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方面，买白薯一角钱三四斤，买白薯秧喂牛七分钱一斤，在资本论里找不到。买红果酱西单六角，地安门五角八分，太平桥九角。贸易部干什么的，官僚主义！
回国去的日侨对中国红十字会说，中国人让我们回国时，把钱都买了东西，但回国时到海关，让上税，没钱就动员卖给百货公司，百货公司收买价格150元，而却以600元订价出售。类似这些事情，如果是把钱作了国防事情是可以的，官僚们花了就不对”。（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讲师王德周）
“我国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是不能以尽是共产党人从事外交的，宋庆龄访问西南亚是一个好的开端但没有继续下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徐盛桐）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可以对苏联更平等一些，以苏联为首，我们是老二。有些地方如：马列主义中国化，这是中国独创，应当为老大。”（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 殷九如）
“我们对美国的政策宣传得过激了些，据说打过长江时，美国要和我们建交，而我们丧失了这机会，这是错误的。”
“美国好的要宣传，要宣传它的科学成就，要想尽办法与美国建立邦交，（在不损害我国主权情况下）要尽量争取参加联合国。对美国问题，狭隘的民族自尊心也是痛心的。”
“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必要有意的对立，尽量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关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岳文伯）
“……听说南京解放时，美国大使迟迟不走，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拉中国一把，后来因为我们的政策太消极，所以没成。中央在这件事上犯了错误……1949年我们不该放过了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机会，这对人家采取了一棍子打死的态度。并不去慎重的考虑，既然美国当时想利用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利用它们呢？……要不然我们早就加入联合国了，我觉得埃及做的很聪明，他们加入联合国前不敢承认中国加入联大后就承认了我们，所以这是个策略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伍伯涵）
他攻击党的对日外交政策说：“释放日本战犯没有想到群众痛恨，以民族鲜血换取国际关系。”（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学生毕毓琦的材料）
“我国对埃及开始大喊大叫结果只给点经济援助，失信用，对尼泊尔不应援助，无战略价值，对柬埔寨援助得不偿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凌国星）
来源：《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195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