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被部队中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压的真是够呛，不堪回首忆当年的情景，有人说：‘假洋鬼子不让阿Q革命’是有一些道理的。”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生 唐廉）
“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就可以说是先打后拉”。（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生 冯海）
“春秋战国时期，古人就很爱惜‘才能志士’而我们现在还不如古人。”（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资料员 刘运梓）
“党对知识分子的估计还是不够的，表面上做了一些工作，实际知识分子仍不被重视……现在物质待遇也不如国民党通货膨胀前。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外国不同，有独立爱国要求，可是中国专家不被看重，外国专家放屁也香。”（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杜树芸）
“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搞臭、搞垮、搞服，党对知识分子政策失败了。知识分子觉悟提高与党和历次运动没有关系。党对知识分子很残酷，党为什么把知识分子看成这样不可靠，引起知识分子把党也看成不可靠。”（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讲师 李万昌）
“对老先生态度办法有些不对头地方，对老教师不够尊重，如一次教研室会中间休息时于涛（党员，教研室主任）说我们学校助教都是外面学校老教授的老师，意思就是你们别称能，老老实实学吧，我们谨小慎微，写讲稿都听青年人，这种感觉特别在当时对老教授有特别压力，所处地位没法子让你拿钱不干，话不上算，上课是老废物，好象住招待所一样。另外一个感觉所处地位象穷亲戚，对青年人离远了有意见，而不接近领导，可能就对抗领导等等帽子，离近了怕臭味，我个人有此感觉，当时觉得老教师没有，如对戴世光看有用，想用又不承认，当时压老教员其目的为鼓励新教员，老讲师与新媳妇一样，形成沟和墙。”（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系讲师 韩光远）
“党对大知识分子重视，因为党要发展科学，而对于我们这种小知识分子，党就不重视，不让他们入党，这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党是利用知识分子的才，这是很伤害我们自尊心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李之杰）
“我想到党员，特别是劳苦功高的党员同志能够真正地听听群众的意见。我希望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看法和态度，一定要彻底的改变一下。我不想说墙和沟是一方面砌成的还是两方面砌成的，这里我只说墙和沟是万里长城，那么我可以知道墙和沟是由谁砌成的。解铃需要系铃人，希望党对知识分子，特别是经过屡次运动的挑剔，而找不到什么不毛病的人，应该相信他，认为他是可靠的。退一步说，也是最低的要求，对待知识分子，党应该首先假设他是一个好人，对国家是有一些用处的。应以朋友的态度，而不应以敌对的态度来对待知识分子。如果你怀疑他，对他不放心，尽管可以在内心保持最高的警惕，也不要去伤害他们自尊心。”（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系教授 李景汉）
“党对知识分子的宗派主义：党对知识分子的缺点分析得很‘全面’，宣扬得很厉害，但对其作用却估计不足。中国知识分子与苏联不同，但党中央按苏联的态度来对付中国知识分子。毛、刘、周、朱、彭全是知识分子，而他们一上台，就对别的知识分子不信任，这是很不能让人理解的。
对知识分子，政治上的信任比当官更重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潘俊民）
“知识分子思想不需要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任意发展，他们高兴接受那套学说就接受那套学说，党不要过问他们。”（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张芝文）
“对知识分子改造是打击，对知识分子整得太凶了。知识分子只有争取民主之后，才能发挥积极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以通过阅读和欣赏能力来提高思想，不要去搞思想批判，过去运动太伤人了。”“青年学生应当生活多样化，不要死板的进行，一切都是美化。发展性格，最好是共产主义者的良心，太集体不好，要有斗争性。”（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学生 殷九如）
“旧知识分子不但在学术上有可取之处，就是在政治上也有一定高度。”（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系教授 李景汉）
“自我批评和检讨是教徒的忏悔。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象终身带罪一样的工作。”（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讲师 贺安）
“思想改造应该是自愿的。思想改造有伤高级知识分子的自尊心，当前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人民内部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统一是主要的，不必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讲师 朱澄平）
“我来了六年，夜大学没毕业，因我根本不想毕业。不想听的讲错了，想听的都不讲。”（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讲师 王德周）
“……把马列主义当圣经，圣经上没有的不许说，只能重复圣经的话。无产阶级革命光靠工人是不行的，需要依靠各个阶层，象我们这样把马列主义当圣经，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有深厚民主传统的知识分子，怎么能接受呢？必须加以改革。”（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学生 张祖文）
“思想改造使人们建立了一种新的条件反射，造成恐怖，形成一种类似康德的至上命令主义的社会道德。”“思想改造是整人，使伪君子出现，往上爬的人得到机会，专门给别人穿小鞋，我感到这种方式使人感情分离，使同志关系不正常，六亲不认，使受批评同志感到受侮辱，使人作假检讨。”（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佟骏）
反对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他说运动的付作用太大，“人与人之间发生问题，要设身处地为人家着想，这就是从人性考虑，我们不能死扣教条，不能不讲良心……如提意见不能只从党性来考虑，更要为对方着想，要有人性，有些非党员也是不懂人性，他们非常残酷，宗派主义容易失掉人性。我们同志之间只有政治关系……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和伦理关系被政治关系所代替了……党员只知道搞政治运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学生 王福沛的材料）
“知识分子可杀不可辱。”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成绩50％，缺点50％。经过运动后只是肃清了三大敌人的思想，而没有建立起爱国主义思想。因为思想改造后他们一直抬不起头，工作不积极，对党不满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方式粗暴。”
“知识分子不改造也能树立爱国主义思想。”（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助教 李木摒）
“思想改造运动坏处大于好处，来我校的老教授杨学通、戴世光，李景汉、韩光远都身受过，有很大错误，对地主资本家进行斗争，对学术思想也能这样吗？结果搞的有什么提高呢？只不过拾了几顶帽子回去。”
“不要板起面孔一板正经地变思想，应该活泼一些应该在工作中慢慢提意见，最好是使对方不知道来进行思想改造。”（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系讲师 徐前）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用文明棍来解决思想问题。解放后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并没有得到满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说史教研室讲师 孟氧）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我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不赞成以斗争方式来团结知识分子，而希望党以礼贤下士的方式来团结知识分子。”（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教授 吴景超）
“我听了同志们的发言，觉得都是理直气壮。我的发言，如果是理壮，则一定也是气壮。大家发言这样激动，还是历次运动教给我们的，我们是从你们那里学来的。我这次发言，本不打算算算老帐，但又觉得不可能，说出来总比藏在肚子里好。有同志说，党在运动中不尊重人权。这句话说得很对。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不许我们辩解，横遭粗暴的打击。现在大家是坐在一起谈问题，向党提意见，而我们被整时，却像犯人到法庭一样。”（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系教授 李景汉）
“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对人的自尊心太不尊重了，自尊心是人的生命的一半，士可杀而不可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朱惟民）
“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政策伤害了知识分子的自尊心，因此，不能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党过去几年故意找我的‘岔子’伤害了我的自尊心。因此，右派分子否定这方面的成绩，我就共鸣，觉得思想改造运动太激烈，伤感情，所以对这一政策不满。”（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助教 孙国梅）
“思想改造运动的成绩只解决了历史问题，解决思想问题不大，伤了知识分子的感情。思想错误不是一天来的，也不会一天去，有思想毛病照常可以工作。思想改造运动没有必要，尤其是方式，‘争取团结教育’可以，但对于‘改造’两字却想不通。对知识分子方式粗暴，伤了感情，用群众压力。知识分子老是挨斗，知识分子在任何运动，土改、三反、五反、思改、肃反均逃不了，讲知识分子缺点多，优点少，工人阶级缺点是认识问题，而知识分子总是找到阶级根源上”。（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赵启）
“党的工作表现为教条主义，学校把斗地主和对敌斗争的方式拿来改造知识分子，这样不但不能把消极力量化为积极力量，反而会把积极力量化为消极力量。”（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助教 朱华荣）
“党的思想教育是培养一个循规蹈矩……只有尾巴没有脑袋的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汪传散）
“学校理论课的强制性。这不恰当。理论课和其他课一样，其他课能选修，理论课就不能选修？只要它是科学，就不怕没人相信，那么马列主义宣传要不要？我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一门科学应具有自愿性在里面。加之传授的人把它变成干巴巴的教条更使人觉得无味。为什么一定要强制学呢？结果不见得好。
“我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动机就是为了推翻马克思主义，建立新的哲学体系。我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挡箭牌，作为外衣，掩盖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李德）
“思想改造对旧知识分子是必要的，因为他们深受旧社会的影响，而青年是新生力量，不应提思想改造，而应提个性发展自由。”（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学生 濮仲文）
“我们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再强调党的领导和党团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妨碍民主生活和个性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刘达孝）
“现在学校中是政治空气代替了学术空气。现在我们就不存在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因为我们学的是政治理论课，所以业务就是政治，政治就是业务。我们已有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因为连上俄文都是政治理论的，只要讲理论课时联系实际思想就可以了，否则是舍本求末。我对去年的学习检查、今年的思想检查就没想通。这是没有必要的，解决了些什么问题？有什么成绩？我觉得要重新估计才行。
有许多科学家，因为没有入党，所以在学术上有很大成就，时间对他们是很宝贵的，那怕二小时，也很重要，马云风开除了党籍，可能在政治上走不通了，可是在学术上倒可能走上很高的高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罗旭畅）
“学校应广开言路，不应死搬教条……光明日报说我校是教条主义大蜂窝，这还未打中要害，应该说我校是教会，教义是马列主义，教员是传教士，学生是信徒，每天必须念这些东西，必须在这个轨道上走，略有超出，就有离开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越轨，叛逆等诸如此类的名词迎头而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孟繁森）
“我不同意这种思想教育：什么立场，观点，方法，干巴巴的要不就是会议尽是些教条。”（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于云鹏）
“马列主义思想是我国社会生活的指导思想。什么时候都用马列主义，动不动就是立场、观点、方法会妨碍别人去自主的想问题，也使得人们不敢去多想乱想。”“马列主义还不是那一套，离不开立场、观点、方法……不值一学，不如谈一些文艺理论和旧小说反而好些。”（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姚永年）
“马列主义就是真理啦？我就不信。没有真理，真理是人讲的，人讲的就不可信。对经典著作的迷信，就象宗教徒迷信圣经一样，领袖一句话可成为规律。资本主义一定要灭亡，社会主义要胜利就是规律啦？我就不信，人家资本主义不是还存在鸣？规律是人讲的，不是真的。马列主义在中国已无现实意义，中国生产关系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是解决生产力问题。高等学校用不着开这门课，大学生都是高中毕业生，自己可以看，报纸也可以自己看。不学马列主义也知道为谁服务。”（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朱公灏）
“学社会科学的人应该思想灵活，过去我们受的是宗派主义的教育，什么组织性，纪律性，歌功颂德，名义上是马列主义教育，实质上是奴才教育，把人教育成唯唯诺诺的奴才性，林希翎的思想不僵化。”（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学生 陈鼎）
“党、团在教育界不能过多干涉（按意即党不能领导教育工作——编者注）。在学校里不应过分强调政治，这样对工作会不利的，会有损工作。人大办校思想不明确，不应把马列主义科学观点，贯彻在教育中。”（中国人民大学体育教研室讲师 范政涛）
“学习马列主义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人民大学不过是贵族子弟学校，历史系培养出来的学生无非是党的意图的传声筒。我已对马列主义发生了动摇。可怕的教条磨光了我青春的活力。来校后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没有兴趣，至多是为了‘批判它’而去‘熟悉它’。”（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蒋济良）
“大学理论教育所以有教条主义，其原因，是教员过多的搞了社会工作。理论课不应当作政治思想教育课程，而应该看成是科学理论进行研究。把政治课单纯地当成想思教育，在每个大学中规定学生学习和国民党的党义没有区别。”（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韩运德）
来源：《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195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