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言论

厦门大学师生

郑朝宗:教同学不要读现代文学作品。诋毁解放后的人民文学,对写工农兵的小说深恶痛绝,他说:“除了《三千里江山》以外,没有一部好作品。”(厦大快报6期)

“胡风的理论并没有全错。”“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某些论点已经过时了’,不应再强调工农兵方向了”。他劝蔡厚示不要向苏联的先进文艺理论学习,说:“你老师(指毕达可夫专家)的那套应该抛掉”。诬蔑学习苏联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大”。(厦大快报2期)

他主张取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好几次要蔡厚示在文艺理论课中少讲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要蔡模仿他解放前的讲课的办法,美其名曰“自由发挥”。(厦大快报5期)

李罗芳:“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虽早经提出,然亦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怀疑。”

工农兵的人口虽然占中国的大多数,然不能以人口的多寡作为文艺应为谁服务的标准。中国出产‘文盲’著名于世界,虽经解放几年来的努力,然文盲还是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其中全是工农兵(当然,在他们之中亦有极少数是稍认得几个字的)。那么,很明显,文艺为这群不识一个字的工农兵服务,的确是一个奇怪的问题。

中国的知识界几乎全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再加上一部分从工农劳动阶级中蜕化出来的人,难道要这些人为那一大群无知识的人服务吗?当然这是纯然指文艺上的服务,这将引起最恶劣的效果。

要一字不识的工农兵看懂歌德的诗,要他们听懂海顿的音乐,要他们能欣赏拉斐尔的油画,这岂不是最困难不过的事,纵然在知识分子中亦是很难这样做。

可能吗?这将是永远不可能的事!

刘贤容:“我国文艺也是教条公式化,专门为政治运动服务,解放以来,大作家们不写文章,因为那些年青的不分是非乱批评,批评别人容易,自己写就不然。解放以来文章都是政治气味很浓厚,算什么成绩?”

“文艺教条公式化是因为党不懂文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路线是不对的,值得研究,文艺应专门为欣赏用的,不单纯为政治服务。”

“党对文艺强调配合政治运动,造成文艺教条公式化”。

“影评者是没事干,混稿费的。”(物理系)

张再南:“文艺方针都是教条主义,新的小说、报纸不值得看。今天电影的艺术低,主要原因是政治内容的限制,强调现实主义的精神,忽视了其它方面。”并说:“苏联电影是教条主义的化身”。(历史系)

文艺是思想斗争的武器,它负起改造人们思想的责任,它通过它所特有的形式来完成它的使命,而这种形式是工农兵永远所不能接受的,所不能理解的,结果文艺的最后目的还是为了知识阶层。

十几年前,中国一小提琴手到农村演奏一事,想必大家是听到过的,即使在工厂、在部队亦是如此。我们认为这正说明文艺永远不会被他们所接受,而他们本身亦不需要什么文艺,我们只需替他们创造些轻便的生产工具,使他们增加收入,过着舒服的生活就可以了。

故文艺为工农兵的提法是极片面的,极反动的,它否定了中国其他各阶层的存在,亦否定了他们的历史作用社会作用,使得他们相互之间抱对立态度。

我们的意见是文艺应为大众服务,明确点说,即为我国所有的公民服务,这才是真正的文艺的服务方针。

再看一下解放以来的简单的事实,由于这方针的压制,使得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停滞不前,尤其在文学出版方面表现最为不特出,现在除了尽翻译外国的文学作品外,自己创作的极少极少,象著名的文学家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人,除了重版他们以前的著作外,有任何新作吗?我们很感到遗憾,我们将永远看不到的新作了。

使得文化艺术事业停滞不前的又一原因是写作的所谓‘共产主义世界观’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死死固定。

我们认为:如果共产党有要求改变这种不景气的现象,就必须改变以前的文艺方针,让作家的各种世界观和各种写作倾向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同时并存,惟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文化艺术事业繁荣起来,走向发展的道路。”(厦大快报8期)

其他

陈季生:“赞成政治与科学分开,李森科是靠政治吃饭的。”(生物系)

邹日升:“我们政治上是没有希望的,只有在科学上看是否能爬得高些,现在可以不问政治。”(历史系)

朱扬顺:“党对文化遗产很粗暴,结果摧残了文化遗产。”

刘进颖:“现在社会各种阶级思想都存在,因此一个人60%是工人阶级思想,20-30%是非工人阶级,这样讲最时麾。”(数战斗快报3)

 来源:中共厦门大学委员会宣传部编印《右派反动言论集》,1957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