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三害

中国科学院、弓鸟(聂光坻)

(聂光坻:中国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辑。)

历史上有一段哙炙人口的故事,是讲晋朝的周处胆识过人,但不修细行,因而人们把他比作南山的白额虎、和长桥的蛟,也当他是一‘害’。后来,周处立志为善,砥节砺行,并且将那害人的虎和蛟射杀,从此,“除三害”流传下来成为千古美谈。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重要议程之一,是要使党今后继续保持正确的、健全的领导,向大会提出一个根本问题:怎样努力减少党组织和党员在思想认识上的错误。主要的表现在:(一)思想上的主观主义;(二)作风上的官僚主义;(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

我们大家都一致同意:去除这三大害,是保证党的工作顺利发展,避免重大错误的唯一关键。

所有的同志都承认:主观主义的为害,甚于南山的猛虎,然而在我们平日的工作中、生活中,是不是经常的在认真检查由于这种毛病所造成的许多无形损失呢?只须问:一切重大问题,是不是在适当的集体中、经过充分的酝酿和讨论?是不是把所有客观实际,都调查研究,然后摊开来,容许不同观点的无拘束争论?是不是全面地听取和吸收了党外群众的各种意见?是不是够耐心的从容考虑反对的论调和来自下面的批评?

还是?在问题没搞清楚前,已经固执了成见,事先“布置”一番?甚至对于动机正确、胆敢提出意见的同志,采取打击的态度!有没有一些问题,自己主观,楞说别人主观?在处理的当时,可能由于领导威信的力量,群众糊里糊涂地接受了,可是以后发现不妥,仍不正视缺点,将错就错下去?是不是单纯地满足于表面光”、不请求客观实际效果的种种措施?

刘少奇委员长教导我们:为了有效地反对主观主义,必须进行有系统的努力,来提高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水平。这几句至理名言,应当作为我们每个人的座右铭。我们要去除我们思想认识上的主观主义,就非加强政治理论的学习不可,但我们不该“责人严、责己宽”,对别人口口声声的“要加强政治教育”,而自己,不论工作表现上,意识形态上,生活作风上,却都看不出在认真学习、看不出有什么提高。革命锻炼的具体实践和对群众的要求,往往会显得不相称。

从另一面看:由于民主气氛不够,多少人是唯唯诺诺的?固然很大部份是“明哲保身”的,“识时务俊杰”,但其中少数是完全有可能、有把握自己作出结论,也把领导的意见,作为判断自己见解正确与否的唯一根据。还有那永远“扯顺风旗”的,虽不能算故意讨好,也不一定是口服心不服,但他们老为自己设下一条清规:领导者的理论水平高,革命历史长,看问题当然全都对,何必拿自己浅薄的见解去“顶撞”、去“出丑”?诸如此类的一味恭顺,是助长主观主义发展为前进中的绊脚石的一个严重因素。

要避免犯主观,唯有深入实际,每个人能直抒己见,畅所欲言,充分发挥自己的脑袋的作用,不要盲目迷信,无原则的服从,妄自菲薄,个人的见解,完全以别人的意见为转移,“别人在圆心上稍为转一下,自己就得在圆周上转上一大圈”,这种把一字一句,都认作万无一失的金口玉言的传染,可把那些犯主观主义毛病的人给症苦啦!

马列主义不是教条,更不能是几个人据为己有的“专利品”,不应当拿来机械地运用,而是要善于用它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和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如果故步自封的墨守几年前的方式方法成规,来处理当前的问题,那就不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事物一刻不停地发展着,社会不断进步着,凡是自以为过去搞过一些工作,便高人一等的,必然的会掉入“骄傲使人落后”的泥坑中去。

妨碍党的威信的第二个“害”,是官僚主义。

我们的党确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因此党从来就没有允许过任何人“做”官,更不容任何人在群众面前作威作福,倘使今天有一个人以“功臣自居”,甚至认为他过去有过一些“苦”劳,今天稍为享受一下,是天经地义的,那就很容易受到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难免不蜕化成“变质”的老干部。这种人不努力学习新知识,或者皭而不化,理论和实际脱节,不钻研新的业务,满足于对最起码应有一点成绩的一片赞扬,习惯于“南面坐”的发号施令,不愿深入群众,充分发扬民主,贯彻我们党艰苦奋斗、忠诚老实的优良传统。

不关心大多数人的福利,也是官僚主义的一种特征。

犯这种毛病的人,又必然的会强调领导“威信”,借口组织,对批评者进行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造成是非不明,死气沉沉的状况,使群众间的有生力量受到催残,使工作受到重大的损失。他们对待同志的错误或缺点,除痛心的指摘和尖锐的批评外、从不想到也应当给予耐心和热情的帮助,要以理服人,把话说到别人的心里。相反的,他们禁止被批评者作解释,扣上一顶“不虚心”的帽子,使万事大吉地认为可以把这个人从群众中孤立起来。但是,当群众看到这是官僚主义在作祟,反而懂得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严重错误时,他们又会乞灵于斗争式的会议批评。其实,许多可以避免走弯路的事情,只须体味一下基洛夫的几句话,就不难明白;基洛夫曾经形象地描绘共产党人的批评,他绘影绘声地劝告那些始终抱着“帮助人止于是会议上的帮助”看法的人,说:

“应该老老实实地,按着布尔什维克的方法,直视同志的、共产党员的眼睛,向他说:你,亲爱的人,你被绊倒了、缠住了,如果你自己不能起来,我就来帮助你。如果拉着手也不能拉起你,我就拉你的头发,我要尽一切可能纠正你。”

是的,这种态度应当是我们任何人之间的友谊基础。“尽一切可能”不等于说除在会上表现得气愤热烈,会后却什么也不做,在一旁津津味道地议论人家的短处,甚至“投井下石”地“墙倒众人推”,这不能说是真正的痛心或关心!

官僚主义者往往以惩罚别人作为自抬身价的台阶,幸灾乐祸地以别人思想包袱越背越沉而沾沾自喜,但是自己永远不愿接受别人的建议或批评。他们的口头禅是:

“你的意见很好,我们可以参考;你的批评很中肯,我很接受。”

天啊!在他们的思想深处,何尝“参考”?何尝“接受”?还不是坚持他们自己的“原则”,要改,那可不行!

官僚主义的露骨表现,是动辄以“这是制度”吓唬人,凡是可以上下其手的地方,没有不拿这件法宝出来搪塞或显示他们的大权在握。

第三大“害”是宗派主义。它是和我们党“从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出发”的方针路线,完全不适合的。可是,就有共产党人把党所领导的极伟大的革命事业,看作少数的事情,总不相信别人,低估群众的觉悟和作用,甚至采取一种清一色的关门主义,忘记了共产党员只有同党外的人合作的义务,绝对没有排斥他们的权利。一部份的党员,以改造旁人自居,一提到“群众”,总以轻蔑嘲笑的口吻说“落后”。这种自高自大的坏作风,确实造成党群间一道鸿沟,削弱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

宗派主义也表现在党团员的不愿意和群众接近,旧的关系、老的乡亲互相拉扯,钩钩搭搭的形成一条坚壁清野的铁桶式阵线,凡是对他们主观主义思想作风或主张、办法不敢领教,加以批评的人,即“言者有罪”,轻易赐一顶“自由主义”帽子,若再不急流勇退,那么再添上“无组织、无纪律”,“反对领导”,“破坏上级威信”。几年来,多少直言不讳的人吃了这种哑巴亏的?其中又有多少锋芒磨平了,遇事只唯唯否否,惟恐获罪的?这种忠言逆耳、孤闻陋见,听不见也不要听群众呼声的人,毛病愈生愈厉害。

因此,在反对主观主义的同时,必须把这种与革命实际不符合的宗派主义一起反掉!

有一种共产党人“尊重”党外人员的职权,也能在行政上同党外人员实行“集体”领导,在业务会议上,他们一连串地发言,提出初步意见,并且不厌求详地向那些提异议的同志们解释,再解释,必要时还会暗示一下,这是上级的意图,于是大家收回意见,把议案草草通过。或者,某项问题作了决定,一接触到群众,有很多意见,反映给他们,就会对这些“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同志说:“你们还是向群众去说服说服罢,这并不是我们几个的主张,这是集体领导的决定。”或者干脆来一个“相应不理”地“不用去管它!”

如果说我们目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只是“先进”与“落后”之间的一种冲突,那么“百家争鸣”,“互相监督”的方针,是十二分必要的、及时的,也是艰巨的任务。但是,要在革命的大家庭内取长补短,虚心互助,不去除这宗派主义的大祸害,是不可能达到圆满地步的。

上面所说的“三害”是我在学习八大文件中所体会到目前政治路线,从消极方面所必须密切注意防患于未然,来力加以制止的。文件中积极方面的建设方案,都说得非常透彻,非常明确,应当继续地好好学习,这里不准备多谈。这篇纯粹的就理论上来发表一些个人的心得,期与大家共勉。

同志们!让我们把宗派主义比周处罢!周处纠正了他自己的错误,然后为民除害,唯有戒绝这三大“害”才能幸福愉快地工作和生活一起,团结友爱地为社会主义建设,各人贡献出我们自己的一份最大力量。

一九五七年一月五日上午写成

来源:《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一)》内部资料,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1958年6月。原题为:“除三害——学习八大文件随笔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