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党的农业合作化政策(三)

中国人民大学、单思良、房文斋、李之杰、王衍臻、李鹤亭、杜树芸、韩惠贞、徐盛桐

“现在农民生活很苦,是农业合作化太快了!合作化的好处说的很多,其越优性一二三四……你不要听书本上说的好处,在理论上如何好,讲的很漂亮,但要到农村去看看并不符合实际。知识分子一天吃饱没事。坐在那里摇头摆尾地说什么合作化优越呀!其实他们是不了解实情的。不要只卖弄空洞的理论了,否则农民全打你的,合作化的条件在我国还不成熟,是走的快了,其原因是:

(一)农民的觉悟不高,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子,他们的私有观念很重。

(二)干部培养得不成熟,会说的只是教授助教,农村干部既不会说,也不会作,只会强迫命令。

(三)技术条件不成熟,还没有大机器。应当先搞典型示范,保证提高生产量,那农民才会羡慕,才会参加合作社,毛主席以前的著作很好,感情上也很一致,是实事求是的,但‘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却不好,我消化不了,这个文件是脱离实际的,这篇文章抓不住我的心。这是因为毛主席过去在山沟里与农民同甘共苦,现在到了北京,只听报喜不报忧的干部的汇报,因此是脱离实际的。生活改善的是有,但这是代表少数人的,全国有几个三户贫农办社呢?毛主席不是要把合作化推进得这么快,在高潮序言中指出过这个问题。说农民入社是高兴的那不现实,农民不愿参加,基本上是强迫命令参加的。”(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单思良)

“农业合作化冒进了,合作化也有教条主义,今年批评冒进,明年必定批评保守。毛主席说二年之内高级社发展到95%,而我们一年内就由2%—95%,这不是冒进吗?小社并大,农民觉悟没有那样快,‘干部没有准备’从生产力生产关系说也不恰当,我们那儿还没有双轮双铧犁,而一个村土地工具又都合力使用,一千户不如五十户好,为什么要一个乡合起来呢?因为上级欢喜大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房文斋)

“农业合作化,反了右倾以后,又出现了冒进的倾向(初级社90%以上冒进了,高级社60%冒进了——这个数字记录上有,经对证自己认为没有说过,这里只供参考)。冒进表现在:一方面超越了农民的觉悟,没有等待农民的习惯;另一方面,干部能力弱。

运动的发展是强迫命令的,盲目的。现在,合作社中摊子大,领导差,公有制内有严重矛盾。”(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李之杰)

“农民对合作化的意见很大,合作化以后,农业生产下降了,农村闹的很紧张。农业合作化固然好,但是没有条件,生产资料方面没有条件(指没有拖拉机——编者注),得不到保证,因此,搞的太急躁了。”(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教研室教授 王衍臻)

“农业合作化急燥冒进,农民的觉悟程度和干部的准备条件,与实现合作化高级形式有相当距离。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是否有错误?”(中国人民大学 大字报)

“对农业合作化工业化速度问题表示怀疑。我认为合作化有两个问题不成熟:1.干部;2.农民思想准备。”(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员 李鹤亭)

“我们政策一会冒进,一会保守。猪肉紧张是合作化冒进带来的。”(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杜树芸)

“农业合作化优越性的条条不管用,在现实生活中体现不出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韩惠贞)

“回家时农民说合作化优越性是有,但下边问题很大,报纸上光说好话,合作化的优越性,就是十七,八的大姑娘拉犁拉耙,牲口都死了。”(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生 田仲仓)

“全国赫赫有名的耿长锁合作社在1953年没有贷款就不能开展春耕生产,向政府贷的款十年也还不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徐盛桐)

 来源:《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195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