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副校长在肃反总结报告中，认为成绩是主要的，至今大部党的领导干部和少数同学还坚持这一点，我认为这是完全荒谬的，理由是：
（1）我校肃反办公室违反了党中央“决不冤枉一个好人，决不放过一个坏人”的方针，虽后一点勉强作到，但在第一点他们的确没冤枉“一个”好人，而是冤枉了很多好人，在我校当时作为反革命被斗争的有五十多人（最低有效数字），作为内部问题批评的有二百五十多人（这种批评是异常的），而最后真的反革命还不到五人。
（2）破坏了宪法。当时的党委会及其所领导之肃反办公室，已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非法进行人身管制，私设公堂，私行监禁。
（3）没作善后工作。对被冤枉的好人没作进一步交待，不敢正视错误。
但成绩也有的，那就是：
（1）发展了党团组织。在那时期很多投机分子踩着被斗同学的头爬了上去。
（2）加强了党的“威信”。这种“威信”是先震于“威”而“信”的，只不过是暴力的慑服。
（3）给被冤枉的人在精神上或肉体上留下了不同程度的痛苦和疾病。
事实胜于雄辩，到底成绩在那里？但有位党干部说了，即使我校仅肃出一个反革命成绩也是大的，因为这表示在我校“肃清”了反革命，成绩原来在于“清”字。这种“威信”和“意义”都混淆不清的提法是不值一驳的。但现在党整风了，检查肃反工作了，对被冤枉的人道歉，仅仅是道歉。这种打一下给块糖的哄小孩子做法，我们不能同意，这里突出体现一个问题：党的整风是“和风细雨”，而对党外进行的运动就是“暴风骤雨”，如三反、五反、肃反、思想改造，也许有人说我混淆了运动性质，没分清敌我，没从阶级观点出发，但我谈的是事实。我校上任党委书记王金鼎和他一手领导的肃反办公室，如果放在一个普通公民身上，能说不犯罪吗？对于他的这些错误比肃反中被斗同学之错误，不知要高多少倍。但他竟无罪，唯一的解释也就是他以党的名义进行的工作，他是党内领导干部，另外他对肃反所犯错误的解释是将上级指示体会不够，敌我矛盾和内部矛盾没分清，难道真是如此吗？为何几乎全国的高等学校都如此呢？在这种全国性错误的当时上级党组织就会熟视无睹吗？显然不是，是故意要这样做，因为即使做错了，也没人敢斗争党，顶多不过给冤枉的人道歉，给被冤死的人买个棺材，并且从过去一系列运动看是宁左不右的，每次运动都付出了无辜者的血，泪，党现在提出整风，这是英明的，也是必要的和迫不得已的，那些三害分子带来的危害，再长此下去，我们的社会秩序……。
最后我要求档案公开，为什么我们大家的命运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如果党不是在统治我们，那这种统治基础——档案制度就应当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