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謇（中文系助教）：
他认为自己当作家，没有好的灵魂，写不出好作品，所以要思想改造。认为教师搞研究，就不必思想改造了。
黄不止一次地向陈红映、李治康谈富民县的“三反”工作，他认为“三反”搞得过火，冤枉了他的弟弟。（按：黄的弟弟已自杀）。
王亚南（数学系助教）：
他说“土改在中小城市乡村中，干部水平差，所以是有偏差的，象我家乡搞得很厉害”，并恶毒的污蔑对地主的清算说：“地主到农民家去，农民杀了一支鸡给地主吃，在算剥削账时，就从一支鸡一年生多少蛋，一个蛋又耍出小鸡，小鸡又下蛋，一直推下去，直到把地主算光了事”。
他说：“我父亲本来没有什么，只不过是交不出农民所算的剥削账来，害怕才自杀的”、“我的家庭虽是小商业兼小地主，但是生活很苦，收的租还不够吃，不如一个城市贫民”，并说：“我家庭是小资产阶级”（按：其家庭成分是地主）。
当人们批判右派分子王士魁否定教学改革时他说：“王士魁是以专家的眼光来看教学改革的”。
学生提意见说：考查应按规定办事（当时他要全班参加考查），他就说：“高教部是教条主义”。
杨利春（物理系助教）：
他参加五反工作极不负责，严重的丧失立场。当不法资本家十分顽抗，引起工人同志万分愤慨，要求把资本家捆绑起来的时候，他并不是以工作干部的身份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对工人进行说服教育，相反的却是为资本家撑腰，他大拍桌子阻止工人，对工人泼冷水助长资本家的威风。
杨对思想改造运动很抵触，抱着“奉命改造”的态度参加思想改造运动。
对土改极为不满，他污蔑说：“土改中还不是有乱斗搞错的情况，不是地主的也搞成地主了，我家划为地主就不合适”。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很长一段时间，都把自己家庭已划为地主一事隐瞒了。
他说：“地主难道不要家吗？”
王文璐（化学系助教）：
他说：“小地主不能算作地主，穿得破破滥滥的，真正的地主应该像‘暴风骤雨’上描写的，拥有很多土地，有大庄院的地主才是真正的地主”。又说：“三、五反运动是为了搞垮资本家的经济基础。三、五反和肃反运动中打人的事是很普遍的。苦打就成招。积极分子打人就是打手，这些人领导上还不闻不问。并且为他在运动中受审查过的朋友大打抱不平，鼓动到检察院去告，要当地有关党团员或积极分子道歉”。
他在工会小组讨论王士魁在云南日报上发表的谬论时说：“是呀！教学改革的成绩在那里我一下子看不出来”。
李德霖（生物系助教）：
土改时他代替地主姐姐参加人民政府召开的地主会议（现在他公开宣扬自己非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因实际上一直由他地主姐姐供养读书）。
右派分子王士魁污蔑“土改是残暴的”李则认为“王的说法也有对的，如刘诚事件不就是问题？”
他说：“机关中的三、五反等于学校中的思改运动，并且说机关中的三、五反吊打人是普遍的现象”。
他说：“思想改造不仅有缺点，而且很大，当然，成绩是基本的”。（注：其实他在整个讨论过程中，对成绩是抽象的肯定，而夸大个别缺点，或搜罗所谓“缺点”来具体地否定成绩，例如：1．一切运动都是强制性的，同有那个自觉的要求。2．他对正面的材料是表示怀疑、反感的，如赵雁来、江应梁，纳忠等先生在教师争鸣版上发表他们在思改中的收获时，李则认为他们是投机，对他们在思改中的收获加以否定，他说：“纳忠、江应梁的立场是在反动党团登记时解决的，赵雁来是资本家，他的立场是在五反中解决的”。实际上他对三、五反、肃反也是否定的。）3．他对反面材料则很欢迎，他说陈复光思想加工（假哭），秦瓒是坐轿了抬过来的，“这就是思改的缺点”。4．他说思想改造运动中方式粗暴，开大会是不恰当的，例如有些人在大会上就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对待严楚江（他是从个别的问题上来否定思改的方式）。5．他说：学生参加教师思改提意见是不恰当的。6．他说：“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一个运动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如有人哭、唱戏等等（实质上是从思想改造的长期性来否定思改运动的必要性）”。7．他又说：“现在从美国回来的一些专家如钱学森等，不是没有经过思想改造吗？还不是有贡献”。8．在讨论到思改的方式时，他认为散步谈心就是很好的，（所以他对大会小会的方式是不满意的）。9．在讨论关于思改的成绩时，有的同志提出通过思改后，我系宗派主义有所克服，他说：“根本不是这样，思改后宗派主义仍然很严重，只不过没有那样明朗化罢了”。
王云尘（出版科职员）：
思想改造中，他说：“有历史问题的人就不行了，被领导岐视，若犯小错误，就会被人结合历史来看，作为整的材料，把小事弄成大事”。
他说：“思想改造时，有加工思想的情况，这次（指反右派斗争——编者）也是有加工思想的现象，我明明是个人主义往上爬，大家偏偏要我检查立场、观点问题，因此我不得不加工”。
尹华中（图书馆职员）：
他说：“思想改造、方法粗糙，对我来说，走了弯路，背上包袱”。“思想改造的成绩可能有99％的人看得见，但也有1％的人看不见，王士魁就是例子，我自己也是从1％的人的角度来看思想改造”。在思想改造中曾对某同志说：“聪明人不会说实话，只有傻瓜才说实话”。
他说：“斗争地主太残忍，几千年封建剥削拿到这一代地主头上来算不公平”。
王秀彦（收发室工友）：
当工友同志们谈起今天政府如何管制地主分子时，他说：“你们说今天管制地主，我说三年后地主还要来管制你们的……”，又说：“土改分地是骗人的，以后工友回家想分到土地是不可能的，再过一、二年后，你们这些工友，都要统统赶到荒山野箐去开荒去”。
赖瑞光（物理系教学辅助人员）：
三反时他说：“共产党革啥子命，还不是和国民党一样贪污”。
土改时他说：“我母亲被斗死，共产党整得我家破人亡”。
刘亚翠（农学系讲师）：
她对我们的生产合作化有怀疑。今年7月间到邓川参观畜牧业，她说：“合作化把牛集中合作社无人管，死了不知多少，现在分给农民养才好了”。又说：“合作社小麦收上来摆在社里，农民都去抢工分去无人管，让鸡吃了浪费了（言下之意，丰产不丰收）”。她就是这样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了合作化的优越性。
她同意龚自知的“一面大丰收，一面饿死人”的谬论，并说：“是呀！是有这种情况”。
在粮食定量供应开始时，她大肆叫嚣“自己家里粮食不够吃”，后来就拿着秤到处借米。（注：实际上她家米足够吃，此乃故意污蔑破坏行为也）
她对社会主义改造取得的巨大成绩加以否定，同意右派分子龚自知的说法，并十分赞赏地说：“龚自知夸大了缺点，可是总是因为有缺点”。她说：“资产阶级分子只要给予同样的环境和条件，工作学习也不比别人差”。
刘对其爱人资产阶级分子杨元昌应交罚款表示不满，她说：“现在还要赔罚款，我没有钱，现在高级知识分子还要照顾”。
按：刘亚翠的这种说法，和章乃器所说“资产阶级分子已不用再继续改造了”的说法，同出一辄，把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并列，否定资产阶级必须改造。
蒙绍养（数学系助教）：
他说：“三定政策搞糟了，统购统销也搞糟了，有逼的现象，以致农民粮食不够吃，副食品有点紧张，农民一年吃十两油，还不如解放前”。
他说：“报上天天吹人民生活提高了，为什么农民粮食不够吃？猪的生产下降，这还不是农业合作化有问题，统购统销搞糟了”、“天天报纸吹大丰收，为什么农民粮食不够吃呢？广西还饿死人”。
他说：“农业的增产不是因为合作化，而是因为施用了化学肥料”。
当广西事件在报上公布之后，他很“激动”的大肆造谣的说：“怎么搞的，死了五百多万人！”
王文璐（化学系助教）：
当昆明市工商界锣鼓喧天的庆祝公私合营时，他说：“这是资本家被迫这样走的，因为在三、五反以后资本家的经济基础被打垮了，以后听说好些资本家连工人的工资也付不出，有的连伙食费也拿不出，所以，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想政府早一点接收或合营就好了，要是他们有办法，我想他们才绝对不会那样思想搞通走公私合营的这路呢！”
他说：“薛副市长在拓东路运动场集会上宣布的‘昆明市进入社会主义’一席话我是不同意的，这种说法不是实事求是的，而是共产党吹牛。我同意某些资本家说的‘共产党法宝真多’”。
他说：“既然规定吃饱，为什公粮食供应还要有指标？”
陈红映、朱明基、黄謇（陈为中文系研究生，朱、黄亦为同系助教）：
他们在“我们的意见”一文中断定：工资评委会“专横独断，不听老教授的意见”，以挑起某些先生对党和学校的不满。又“试问升级的标准是什么？是否党与非党的标准才是第一？学术水平、教学工作、工作年资才是其次呢？”另外他又说：“政治课教员升级快，只要每天多谈些我们的党、我们的毛主席、我们的国家，就升级”。“党员就是升级的标准”。又武断的责备评委会“你们这样做，不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取酬的原则，也不是走群众路线……”。
蒙绍养（数学系助教）：
他说：“历代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都是一样。当统治者刚上台时，骂知识分子，而在统治地位巩固以后，看到知识分子会歌功颂德就利用知识分子”，接着又说：“汉高祖以前把知识分子的帽子拿来拉尿，而后来确又利用起知识分子来了”。
他说：“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王朝（宋、明、清）又兴科举以治知识分子。现在知识分子是造不了反的，共产党会把他们弄得规规矩矩的”。
杨利春（物理系助教）：
他对党的工资政策很不满意，口口声声说：“要经过考试，教授考讲师，讲师考助教，助教考实验员，才考得出硬功夫，才能决定一个人的才”。
对于党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政策不满，一贯对系上老教师极不尊重，几乎看不起系上所有的老教授，对学校给老教师的一些特殊照顾及优待表示不满，并带有挑拨性的说：“既然是按劳取酬，他们虽然付出的劳动多，但薪水也高，为什么还要照顾这样，优待那样呢？这很不公平”。
王亚南（数学系助教）：
他说：“工资评的不合理，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55年毕业生没有一个代表参加，就是毕婉一人包办”。
他说：“我们工资不如小灶食堂的厨师，也不如一个养猪员，只抵得上机关干部的25级”、“我们工资不如理发师”。他对×××说：“理发只要两三天就学会，来！我俩开个‘高家’理发店”。
他说：“如果不工资改革，我的工资还要高，因为一年升一级”，并说：“数学系讲师助教都是最低级”（按：并无此事）。
工资改革后，他大为不满，煽动×××一起跑到党委会吵，还要写意见到人民日报，并唆使他的爱人王俊民在讲助座谈会上点火煽动的说：“工资不合理，我系讲助工资都是最低级”。
王文璐（化学系助教）：
他说：“党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照顾．是膳食科造成的，是不平等，比比工作不服气”。
李耀钧（前供管科付科长）：
当九三学社在云大成立支部时，他说：“学校真是五花八门，可以开党派展览会”、“我们学校对高级知识分子只知道从生活上照顾，是统而不战”。
钱志诚（体育组讲师）：
他主张并且大力维护开辟知识分子的自由市场，认为知识分子自己应该自由随便地找工作。又说：“知识分子自己随便到那里都一样找饭吃”。
李德霖（生物系助教）：
他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分类”，分类的根据是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及曾子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知识分子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从而将知识分子分为二大类：其中绝大多数是好人属第一大类，在今天应该改造，（如他所说……改造虽亦是教育，但不同于教育）；第二大类才应该“被改造”，而“改造不好就是缺点”。他就这样来割裂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关于李德霖对知识分子分类情况：
我认为知识分子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而权衡一个知识分子的好、坏、善、恶即所谓气节时，一般以孟子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及曾子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来概括的，虽然曾子及孟子都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主张是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利益的，但他们思想中的一些部分其出发点及着眼点是可以值得采纳的。由于我一般以他们的论点作为权衡的标准，故知识分子在我心目中大体分为两大类：
一、大多数知识分子忠于学术，勤恳工作，坚持正义，在旧社会反蒋反帝。不受恩赐，不为收买，不为利用，他们虽然有缺点，但改造的方式应有所不同，在这其中，又区别有用种人：
1．旧社会的叛逆，新社会的优秀儿女，在黑暗的年代他们忠于人民大众，坚持真理、正义、反蒋反帝始终和黑暗势力作不调合的斗争，宁死不屈者，他们数量虽较少，但他们是民族的骄傲、正义的化身，是值得钦佩、学习的。
2．虽不敢于直接反抗旧制度黑暗势力，但闭门书斋，洁身自好，不趋炎附势，更不同流合污，虽贫困潦倒，而宁可饿死亦不受恩赐，不为收买的，这样人是较普遍的，他们有缺点，也决非是出污泥而不染，但与下述一种人相差天远，故改造应有所区别有所不同的。
二、这是一类罪恶的人，是旧社会统治阶级的走狗、政客帮凶、帮闲或直接是资本家一类的知识分子，这种人我认为他们在过去一贯欺压剥削人民，为虎作伥，以学术为名，而行学而忧则仕之实，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骨子中浸透了罪恶，这种人我认为是知识界的败类、渣滓，他们人数虽较少，但我认为应该改造，也不一定那种改造，如改造不好或漏过去了，都是工作中的缺点。
他认为对严楚江、秦仁昌、王士魁是“整”过火了，而对另一些人如陈复光、秦瓒等，又是“整”得不够。
他说：“云大留不住好人，严楚江搞走了就不谈了，秦仁昌为什么又在肃反后被搞走了？”
他说：“对大知识分子用钱的多少是不能说服的，……知识分子是不能用钱收买的”（他把解放后知识分子生活的改善说成是党用金钱来“收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