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购得多，销得少，他工作的地区，83—90％都是缺粮户，政府只准每人每天控制在2—4两米的范围内，自报公议是形式。统购统销引起社会混乱，出现黑布，买不到粮食，蔬菜，病人没菜吃，只能吃盐水，农民吃野菜。农民与国家关系不好，农民喊得很凶。七、八个乡农民起来闹事，政府派军队镇压，事后找原因，认为有反革命，抓了些人，群众害怕了，承认了错误，但问题没有解决，仍不向农民供应粮食，却要干部动员群众吃树皮，吃草根，发扬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光荣传统。我们的领导同志骂农民：‘国家工业化都给你们吃光了。’最后决定每人每天三两米”。（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生 曾纪梅）
“56年农业合作化为什么发展那样快呢？我认为是粮食、油料、棉花等统购统销的结果。统购统销也是采取估产评定的方法，但上面也有一定的统购任务，不完成任务也是不行的，为了完成任务也采取了征私营工商业税一样的办法，有些农民逼得没有办法就把口粮也卖了，造成了紧张现象，不够吃了他们就到处去吵，农民有的不能生活，农民很怕这种情况，我在乡下工作的时候，农民就纷纷参加合作社，因为这样生产的东西是社的，社是要经过称量，他们再也不受逼了。对农业合作化我认为在工业基础差的时候不应发展这么快，这妨碍了农民积极性。我认为党对待农民完全不应该象对待剥削者的方法来对待，党对农民的利益不够重视，不如象对待工人那么好。”（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系学生 饶松龄）
“我家原是有余粮的，在统购统销时强迫着卖粮，因此家庭生活水平比过去下降了，统购统销带强迫性。”（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学生 赵凤禄）
“统购统销政策的好处很多，我很承认这些。但是出了一些偏差的。54年是搞糟了的。表现在派购偏大。八大报告中说多购了廿亿斤粮食，这样全国都偏大。我乡的农民吃地瓜也很困难。因此，说那一段时期统购统销搞糟了是正确的。20亿斤购多了，这是中央的责任，并不是下面的责任。不能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只是下面执行有偏差，上面就全对。这样的结论我是不服的。
成绩是主要的这不容怀疑。但是1954年是搞乱了。搞乱了不等于毫无成绩。可能我是先从缺点着眼的。多购20亿斤，一定是以最严格的尺度而言的。不应该认为平均每人多购四斤就不严重。如果每人四天不吃饭，全国人都会饿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学生 何国芳）
“农民留粮每人每月33斤够吃吗？大家想想我们一个月还吃30多斤，难道农民干那样重的活，农忙时每日工作不下12小时，留的这些粮食怎能够吃呢？（更何况留的是原粮）这无怪乎生猪的饲养完不成任务了。”（中国人民大学 大字报）
“统购统销政策，农民不满意，这是由于干部的三害造成的……如我们家乡是灾区，粮食刚够吃，但一样的分配任务，把粮食卖掉，结果不够吃又要买，有时只留给一种粮食吃，老百姓不满。”（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助教 马馨）
“雁北的农村里不供应油，因之农民讲怪话：耕地不用牛（牛因为没有粮食吃，饿死，用人拉犁）点灯不用油（因统购统销无油可用）。干部水平低，打骂严重，本统（购）余粮，结果就（购）了口粮，怀远，雁北连油面都吃不上”。“统购统销在某些地区偏差是严重的，饿死人不是个别的，……如规定收购10万斤，实际只能有7万斤，结果批评保守思想，完成就表扬……”（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学生 吴祥瑞）
粮食统购统销的任务是由全国区而县，县而省，省而中央，这个官僚机构中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官僚主义者，在召集下级干部开会时，大大号召一下超额完成任务，雷鸣般的掌声，及干部的‘虚荣心’两者的结合而制订出来的。而完成任务的办法则是靠‘残酷的统治’，‘车轮战术’，‘空军’，‘海军’（注：这些都是干部体罚农民的方式）等办法去完成。统购统销执行的结果，是：一方面超额完成任务，另一方面农民挨饿；成群尚未成熟的小猪都纷纷赶进‘宰场’、‘牲畜大量死亡’，‘农民’一边耕地，一边为下顿的吃担心，所谓共产主义（即使是最美丽的）对于他们来讲也是和上帝的天堂同样空虚，新式农具不能很好地使用，新的生产技术也不能很好地推广。因此，农民生产低落，这就是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不能不说党在这方面犯了错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李向春）
“对统购统销也有意见，对老百姓是定量，但在内部又规定，对高干保证供应规定一套执行又一套不象话，对一般党员监督很严，而为何不一视同仁呢？”（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张殿鸿）
“为什么种花生的吃不上好花生？果农吃不着好苹果？
55年购粮，是对的，但缺点巨大，对农民食粮限制过严，无形压制，使农民弄的哭天喊地可是不准你说，说就违犯政策，结果农民生产没有吃的。请问：农民能饿着肚子去生产吗？请照顾长远利益，只能是空中楼阁？”（中国人民大学 大字报）
来源：《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195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