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机关的同志都知道，马部长有三好，也有三怕。三好是好睡、好棋、好头疼；三怕是怕书、怕会、怕批评。
提起这三好来，他好的真上瘾。拿好睡来说，不管是办公、开会、躺着、坐着，他都能睡个又甜又香。所不同的是无论怎样睡他都要装个不睡的样子。比如在开会的时候，他不是低着头用手撑着脑袋睡，就是把帽子捂在鼻梁上靠着椅子来睡。因为这样个睡法别人不易发现，就是有人发现了叫他时，也容易应付，他可以若无其事，朝别人瞪一眼，装作刚才是考虑问题来着。更新鲜的是他既要睡好觉，还要办了事。每当会议要做甚么决议的时候，他还少不了根据情况发表点意见，履行他县委委员的职责。遗憾的是他的意见只有两条。一条是：“大家的意见都对，就那么办吧！”另一条是：“我同意书记的意见。”这两条意见一条是在大家意见一致的情况下用你；另一条是在有分歧意见的情况下用的。
学习的时候，他总是把门关紧，把书蒙在脸上躺着来睡。因为这种睡法既方便、又灵活，一有人进来，他就可以迅速的拿起书本念念有词的学习起来，有时还装模作样的说一句“这段写的真好，对咱们帮助太大了。”假如你细心一点，还可以发现他手里书本的字行间，差不多都划着红铅笔杠子，每段的顶上还标着○、△、×等符号，看样子这些书他已经很仔细的读过了，而且有不少心得。
虽然他装得象，时间长了总还会露马脚。有一次开县委会正讨论粮食问题，他又睡着了。县委书记赵明同志特意招呼了一声，要他发表点意见，他以为又要做决议了，抬起头来就回了声：“大家的意见都对，就那么办吧！”同志们笑了一阵就给他提出意见，说他不该用这种算挂式的态度来对待党的会议。但他却坚持说不是不关心会议，而是“有病。不睡就头疼。”
为了证实自己有病，马部长下午就到卫生院找丁大夫开来一张诊断书，上边写着“操劳过度，神经衰弱”，处方是“适当休息，多加调养”。从此，他的睡觉就逐渐的公开合法了。
说起他的好棋来，也是“好”得出奇。不管甚么时间，也不分什么场合，只要看到棋他总不会轻易放过。一次，他从县委到城关镇参加会议，见大街上有人下棋他就插了进去。居高临下地观察了交兵的情况后，就高喊大叫地参战了，不一会又干脆坐下亲自动起手来。说也巧，谁知这个对手真不软，连战两盘都没分胜负。正摆第三盘的时候，天不由人的下起雨来。观战的散了，作战的也不干了，马部长为了见个高低，硬拉住对方坚持到胜利才算罢休。这时，他一看表，已经六点半钟，就转身回家吃饭去了。
晚上，他打电话告诉县委书记：“今天下午又犯了头疼，会没去参加，在家里休息了。”
说起好头疼来，还有这么一段小故事：
元月，我刚来这里不久，在一个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小周和王青同志嘀嘀咕咕的走进了我们的办公室。
小周说：“真他妈倒霉，又头疼了。”
“谁让你不长眼来着！”王青打趣他说。
小周又说：“真怪，干啥都头疼，一见棋可就好了。”
开头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是小周下乡回来要找马部长汇报情况，正遇马部长睡觉，小周刚开口，马部长就把手一挥：“真他妈头疼，回头再说。”就把小周给撵出来了。
说了三好，就别说三怕了。因为他的好与怕是互相联系着的。他所以怕会，是因为一开会就头疼，头疼了就得睡；他怕批评也是因为听到意见就头疼，头疼了就得调养消散，这就少不了来一盘棋，开开心。
也正因为这样，他就越好越入迷，越怕越害怕了。
听到这些反映后，我本想直接找马部长谈一谈，因为考虑到他有怕批评的毛病，我还是先找了赵书记。
当我向赵书记汇报了同志们的反映后，赵书记说：“马端同志是有些缺点，不过也不象下边说的那么严重。”他深深地吸了口烟。又说：“马端同志是个老同志，他还是有很多优点的。比如他工作上吃苦，能深入下层，对干部关心，为人也直爽……当然罗，他也还是有缺点的，他的缺点主要是不爱学习，有时处理问题方式简单一些。”他扔掉烟头又拖长了声调说：“不过……不过这与环境也有关系。过去在战争时期无法学习，近几年又搞了农村工作，再加上咱们对他帮助不够，这就……”
话虽没有说完，意思却很明显了。赵书记并不同意同志们对马部长的指责。也许是为了照顾的更周全，最后他还是表示：“为了帮助同志，你还是可以找他谈谈。不过，方式要注意，不要引起他的反感。”
因为是初次交谈，马部长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
他首先告诉我：“咱这个机关从来都是死气沉沉的，一天除了工作，就是任务，好象离了这个大家就没话可说了。”
我还没有开口，他又神往地说了声：“能常在一起扯一扯有多好啊！”接着，他就去沏茶取烟尽他主人之谊了。
在他张罗着的时候，我才发现这屋子布置的很别致：正面墙上贴着“双蝴蝶”的彩色画，这张画的左边是“年年有余”图，右边是“七子团圆”图，两壁上也几乎都给贴满了。甚么“天仙配”呀，“花木兰”呀，“耕织图”呀，“白蛇传”呀，……真是应有尽有了。炕头上整齐的搁着两排小人儿书。桌子上还散乱地放着“天仙配”和“双蝴蝶”等唱本。真的，如果这屋要没有床辅和桌椅，你简直要以为是到了年画铺了。
经过一番客气后，马部长接二连三地问了我的一切情况，比如甚么时候参加革命？担任过甚么职务？住过甚么学校？结婚没有？有孩子没有？……
我把一切都告诉他后，马部长象是感叹，又象是炫耀似地说：“如今时代变啦，没文化吃不开了。”他喘了口气，开始追述自己的过去：“你不知道，过去咱老马也是个连踢带打的红人，在冀东好几个县里差不多的人都知道咱。”
我告诉他说，马部长的过去我已听人说过了。
“你听说过啦？”本来我是想挡住他的话头，谁知倒引起他的兴头来了：“那时候咱老马真能一声喊到底呀。我掩护过中央局的转移，我穿过五道封锁线给×首长送过信，我……”
他要搯指给我算数了，我插嘴告诉他，现在仍然需要那时的精神。
“现在？”他转了口气，“现在不行了。仗不打啦，工作也复杂啦，干甚么都得讲讲思想性，大小事都要个总结，闹个经验。要说到这些上，还是人家老何能行，人家有文化，人又年青，又会……”说着说着，他的声调降低了，叹了口气：“别提这些了，提起来就头疼。”
我正想开口，马部长又递给了我一支烟，我的嘴又给堵住了。
他说：“你不知道，叫咱打个仗，闹个生产，还凑合，要说做文章，讲话，咱可不行。人家有本事的都想转工业，咱就想也不敢想。”说着有些感叹地吁了一口气。
突然，他又把话题转到我的婚姻问题上了：“快三十岁啦，还不结婚，真是少有啊！……不过来咱这地方希望也不大。带粮票的女同志没几个，有的有了对象，没对象的眼光高。为这事，好多干部都闹情绪，我这组织部长可真作难呀！”
我告诉他我已有爱人了。
“那为甚么不赶快调来结婚呢？”不等我回答，他马上又说：“这事你别急，我来给你办。这是我组织部长的责任嘛。哈哈，……”
从这一声响亮的笑声中，我们可以断定，马部长确实是一个精力充沛而又健谈的人。
我很小心地对他说明思交换一下意见的意思后，他高兴地表示：“那太好了。宣传，组织，这是党的耳目，你这部长和我这部长应当是亲密合作呀！”
我说明我来这里不久，不太了解情况。他就打断了我的话：“你不知道，我这人就爱个痛快。有啥问题你痛快说吧。”
我刚说了一句“同志们对你有些意见”。马部长把手一挥说：“我知道，又是那些小家伙们瞎嘀咕。”他也许是怕我再开口，赶紧说：“老荔同志，你不知道，咱们机关这些人就爱挑点小毛病。你说说，咱们这些老干部由于过去过的艰苦生活，哪个人还能没一点病呢？”
我向他说明，同志们不只是对这点有意见，在其它方面也有些不满意。
他仍然是那么和善，笑了笑说：“咱们这里的干部就爱犯个自由主义。”接着他又解释道：“我倒不是怕人家议论我的缺点，我就讨厌背后乱讲。你不知道，我这人就爱个痛快。”
为了使他冷静，我又告诉他赵书记和何副书记对他也有些意见。
看着话头不对，我急忙向他说明：“这与何副书记并没关系，是我自己要来谈的。”
他摇了摇头说：“你不知道，我们这事根源深啦。说起来我们还是老战友呢。原先我在他们县里工作的时候，他还是民兵队长，后来我提拔他当了干部。一九四九年我当部长他当了干事，一九五○年他又当了区委书记。一九五一年我们一块来这个县，我当组织部长，他当了宣传部长，一九五二年上级又提拔他当了副书记。从这以后，我们的关系就不正常了。同志们对他有些意见，他总认为我在拆他的台。”
我特意告诉他，何副书记并没这样说，相反常说自己对马部长的帮助不够。
他不肯听这些，又执意讲了下去：“其实上级提拔他，我又没有意见，至于他老婆评的级低，那是大家的意见，我组织部长又不能包办。”他呷了口茶，继续说：“反正我们俩是搞不下去了。要不他走，要不我走。”
我劝他有意见可提出来正面谈一谈，光这样解决不了问题。
他又说：“现在不能谈了。当了书记还能再听别人的意见吗？这事你不知道，赵书记全明白。……要说起老赵来，那才象个书记呢。又稳当又老练。老何太年青，火气太大，终究……”终究了半天他咧着嘴笑了笑。
我批评了他这种态度。他却把桌子一拍说：“我这人就爱个痛快，你既有意见就提到县委会解决吧！”
茶凉了，烟也光了，我们的交谈也就这样结束了。
事处，我走进了赵书记的办公室，正好何副书记也在那里。我把和马部长交谈的结果说了一遍。赵书记笑了笑说：“这事本来是可以料到的。你没有抓住要害啊！”
我问：“啥是他的要害呢？”
赵书记说：“主要是提拔问题。”
“难道他的问题都产生在这点上吗？”
“虽然不能说完全如此，但总可以说这是问题的总根源。”
我还有甚么话说呢？很想听听何副书记的意见，他却低头坐在那里一声也不啃。
“批评的方法也有毛病。”赵书记又指出了我的缺点：
“你应当先肯定他的成绩，再提缺点……”
“难道我们的批评应当有一个不变的公式吗？”何副书记站起来问，“按你的意思，要批评一个同志就必须是优点一、二、三，缺点一、二、三罗。”
“虽然不应当那么机械，但也应该全面。”赵书记说。
何副书记又问：“如果说马端的问题是提拔问题，你打算怎么办呢？”
“那就该提拔。”赵书记又补充道，“这个问题虽然不在咱们的职权范围之内，但咱们可以建议。”
“既然这样，我们就应该把所有犯这样错误的人都加以提拔。”我说。
赵书记笑了笑说：“话是不能那么讲，但我们是领导干部，我们是党的一级组织的代表，我们不能不考虑这些问题。”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何副书记的声音提高了：“马端同志的问题，远不是你所讲的提拔问题了。就说他是提拔问题，那我们也只能在帮助他改正缺点的基础上去提拔他，而不应当把提拔当成帮助他改正缺点的条件。”
我不禁说了声：“是呀，这是党的原则……”
“原则谁也知道，但原则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
于是我们三个人争论起来了，争得面红耳赤的。最后，我提议召开一次县委会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但是老赵认为，马端同志是县委委员，处理他的问题还是慎重一点好，应该请示一下地委再作决定。
原先，我们县的重点乡是马部长负责掌握的。有一次县委开会时，他提出怎么也不愿干这重点乡的工作了。在他一再要求下，县委同意了他的意见，决定让我分担了重点乡的领导工作。
我到民利乡时乡干部都不在，民校教员李天成要我先到他家去歇一会。在他家我刚喝了口水，从外边跑进来一群年青人，他们看见我这个稀罕的客人，就嘻嘻笑笑地说：“我们以为是吃药的先生回来啦，原来不是啊！”
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笑着问他们吃药的先生是哪一个。年青人们都笑着跑了。
民校教员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我。他说：
“这个故事是马部长的，这是个真实的故事，真的，我没有添枝加叶。
“马部长虽然常来我们这乡，可是他从来也没参加过一次群众会或社员会。大小事情差不多都是他带来的干事王青同志做，他就是指手划脚地指拨几下。
“有一回，王青同志到永利农业社去了，永昌社讨论包工，社员们提出一大堆问题，社干部解决不了，就去请马部长了。第一次马部长说等王干事回来再说，叫社员们先吵一会。第二次马部长说，反正公平合理就对了，叫干部们看着办。会议一直开到多半夜，事情还没闹清。没办法了，正副主任和全体管委一齐出马才把马部长请来。
“马部长一到了会场，社员们就提问题了。有的问，定额该怎闹呀？有的问，包工以后牲畜、农具该怎么用？也有的提出，包工以后劳动卡片该怎用呀？你知道马部长怎么啦？”
我还没有说话。他又接着说：
“大冷的天，可是马部长直冒汗。他啃了半天才开了口。他说：‘老乡们。俗语说，三人齐了心，黄土变成金，这就是说众人捧柴火焰高啊！组织起来是由穷到富的必由之路。要办好合作社就一定要团结互助，不要光吵吵。这就得大家有大公无私的精神，这就得党员带头。至于，至于你们提出的问题，是，是，是这么回事。包工定额要公平合理，人人满意，不要过高也不要过低。评工一定要民主协商，同工同酬。农具，农具……以前怎么用现在还怎么用。还有卡片，这好闹。你们找别的社问问，和人家交流一下经验就行啦。最后，你们还应当注意，一定要多动脑子找窃门，想办法。不要忘记，三个臭皮匠能顶个诸葛亮’。”
说到这里，李天成笑了笑说：“你想一想，人家小娃娃都知道黄土变成金，谁还听他这一套呢，有些人就失望地叹开气啦，有些人使劲在地下磕烟灰。马部长看着不对，就抬起手腕叫社主任看了看表，偷偷地说：‘还有五分钟，我要吃药去，’就溜走了。以后，马部长‘吃药’的故事就这样传开了。”
也许这就是马部长一再要求换人的原因吧！
我在重点乡呆了几天，还听到不少的反映。有些人说马部长爱吃饺子，爱说头疼，也有人说马部长爱发脾气，总而言之说法很多。这些都不提它了。
值得说明的是我们这个重点乡一直没有起了重点的作用。一九五三年，生产任务没完成。一九五四年统购任务差了八十万斤。合作社问题也很多，干部们都说：“重点年年搞，人马真不少，成绩一大堆，经验向人要。”
七月二十五日下午，县委会讨论整党建党工作，马部长宣读了一篇报告。原文是这样写的：
在总路线灯塔的光辉照耀下，我们在完成各项中心任务的基础上，在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和全体干部的积极努力下，胜利的完成了整党建党工作，给今后农村各项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县原有党员××××名，在总路线灯塔的光辉照耀下，我们发展了×××名优秀的，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具有高度水平的先进的新党员。在党的政策的指导下，我们清洗了××名思想落后，自私自利，不可救药的分子。扩大了党的队伍，纯洁了党的组织。
总起来看，工作是顺利的、正常的，同时也是健康的。但是成绩是在党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是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取得的，是全体干部的努力下取得的。我们的经验有以下几点；
一 必须在党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大张旗鼓地、全力以赴地宣传整党建党的方针政策，才能顺利开展整党建党工作。
二 必须按照党的政策，由内到外打通思想，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三 领导干部必须深入重点创造经验，才能指导全面。
但是，我们的工作中仍有不少的缺点，我们必须接受这些教训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马部长宣读完毕，县委会就开始讨论。
首先发言的是公安局长李玉铭同志。他说：“这个报告虽然不长，‘光辉照耀’实在不少，可以说是一个‘光辉照耀’的报告。象这样的报告，多不如少，少不如没有。我的意见干脆重写。”
副县长王立象同志说：“听了半天不知这个报告要说明甚么问题，也不知要叫上级了解甚么问题。我同意老李的意见，重写。”
除了赵、何二位书记没有发言，其他同志都表示同意李、王的意见。
“这事太难说了。”马部长站起来说，“如今是工作好搞，文章难作啊！按上级的要求，报告一定要短小精悍，既不能罗罗索索的讲情况，也不能反来复去地扯问题，这就得有充分时间来准备。可是咱成天下乡，哪有时间搞这个呢？只有靠干事，可是干事那点水平，你给他三番五次的布置了，他还是领会不了你的意图。有甚么办法呢？”
“这可有意思了。”李玉铭同志笑了声，“我们写成这样的报告，能说是因为没时间和没干部吗？”
“那你叫我怎么说呢？”
经过了半天的斟酌，何副书记发言了：“不应当这样说，马端同志。”他又转向大家说，“拿这个报告来说，省委早就来电报让准备了。原来干事曾向马部长请示过，马部长让干事自己去写，写完了再审查。马部长下乡后，干事拿着报告的提纲找过我，写完后他又来找我，我帮他做了修改，又告诉他再交马部长审查一下。这是前十天的事了，当时马部长已回来三四天了。这不能说没时间。至于干事的问题，我还想多说几句……”马部长没话了，他只是盯着领袖象咬嘴唇。
赵书记不放心地瞪了何副书记一眼，象是要说甚么，又没有说出来。
何副书记继续说：“我认为干事也够辛苦了。今天再不应该责备他们了。实在说，他们替我们办的事也太多了，我们的报告、讲话、发言、总结，都是干事替我们拟好草稿我们拿着去念。不知大家怎么看，我总认为与其这样，还不如让干事自己去念，因为人家会念得更好。拿这篇报告来讲，我觉得干事交给我看的那一份还真是一篇有情况，有问题，有分析，有办法的报告。”
他还想说下去，但被马部长打断了。马部长说：“既然是那样，你可以让干事来当部长，我们都可以退职住养老院！”
赵书记更担心了，他用那特有的老练的声调说：“我们今天主要是研究工作，当然联系到人的意见可以谈。但我们应掌握与人为善的精神。另外，老马同志也不要激动，应当知道，我们应该是言者无罪，闻着足戒啊！”
很可惜，这种圆满的调解只在消散马部长的怒气上起了点作用，何副书记并没有注意这些。他说：“今天我们绝不是对任何人过不去，而是应当从这自欺欺人的状态中清醒了。前几天我曾听到有些干部反映说，‘如今到底不知谁领导谁了，部长成了干事的传话机啦。’我听到这些反映就找了几个同志来了解情况，他们说：‘我们只感到现在的部长太好当了，大事有书记，小事有干事，自己是一问三不管。所以大家有些议论。’同志们，这对我们来说是多么辛辣的批评啊！可是再冷静一点想，就可以肯定，这种嘲笑是公正的。”
马部长又不安静了，赵书记又小心地进行调解了。但是，争论既是已经开始，问题既是没有解决，赵书记的调解工作只能够起火上添油的作用。结果是，全体到会者都对马端提起意见来了。
最后，马部长站起来发言了：“同志们对报告提意见我没有意见。不过有两点必须申明。一个是我受不了这种打击；另外我请求领导调动我的工作。”说罢，他就扒到桌子上了。
大家的意见更大了，大部分同志都要发言。
赵书记连忙站起来说：“今天的会开的不太好。在党的会议上有分歧意见是可以的，但我们不一定要吵架。我希望同志们都冷静点，不要把大小事都当成原则问题。最重要的还是不要把分歧意见变成个人成见。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里，同志们有意见再抽时间谈吧。”随后他又补充了一句：“老马同志也不要感情用事。回头咱们再谈一谈。”
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天我见到王青同志，顺便打听了那篇报告的情况。他说，平常马部长对部里的材料向来都不过问，所有的报告都是由他们来写，写完送到马部长那里，有时他看也不看就写上“送赵书记审查”的字样给转走了。这次因为是给省委的报告，马部长特意让王青同志念了一次。念完后马部长说，这样的报告是婆娘的裹脚布，送上去省委定要说我们是吃干饭的。所以决定重写。怎么写呢？马部长指示了三点：第一是要短小精悍；第二要缺点少谈；第三字眼要新鲜。当时王青同志表示有些作难，马部长就找了几本文件参考着念了起来，王青就根据马部长的授意整理成了这篇报告。后来又经过马部长三次审查，才最后定稿。
没出赵书记所料，这次会议后，马部长和何副书记的关系更加恶化了。
马部长接二连三地请求调工作，并声言：“不管职务大小，只要独立就好。再不愿干这受气的差事了。”
不知道为甚么，在一般人中却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就是马部长资格老，看不起何副书记；何副书记工作虽然精干，可是不善于团结干部。有极少数的人甚至说何副书记有点自满，想压倒马部长。
过了一些时候，这股风就传到地委领导同志的耳朵里了。
地委领导同志怎么看这事呢？地委组织部刘部长在和我的一次谈话中表示：“大家的议论是最公正的。”因为，“按一般规律来推断，既成了关系问题，就不是一方的责任了。”对于何生同志他的看法是：“工作上积极热情是事实。但很可能有些骄傲自满情绪。因为这是一般青年干部的通病。”他说，“何生同志好象过去也闹过这些问题，某些地委委员也有这样的印象。”最后，刘部长让我转告赵书记，他认为这些问题不是甚么原则问题，县委是可以解决的。至于马端同志的工作问题，领导上正在考虑。他同时还指示，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应当更多地帮助何生同志，让他加强思想锻炼，改进工作方法。”
这很使我惊奇，为甚么我们有些领导同志就善于从一般印象中来了解干部呢？为甚么只善于用一般规律来推断问题呢？难道只要是青年干部就必有骄傲自满吗？难道只要有了所谓关系问题责任就应当均摊吗？难道地委十几个委员不可以下去具体地了解一下情况吗？
在这一大堆问题面前，我是不应当沉默的。我告诉刘部长，我认为何副书记和马部长的问题并不是所谓关系问题，而是两种思想的斗争问题。在这种斗争中，何生同志并没有过错。至于有些人对何生同志有意见并不奇怪，我们不应当拿这种意见去吓唬他，而应当从多方面去支持他。另外我也建议地委应派专人去了解这一问题，因为这并不是甚么无原则的小问题。
刘部长说我的意见“很好”，地委应当考虑。但他又说，“现在工作很忙”，还是让县委解决。
赵书记非常同意刘部长的意见，但他不主张为此事再开全体县委会，怕人多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影响马端的威信。因此就决定以刘部长的意见为基础，由他、何、马、我开个小会来解决。
下午二点半我们开会了。
当我们四人坐到一个桌子上时，马部长把帽子捂在鼻梁上，象是在“考虑问题”……
我就如实地传达了刘部长的意见。
首先，何生同志检讨了他平时跟马端同志个别谈得不够，等有了问题以后，在会议上批评得多，这就引起了马端同志的反感。
听了这段发言，赵书记大大的松了口气，于是发表意见了：“老何这种精神很好。我们只有把基本态度对头，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老马，你也谈谈吧。”
马部长经过一番考虑后说：“其实、其实我对老何没有多少意见。我要求调工作主要是……主要是感到自己能力低。这点大家也都知道。关于缺点，人人都有，谁也不是十全十美的马列主义者。我也应该检查。只有检查才能进步。”
会议很平静了，赵书记很满意这个良好的开端。为了促进这种缓和的气氛，他又说话了：“这个问题上我也有责任呀，如果早能这样谈谈不就没事了吗？”
“问题也不能这样说。”何副书记说，“我认为既要解决问题，就应当把真实的意见拿出来。拿刘部长对我的批评来说，比如他说我对马部长不够尊重，说我自高自大，甚至说我在这些问题上是在闹无原则的纠纷，因此使马部长感到在这里受气，说我攻击他。我觉得上级是听了片面的反映，……”
马部长干笑了一声说：“现在是解决咱们的问题，不需要议论刘部长，难道人家的水平还不如咱们高？”
“我是经过考虑才这样说的。”何副书记并没有激动，“我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态度来对待生活：假如我害怕别人有意见，怕惹是非，怕给上级留个坏印象，那我完全可以给自己安排一种风平浪静的生活；我可以不去批评任何一个人，就是批评，也可以把话说得温和婉转，悦耳顺听。对上级我也可以不提任何意见。这样做既能减少下边的意见，又能取得上级的好感，对我个人来说并没有甚么坏处。可是我不能那么办。党员的良心让我不能那么办。我不能看着工作中的错误不动声色，我不愿意隐藏了自己的真实情感去追求甚么老练和涵养，我不愿意歪着心眼去顺从任何一个人。”
“话还是不要太往远扯，谈咱们的问题吧。”赵书记插了一句。
何副书记没有理他，按着说：“上级既然听到了反映，我们的会蘸就应当把反映的情况搞清楚。”
我也表示同意他的意见。
马部长不满地盯了我一眼。赵书记也叫了声：“老荔！”好象在告诉我少说话。
何副书记又说：“是这样，过去我们就缺少这种真实的交谈，因此我们有了隔阂。”他又极其情感地说：“马端同志，我觉得你的问题是严重的。我希望你再不要说甚么能力低和没文化了。我认为情况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我们把自己看得太高，才向党要更高的地位和更厚的报酬。这种要求对不对，我想你是知道的。……”
马部长把手一挥说：“大道理谁也知道！”
“但是又并不知道。”何副书记又说：“你斤斤计较甚么通讯员服侍的冷热呀，房子和家具的好坏呀……有时候我倒这么想，更高的职务对我们这些人的好处并不会太大，常常倒会把我们养成一个高喊大叫、指手划脚的有无皆可的人物。”
马部长把头一歪，哼了一声。
何副书记又有点激动了：“马部长！拿咱们的关系来说，我应当关心你。我不愿意让我的战友在我的眼前堕落下去。”
“够啦，够啦！我老马一不拐，二不傻，我不用拐棍能走路，请你别给我上政治课了！”
和解的可能没有了，事情总不能如人所愿，赵书记也激动地说：“你们就不能检查一下自己？”
沉默了好大一会，真闷的人头疼。
我小声问赵书记会议是否就这样结束。
赵书记却提高嗓门答到：“不这样有甚么办法呢？”他好想用这种怪怨去启发别人来检讨，别人却仍然是沉默……
马部长首先离开了会议室。
何副书记也跟了出去。
赵书记也走了。
这之后不久，何生同志被调到地委办公室当主任了。据说是因为他不善于独立工作的缘故。
他走后的第三天，接地委通知，马端同志被提拔为副书记。
半个月后，地委又通知要马副书记到省里学习。赵书记非常满意地对我说：“上级终究还是英明的。这样做既解决了和马的问题，又给了马提高的机会。”
马端临走的前一天，我们正在研究他走后的工作分工，他的小女儿哭着跑进会议室对赵书记说：“爸爸和妈妈打架，叔叔快去看看吧！”
赵书记就匆匆地走了。
也许是怕看到那可怕的情景，小玲玲并没有跟着回去。她对我们说：
“今天爸爸回家就噘着嘴，妈妈问了半天，他才说是‘学习去’。妈妈说：‘学习好，该长进长进啦！’爸爸说：‘好！你去。’妈妈说：‘要有那资格就当书记啦。’停了会，爸爸又说：‘长期学习！一去就得两年！’妈妈说：‘两年怕甚么呀，家里你丢不下吗？’爸爸说：‘太紧，受不了，又没房子，又没通讯员。’另外他还说：‘怕考不上丢人！’妈妈说：‘你不该忘记打鬼子的日子！当了几年部长把骨头也变酥啦。’爸爸说了声：‘你懂个屁！’打了妈妈两巴掌。妈妈就和他打起来了。”
她说完了事情的经过，又奇怪地问我：“叔叔，你看爸爸多怪，学习有什么不好呢？”
是呀，我怎么回答她呢？……
当天晚上，赵书记告诉我们说：“家务事，很难弄清个是非。”关于老马的学习问题，他说：“地委已同意调别人了。老马仍然下乡去，我相信，在新的情况下，他是会做出成绩来的。”
一件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最近一周内，地委会接到三份材料。
一份是民利乡群众的控诉，说马副书记在民利乡搞粮食统购统销中，让干部不择手段地来完成任务，并把青年团干部常玉山员打农民高二虎搞出五斗粮食的行为总结成经验加以推广。他又亲自下手捆打了农民张四和并下令冻了刘来柱。材料的最后说，在马副书记的带动与支持下，该乡十五个农民受了捆、冻、打、吊。群众联名要求维护人权，严正国法。
第二份材料是“人民日报”转来的读者来信，控告马副书记毒打老婆，要求有关部门严肃处理。
第三份是县检察院根据群众的要求要依法惩处马端。
在这三方面的催促下，地委召开了临时会议，决定由地委李书记亲自出马处理此事，并让何生同志和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秘书也参加了这一案件的处理。
李书记等来到的第四天，县委召开了县委扩大干部会议。
会议是赵书记主持的，他说：“马端事件的性质是十分严重的。上级党委解决此事也是十分及时的。但我们却一直没有发现此事。”他停了下又说，“有些虽然发现了，但、但，但我们十分麻痹，十分麻痹。”说完，他擦了擦满头的大汗，请地委书记指示。
李书记说：“没有甚么可指示的。我们是被群众捏住鼻子拉来的，只有听取大家的意见了。”
干部们纷纷要求发言了……