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基（中文系助教）：
他在整风开始后，亲自执笔写“我们看到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党委在学校工作中有缺点，有些还很严重。……一是容易片面，爱走极端”，并认为这是我们学校很多问题产生的根源。又说：“比如相信党团员，是应该的，但是忽视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不切实执行依靠老教师办学校的方针，
平时，他对校党委李书成、周玺、王兰馨等同志就表示很不满，曾先后写了几封信到高教部、国务院提意见，对分配问题不满，要求重新分配工作。
他赞成陈红映对“鸣”“放”的估计，认为学校和云南日报都放得不够，不象北京，并毫无根据地歪曲说：“在大鸣大放中党委放弃了领导。”他又说：在大鸣大放中，群众提了很多意见，乱哄哄的，党委没有明确指示，方向不明。在民主广场，王兰馨对朱明基说：“近来有些团员不实事求是对党乱提意见”，朱很不以为然地说：“有错就该提嘛！”
陈红映、朱明基、黄謇（陈是中文系研究生，朱、黄亦为同系助教）：
陈红映、朱明基、黄謇，在“我们的意见”一文中写道：“已往任何运动中，党团员总是走在前面的，难道这次要批评自己，就应当“避嫌”吗？一切工作都需要有党领导，群众拥护党的领导，我们要求党委会及时表示明白的态度，掌握起运动的脉博来。”
陈红映（中文系研究生）：
在6月9日学校针对“民主墙”攻击和谩骂教师问题出了布告后，他很生气的说：“学校的布告为时过早，没头没脑，象个什么布告，阻碍鸣放”。
关于“教授治校”问题，小组讨论时大家一致反对，主张党委制。但陈红映不以为然，认为不那么“简单”。又说：“北京还没有下结论呢！”又说：“我有我的看法，但尚未考虑成熟”。后来，看风头不对，他就不讲了。
黄謇（中文系助教）：
黄謇看到大字报上诬蔑党委会的文章：“党委会坐山观虎斗，坐取渔人之利”后。黄说：“坐山观虎斗是事实”。
王文璐（化学系助教）：
他说：“我建议学校成立校务委员会来管理学校的教学与行政工作，那个有才能把学校办好，就选那个人来办学校，不一定要校长，也不一定要是党员”。
他说：“国民党上台骂共产党，共产党上台骂国民党，这还不是一样，那个上台，那个就得势。”
他说：“共产党表面上说得好听，实际上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把国民党打垮以后，自己坐起汽车、住起洋房，把一些党员都安插在重要的地位上，什么事都得听党的指挥”。
他说：“共产党与其他资产阶级的政党也差不多，在没有上台以前与老百姓都同甘共苦，上台以后，就表现出为自己的利益打算。”
在鸣放中，他看到一些右派分子恶毒地向党进攻，就拍手称快、幸灾乐祸地说：“他们说出了我心中的话。”当他听到犯错误的人是党员时说：“我心中就好像舒服些”。巴不得要叫党员向群众认错，心里才痛快。
王鼎昌（物理系助教）：
他对“教授治校”很感兴趣，常在小组会上说：“某人的教授治校主张提出了，复旦大学已经取消党委制了”，后来一次更明白地说：“我认为应以校长负责为主，吸取专家成立校务委员会管理学校。党委会只应管党的工作，不宜过分管理校务工作，只应起政治保证作用。”
刘亚翠（农学系讲师）：
她说：“有关行政事务党委不必去管，最好党委只做思想工作，不必来管教学行政的事”、“是不是学校行政工作都要党委来出布告？”“党委干预了行政事务，职责不分”。
鸣放中，刘在系办公室说：“我去参加教学秘书会议，全都是些党团员，我感觉到压力之大法”、“会报啥，指定要我教学秘书刘亚翠，其实这些事情张念先（共产党员）早就会报过了，刘付教务长简直是出题考我”、“系上有两个系主任，三个秘书中有两个是党员，不知把我夹在中间干那样嘛！我建议下学期不要这个系秘书了（指她自己）”。
她说：“党委书记是农村工作的干部，就一定是对知识分子不大了解，会有看不起知识分子的味道，更要坚持原则，那么学校的工作中尤其是要光谈缺点就更不可能了。凡事都得遵照成绩是主要的原则了，那么要提意见就更不容易了”、“党委书记是农村工作干部，对高等学校的业务恐怕难于领导，可说是外行”。
耿精（财务科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