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 男 43岁 上海人 家庭出身资产阶级 本人成分职员 大学程度 共产党员，(1935年入党)，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付主任(尚未经中央批准)兼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1．顾初到科学院综考会后就到处散布他对三反受撤职处分的不满言论。对综考会很多同志说他是“下台干部”，说他在上海“不明不白的下了台”。同志们劝他对处分若有意见可以申诉，他说：“那是不识相”。有的同志劝他找党组织谈，他激动地说：“我不找他们，我知道这些傢伙也是过去领导三反、肃反的积极分子，找他们没有用”。对石湘君说：“我到科学院是进和尚庙来的，不打算作官了”，还说不干这个付主任了，要去作研究员。石说党员恐怕不能那么随便。顾就说：“要他们开除我的党籍好了”。
2．当右派分子猖狂地向党进攻时，他号召综考会干部多看看报纸，对大家的教育很大。并说：“他们的意见也代表了我的一部分意见”，“葛佩琦说，(要杀共产党员)(没有共产党也亡不了国)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党如果不整风很危险”。
6月6日对简焯坡说：“外国闹得很厉害，大学里都组织了鸣放委员会，委员会办公室不准党员进去，学生都不敢听党的话，而听教授的话”。“这一阵人民日报连收都收不及了”。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顾对杨宣仁说：“想不到群众对党的意见那么多，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我听了真是痛心。现在即使大和尚(指毛主席)想出来认一下错以平民愤也已办不到了。因此目前反右派只是一个挡箭牌，否则全国人代会要开会，对全国人民所提意见如何交代，戏就唱不下去了。总之一切是形势逼人，中央亦是出于不得已的缓兵之计”。
3．顾曾对许多同志散布诬蔑党诬蔑领导同志的言论，如对杨宣仁说：“领导干部是一些聪明人加上一群王八蛋，现在做官的人都是王八蛋，抹杀了良心做人。领导说左就左，说右就右，毫无独立主见可言”。又说：“我们的党和英国工党是一个方针，谁要是批评了党，就狠狠地打，偷偷地改”。
与简焯坡谈中医政策时说：“毛主席谈中医问题，但是他不是医生”。对应幼梅说：“把中国变成一个工业国，这是毛主席的功劳，但是我和孩子们也这样说：(毛主席是人，不是神)”。
顾对应幼梅说：“有人说共产党做事情象猴子种萝卜，今天种下，明天拔起”，他说他对这话‘击节叹赏”。又说：“党内常常不弄清是非，不公平，不民主，老爷说话没有错!”
4．诬蔑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应幼梅说：教条主义到处好严重，雷海宗说六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没有发展，实在是一针见血的论说。“苏共二十次大会开过了，而我们的高级党校还是老一套斯大林主义，教条主义，廿年前我们党整风就是整这个问题，现在还是老一套，这不是讽刺吗？”
5．诬蔑党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对简焯坡说：“这几年来的运动是不是必要呢？有人认为根本没有必要，我也有意见，但是只要有独立思考提出不同意见就不行”。“运动有偏差，不是因为一般干部掌握不好的问题，而是高级领导的偏差。”并激愤地说：“这几年那里按党章办事？独裁是办不好的”。
顾几次向石湘君说：“三反、肃反以后，没有说话的余地了，过去向党提意见的人都成了坏人了，党对他们采取压制打击，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认为面搞宽了，冤枉了一批人，对综考会干部中一个确实有据三反中受处分的贪污分子主张重新考虑处分。对肃反运动他说：“我对肃反有怀疑”。顾在与简焯坡谈到增产节约运动时说，共产党做事，他看得多了，历来是一阵风，风过去了也就不提了。
6．诬蔑党的干部政策。顾对石湘君说：“三反以来党的干部政策是鼓励服服贴贴不动脑筋根据党的意图办事的干部，他们在党的领导面前吃得开。他们是党的忠实可靠的积极分子，他们的工作一向是只根据上级布置，不管行通行不通生硬的往下贯，这就是党的忠实可靠的干部，在党明已成为一种因循旧习的风气，这就是所谓党的干部政策”。当群众在会议上对石湘君同志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顾说：“这不能完全怪她，是多年来因循的传统习惯所造成的”。
对简焯坡说：“许多党员文化不高，硬插进来工作，不起作用，等于白吃饭”。
顾常说：“对过去有功劳的老干部，我赞成国家授予勋章，不要勉强放在工作岗位上，干不了工作最好解甲归田”。
7．否定党对科学事业的领导作用。顾对石湘君说：“听说科学院党组要取消，实际上党组在科学院也起不了领导的作用”。“党员不懂科学，凭什么领导？”与尤芳瑚谈郭院长在学部大会上的报告中“在党的领导下，科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尤说：这样讲不必要，是形式。顾说：“本来不懂科学，偏要强调党的领导!”
对彭加木同志说：“李庆逵是‘开明的科学家’，我是‘开明的共产党员。’”对李庆逵也曾当面说：“我不象有些党员干部以党的领导自居，你们不要把我当作党的领导”。
8．顾准说“苏共二十次党代会之后，对党的历史、哲学、经济、党的生活等，都发生一连串的问题和争论。匈波事件，震动很大，使我感到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从前习惯于强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性，后来感到有许多不同点值得研究”。顾准大量放出了反对苏联、诬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毒箭，并利用工作的机会充分发泄对苏联的敌对情绪。顾准说：“关于匈牙利事变，苏军的第一次出动我是怀疑的”。本年七月顾准随竺付院长参加的黑龙江综合考查两国科学家的会议，在我国工作人员中大谈苏联的大国主义态度。他说：“苏联曾把我们东北的发电机搬走了”。又说：“苏联的大国主义态度我们是领教过的”。说“中苏之间不是‘兄弟’关系而是‘父’与‘子’的关系”。“中苏贸易是不等价交换”，“苏联和我们订了许多协定，当对苏联不利时就片面的撕了”。“苏联人民在三十年代的热情可说是已经完了”，“目前苏联人民在文化道德上都是空虚的”，已缺乏一个吸引人民的中心”。并对黑龙江陈剑飞付省长说：“和苏联不能友谊太多了”。
顾在和苏联专家接触时常常利用机会提出敌意的问题，以后感到非常得意，还对别人炫耀。在参加中苏专家共同举行的讨论会上苏联生产力研究委员会主席涅姆奇诺夫院士报告时，顾准提出了一些问题，曾引起苏联科学家的很大不满。
有一次在“拉佐”号船上召开学术讨论会。前一天顾就找陈剑飞付省长说要向苏联方交涉给中国同志留出发言时间，不要让苏方全占了。陈表示会上既是进行讨论，当然有发言机会，不同意去交涉。实际上是顾想要叫唐际友发言。次日唐发言了，口口声声是代表“中方”，并说：“苏方不能不考虑我们中国的利益”(根据领导指示在讨论会上只能作个人发言，不代表中方，这一指示顾也知道的)，陈付省长当即发言予以更正和批评。会后知道唐的发言是经顾准看过的。赵烽同志曾问顾，唐的发言是否合适。顾说：“我负责任”。并说：“陈剑飞毫无骨气，毫无中国人气息，不是中国人”。以后顾又企图要竺付院长和他联合向国务院提出报告，并向竺付院长秘书谎称竺支持他的意见，事实上竺付院长始终不同意他的意见，他仍对赵烽表示：“竺付院长不签字我签字”。
9．顾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战争也曾诬蔑说：“朝鲜战争不是美国发动的，而是金日成发动的”。
1949—1952年在上海工作期间，他怀着狂妄的个人野心与党对立的具体事实：
1．他诬蔑中央以城市领导农村的方针、表现在税收上是加紧对农村的搜括，是“括地皮”的政策，现在是括了农村来建设城市。
2．强调特殊，拒不执行中央的税收财政政策；中央提出“依率计征十足收齐，以民主评议为主”的税收政策后、他仍坚持以查账为主的税收办法、并提出“自报实交、轻税重罚”的政策、——在当时情况下，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开偷、漏之门。
在中央提出批评以后，顾不仅没有虚心检查错误，反而认为中央的批评是“从右边来的一个耳光”并在工作人员大会说“民主评议是一刀砍下去的政策”。
3．中监委、中财部、税总、组成检查团检查了上海的税务工作、提出建议、而他却以“1950上海税务工作总结”称为“黄皮书”遍发各机关，以对抗检查团的检查；并说：“按税总的意见就扼死了资产阶级”、“税总是小农经济，既不懂社会主义、也不懂资本主义”。
4．顾在财政局工作中，提出所谓“喂饱政策”(对各种经费支出采取要多少给多少的“喂饱”办法，“喂饱”后引起“消化不良”，然后“提出批评”，设立财政监督权。)企图通过财政管理，达到控制整个市府的目的。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顾在执行1951年财政支出时竟独断地将市财政开支中的地方工业基金超支800多亿元。(旧币)
5．他任上海市财政局长时，兼任华东财政部付部长，但实际上他不到华东财政部办(92)公，有人问其原因时，他说：“你看，一个人作“盆景”好呢？还是作“乔木”好呢？他并公开对许涤新同志说：“我顾准向来就不愿意作老二”。
6．他将许涤新同志说成是重庆新华日报系统的、香港派；说刘力文同志是情报系统的，总理的人……总是把党内分成各种派别，并公开地说：“党内是有宗派的”。
他说：“个人要想在党内吃得开，就要在党内拜老头子”，把党诬蔑成一个封建把头的集团。税务局的党组会竟让一群留用的面目不清的国民党高级人员参加，讨论他的所谓的“非常征税”问题。并曾自行批准旧人员入党(后经支部、党委讨论才予以否定)。
他一再表示“不想作官，想当学者”承认自己的思想不是为党工作而是为了个人。对人声称“不靠党员的招牌吃饭”耽心将来没有饭吃，要学门技术，“不打算再向政治方面发展了”。对积极参加政治学习的同志泼冷水说：“搞这些教条一点用处也没有，不如多念些植物学”。整风会议上批评他不过组织生活，他说：“支部会是形式主义，我今后还是不愿意参加”。反右派斗争开始后，领导找他谈话，要他谈出对党的意见和问题，求得彻底解决，他表示有问题，要说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但是解决不了，不愿谈，表示只准备作个“一般的检查”过关。他认为他的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让我到经济所当研究员”。并说“我这次同意担任综合考察委员会的工作，就是又犯了一次错误”。
顾准最后在检讨中仍只是轻描淡写地戴了几个“主义”(个人英雄主义，自由主义……)的帽子，把一切错误根源归之于三反时受了处分，对自己的真实思想(如对苏共二十次大会感到震动，对斯大林事件“很愤慨”等等)至今仍不敢暴露。
顾准调我会一开始就说我是“下台”干部，过去拍桌子骂娘什么都不再乎，现在有意见不愿意提了，其次对文化低的党员干部看不起，曾几次要我劝他们回家去，工作中动不动就向他们发脾气。政治学习时间他不参加学习，很少看马列主义书，一次我说他在工作中不应总是发脾气，不要看作是个性问题，而根本的是提高马列主义水平，改造领导方法，工作方法的问题；他愤怒的说：“我四十岁的人了，不打算向政治方面发展了。”并说：“说老实话到科学院来是进‘和尚庙’来了，不打算做官了，做官不到科学院来，”我了解他不是不愿做官，而是想做大官，大官做不成，只得进和尚庙当研究员。一次他还说：“我愿做个非党科学家，清清静静地做点研究工作，”因此他上班时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一次我向他提议，我听说科学院调你来主要让你做综考会副主任来了，并非主要让你做研究员，他又发脾气说：“我就是不干副主任，就要做研究员。”我说你是党员，恐怕不能那么随便吧，他愤怒的大声说：“叫他们开除我的党籍好了。”
整风以来他的思想更进一步暴露，开始院整风领导小组决定他担任我们单位的核心组长，他说我不当，开会时他也不去。当他看了报纸上鸣放消息后，他压抑不住心头的怒火，情绪反常。我劝他：“你对过去处理你的问题有意见，可向党组反映，”他又愤怒地说：“这些傢伙都是过去领导三反、肃反的积极分子，我不去找他们，找了没用”。我再次劝他可和谢秘书长谈谈，他说：“他们不找我，我不去主动找他们。”一天他的怒火再也忍受不住了，看到报纸鸣放消息后，他说：“我们什么时候也有机会说说话。”我说完全可以，他一声也不响了。当中央号召领导干部要参加体力劳动，院里二次组织高级干部到中关村参加体力劳动，我通知他时，他说：“我不参加，这是形式主义。”他平时不过组织生活，整风时大家批评了他，他反而说支部会议是形式主义。他自己不进行政治学习，反而主张大家不要学哲学，多看看科学知识有帮助。他对参加党组会不感兴趣，曾说党组开起会议没有科学内容，老实讲不愿参加，有时推不过半路就溜了，倒是院务会议有时想参加听听科学家的意见，可以开扩眼界，丰富知识。他和非常科学家在一起完全气味相投，在海南岛考察曾和李庆逵谈，你是“开明”的科学家，我是“开明”的共产党员。整风中我想趁此机会解决一下党的领导关系，和他谈心时诚恳检讨自己形成思想作风缺点的原因，希望他能帮助我分析，想不到他说这些缺点不能完全怪你，而是怪党历年来因习旧的风气，并在群众会上也是这样讲，我很奇怪他为什么把个人缺点不从个人内在思想深处帮助分析，而却扩大成为整个党的缺点，并在群众中也是这样点火。
大鸣大放以来，我们看到报纸上攻击党的消息感到非常气愤，一个时期心情很不舒畅，然而顾准却和我们相反，他曾劝我说，你应该每天去看看报纸上登的高级知识分子的消息，听听他们的意见，对你很有教育，并说他们的意见也代表了我的一部份意见，并在群众大会上也号召大家多看看报纸上鸣放的消息，他说葛佩奇讲“杀共产党，没有共产党中国也不会亡……”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党如果不整风，很危险。
整风以来对党的干部政策极其污蔑，他说延安整风很好，开放了民主，从批评到自我批评，发挥了干部积极性，可是三反以来政策变了，党内压制民主，过去向党提意见的人，都成了坏人，党的干部政策是鼓励老老实实服服贴贴，做工作凭上边布置，下边可以完全不动脑筋。
其次顾准对我们文化低的老干部是轻视的，他说：“我主张过去对革命有过功劳的老干部，国家授予勋章或奖章，工作上没有文化不要白占位置，一律回家”。意思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只有他这样的人才能配得上为建设服务，其余人都不够资格干脆挂个光荣牌解散回家。
否认三反、肃反、他曾几次和我谈起我们的三反偏差很大，冤枉了不少的人，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你应该虚心的听取×××对党的意见，他们处分结论应重新考虑，就是这样作政治思想工作，我表示对他意见不同意，他和我又大吵起来，并说：“你不同意我的意见，向党委汇报去好了”。
其次他对肃反运动也是不赞成，一次我向他汇报×××队会计调走因此人是肃反对象，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他又不满地说：“我对肃反有怀疑”。
对党领导科学不服气，一次我陪他到北京饭店去看×××先生，因为他是副主任，人家谈问题以请示的口气他连忙说：“我和其他党员干部不一样，以领导自居，我向你们学习，有问题和你们商量，你们不要把我当做党的领导，”意思是认为我们党的领导同志在科学家面前都是以领导自居，他对党员干部有意见不是向党内提，而是在党外科学家面前破坏党的威信，从而抬高自己。他在半路上还得意和我说：“就是这些做政治思想工作。”又一次他和×××在办公室高谈阔论党的领导干部，不懂科学，没有资格强调党的领导，他以讽刺的口吻说“建筑工程部×××部长不懂业务，屁股坐在领导岗位上，真难受。”×××又说“学部大会郭院长报告‘在党的领导下，科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我看这样讲不必要，是形式，本来党不懂科学，为什么要强调领导，”顾也附和着表示不同意，俩人谈的热火朝天。×××又说“学部大会开幕时彭真同志做了报告，他所讲的毛主席都说了，毛主席的报告内容，他没有包括完，何必重复，我看我们的一些负责同志的思想疆化了，”顾连忙将他推出去说“你走吧，还有更‘远景’的问题，”请问你这“远景”二字是什么意思。
(一)约在1957年3月左右，顾说到南斯拉夫有一套好的管理制度，苏联表面上不承认它是好的，实际上自己却不得不改变制度，但改了却不承认是制度的改变。因为不变就站不住脚。
(二)4月初，他谈到许多党员是硬介绍到工作岗位上来的，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我认为这样的人不多，他认为很多，并举了一两个例子，如某一个人肚皮大了介绍到某一机关工作，只会生孩子。我说多数党员是好的，也有个别的人平常工作不见得很好，但在紧要关头就能起作用，我举了徐有禄在新疆考察工作中冰天雪地山中的表现加以说明，他也就没有说下去。
(三)4月中他谈到印度的建设和尼赫鲁的著作时，他推崇。(未细谈)
(四)4月中我在植物研究所政治学习中主张目前中国的情况是生产力落后于生产关系，但因对这方面的知识很薄浅，怕谈的有不对头的地方，因此特别请教他。他说，搞这些教条一点用处没有，不如多念些植物学。
(五)精简节约传达后，他对我说共产党做事，他看的多了，历来是一阵风，风过去了也就不提了。(意思是不要碰到浪头上)
(六)6月6日，他飞新疆的头一天，谈完了公事，又谈到下列几点：
1．我说我住了一个月医院，外面的情况都不太知道。他忽然很紧张的说：“外面闹得很厉害，大学里都组织了鸣放委员会，委员会办公室不准党员进去，学生都不敢听党的话而听教授的话。”我说如果组织鸣放委员会，那也应该有党员在内，何以不准进办公室，并问他大概是个别的学校如此，他说委员会内根本不要党员参加，而且不是个别的情况，(原话记不清了，他的意思是这样的)。这时刚好工友把人民日报送进来，他就说：“这一阵人民日报收都收不及。”
2．他说：“这几年来的运动是不是必要的呢？有人认为根本没有必要，我也有此意见，但是只要有独立思考提出不同意见就不行”。他说运动有偏差，不是因为一般干部或个别人掌握不好的问题，而是高级领导的偏差。他说三反时他因为有不同意见，于是就说他“挑皮”，不听话，把他打下台。他很激愤地说：“这几年那里按宪法和党章办事？独裁是办不好的”(我记不清有没有说宪法二字，但党章是肯定地说了的)。
3．谈到中医的问题，我说应该加强科学研究工作，集中第一流的中西医和科学家深入研究，把结果加以推广，这样是最有效的。却没有想到他重复了我的意见后加上一句“毛主席谈中医问题，但是他不是医生。”
最后他说他说的都是“修正主义”不要和别人说。
1．对党所给予的处分，是不满意的，他曾说过：“我以前是领导干部在‘三反’时受处分，是‘下台’的干部。”第一次我很不在意；但以后谈时，看来神气异常激动，这时我都有些奇怪了。类似这样的说法，综考会全体人员恐怕都知道，他是所谓“下台”的干部。
在整风开始有人给顾准提意见：是研究人员还是行政干部？他的答复是：要求到科学院来工作的目的是进“和尚庙”过些清静生活，作些研究工作，因此感到行政工作是厌恶的(不是原活，大意如此)。
2．政治情绪消沉，组织观念不强：党的小组会，支部大会该同志很少参加，他曾谈：“我们党的生活没有什么意思，内容陈旧，形式呆板”。
为贯彻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综考会工会招集会议，因通知其不到，小组长给他提出书面意见，不但不接受，竟粗暴的将意见条扯碎，大发雷霆，声称，不接受这个意见，还追究是你(指赵锋)主持的会议吗？等。
3．中央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时，正是“鸣”“放”开始的时候，为了划清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矛盾的界线，为了深入一步学习，综考会全体会议，请顾准作一次综合性的发言，他说：你们(指大家)应该多多看看报纸，葛佩琦等为什么提出“杀共产党”没有共产党中国也“亡”不了，他说并不是没有他的道理，(不是原活大意如此)。
4．抗上压下同级顶：这几个字，这不是少数人的感觉，而已经是群众性的议论，如院务会不参加，整风领导小组不参加，不仅如此而表现了一种对抗情绪，并说与己无关，曾说参加这样的会议，不如作点研究工作。对下级的态度，非常粗暴。总考会这一些干部总觉得用处不多，因而常发牢骚吵架，曾在总考会全体会议上说，你们(指大家)可以自找门路，因此，有的人曾一度波动很大。七月份他参加黑龙江综合组考察，对省里的领导(陈剑飞副省长、沈浩然副主任)有问题根本不进行商量，而自己主观臆断，本来事情完全通过商量可以作好的，由于“碰”的结果闹的意见纷纷，所以有时说：有事情请示顾“老”，陈副省长自己谈即挨了几次“碰”。对黑龙江中苏考察中找出了太平沟建立电站问题：照科学研究学术讨论来讲，应该提出个人意见，有争论也是很自然的，陈副省长提出个人意见后，没有通过商讨办法，统一认识来解决问题，而是硬性的反对，背后曾给我谈。我反对高呼中苏友好等字不顾中国人民利益的说法，他曾说陈剑飞没有中国人的滋味等语，并接着说不要给他讲啊！
5．自高自大，这个问题不仅对中国考察队全体同志均所有感，而对苏方同志印象也异常深刻，苏联专家马尔格林曾经征求我们意见说：顾主任对苏方有什么意见，提出来好改进；我曾经解释过。第二次又征求意见时说：他一定有很多意见，不然为什么经常生气，“撬嘴”，前几天没有发现，离海兰泡后在“拉左”号船上就发现了。以上这完全是苏方专家的议论。
另外顾准对苏联专家是看不起的，他曾谈：不是每一个“老毛子”都是专家，如果这样哈尔滨“老毛子”多的很。
对自己看的过重过高；曾给苏方尼古拉索夫谈过个人著了多少书，如何如何，正由于这样在学术讨论中，也显示了个人能力，在“拉左”号船讨论有关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生产力研究委员会主席涅姆奇诺夫院士报告时，顾准曾提出了些问题，后我去了仅听到苏联涅姆奇诺夫主席在答复时的几句话，涅谈：“我没想到顾准这一反对性的指问，”其他问题我不了解，(因我不懂业务)但从这句话来说，与苏方谈话也表现的非常傲漫。
6．黑龙江中苏考察问题：顾准刚来综考会不几天曾谈到“协定”中有问题，(科学院、国务院都已批准，我对他说有问题不知究竟)所以来后即几次说：把黑龙江科学研究和勘察设计这项工作推到水利部等，我也曾向他提出了不好推，也不能推的理由，同时，我认为56年工作进行半年之久，未有涉及到“协定”有任何问题，我奇怪的原因就是他刚刚来了不几天不了解情况，就能毅然绝然的说协定有问题，将这个工作“推出”呢。
在谈工作时牵涉协定问题不好办，否则即修改协定问题，他说协定不能完全依从苏联，他指苏联对我国不执行协定有的是，仅举几条：如海南岛橡胶我国损失颇大，结果中国拿了几万元，如帮助解放东北，日本移交的机器苏联折去带走，以后是有价值的给中国等等。听来对苏方这些问题是非常不满的。
8．不相信干部，这次出发，会议上宣布分工，赵锋到时间叫大家吃饭，其余事情均不商讨，到时候工作少不对口味就发牢骚。所以有些同志说：赵锋同志在后边给顾准擦屁股(意思是他发牢骚后我去解释)我提了很多次意见，因此在伯力两个党员(非党一个)开小组会，交谈时我提“狗急了要跳墙”(当时因为我也给顾准顶起来了)给他提了意见后，反教训了一顿，散会而去。
总之，对顾准的反映，从开始接触即有异感，觉得虚伪，不诚实，如张奔同志的反映顾准的作风不象老党员，老干部。黑河地委书记王树棠曾问我，看样子看作风不是党员，吴传钧同志谈顾准自高自大，不谦虚，党性应该考虑等。如有的反映在综合研究部门有这样干部关系是搞不好的等。这些反映顾谁也是个很好的综合了。
今年五月初我到保定作“华北平原土壤”报告时，听到河北省提出的治水办法，强调以蓄为主，只注意旱涝灾害而没有考虑土壤盐渍化问题，我觉得这样处理，会引起这个地区的盐渍化。严重影响将来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我回到北京后，感觉有向组织反映的必要。曾与顾准讨论，他对这事表示漠不关心。我的意见是裴丽生同志曾在山西工作多年，对土壤盐渍化的危害，体会较深，想请顾准向裴丽生同志反映，他当时表示他只是行政系统，不管这个事，要我自己想法去反映。顾准即属党员，为什么对重大工作这样不关心呢？
五月底，因安排苏联罗左夫教授活动问题在他办公室谈了一小时的话，有尤芳湖、石湘君等同志在场，在谈话中他突然插进一句话，说他以前搞建筑，因为主动考虑一些问题，而受到处分，意思这是对他“莫须有”的处分，我对他的过去历史不了解，为什么他突然提到此事，只觉他对党有不满情绪。
在今年2月中旬至3月中旬间和顾准在一起所亲自听到、看到的一些事实，：一、1957年2月23日在海南岛福山农场中住宿时顾准、李庋逵先生、江爱良先生和我同住在一房间，在闲谈中(主要是顾向李谈)，谈及过去在海南一带大量种植橡胶树因而造成损失一事时，顾在谈话中十分名赞李，并称李是“开明的科学家”而自称为“开明的共产党员”、顾认为造成这些损失不能完全责怪具体负责此事的同志，顾说“共产党员都是很积极的”，领导上有什么意图，底下的干部就努力去贯彻执行。我当时从谈话中所得到的理解是：大量种植橡胶树是领导上的意图，等到造成损失责任就要由底下的干部来承担了。
二、对于苏联科学家来中国参加考察工作，顾准认为他们都是各自抱有个人目的。例如松思教授(苏联科学院森林研究所副所长)就是想来中国收集材料，著书立说，以便升为院士。新疆综合考察队的穆尔扎耶夫教授亦如此。顾主张来中国考察的苏联科学家要先订好详细计划，一切费用等都由苏方负担，中国方面只是尽帮助之责。在雷州半岛的旅途中，在汽车上，顾曾把这一主张向竺副院长提出过，同事的人还有李庋逵、应幼梅、江爱良等。顾对苏联科学家的意见，使人产生他们都是为个人打算，而非真正帮助我国发展科学事业的感觉。
三、野外工作结束，回到广州后，顾准、应幼梅同志和我同住一房间内，一天晚上顾向应诉说了他自三反以来的经历，流露出他的消极、不满情绪。顾谈及“三反”对被定罪为“目无组织，屡教不改……，”在洛阳工程局时受处分。来科学院时蒙张劲夫副院长“眷念旧情，亲自接见”。又表示到综考会的目的只是免费游历全中国，以后要改作研究工作，不愿意当经济研究所所长，只愿做一个研究员，认为做研究员是最舒服的。
四、一次我和顾准谈及在边疆地区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问题时，我觉得他过分强调了在边疆能有机会独立研究，对个人有利这一方面。当时曾使我感到不满意，我觉得不应该首先就假定别人都是把个人打算摆在第一位。
关于顾准反党反苏反共的言论，我再作如下的补充。
今年二月，华南考察队在海南岛时，有一次顾准问我，竺老在苏联有没有中餐厨师跟着走，我说不知道，想来不会，我们的科学家大概都吃的惯西餐，他说那末苏联专家为什么一定要吃西餐，让西餐厨师跟着到处走？
那时候，海南岛已经走过一遍，雷州半岛也走过了，可是原先想寻找的生物地理群落定点研究站却还没有找到。顾说：“为了让苏卡契夫院士选择地点，大家陪着跑了一通，预备了许多东西，都没用上，至少也该摆了阵势大家看看学学！另外植物分类等工作，他们不做，我们就不会做吗？”
起初，顾只是表现得过于随便，随便到不正经，甚至不正派的地步。例如，我们住的胜利大厦，招待员大都是女同志。有一次顾说：“有的人想贪污就贪污，有的人想贪污而不敢，有的人不想贪污，对于女人，我是想揩油而不敢这一点。”他怪声怪气学着招待的声调回答招待员的问话，然后看见我们在看他，他就说：“这就是想揩油而不敢。”
有一晚上侯学煜先生和一位客人到房间里来，侯先生介绍说，那位同志是广东省的副厅长，去年曾经和考察队一起到野外去过。顾坐在那里嗯嗯唉唉，就像在敷衍小孩子，等客人走后，他说：“我对付得好吧!”他又说：“现在有许多人一下就升了副厅长”。他的意思是升级面太宽，许多人升得很高却没有什么才能，比他差得远，所以他只是应付应付。
顾不理会，却算起旧账来了，说他在上海不明不白的下了台，和黄逸峰、黎玉一样，都是报上头条新闻，全上海支部都讨论，他说：“他妈的皮，三反下来的人都不是人，谁也不当你人看。”我们问他究竟是为什么呢，他说谁知道，还不是个人英雄主义，无组织这些。我们说他如不服可以申诉。他说：“地委一级的干部这样办还可以，像他这样，那是用上海话来说，叫做不识相。”说这话时顾情绪很坏，说了些他的历史，如三反后，他去督造公房，后来调城市建筑工程部，又去洛阳造房子，又吃批评(他也认为自己没错)回部里，后去了党校。顾说这些情况，说得很简单，心里很不高兴，结论是早些做研究员去，不做这个大管理员。
3月16日，竺老、顾准和我三人到武昌。顾又和我说起他当初在上海的事情，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不服可以申诉。他不以为然。他说：“柯庆施在延安关了一阵，什么话也没说，这叫做经得起考验，叫做好干部。”
而我在上海的错误当初是作为头条新闻登在报上的。”他说黄逸峰现在又作上海经济所的副所长了，黎玉又做了副部长了。他用讽刺的口吻说，这叫做化消极力量为积极力量。他说：“还有杨凡(曾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你看，我这套衣服(顾准指着他穿在身上的一套黑色的毛料制服)就是他送给我的，我穿着觉得很好。”他说：“把中国变成一个工业国，这是毛主席的功劳，谁也不否认，但是我和孩子们也这些说，毛主席是人，不是神。”这底下似乎还有话，但他没有再说下去。他说在党校里，还是那套斯大林主义，二十年前整风就是整这些，没有整干净，苏共二十次党代大会开过了，而党校还是老一套斯大林主义，教条主义，这不是讽刺吗？
从那天他说的话看来，他对党是很不满意的，他说他13岁做学徒，没进过大学，他说他做过地下工作，也去过解放区。他总认为他没有什么错，他很气愤。他说他从党校出来，建筑工程部让他回去，他决不回去。他谈他是无路可走，然后投奔狄超白门下的。他知道科学院是可以耍赖皮的。他说他在经济所一个来月以后才去院本部，原意是找干部局，结果蒙张副院长眷念旧情亲自接见，终于勉强到了综合考察委员会来了。他说这些话，都带着讽刺的意味，似乎是尝够了党内不民主不公道的待遇，什么也都看不惯，才因此使他愤愤地拂袖而去。他认为党章是白纸上的黑字，作不得准的。他说当初党内刊物不给他看，他很难受，后来就不在乎了，(参考资料，他就随便交给人看，替他找材料，预备做研究论文，还让别人拿出装订)。
回到北京以后，我曾经跟几位同志谈起顾准的事。有的同志说他曾经说过，二年以后做部长，五年以后做总理。
有一次，他刚送了苏卡契夫院士他们上了飞机回来，他说他提了两个问题，将了佐恩的军(佐恩是苏联科学院森林研究所副所长)。在飞机场上他问佐恩苏联士库曼运河的工程怎么样了。(我记得好像是说士库曼大运河，这条运河的工程后来好像理发了计划)另外一个问题，顾也说了的，我记不得了。顾对苏联，对苏联同志，总有抵触的情绪。他认为苏联同志瞧不起我们，他说光是见面点点头握握手，谁都会。
有一次，他说教条主义到处很严重，雷海宗说六十多年马列主义没有发展，实在是一针见血的议论。他又问我，说：“有些人说共产党做事情就好像猴子种萝卜，今天种下，明天拔起，这话你欣赏不欣赏？”我说不欣赏。他说：“我是击节叹赏。”
我和顾准相识，到现在只有十个多月的历史。
六月二十七日去黑龙江的前一天，我同他见了面，他刚从新疆回来，他说很忙，要跑地质学院去。因冯景兰是右派分子，地质学院不让他去黑龙江，所以需他去地质学院交涉，问题也解决了，地质学院已同意冯去。
七月十一日在苏联江轮“拉左”号上举行科学讨论会。苏联专家作了黑龙江水能利用的报告，电力工业部唐际友工程师就在会场上尖锐地批评苏联专家的报告，他说“中方”对太平沟的开发，兴趣很大，而且说，筑埧必然要有淹没损失，中国黄河三门峡，浙江兴安江等水埧都有很大的淹没损失，同时，在太平沟筑埧，淹没吉雅河流域，不能以将来的发展来估算，目前该流域人口稀少，农业不发达，若用将来发展的情况来估算，是不对的。在唐的发言中，一再声称“中方”，顾准同志在下面也插言，提一些补充资料。我听唐的发言，与国务院的指示不符，我就问顾准唐看到过国务院的指示没有？顾说，看过。我说为什么他一再说“中方”？顾的回答是：没有关系，可以发表个人意见。我就默不作声了。等唐发言完毕黑龙江省副主席综合考察队副队长陈剑飞同志站起来，指明唐不能用“中方”的字样，不能代表中国人民政府的意见。
在这个问题上，顾准同志始终坚持要开发太平沟，陈剑飞同志认为队里没有开会讨论过，中央有指示，顾准支持唐的说法是不对的。后来队里开了一个会，陈剑飞同志不赞同顾的意见，黑龙江省计委主任沈浩然同志也认为没有很好研究，最好不先做结论，我也表示不同意顾的意见。可是不管怎样，顾仍坚持，到哈尔滨写报告(给国务院的)顾仍主张开发太平沟。
七月十二日晚上，拉左号前厅举行跳舞会，我和吴传钧没有参加，顾准跑到我们舱房里闲谈。顾大谈苏联的大国主义态度。他说由于大国主义，把他安排在13号房间了(第二天我跑到他住的地方看了一下，顾是两个人住一间，就是安排房间的事是杨秘书，而不是苏联朋友。)他继续说苏联曾把我们东北的发电机搬走了，吴传钧接着说，他在这次考察过程中，也看到苏联工厂里有我们东北的机器，是日本牌子的，还有日本人，他在英国的时候，看到英人的板导，苏联还搬过德国的及其他东欧国家的机器，还扣留许多西欧人在苏联作工，利用他们的劳动力，但报酬很少。顾准又继续说，苏联的大国主义，我们是领教过的，这次他们不让我们发表我们的意见，控制科学讨论会，也表现出大国主义的态度。(实际上，我们自己不肯做科学报告，并非苏联朋友不让做，)顾准说，中苏之间不是“兄弟”之邦，而是“父”与“子”的关系。顾也说到南斯拉夫问题，匈牙利事件和波兰问题，具体的话怎样讲我记不清了，但给我的总的印象很不好。
同时，我记起了在出发前我同顾见面时曾谈到苏联开发黑龙江沿岸的铁矿时将采用我们东北的炼焦煤，当时顾准的答复是：“据他从对外贸易方面了解，苏联对于我们的国际贸易是不平等的，总是我们吃亏。”
从这些谈话看，顾准对苏联的态度如何便可了解了。
当晚他还谈到日本问题，他说他对日本有好感，关于农业问题，我们应向日本请教。后来，据地质部燕司长说，顾准同志对日本问题发表很多意见，“他是一个亲日派”。
在这次考察过程中，有时同志们对他提不同作法时，他总是说：“没关系，有问题有我顾准负责”。他曾和综合考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赵峰同志闹过意见，申斥过竺副院长的杨秘书，同地质部燕司长发过脾气，与黑龙江省副主席陈剑飞和省计委主任沈浩然两同志始终处在不相融洽的气氛中。
一、散布对党不满的言论：
1．有一次在综考会工作人员会议上讲：你们多看看报纸，葛佩琦为什么要喊“杀共产党!”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原话不记得，大意如此。
2．不满过去党组织所给予他的处分：他说过，他从前担任过领导工作，在“三反”“五反”时受过处分，从此他就厌恶行政领导工作，这次要求到科学院工作，目的是进“和尚庙”过些清静生活。由此可见他并未正确的认识自己的错误，反而抱着不满和对抗的情绪。
政治上麻痹 想脱离实际生活和工作：他从不参加综考会的各种工作会议、政治时事学习、报告讨论等会议，甚至都不愿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他认为党内生活没有什么意思，内容陈旧，形式呆板，故尽量避免参加。
二、抗上压下，自以为是，有严重的官僚作风：对上级的指示和意见拒不实行(如这次出外考察中所表现出来的即如此)采取对抗态度。对下级大骂大闹，自认为综考会是他的天下，忽视综考会其他领导同志的意见，破坏集体领导的原则。
三、为人狡猾，阳奉阴违，对同志的态度不诚恳：对看不上眼的干部，或犯有缺点的同志拒不帮助，设法打击，不是采取培养和爱护干部的方针，而是采取一棒子打死的态度(如说刘××这个人糟得很，对我亦是采取处处打击的态度，使我工作热情大受影响)。而对与其相好的同志，则采取拉拢的态度。不掌握原则。(例如，这次燕登甲司长参加到苏联访问，并没做什么工作，只是玩，而因他是司长就百般迁就，并替他向地质部领导进行吹牛：说，燕司长这次对我们考察工作，帮助很大)不实事求是，缺乏领导者的修养和作风。
四、主观性强，自高自大，拒绝批评并严重脱离群众：许多同志对他只挂着综考会副主任的名，而一点不做和不关心综考会的事，经常不上班，在家写论文，拿国家薪金做自己的事，提出意见时，他听后并未表示接受意见的诚意，反而教训我们一顿。有一次工会如开会议布置增产节约问题，因他无故缺席，小组长提出书面意见时，他竟粗暴地将意见条扯碎，大发雷霆，还追究谁主持会议，企图进行报复，这样大大降低了群众对领导干部提意见的胆量和积极性。
五、综考会的方向不明，他又不明确的向同志们交代，往往交代的前后矛盾，有一次暗示综考会要解散，动员干部积极另找工作岗位，使工作人员情绪不定，人心混乱，严重影响工作的进行。
六、在这次中苏考察工作中他给苏方留下不良的影响，态度生硬气昂昂使苏方人员以为他对苏方有意见和不满之处，苏方负责人曾两次询问原因，并主动征求意见。在伯力市和边区苏维埃设电影招待会，在他的主张下中方领导人员未出席，造成极不良的结果。
过去我不认识顾准，但是1952年在上海的同志都会知道他的“大名”，因为他当时曾经犯过严重的错误受到党和国家给他的处分。最近我调来科学院知道他也在这里，并担任和我工作接触较多的综合考察委员会的副主任。当时我想：党把开发我国资源的重要责任托付给他这说明党对他的期望和信任，那末，这一次顾准总应该吸取教训痛改前非老老实实的工作了吧!
但是不久我在实际工作上和他有了具体的接触之后，很快就发觉他身上还是充满着邪气，这次我们一起到黑龙江去考察，第一天在北京去哈尔滨的火车上他就向我们同去的人发表了许多谬论。他说他领导综考会的方针：
第二是免费旅行——每年借视察之名到全国各处去游览，他认为这样可以既不花钱又长知识，这亦是他所以愿意暂时在综考会工作的主要目的。
第三是二面派——这是他自己形容的。他说他在经济研究所挂一兼任研究员之名，如果有事时可以二面推托，二面不上班，二面不开会。
他说他来科学院之前曾有一位负责同志找他谈过话，告诫他说“你去科学院后要少说话，如此才可使那些科学家们对你莫测高深，否则领导不了。”(造谣)以后他又以评论员的身分说“嘿！我才不理会他那一套，我决不不懂装懂，靠党员的照牌吃饭”他这种言论可谓恶毒已极和右派分子污蔑，说党不能领导科学的叫嚣是一个调子的，他还为他们作了假见证。
他还把帽子歪带着，衣服敞开作了一副怪相，向我们说：“你们看我像不像一个汉奸？”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单位的负责人竟以汉奸自比，真可谓丧人病狂无耻已到极点了。
此外他对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非但毫无认识，还对组织、对党充满着冤气和仇恨。
他说他在52年“三反”时被撤职是无缘无故的。当时我马上“点”了他一句说：“你在52年对于对资改造的问题是如何看法的？”当时他闪掉了。但以后又向我分辩说“谁对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都是没有经验的，如现在要对过去发表过见解的人都细细算账的话，很多中央的负责同志都要受处分。”我听了反驳说：“那末为什么不处分别人要处分你呢？”他继续说：“这是我历来在财经工作上不买薄一波的账的缘故。”我又说，“你既然觉得‘不公平’，那末为什么不根据党章的规定向中央申诉呢？”他听了便冷笑的说“嘿!党章!这老早已丢到毛坑去了。”
他非但不承认自己在52年的错误还要在我们面前吹嘘他当时的“德政”。他说当时幸亏是他在上海税务局担任领导，因此那时虽然党的力量薄弱老干部少，但旧人员对他都服服贴贴，贪污很少，党和群众之间的关系很好。他还把当时作为他自我宣传的工具的“税务公报”描绘为原则性和思想性很强的刊物。他至今尚把税务公报自创刊到他撤职停刊止全套保存着。他说这是他在上海工作成绩的历史见证人。他还说自他离职后上海税务局来了许多老干部和自基层提拔起来的店员积极分子，但他们把工作搞糟了，使党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搞得很紧张，这次鸣放时意见多得不得了，又说“三反”时税务局的假老虎和受冤枉的人特别多，三分之一的人员都受到审查，打出来的假老虎有一千多个，但结果能定案的只有三十几人，其他的人员岂不冤哉!这次怎么不要造反？
其实他的领导作风是很恶劣的，就以这次考察工作来说吧!事前准备工作一团糟，临时又不认真的来处理问题。我曾建议他几次应把考察团的党员组织一个临时小组，有问题先在党内酝酿统一思想，但他始终置之不理，他知道有了组织便要集体领导，现在他可为所欲为，实现他个人独断的目的。他在整个考察过程中始终对黑龙江省副省长、黑龙江考察队副队长陈剑飞同志采取打击和对立的态度，以致使工作带来许多损失。
他还咒骂我们广大为人民服务的干部和领导。他说“历来所谓干部政策都是几个聪明人加一大群王八蛋。聪明人亦明知下面的是一些王八蛋，但是没有这批王八蛋的支持，聪明人亦只能完蛋了。”又说“现在做官的人都是王八蛋，抹煞了良心在做人。领导说左就左，领导说右就右，毫无独立主见可言。我不能随风倒，因此我不能做官。”其实他是真的不想做他所谓的“官”吗？有一次在哈尔滨国际旅行社闲谈时，他在大发议论，说苏联与我国对外贸易如何不平等。当时吴先生和他开了一个玩笑说“假如由你来当对外贸易部长就好了。”他听了很得意，便继续扬扬自得的吹嘘如果他当了对外贸易部长便要如何如何。他说了半天似乎突然地清醒过来了把脸一沉的说“我当不成。我今天上台明天就会下台的。”
此外，他的反苏言论亦是一贯的。他自吹为研究苏联已三十年“专家”。我把他的八字一排，他今年还只四十二足岁，去掉三十年只有十二岁，十二岁便开始知道研究苏联真可谓是神童了。我们且看他是怎样的“专家”吧!
他表示中苏友谊不能只放在嘴上和酒杯上，而要实际行动。我们要和苏联做兄弟，而苏联却把我们当儿子。苏联在和我国的对外贸易、外汇比价上都不公平。订了协定不算数，毫无信用。苏联人民三十年代的热情已经完了，目前无论在政治、文化、道德上都很空虚。苏联农村里的青年都不愿在农村里工作，因此农村里留下的只是些妇女和老年人。农民大部分的实物收入都要等于无偿的交给国家，农民很不满意。集体农庄只要招待吃一顿饭就会把他们吃穷。海参威、伏罗希洛夫城等过去都是中国的领土，今天连一点中国文物的遗迹亦看不到，苏联真辣手。苏联远东的开垦工作是采用了高工资的办法才把青年人吸引来，但谁也不愿永远在远东过一辈子。他把苏联有步骤的开发黑龙江资源说成是苏联只管自己的利益而不顾中国的利益，因此他要以“民族英雄”的姿态来向苏联争，并把其他坚持原则顾及全面的同志污蔑为“不是中国人”“毫无中国人的气息。”总之，在这位“专家”的眼中，苏联和帝国主义国家差不多，我不明白他研究苏联研究了三十年难道他真的对社会主义的摇篮——苏联的一些基本情况和基本原则都一点不了解吗？还是他是别有用心的在闭了眼睛说瞎话进行挑拨和污蔑昵？
最后，我还要揭发一下他对反右派斗争和鸣放政策的一些错误言行。
首先他是早已蓄意逃避整风的。他说“这次科学院整风，领导要我参加核心小组，我推说工作忙，把××推出去充数。如此有关整风的会议我便可以不参加。”
其次在鸣放期间他对右派向党进攻幸灾乐祸。他假惺惺的说“想不到解放后群众对共产党的意见还会那未多。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听了真为我们党痛心，为什么那末不争气。”
第三，把全国人民反右派的反击认为是党对形势错误的估计，是不得而已的挡箭牌。他说：“人代即将开会，人民提了那么多的意见如何交待，现在即使请大和尚出来认一个错亦平不了民愤，因此不管章罗联盟不联盟而是非反不可，否则戏就要唱不下去了。总之，党中央事前没有估计到火会在全国点起来，提意见的人亦没有想到百家争鸣的政策会改变一切都是出于意料之外。”
对顾准过去不认识，这次一起和苏联同志在黑龙江流域共同工作了二十多天，给我一个这样的感觉，觉得他在处理中苏双方共同考察工作的关系上不够正常，至少是缺乏中苏友谊和国际主义的精神。从想到的几件事可以说明这点：
1．在“拉左”号船上召开水能组学术讨论会，头一天由苏联科学家作了一天的学术报告，会尾宣布，次日继续开会进行报告和讨论。晚上顾准找我，要我陪他找苏方队长克洛伯夫交涉，意思是明天的会应当给我们中国的同志留发言的时间，不能都叫苏方的报告给时间占去，我当时未同意这样作，我认为已经宣布第二天讨论，当然就有发言的时间和机会，如果我们再正式提出交涉，好象苏方不让我们发言似的，易引起误会。经我坚持不同意交涉，也就未去找克洛伯夫。次日开会，我才知道，原来顾准想叫唐际友发言，唐际友在会上发言了，可是这个发言很不好，本来是学术讨论会，发表个人意见，但唐却口口声声说中方意见如何如何，唐发言的中心是不同意苏联同志提出的对黑龙江的开发应从上而下(即先由上游开始)的全面综合利用的意见，而孤立的强调要搞中游，甚至不顾造成苏方大片土地的淹没损失。在唐的发言中还有：“双方研究共同河流利用，苏方不能不考虑我们中国的利益”的词句，好象苏联同志来照顾中国利益似的，事实上苏联同志的发言，都是以中苏双方共同利益出发的。这篇发言是经过顾准看过并同意的，听说赵锋同志曾问过顾准，唐的发言是否合适，顾说：“我负责任”。
2．一天，顾准对我说：“我们应和苏方对等的交换资料，不能轻易给他们资料”，我当时觉得很奇怪，我说：还提什么对等呢，人家苏联同志把几十篇报告材料都给我们了，我们还未给苏方什么材料呢，说这话有什么意思呢？顾支唔半天不知说些什么？我觉得这里包括一个思想问题，对苏联同志不是以诚相待，怀有不信的态度。
3．有一次在谈话中顾准说：“和苏联不能友谊太多了”，我听到这话非常吃惊，我问他：你怎么能这样讲呢？他不作声了，但从表情上看，似乎不以为然。
4．在伏洛希洛夫州，参观农庄回来，与州委书记同车，谈起负责同志复加体力劳动问题，州委书记非常赞扬中国共产党这个英明决定，并说他们已经仿作了，曾到农庄帮助劳动，影响非常好，说着州委书记很热情的问顾准：“你参加了什么劳动？”顾答“我还根本未考虑这个问题呢!”，我认为这种答复是不好的，即使尚未参加劳动，可说明情况，今后打算怎样干，如只简单的说未考虑，作为一个比较负责的同志来说，对党的号召，中央的指示竟抱这样的态度，给苏联同志一个什么印象呢？
5．在路上曾经质问过马尔果林经济副博士，认为他调查的额尔古纳河和黑龙江上游的水灾淹没损失不准确，问他的根据是什么？弄得马尔果林非要到哈找张开平同志不可(就是黑河金矿局长，前年曾随马尔果林一起调查淹没损失)，我觉得这种指问的方式欠妥，即使调查不够准确，可采取共同研究的办法加以修正，不须直接指问。
从上述这几件事，顾准给我的印象是缺乏国际主义精神，不顾政治影响的人，对苏联的态度不够友好，存有抵触情绪。这点别的同志也有同感。
根据党委书记万里同志的指示，在部党委组织了部司、局长学习四中全会的基础上，我司组织科长以上的党员干部、按照四中全会的精神帮助顾准同志检查一年来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我们根据这一指示大小会议共计开了十二次。我们对于顾准同志的缺点，一年来自始至终是热情的帮助，为了帮助他认识与改正缺点，我们也揭发了许多事实，在会议进行中虽然经过了一些曲折，由于大家的耐心帮助，当时顾准同志同意了大家的批评意见，并作了初步的检讨。
一年来顾准同志的工作情况基本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到部起至1953年8月中央财经会议止，这一段顾准同志在工作上是不积极的，思想上背着包袱；第二阶段是自1953年中央财经会议以后，(基本上是十月本部财务会议以后)到目前为止，在这一段时间内顾准同志在工作上是较积极的，主动的，同时也表现不安心，想离开这个岗位的工作，曾也作过调离工作的活动(如调城建局的设计院)顾准同志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业务水平，并有工作经验，对我部财务工作的改造与提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但在这一段的工作中也暴露出顾准同志在思想上业务领导方针上，存在着带有原则性的问题和缺点，这些问题由于在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以及党内对这些问题不断的进行着斗争，所以还没有，也不可能发展成为严重的错误，但这些问题也足够引起顾准同志在今后工作中的注意。
(一)骄傲自满：
1．只看到工作中的成绩看不到缺点，不愿意听对工作缺点的批评，总觉得自己部门的工作不错了，认为自己是大才小用。
2．看不起别人，总认为别人不如自己，别人不懂，如对左邻右舍的关系上，对徐长勋同志的背后漫骂，对焦善民同志看不起等。
4．作风暴燥，对下级干部不是耐心地说服教育的方法，而是采取一种粗暴的方式，如对司内某一个办事员的事情，教育不耐心而大声将其背出去，对华北建工局财务处毛处长的争吵…等，虽未形成大的工作关系和群众的普遍不满，但对一个党员，特部是党的领导干部来要求，采取这种暴燥的工作作风是不好的。
(二)个人与党的关系在思想上不够明确，个人与党的位置摆的不正，顾准同志对三反运动中的处分是不满的，认为自己受了冤枉，自己既无贪污错误，(认为是同薄一波同志工作中有意见，拿他来开刀的。)
在党员中常常表示他对三反处分的不满“有不公平之感，有恩怨之感”，在反官僚主义时让他发言，他说自己是被蛇咬过的人怕蝇子，也不断的说花钱要节省些，怕将来的身分不相称的。
(三)忽视政治工作：日常工作中忽视政治工作在工作中的领导作用，他的结论是：只要作好业务工作，政治工作也就随着搞好了，抹杀了政治工作对业务工作的保证与领导作用，因此也就产生了自己只有学好技术可以吃饭的单纯技术观点，同时也表现在日常工作中单纯的强调政治工作如何，如何，认为政治工作是别人的事情，与自己无关。
组织性很差，经常不参加组织生活，就不能听到群众的反映，也不能受到全体党员监督与作好工作的作用。如1953年10月财务会议上万副部长的总结，万副部长不让印发，而采取简报形式普遍的印发。就这次会议来讲原来会后自己表示将检讨的东西加以整理写出书面报告，向党委报送，同时会议上也作了这一决定，但事后仅是对行政工作的总结写了一下，后来中央组织部要材料，经过两次的督促，才写了四中全会的认识，主要内容只是把华东工作的一段写了一下，对在财务司工作的情况则未提起。(原件已送党委)对自己看得起的干部不是从政治教育帮助的角度出发；如对张怀萱同志取消处分的问题，张当时思想不通，党支部决定顾准同志帮助张怀萱同志，而顾准同志对着张责备朱端绶同志(朱当时是支书)你对他写的材料不应向党委送，本来写个简单的材料就解决问题，这样把问题弄复杂了。这种说法的结果，是助长了张对党的处分更加不满，在这次学习中顾承认与自己心情相同，有同情之感。
(四)干部政策：重才不重德，过分的重才，工作中依靠谁的思想不够明确，如在支援长春时，财务检查科的五个党团干部，原决定保留在司的编度以内，司长之间并未作商量即将这些人的关系转走了，理由是这些人不熟悉业务，需要到下边去锻炼，从现在我司的力量与质量上来看，党的力量是十分薄弱的。
对一些较老的业务能力不强的干部(如白炳祺同志)不是耐心的帮助提高他的工作能力，而是摆起不管，叫他学算术一千题难解，有业务上的问题也不通过他们，而是直接找业务熟练的旧人员布置工作，无形中打击了老干部，使他对学习新东西失掉自信心，在群众中失去了领导威信。
(五)工作方针的几个问题：
1．对于资金管理问题，在这一段的工作中顾准同志是主张先松后紧，对上紧对下松的资金管理方法，偏面的强调下面的困难，不断说是什么天理国法人情这样就助长了下边资金管理的松懈，不能充分挖掘企业的财务潜在力量。
2．制度建设上有取消的观点，(如流动资金管理法，清产估价办法，责任制度等。)有向下推的办法，不是采取由无到有，由粗到精，由不切合实际而逐步改进提高的建设方法，而是由消极等待正规再行拟定制度的作法，这些问题在财务司的领导上是有争执的，意见是不一致的，长期未能解决。
3．工作中的方向不明，缺乏计划性即便有时写个计划也是只有骨头没有肉，使计划不能很好地普遍贯彻，他的说法是带泥的萝卜吃一段洗一段。
以上的问题和错误思想是阻碍顾准同志进步的绊脚石，对这些问题和错误思想如不很好地认识与转变和克服的话，不仅是在工作上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取得更大的成绩，发展下去会严重地损害党的工作，会犯严重的错误。
为了进一步帮助与教育同志，仅将我们所了解的问题摘要报告以供领导上参考。
财务司党支部支委扩大会
一、顾准把自己所领导的部门，看成为他的“独立的天下”，把自己看成市府中“二个天下”中“一个天下”的“王”，并在实际工作中对抗市委市府，对抗中央领导。(注：“三个天下”一、民政局曹曼之；二、公安局杨凡；三、税务局顾准。)
解放后，顾准一方面是华东财政部副部长，一方面又是市财政局长、税务局长，在执行华东税务局的指示中往往强调特殊，拒不执行华东与中央的指示，如他对王南秋同志(华东财政部税务处长)公开说，我虽是上海税务局长，但我是财政部副部长，我能领导你，你还想领导我吗？最特出是中央在一九五○年要求各地改变征税方法，即将以自报查账为主的方式改为：民主评议为主的方式征税时，二月中央财经会议，曾、陈事先告他不能用自报查帐，而顾准不顾中央及市委市府的决定，拒不执行。
顾准在掌管财政局长时，创造所谓“喂饱政策”，抬高自己，企图通过财政的管理，来达到他控制整个市府的目的。在执行一九五一年财政支出时，顾独断地将市财政开支中地方工业基金超支八百多亿元，美其名曰办处地方工业，实则破坏财政制度，违反财政纪律。
他在三反五反时认为只要依靠财政局的检查，就可把三反运动反起来，只要通过税务局的查账，就可把五反反起来，而实际上都是顾准企图通过三反五反来突出个人领导，来打击市委市府的领导，并企图夺取三反五反的领导权，另一方面又在造谣挑拨，企图煽动党内斗争，以反对市委的领导，他公开说：“中央发动三反五反是执行了他提早机会主义，认为“三反五反是他(顾准)翻身的机会”，这种两面手法，就必然影响了我们上海市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
顾准为了达到他个人的野心，也经常在同志间散布流言蜚语，诬蔑领导同志，如他在市府中就散布市府高级干部间不和的空气，他无耻地“承认市府中三个半天下有其一分”，他在实际参加市财委工作后，就在干部中造谣说“许涤新没有根据地工作经验，财委工作应该由他来负责”。并对许涤新同志当面提出说：“我顾准向来不愿意做老二!”他对市委的看法也是如此，他对一个同志说：“市委是什么、市委就是总工会加统战部”以此来诬蔑市委的政治生活。
顾准到处想独立为王，爬在别人头上发号施令，看见别人在他上面不是对抗就是打击，要不就独立门户。他在解放初期想当了华东财政副部长，上面有宋裕和同志及陈国栋同志。他看看不对劲，就只好到上海当税务局长，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愿意到华东，而愿意到上海来，他说：“你看，一个人是当‘盆景’好呢？还是当‘乔木’好？”顾准就是这样思想指导下企图到处树立自己的天下。
二、顾准在党内也用尽一切方法来拉拢一批，排挤一批，以对干部私自许愿封官，扩大自己影响，骗取别人信任，企图在党内造成派别来破坏党内团结。解放初期，直接税局与财政局有很多处长科长不是人事处任命，而由顾准自己任命。顾准拉拢干部的办法一方面是夸耀自己的本领高，一方面私自许愿，许以提拔，许以处长厂长职位，以借此拉拢，他经常无原则地对干部说：“你那个工作有什么前途，还不如到我这里，一年半载保险给你当一个处长或者厂长。”他负责工业局长时，对女同志说：“我要在我手下培养出一批新中国的女厂长，你乐意不乐意来？”他在市财委时期为了达到他控制工商局，以打击许(涤新)蔡(北华，现在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杨(延修，市工商局长)同志，就派邢××同志去工商局为企管处长，事后并对顾树祯说：“我已在工商局内按了一尊大炮……”称赞邢××为“小顾准”将来可以继承他的衣钵。
顾准实际上掌握市财委领导权后，就自以为在市府有了大半爿天下，他的言语行动就更其荒唐，甚至把自己比之为“君”而将干部看成为他的“臣子”，有一次他向一个干部说：“你在我这里干得如何？”那个干部说：“还好”他说“是啊，现在不但要，君择臣，而且臣也要择君，哈哈……”。
顾准还无耻的认为“个人在党内如果要想吃得开，就要在党内拜老头子。”并且在党内还提倡什么“士为知己者死”的论调，顾准为了拉拢干部甚至无原则地使用一批政治面目不清的干部，如解放初期对伍丹戈的使用，私自封为顾问及计划处长他甚至要想将一个国民党员吕若谦委任当直接税局副局长，以达到他个人的野心意图。
记得他在第一次用非常征税的口号来提出提早实行社会主义的口号是在一九五○年税务局的党组会上，那次会上除了朱(如言，现任市税局长)、王(纪华，原计委秘书长，民建)，顾等同志外，竟有税务局内几个留用的国民党高级干部参加。
三、顾准口口声声说上海只有他要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来向资产阶级开火，并且说提早实行社会主义这句口号有不当之处，但他想建设社会主义的动机是好的，但只要举出几件事实将顾准剥开皮来一看，顾准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观点。
首先他在税收问题上挑拨了国内工农业之间城市与农村的关系，他说今天要建设工业、建设城市，执行中央以城市领导农村的方针在税收上就是要加紧对农村的搜括，他将我党税收政策称之为括地皮政策，“今天就是括了农村的地皮，来建设城市的时期”请听一听这不是资产阶级的论调是什么？
其次拿他的税收方法上“自报实缴轻税重罚”以致拒绝用民主评议方式来说，这不是对资产阶级有利，而对谁有利呢？一方面我们没有很多干部如何去查？岂不便宜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当时根本拒绝民主评议，那么对户数众多的工商业户，就放弃征税，因此“实缴”成了虚缴，重罚成了顾准的掩护词，而且更荒谬的是顾准未经中央批准还将约了一批与资产阶级有血肉关系的会计师，如上海有名的徐永祚诸尚一之流作为特约查账顾问，要这些人去替我们查账，这又是于谁的利益有利呢？顾对潘序伦(资产阶级军师)卑躬曲膝，毫无共产党员立场，并口称恩师，在未经市委批准时擅自引用潘的学生(即顾之同窗)。
(二)饶又是如何支持他的活动呢？
土克山同志已经说过顾在工作上是直接听命于饶的。顾准的活动过去还认为是一个简单的品质问题，而在今天看来他是有很大的个人野心的成分，而当此次代表会议中经过了进一步的对证与揭发，这些个人野心活动，不但与饶漱石这个阴谋家是“不谋而合”而且实际上顾的活动是受饶的利用、支持，与纵容，而饶对顾的支持纵容正如其阴谋活动的特点一样，不到重点关节不伸手，饶对顾的支持与纵容也是不到重要关节不伸手的。第一，当一九五○年二月间，为了不执行中央改变税收方法，拒绝市委市府领导时，当时市委市府曾经严正地向华东，提出撤销顾准职位的处分，这对顾说来是一个重要关节，这个问题曾山同志同意了，中央税总也同意了，但就是饶不同意，饶仅在三月八日在华东局要顾作了一些检讨，但检讨后饶立即表扬顾能作检讨，还表扬顾过去时常向他宣传税收问题同时批评陈国栋同志不向饶宣传，而顾准就是在这样的纵容下更猖狂起来。第二是当三反五反开始时期，饶对于顾那种违反党纪，违反政策原则的活动特别是顾要将斗争火力集中市委领导这一点，饶并非不知道，而且市委也将下面同志的反应，送呈饶漱石，而却都在这个时机饶用默认，片面布署顾的五反计划来支持顾的野心活动，这不是有意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一方面以此作为揭发饶漱石阴谋的补充，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求市委在将来有机会时，对顾准的错误要作进一步的清算。
一、关于工作政策思想上的一些问题：
1．上海解放后，中央指示：“在无新的税率规章之前，可收的税仍要收一点”，(大意)但顾从1949年5月—1950年1月主管上海税务局工作时并没作到可能收税；这半年多的时间估计可少收七百多亿元(旧币，下同)。据了解，当时苏北一个专区，一年要收二百亿元的税，都要连油条、烧饼也得上税才能完成任务。后发现此问题经中央，市委指出和各方面的指责批评；他即以罚款代替征税(有捞回这批损失的意思)以二百多留用人员(在会计业务方面强的)组成稽征大队，给他们交代的政策办法是“磨尖了头钻，鸡蛋里头找骨头……”但到了下边(大队长、组长)就成了“有5％的理由也要罚”(在解放之初，)其影响可以想象。
2．中央规定了“民主评议”征税办法后，经过了斗争后，他才免强改变了那套老的“查账”办法。(据说当时很多华东局的委员主张对他这件抗拒中央政策……行为，要撤职查办，结果他只作了个检讨，当时饶即认为检查的很好而作罢)在1951年10月，上海有一次“民主评议”即未很好的贯彻，草率的提前一周结束，这次估计可少收七、八亿元。
3．他公开标榜：“挤跨、征(税)跨资产阶级、提前消灭资产阶级，加速社会主义。”但实际上是一种右的实质，如在当时公私合营或买一些工厂时，多是对私股或整个的财产估计的价高，如永星化学厂合营时，即对私股多估了很多(？)。对资产阶级刘鸣声五体投地、到处宣扬，好象他没有什么两面性似的。对立信会计学校的潘序伦，因他本人与立信会计学校的关系，和潘与他合编过“银行会计”等书。他便对这位资产阶级的“铁算盘”倍加“吹”“捧”，口称“吾师”，写信“恩师”……常乘车登门拜访。潘与其立信会计学校常以顾之身分，立信门徒一加以宣染。潘有一次到北京去，他电中财部加以照顾。他屡向市委、市府建议，予潘以人民代表……职位，市委认为要了解一下再说，他认为始终对潘未重用而有不满情绪。不但如此凡立信会计学校或“会计”二字者，他挖空心思的照顾，在1951年10月以前，查账征税时，他规定了工商资本家的账都要按“会计师”的审核签字而生效，(征税、法律行为……)因而，“会计师”声誉大燥，大发横财，要求会计师审核者要站队排号，每次造假账要以重金酬。在税收工作曾作过一次“重估财产”，对资本家财产估的过高，(多征税)但到全面公私合营时很多资本家提出来要按重估财产时的估价。——虽最后未按那次重估作价，但十分被动。
二、关于干部政策的一些问题：
重才轻德，蔑视老同志这是一贯的。如在上海时就说解放区来的干部是“老油条”，“半个马列主义”……经常辱骂干部，，打一批，拉一批，喜欢对他捧、拍的人，并称为万岁干部。
1．上海解放后，接受了国民党的地方税局、货物税局、直接税局，要合并为一个税局(下辖30个分局)，当时他强调上海特殊，主张从业务工作到政治工作均由市局领导经过斗争才按中央的规定，各分局由各区委领导。在分局长的分配上，他既不经党组讨论，又不请示市委、市府，就自己开会宣布了二十几个分局的正副局长(完全是他负责接受的直接税局人)，后来，经过研究并未批准他私自加封的“黑头官”他就说“排挤”直接税局(他负责接管的直接税局仅有七、八个党员而货物税局就有二百多党员干部)。不过，他还是在编制之外另加上一个“秘书”的位置，召集他曾经宣布为分局长人说：“虽然未批准你们为分局长，但老干部不懂业务，主要是全靠你们这些秘书办事……”，事实证明这17位人称“二局长”，“秘书专政”的秘书，现在只有三个是在职的，其中还有一个是右派；其他什么军统、中统、复兴社等反动分子0税务局还有五大“顾问”他们是伪财政部的帮办，十几年的机要秘书，存有二万美金的伪芜湖税局局长、国民党的财政专家、所谓“中国所得税的发起人”……其中有伍丹戈者，是伪上海财政局的机要秘书，国民党72军的政治部主任。他便很信任地将“上海税收计划的编制”……重大、机秘的工作，交给这些“热心顾问”，后来北京来电查询，他又介绍到华东财经学院当教授。他还向党组织推荐吕若谦(国民党的财政部司长、解放前被疏散，有特务嫌疑)为上海市税务局副局长。有一次就收容了王鸣一等八个会计师为稽征处的专员。
2．镇反时公安局将税务局的处长张兴国抓起来，——解放前刚来上海市的少将，不登记不自首，在税务局留用也不说，派出所叫也不去……他马上打电话要出来。派汽车去接，当即请客、陪礼、道歉，(当时，邀请其他同志作陪被拒绝)。
3．直接税局办公室主任裴纪平(旧人员申请入党，他即同意批准，后经党委，支部的讨论才予以否定)。临阵逃脱的脱党分子胡实声(解放前组织上让他坚持在海关工作，他逃跑)解放后作了他的秘书，他写信给职业青年支部：“胡是我的秘书，不解决他的党籍，工作上实在不方便……”，后来虽然入了党，但几次转正都通不过。
4．税务局的办公室主任邢一新同志是他的得意干部。可决定许多问题，人称为“税务局总理”；反之当面就将王良副局长所作的编制草案不看就乱划、乱抹。王良同志为编制问题常到华东税务局去交换意见，他说：“你属谁领导？王南秋领导你，还是我领导你……”，干部处张醒五为一批干部未及时分配，叫去就粗野的大骂，其恶劣的作风处长以上的干部常常为他逼哭(虽然哭是不对的)调动工作乱拉干部，把干部看成他私人的打手——他常说税务局的干部是他的好打手。到市财委后，办公室向枫同志(女)不安心机关工作，他便说：“你到地方工业来吧，将来放你下去当厂长，不久就把你培养成新中国的模范女厂长。经常封官许愿乱拉干部。
三、对抗领导狂妄的个人野心：
1．“五反”开始时，中央转发华北局有关“五反”的一个电报，他说：“中央现在也执行了我的政策”。
2．1950年，他曾以“上海资本家很肥、利润很多，建议征超额所得税”等内容，上书陈云同志，以后“五反”开始，他也说中央是接受他的建议而搞“五反”的。
3．华东财委除了曾山同志，他谁也看不起，但又说：“曾山同志既无理论，又无实际经验。”
4．他说：“饶与刘晓同志有矛盾，刘晓同志与潘汉年又如何，陈毅同志也是主不了事……”。
5．他常说：“市委在执行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他与市委是有路线上的分歧。
6．他将许涤新同志说成是重庆新华日报系统的、香港来的一派；刘少文同志(原华东纺织管理局长)是情报系统的，总理的人……总是把党内分成几派、几种人。有一次他公开的讲：“党内是有宗派的”。
7．有一次为干部问题与刘长胜同志顶起来，他说：“要我当税务局长，就得给我三千专管干部(分区管税)不然我就不干了……”。后来，常宣扬刘长胜同志让他“将了一军”，长胜同志也答应要考虑考虑了。
8．税务总局局长李予昂同志和苏联专家拉乌洛夫到上海检查工作，提出的批评意见，他一概拒绝接受，有时，还不见他们的面。以后中央人民监察委员会、中财部、税总组成了检查团，全面的检查了上海的税收工作，他不但仍然不服气，不按组织提意见(市委已指出)更恶劣的就是将“1950年上海税务工作总结”自称为“黄皮书”，(特用黄色纸为封面)对抗中央检查团的检查，他还公开说：“美国有白皮书”咱们来个“黄皮书”。(内容是以上海的税收工作总结反对中央检查团的检查)发给各机关，并组织税局干部学习。他还说：“按税总的意见就扼死了资产阶级，按潘汉年的意见就征不到税”。——就是只有按他的办法才是正确的。
他说：“税总是既不懂资本主义，又不懂社会主义，完全是小农经济”。1956年年底，上海市税干校副校长刘松涛同志因公来北京到他家去时，他还说：“你告李局长吧(税总李予昂同志)现在更证明我的看法是对的，就是我说的……”。
9．中央过去曾三电调顾，他说：“我就是不去……谁和戎子和在一块工作，戎子和如何不行……”。
10．上海税务局的刊物“税务公报”发至全国各地，并说：“全国的税务工作不是税总来领导，实际上是上海来领导”(当时对华东税务局当然更不在话下)。
11．上海只有二个财经干部，一个是许涤新，一个就是我，现在许涤新同志已调到北京去了，意思就是只有他了。但他对许涤新同志当面就说：“你在理论上是老大哥，……可惜你没在解区工作过……”，背后则说：“许涤新一身书生气、书呆子……长期在香港，国内的事知道的很少……”。其他同志批评这件事情时，他不认为是认识问题，他还说：“我说许涤新同志不好，就是改不过来”。
12．“三反”“五反”时，他说：“靠我的财政局(兼局长)就可以把内部的“三反”搞起来，靠我的税务局查账就可把“五反”搞起来”。
13．1950年整风时，他说：“反命令主义上海市没出什么大毛病，还不是靠我这三寸不烂之舌，作了一百多次报告么……”？
14．最后发展到与同级干部经常说：“三年市长、五年总理”，(即三年要当上海市市长、五年要当总理)以后，许多下级干部也常听到。
四、在“三反”撤职后，有人看到他曾到教堂去祈祷。详情不明。
注：以上主要是根据上海税务局了解顾的8位同志的座谈会和王良同志(市轻工业局长)的谈话整理的。
在苏南进行游击战争时，江南抗日军(江抗)司令员是谭震林同志，吴仲超同志是政治部主任。此时顾准由上海介绍来工作，当时在京沪路东地区建立政权组织，是专区一级的行政委员会，顾复生同志(现在江苏省人民委员会任建设厅(？)的厅长)为副主任，顾准为秘书长。党内当时是特委领导，吴仲超同志任特委书记，顾准为特委，并曾一度参加特委的常委会。
顾准当时的主要表现：
一、教条主义、修正主义，特别是修正主义思想是一贯的。当时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中央还没有指示，有一次党内讨论今后世界工人运动的问题，谈到今后苏埃维的口号可能发展为人民民主的口号，以争取民主和平的口号团结更广大的群众，谭政委也同意这一意见，但顾准坚决反对，认为这是违反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尽管会上作了肯定的结论，但会后顾仍然到处坚持他的论点。
二、在工作中顾在执行政策时，总是标新立异，另搞一套，党的政策到顾的手里就要改变。在当时工作中就有错误，尤其是统一战线工作搞得很坏，许多党外人士因此离开路东。
由于上述情况，当时特委感到顾在常委会上夸夬其谈，弄得常委会不能很好进行工作，经请示谭震林同志不要顾参加常委了(但仍任特委)。
以后敌人清乡，特委认为顾准不能坚持，统战工作又搞得很坏。经谭震林同志同意送顾去延安，参加中央整风。此时对顾就没有好评。谭震林曾说过顾准这个人海阔天空无边无际。但当时由于客观条件没有对他分析批判，也许谭震林同志在送顾去延安时已向中央反映过意见。
对顾总的看法，一贯是党内的修正主义者，开始的时候也许只是观点方法的问题(教条主义、修正主义)，并由于骄傲自大，目空一切，到一处总是另来一套，毫无党的原则立场，实际上只是作为一个同路人进党来的，这样当然要受到党的教育和斗争，于是自以为党埋没了他没有重用，对党的距离一天天大，已经到了对党反感的地步。应作为右派分子展开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