情？难道仅仅是为了负责而必须的慎重？是不是还有其他？
批评不开展的不正常现象，似乎也引起了大会一些工作人员的不安。18日下午，大会发言组一位同志埋怨的说，到当时为止，他只收到两篇纯粹是提意见的稿子。他拿放在桌子上的稿子：“这篇有点片面、偏激，我正在改。”这是一篇辽宁省一位作勘探工作的代表的发言稿，对团对勘探工作不关心提了些意见。应该感谢这位发言组的同志，他的确认真的修改了些不通的语言。但是所谓“片面”、“偏激”也只不过三、四处。其一是：“我们勘探队的业余生活非常枯燥”，“非常”二字被改为“比较”，其二是：我们衷心希望团中央解决问题（大意），“衷心”二字被圈去。其它两、三处也差不多，不过是些“非常”，“很”等“激烈”字眼，而且被他一律改为“比较”。尽管这位发言组的同志一再声明：如果代表不同意修改，还可以恢复原样，可是却令人不能不怀疑，这样办法的后果是鼓励了批评？还是压抑了批评？
代表们之所以没有把心里的牢骚在大会上公开说出来，除了个人顾虑以外，似乎还有一些其它原因：怕问题揭露多了，会影响国际友人的观感。但是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反驳道：“难道国际友人就不能理解真正的民主生活？表面的一致、统一，人家倒不见得真正欣赏。”也有人怀着老太婆般的慈善心肠，想“体谅”团中央，怕损伤领导威信，但是另一些人却以为：“把领导机关的优、缺点同样让群众知道，破除一些盲目崇拜，使领导在群众监督下工作不是更好么？”……
可惜，这些争论并没有在代表中展开，没有人引导。连多少反映了些代表们心里话的“情况简报”（大会油印刊物），也只是在少数代表中传阅。看过这份“简报”的人都了解，它并没有多少“机密”。它只有一个“危险”，要是每一个代表都读到，就会使人们的思想活跃起来，将大会这种开法的议论多将起来。
试想想，党中央是用怎样的精神支持批评，广开言路！以“党指向那里，就奔向那里”而自傲的青年团代表大会，究竟“奔”到那里去了？有些“善于体会领导意图”的人，把这次大会说成：“巧妙的体现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整风精神。”可是有人认为，如果大会缺乏民主空气，如果不揭露和研究团内外的矛盾，如果不严肃的开展批评自我批评，你纵有再“巧妙”的解释，也搪塞不过去！
人们有理由问：团代大会为什么和我们的时代竟相差得这么远？
王亚生
(原载1957年8月31日《中国青年报》)
来源：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英勇前进》，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