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肃反、法制问题”的言论

厦门大学师生

庄绍金:

“黄绍竑说肃反只要百分之二到三搞错就要使很多人家破人亡。这是事实,人家就拼命批评他半死,难道被错杀的人不是家破人亡吗?全国只要百分之几,那就有几万人以上要家破人亡了。”

郑朝宗:

“三反时提倡‘大胆怀疑,是和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一模一样,三反五反是伤害人。”

化学系张良玉:“我很不忍心看到人与人之间互相残杀,这是野蛮的,劳动改造是不人道的,因此人可以有不同的观点,应当尊重他们(指反革命分子),不应该强迫人家接受自己的意志,最好把他们流放或驱逐出境。”

戴锡樟:

“三反、肃反出现了许多错误。比方傅家麟,要是向民盟了解一下就不会这样了,可是反胡风一来,脸孔一翻,什么都不认得。我和你未力工接触不多,心理也懂得一点,傅家麟一出门脸孔就红红的,象害羞的样子,这些谁不知道?知识分子是讲良心、讲气节的,反革命在大学中找对象很少。我情况不了解,但推想起来,在大学中肃反完全失败,这就是以政治眼光来看待知识分子。”

“从阶级观点看,知识分子自私自利;从文化观点来看,概括马列主义并发展它的是知识分子;领导党的是知识分子,虽然他们的阶级立场已经改变,知识分子容易接受真理,害人的事决不会做。以我的观点看,对学生肃反就不能那样搞他们,过去伪厦门市长黄天爵来校抓陈景汗、陈伯琹我就出来保他,因为陈伯琹过去是我的学生。我当时是超政治的,现在认为某些地方不能超政治,如教育要为政治服务,但有些地方不能以政治来套。对学生要以教育之义来教育他们,就是反动的年轻人,先生也可以教育他;不要对年轻人打击,葬送他的前途。在大学中以政治处分来打击年轻人,跟在幼儿园打小孩儿一样是错误的。应该认识知识分子是有良心的、爱国的,大学中100%,我就不说100%,也有90%是拥护共产党的,绝对拥护社会主义的。在这样情况下党还不相信他,以政治观点来对待他,多么伤心!是不是以政治观点来处理而出了偏差?”

林振声:

“对三反肃反发生的错误,让肃反错误是不行的,应当法律制裁,如果没有法制,今天你发表意见明天就会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英国是无宪法,但有一个公议的法律,大家都要遵守,即使满清时代也有法律。”

“判死刑很野蛮,外国都没有”。“肃反有偏差。如果有法律,共产党员就不会违法乱纪。”

“三反后知识分子害怕。有人说看到党员就害怕,为什么呢?在学校党委的权力太大了。党员总结起来‘成绩是肯定的,偏差是个别的’,但是个别偏差对国家、个人损失就很大。比如:三反时,有一农学院教授自杀,比判死刑更可怕,是用刀片自杀喉管,这样党群脱离越来越大。我认为人们对党员害怕,不能归咎于个别党员不好,是党的制度,尤其是人事制度不好。人事处可以掌握全权,今后应改变这种人事制度,因为它使人不能讲话,不敢讲话。别把一个人过去不好的事,弄出来翻旧账。记载过去的资料,是为了人改造、进步!应该烧掉这些资料,或还给人家。党不光是要大家鸣大家放,还要解决实际问题。”

余兆平:

“我有个朋友,(大地主)一家七口被一‘土共’挟私仇所杀害,党一直包庇这个党员。”

“有一次,我遇到一个渔妇划着一只小船在哀哭,走近一问,原来是她丈夫被肃错了,结果只是政府赔她二百多元。”

“中国没有法律太黑暗了,共产党错杀人,在肃反中有许多是斗错了。”

“共产党员是土法官,随便审判人”

陈加福:

“中国对敌人采取斗争的做法是不人道的,有法律后就不会有群众的斗争,可以依法判徒刑或死刑”。

“中国实行二审终审制不民主,要资产阶级多审制才民主。”

“美国法制和中国法制各有各的好处和缺点,美国杀好人,而中国也有误杀好人的。”

李友仁:

“某中学教员因有政治嫌疑,公安人员到他家里去搜查时,勒令其妻脱光衣服,这教员回家后知此事,即向国家机关交涉,但无用处。”

“过去一切搞错了,党要向错搞了的人道歉。‘道歉不道歉都是一样’,人家要你怎样就怎样。”

“对吴海陵不必公开逮捕,可以秘密抓,以后才好收场。”

余兆平:

“吴海陵不是反革命,是个傻子不懂事,是搞恋爱搞糊涂了;又不会讲话,象这种人就是反革命,给他做他也不会做”。

李栋松:

“毛主席说到镇反的数字,其实何止这么多;香港报纸所报的镇反数字是有些‘根据’的。”

外文系李罗芳:

“斗争胡风的运动离今足足两年有余矣,这是一个早应公开处理的大问题,既然共产党一口咬定其为反革命,亦就应该依据‘反革命条例’来惩治,为何事隔两年后的今天,还不见其下落呢?”

“暂且不管胡风及其一批下辈的生死如何?我们愿对当时的斗争提出一点看法,事后放之谓‘马后炮’,或许不会有大罪。”

“斗争胡风颇似今天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当然‘人民日报’(当然它是代表共产党)的鼓动性的提出,实在是并无根据,故弄玄虚,无事生非,唯恐天下不乱的作法,极大部分中国人并未觉得胡风是反革命。‘人民日报’摘录胡风分子的信件时,又是断章取义,不敢录其整封,他们只是录其一小段或仅几个字来硬诬胡风是反革命,这是天大的笑话,这是愚蠢的做法,将被一世纪一世纪地笑下去。要是那些开口‘马克思主义’、闭口‘列宁、斯大林’的人能仔细翻阅一些他们导师的文章,再取其中一小段,甚至仅几个字加以分析的话,又何尝不反动呢?!从寥寥几个字来判断一件重大的事是最愚蠢最不谨慎的做法,正象我切一段蛇肉给你,你决不能分辨它究竟是毒蛇还是无毒的蛇,然而‘人民日报’却有此‘聪明’的一着。”

“我们虽然‘轰轰烈烈’地‘批判’过胡风的‘问题’,然始终不明白胡风的反革命到底表现在哪里?我们认为胡风所提倡的东西都有其完整的科学根据,并完全适合中国的情况。目前我们文化事业上的一些措施是胡风早在其‘洋洋卅万言上书’里提倡的,我们充满信心地预料,我国的文化事业将大踏步地迈上胡风所倡导的道路。”

“我们要求共产党把‘胡风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不要再迷惑我们了。”

吾明:

“两年多的冤枉,长期的苦闷,三言两语不关痛痒的检讨,就这样抵销了?这倒是便宜生意!”

“镇反、三反时已把历史详细交代得清清楚楚,直到肃反都是奉公守法的人,为什么肃反时又叫他反革命分子?却没有答复……”。

“何必拉得这样远,我们拿学校的事来讲就好了,1954年底不是清洗了一些人出去?清洗是政策。倒霉的人终归有的。”

物理系黄席棠:

“胡适说过‘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共产党肃反时只学习前一半,把后一半去掉。”“厦大肃反有打人、逼供、就是‘党天下’!”

“肃反简直是比中美合作所还要残酷!这些肃反干部都应受刑事处分,否则就是党天下。”

“高等学校在肃反时动用私刑、私设公堂,这对最高学府是个侮辱!”“‘打手们’也入了党。”

(黄在市政协会上要求立即成立‘平反委员会’机构进行平反工作。翌日,厦门日报刊载黄的发言中被删节,黄不满)“这些都是我发言的最精采部分,为什么不登出来?”(物教油印)

陈今:

认为党搞各种运动的政策是“标本政策”:他的父亲在土改中被镇压是“标本”,肃反对象是“标本”,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他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也是“标本”。

“学校肃反运动不过是‘例行公事’,因为学校不会有现行反革命分子;就是有历史上的反革命分子也老早交代了;知识分子不会做反动派的小喽啰,不是大领导也是小领导,自己不交代别人也会检举。反胡风运动是‘小题大作’,何必大张旗鼓?”

经济系周祖常:

“人事制度是专门搜集材料和整人的机构,也是侦察机构。”“用人不要问政治条件,只要不是反革命,都要按业务就行。”“党的人事制度是裙带关系。”

历史系周铁耕:

“厦大肃反肃错了,……其他的地方错误更大,审干只是浪费国家钱财。大胆怀疑,但没有小心求证”。

“孟子说:‘测稳之心,人皆有之’,为什么也有人不是这样?”

“镇反时,该死的都是不大的,如保、甲长之流,在反动时期官做得愈大生命愈有保障。”

“生死问题,命运起很大作用,如果在镇反时该枪毙而逃亡了。现在坦白一下就可以了,至少不会死。”

化学系魏启宗:

“我们又不调查清楚,钱花很多。在反胡风时把傅家麟搞错了才道歉一下,这样就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他们精神上的创伤是难以补偿的;如果我被斗,我是不甘愿的。”

数学系丁坚明:

“土改斗争地主很残酷、可怕,逼得人不拥护也得拥护,否则就要被斗。”

历史系吴建华:

“党在肃反时横蛮无理。肃反干部官僚主义。隔离的精神痛苦比监狱更苦。肃反斗得很厉害,很残酷:打、跪、骂,拳头比到面上来。”

历史系陈遂良:

“胡风三十万言书是向党提意见,对就用,不对就算了,何必搞出一个反革命来呢?”

“学校布置反胡风,警卫森严,持枪放哨,要惊死多少人;好象不从学校抓几个胡风分子是不行的。一是要拉几个来报功,才显得我们这里也很严重呀!我们也‘警惕’起来了!”

“我很怕吃不消,肃反太残酷了,学校不是司法机关,为何监视得这么严格?”

“你们(指党团员)对他这样残酷,每天只限一碗饭给人家吃,连大小便都跟得紧紧。”

“肃反没有材料,疑神疑鬼,用逼、供、刑硬叫人认,屈打成招冤枉好人,太无人道了!”

“反革命做小喽啰最不值得,受‘大头’指挥,‘好座’没得到,坐班房和死的机会却多,‘大头’愈大愈不会死,还做大官高高在上”

生物系杨业金:

“学校党委在反胡风时反错了五个人,只用道歉了事,人家一辈子也受不了,肃反时杀错了很多人,杀错了就‘说对不起’。三反、五反斗错了人,人家把家产拿去卖掉赔;后来发现斗错了,只说一声‘道歉’。所杀的反革命分子不少,报纸公开登载的那么多,其实杀得很多很多;外国的报纸所报导可能是事实。”

“胡风是否反革命是值得怀疑的,报上的材料是断章取义。胡风反革命的证据不足,如果是现在就可成一家之鸣。”

生物系刘贤容:“肃反都是搞得过火,对有材料的人都怀疑,这是造成错误的根源。不管有没有都搞得非常紧张,造成人心惶惶,大家互相猜疑,粗枝大叶,公开点名使被肃错了的人威信扫地,肃错了赔一个不是声明一下就算了,委曲了很多好人。”

“反胡风运动搞得过火,搞这么久怎样处理都无刊登,其实很多都是文艺思想问题,未必在政治阴谋上面(指胡风集团骨干分子)有政治野心。”

物理系郑碧生:

“党的肃反政策中的‘坦白从宽’是骗人的,拿一两个做做样子,大部分说坦白不彻底,仍然严办。”

“在肃反问题上党用大胆怀疑的政策。”

“胡风是文艺大师,文艺界的老前辈,你们青年人对他的批判是企图搞倒胡风,好让你们这些小子小喽啰称王。这样将把中国搞成什么样子?你们都是他的学生,你们这些批评家们是吃闲饭的,既然无能怎么能够批评呢?”

“胡风集团中大部分是党外人士,他们的思想多是浪漫主义,所以与党的文艺路线对立,因而造成党的反胡风宗派主义,排斥异己。对有才华的胡风分子要用缓和的方法来处理才人道。”

化学系高荣远:

“人事处是恐怖机构,是学校一切矛盾的根源;资本主义都没有把警察设在学校里。”“人事处是裙带关系——照顾党员干部。人事处是秘密警察。”

“档案没有用,应拿出来烧掉。”

“毕业班的肃反是粗暴,不人道。”

“你们不知道在肃反时,文财科有一个同学被抓到防空洞去,他跪在石头上并把他打的不会走路,后来用两个人把他扶回校。肃错了以后就被释放,这样太便宜(指党可以随便打人)。”

“福州有好多教徒根本没有什么罪行被判反革命,柯怜悯(厦门市反革命分子)根本没有够条件坐牢。我与他接触就看不出他有罪恶,我坚决不相信柯怜悯有这样大的罪恶而被捕的”。“如果不是反革命应该公开进行平反。”

“肃反时用疲劳战术,在同安楼二点钟一批,搞得人家没办法不得不承认。”

数学系郑锡宏:

“你们党内尽是秘密,有什么好秘密呢?一切东西都必须公开,档案材料也要公开;取消人事制度,学生科天天搞学生的鬼;人事处专门审查同学们的历史情况应该取消,或者缩小人员,并且要广泛的人参加。”

来源:中共厦门大学委员会宣传部编印《右派反动言论集》,1957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